回忆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历
2022-07-02 15:13:07  来源：唐山党史网 作者：刘居崑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期间我虽没有直接奔赴前线对日进行面对面的厮杀，但我是这场战争近距离的亲历者、目击者。我和我的家庭在抗日战争中的遭遇，从一个侧面证明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伤害和深重灾难，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罄竹难书，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结下的深仇大恨将世世代代铭记在心。同时我也亲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游击队、八路军同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的这场人民战争做出的不懈努力和牺牲，是他们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小日本打过来了”这句话很快在华北成为事实。

　　“小日本打过来了!” 这句话是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侵略中国开始的。小日本侵占东北后，杀人放火、抢劫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日本占领后，中国人就成了任人宰割的亡国奴。因此，东北三省很多老百姓扶老携幼纷纷逃到关内以求生存。

　　我原籍冀南邢台市威县东堂村，是冀南地区比较富庶的地区，多数老百姓过着和和美美，平安幸福的生活。我家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姐姐和我6人，属于30亩地一头牛，有吃有穿无忧愁的家庭，再加上我父亲在本村任小学教师，每月还有津贴，比一般只靠农业为生的农户显得更加富裕一些。

　　然而，好景不长，日本侵略者在1937年7月7日制造了卢沟桥事件，爆发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从此中华民族陷入了水深火热的深渊。“日本人打过来了”这句话，很快变成了冀南大地上的现实。邢台、南宫、威县、清河一带的较大集镇都陆续被日本侵略者占领。驻扎在这些地区的日伪军以围剿八路军、游击队查找共产党为名，经常到农村扫荡，组织铁壁合围”实施“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村村有人被杀，家家户户被抢，有的户还被烧光。老百姓饲养的牛、羊、猪、鸡也都在一次次扫荡中被抢走，群众生活难以为继。

　　学校停办了，我父亲刘辉山(中共地下党员、在游击区曾以卖挂面为掩护做地下工作)也离开家参加了抗日政府组建的战委会。我们村不少青壮年都在我父亲的带动下参加了游击队。种地只能靠留在农村的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我只有六、七岁，就和爷爷一起拉梨、拉耙、拉车，从事重体力劳动。当时，农业经营粗放，粮食减产，家家户户吃了上顿没下顿，生活非常艰难。

　　二、母亲被打、房屋被烧，敌占区群众沦为亡国奴。

　　1938年秋，日伪军组织了一次大规模扫荡。老百姓根据过去的经验;向没有枪声的方向奔跑。可是这一次没有枪声的地方也有敌人，包围圈越缩越小，外逃的群众都被赶了回来，由于汉奸告密，把凡是青壮年没在家的户集中盘问，当问到我奶奶“你儿子去哪了”?我奶奶说：“去串亲戚了”。有两个伪军一面说：“不老实”,一面用枪拖砸向我奶奶头部，这时我母亲正在奶奶身旁，忙把奶奶挡在身后，抢托落在了母亲嘴上，上下两排八颗门牙被砸下来，顿时鲜血流满前胸，我和姐姐哭喊着扑向母亲，众乡亲也都哭喊着乱成一团。在老百姓一阵阵的哭喊声中，日伪军气急败坏的逼迫老百姓搬来秫秸，浇上棉花籽油在屋内放起火来，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房樑烧断、房顶垮塌成为一片废墟。傍晚时分，扫荡的日伪军才带着抢来的东西离开村子。

　　由于当时是敌占区，我们八路军、游击队只能在晚上趁着夜色掩护开展工作，因我家三间北屋、两间配房全部烧成废墟，无处安身。我父亲的警卫员刘春(我同族的叔叔)闻信赶来，把我爷爷、奶奶安置在离县城较近的姑姑家，把我和母亲、姐姐转移到了南宫、威县、清河的结合部游击区。当时，清江县抗日政府已经成立，这三个县的结合部是清江县抗日政府的活动区域，首任县长关彬(邱县庄头村人，后调任冀南行署财经委主任)、我父亲刘辉山任清江县抗日政府二区区长(多次调动后任河北省保定干部疗养院院长，于1972年病故;享年66岁)。从此，我的家也成了居无定所、打游击的游民，靠抗日政府资助生活，所以我和姐姐都是自幼由共产党供养大的，也是由共产党自幼培养的继承人。在幼小的心灵深处，党的组织就是我的家，党的事业就是我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共产党也是我全家生命所在。

　　三、人祸加剧天灾降临，老百姓靠野菜树皮保命。

　　1937年以来，在冀南大地上侵华日军的统治日益加剧，又遭遇了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几百年一遇的大旱灾。兵荒马乱加天灾，给冀南一带百姓造成的悲惨状况不堪回首。

　　1942年盘踞在冀南的日本侵略者在实施“三光”政策的同时，1943年不仅又组织了多次大规模扫荡，还在各村强征大批民工修建炮楼，到处挖封锁沟，印发“良民证”。用封锁沟把群众分片封锁管理起来，从这一片到另一片的人必须经过炮楼的哨卡，验良民证后放行，用这种统治方法防止八路军、游击队的活动。日军还在各村建立了村公所，负责定期向炮楼报告游击队活动和村民的治安动向，向炮楼送粮送菜及各种副食，如不按时送到就扣压村公所的人员，无故杀害老百姓的事时有发生。提心吊胆的亡国奴生活，压的老百姓喘不过气来。从敌占区逃出来的人们说：“在村里看不见笑脸、听不见笑声，街上只能见到一些老弱病残。青壮年也都留起了胡须装扮成老年人，妇女个个是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像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以防受到伤害。村里晚上听不到狗叫，黎明听不到鸡鸣，寂静的怕人。来自老家看我们的叔叔30多岁，留着很长的胡须，像七、八十岁的老头。

　　在农村常听到的一句话：“祸不单行”。本来在日本侵略者统治、压榨下，难以生存，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1943年大旱灾八个月没下雨，麦子颗粒无收，秋作物没有种上，冀南一带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有的农户仅有的一点存粮也被日伪军一次次扫荡中抢劫一空，百姓的生活异常艰苦。

　　四、舅父在与日伪军作战中壮烈牺牲。

　　我舅父蒋祝三(威县蒋庄人，任清江县武装科长)每次战斗中都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于1943年秋在清江县(现清河县)牛家寨与扫荡的日伪军作战时负重伤。当时我和母亲住在前屯村，这个村抗日基础较好，很多堡垒户在环境残酷时掩护过不少八路军、游击队和抗日政府的干部。我舅舅负伤后，经过战士们一天一夜的奔波，把我舅舅抬到了前屯村的关帝庙里，晚饭后告诉了我母亲，母亲带我去看了躺在担架上的舅舅。看护他的战士说：“舅舅是带领游击队员向日本鬼子进攻时负伤的”。伤情很严重，上半身全用纱布裹着，肠子流出体外又塞了回去，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头部无伤有时还清醒，清醒时他拉着我母亲和我的手，含着眼泪断断续续的说：“我怕不行了，你要照顾好母亲和小敏(他唯一的女儿蒋志敏)。崑、你要记住舅舅的话，舅舅是被日本鬼子打死的，很多人都是日本人打死的，你长大了要报仇!”舅舅说完撒开了双手，安静的闭上了双眼。我和母亲哭的泣不成声，精神恍惚的被搀回家。每当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时，眼泪都会止不住掉下来，一次又一次的激起我对日本侵略者的切齿仇恨。舅舅去世时年仅29岁，年迈的姥姥和妗子相依为命，除自己种地外，抗日政府每年都对烈士 家属不定期的发给粮食、衣物等生活物资。对舅舅唯一留下的女儿——蒋志敏，我母亲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养育至冀南一中毕业后，与清江县抗日政府秘书王希明结婚，1949年3月他们夫妇南下到湖南工作。至此我母亲才完成了抚养烈士后代蒋志敏姐姐的任务。

　　解放后，我舅父蒋祝三的遗骨安葬于南宫冀南烈士陵园。每年清明节我都想起舅父的壮烈牺牲，遥寄对他的哀思和他对我的临终教诲，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牢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五、挖地洞，钻地洞，两次遇险。

　　1937年至1943年七月间，华北一带的广阔大平原，大部分地区都在日本侵略者的占据之下。地势平坦，一望无际，再加上炮楼林立，封锁沟纵横交错，扫荡不断，对我们游击队、八路军，抗日政府活动和开展工作非常不利。在平原地区开展工作，只能利用树林、青纱帐及夜晚活动。受历史的启发和冀中地道战的影响，冀南一带开展了地道战，各地都挖了不同类型的地道(洞)，简单的只能藏些粮食、衣物，有的还可以藏人。也有的洞与洞相通，村与村相连，能躲藏，能转移，能利用地下工事打击敌人，能攻能守，在平原地区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威县大庙里村的炮楼，就是八路军挖地道挖至炮楼底下放入炸药，把炮楼炸掉的。住在炮楼的敌人也昼夜担心来自地下的爆炸把炮楼炸坍，惶惶不可终日。

　　我在离开老家前，参加了我村刘家几户人在村东树林里的沙地挖地洞时，因沙质土地没有支撑力而坍塌，我和两个叔伯哥都被埋在洞里，他俩挣扎爬出后脱险，我因在洞内最里面，被沙土埋了很长时间才被扒出来。据叔叔们讲，扒出后脸已成紫色，鼻子出血，已无呼吸。经过在场的人们，掐人中、压胸拍背一番折腾我才慢慢苏醒过来。被抬回家后，又喝了朱砂水。据在场的人们说，再晚一会儿就难救活了。有了这次教训，人们在挖洞时，都请教上年纪的人，看看土质是立土还是横土，立土才有支撑力，在沙土的地方挖洞必须要用木架支撑，从此再没有在沙土岗子上掏地洞了。

　　1943年底，鬼子在清江县的最后一次扫荡，敌人纠集了南宫、清河、临清的三股日伪军，企图围剿消灭清江县政府和游击队。我方在无处转移的情况下，化整为零，有的钻入地洞，有的潜藏于广大老百姓之中，我随父亲和他的警卫员刘春正在前屯堡垒户姜庆丰的家里了解情况，突然枪声四起。因不明敌情，盲目外逃会更加危险。姜庆丰急中生智，拉我们三人到他家正在榨油的油坊中，掀开炒锅后面炕上的洞口，把我们三个藏在了洞里。没想到只能容纳四五个人的地洞，因炒锅的烟道被老鼠与地洞盗通，炒锅下的烟全部灌入地洞，无法排出，洞内烟雾弥漫严重缺氧，空气越来越稀薄，渐渐头晕恶心，体力不支。这时洞外日本鬼子的马蹄声、嘈杂的喊叫声乱成一团。这个洞又没有其他出口，只好在洞里忍耐。大约进洞已有吃顿饭的工夫，我已被烟熏缺氧，不省人事。我父亲也支持不住了，冒着生命危险，刘春推开了盖洞口的盖子，把我推出洞口后，我父亲也不省人事。刘春在洞里向上推，洞外的人向上拉，才把我父亲拉上来。刘春年轻体壮，是他自己爬上来的，幸亏扫荡的敌人刚离开油坊。房东姜庆丰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解放后，我家和前屯姜庆丰像亲戚一样，经常来往。

　　六、毒瓦斯、机枪扫射，再次危及生命。

　　1943年秋，驻扎在威县侯贯镇的日伪军在日本人“黑鬼子”(因为这个日本人长得黑，老百姓称他“黑鬼子”)的带领下，包围了我母亲、姐姐和冀南四分区十一团团长李所安的夫人居住的侯龄仕村。把全村人都集中到一个干涸的大坑内，“黑鬼子”讲话要群众交出藏在这里的八路军、游击队。一再催促无人应声，气急败坏的“黑鬼子”讲了几句日本话后，日伪军们都戴上了防毒面具，接着敌人把大坑内的群众团团围住后，拿出像手电筒一样的铁筒，搬动头部拉环，顿时喷出越来越浓的黑烟，散发出刺鼻的硫磺和臭鸡蛋味。闻到这股气味后，眼泪、鼻涕涌流不止，咳嗽、哭喊声四起，老百姓拼命四处乱跑，这时敌人又用机枪向跑的群众扫射，天黑时“黑鬼子”才带领日伪军撤走。当晚，听村干部们说，有几位老人咳嗽不止，上气不接下气，不治身亡，还有几个人在机枪的扫射中受了伤。

　　我母亲、姐姐和我，还有李所安团长的夫人只是受了惊吓和毒瓦斯对呼吸系统的伤害，都落下了哮喘的病根。当晚，李所安团长的夫人还请我们吃了顿手擀面。怕“黑鬼子”再来，第二天又一起转移到了仓家庄村。日本侵略者的垂死挣扎，也到了快被消灭的时候。

　　七、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威县人民审判和梦九

　　1943年以来，华北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游击队配合八路军，在各个战场上接连取得了胜利，敌人的力量逐渐被削弱，我们已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各个战场上捷报頻传，《冀南日报》的号外，像雪片一样散发各地。各地人民群众像过年一样，洋溢着欢天喜地的景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消息传到冀南地区后，部队、学校和广大群众纷纷走向街头，锣鼓喧天，欢天喜地，人人都笑得合不拢嘴，从内心涌出了成为了国家主人的喜悦。

　　我的家乡威县是冀南日伪统治的重灾区。1938年5月，徐向前曾抱病指挥一二九师689团，曾一举拿下威县，我军牺牲114人。1939年又被日伪军占领，威县至1945年8月第二次解放击毙伪军2300多人，还在威县东街树立了114烈士纪念碑，每年人们都到烈士纪念碑前献花敬酒。同时，活捉了作恶多端的伪县长和梦九。和梦九在日本侵略者的豢养下，盘踞威县六、七年之久，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罪恶累累罄竹难书，活动在这一代的共产党、八路军、游击队和堡垒户被和梦九的伪军抓住后，无一生还。只要被他们抓到后，都要遭受严刑拷打，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酷刑，还有的把两个手钉到墙上，让日本狼狗活活咬死，也有的把人绑在树上，作为靶标，从腿部起一步一步向上射击致死。酷刑之多，惨绝人寰，成为人间地狱。他在威县的六、七年中，全县有7000多人惨死于他们的屠刀下，饮恨黄泉，全县的老百姓对和梦九恨之入骨。审判和梦九时，各村都派了代表，很多受害者的家属，义愤填膺，有的带着刀子、镰刀、剪子，要求把和梦九千刀万剐，人民群众终于报了多年的仇恨。邢台是河北省南部的较大城市，在1945年9月24日解放，成为河北省第一个解放的较大城市，之后，在这一系列城市解放中，我同全国人民一起分享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喜悦和幸福。

　　1992年2月，经组织批准，我在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的岗位上离休。现在我已是年过八旬的耄耋老人，在两个女儿和姑爷及晚辈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下，生活安宁、心情舒畅，但每每回忆起抗战这段经历，我的心情就不能平静，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祖国强大，才能抵御外辱，免遭侵略，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作者原为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07-02 15: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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