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张晋口述历史 还原那个浴血奋战的岁月
2022-08-16 15:35:45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点击：  复制链接

 

　　2015年8月31日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大江南北响彻“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口号，国共两党于1937年下半年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挺进敌后

　　根据国共合作协议，1937年8月，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及陕北工农红军等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同年10月，将把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由此开启了全民抗战的新局面。

　　张晋：陆房战斗开辟山东抗日新局面

　　个人简介

　　张晋，1922年4月出生在山东省肥城县一个农民家庭，接受过几年的高小教育，1938年参加革命，后任平原省军区独立12团副团长，解放后任北京军区后勤部装备部部长。

　　高小辍学后，张晋来到大连谋生，在这里他首次尝到了“亡国奴”的滋味。有一天张晋推着一辆自行车从胡同上马路，刚一出胡同口就遇到一个日本人，那个日本人二话不说，上来就扇了他两记耳光，张晋也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打他，这两记耳光也像一顿闷棍，打出来张晋对日本人的仇恨。他意识到，亡国奴的滋味就是这样，不仅吃不饱饭，还挨打受气。

　　1937年1月，张晋母亲病重，他便从大连回到了老家。卢沟桥事变后，张晋最初参加了村里老百姓自发组织的自卫队，也叫“红枪会”，他们背着红缨枪，扛着大刀展开一些抗日活动。当地高小的校长也组织了钢枪队，队里有几棵土枪，钢枪队还用这些武器和日军打过仗。

　　没过多久，张晋离开村子，参加了肥城县保安大队。当时，老百姓判断一个部队好坏的标准很简单：日本人来了以后，要是抵抗，就是好军队;要是撒腿就跑，就是坏军队。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开始在当地展开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初，共产党在泰安肥城、泰西地区成立了自卫团，段君毅、万里等同志积极发展当地抗日力量，当时已经已经发展出17个大队。

　　自制集束手榴弹抵挡日军进攻

　　1938年12月，八路军115师在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的率领下挺近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1939年的3月份，115师来到肥城，对张晋所在的当地队伍进行了整编，张晋参加了鲁西支队，由鲁西军区管辖，军区司令是杨勇。1939年4月，115师抵达泰西。泰西的战略地位很重要，它能威胁到日军在济南、徐州的部署，也能给津浦铁路带来直接的破坏。因此，当八路军115师到了泰西后，日军决心要消灭115师。

　　5月10日，115师在肥城县陆房一带与日军遭遇，即著名的陆房战斗。日军8000余人，100多辆坦克、100多辆汽车，100余门重炮，由第12军司令官尾高龟藏中将指挥，分9路围攻泰西抗日根据地，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

　　115师没想到敌人来得那么快，所以在5月10号，代师长陈光也下决心突破敌人的围攻计划，转到外线去。当日，陈光决定让部队返回陆房。陆房是山区的核心，西边的肥猪山，海拔五百多米，是这一带山区的主锋。115师以肥猪山为主要阵地进行了部署。11日一早，日军对阵地狂轰烂炸，115师的主力占据有利地形，守住阵地。115师同仇敌忾，挡住了日军上午的进攻。

　　下午两点钟以后，敌人改变了战术，变成集团进攻。115师也做好了应变，在肥猪山边的一个小石桥附近埋伏了一个战斗小组，这个战斗小组自制了集束手榴弹，放在小桥的桥头。当日军攻到小桥时，战斗小组便把集束手榴弹一拉，炸死了十多个日本兵。日军轮番进攻，八路军战斗小组只剩下一名战士，这个战士很聪明，他使了一个计，把他的帽子放到石桥旁边的一个大石头上，吸引敌人的火力，他转到另一个地方隐蔽的地方。在那个隐蔽的地方，只要敌人一上来，他就扔手榴弹，炸死了好多敌人。当这个战士被打中胸部，翻倒在地时，隐藏在附近的部队就一拥而出，把敌人打退。

　　当敌人冲到山头的时候，二连连长龚玉烈掏出驳壳手枪，一枪就把一个日本军官打中，这样又打下去一股敌人。三连的董指导员，当敌人冲到他跟前时，他与敌人展开了格斗，他抱着敌人砍，先后砍倒了几个敌人。最后，董指导员也负了伤，他便和敌人的一个军官抱在一起，滚到悬崖下，同归于尽。

　　经过一天的浴血奋战，115师终于守住了阵地，夜幕降临，日军停止了进攻。

　　麦地掩护突围部队

　　为了保住有生力量，115师决定晚上突围，并留下几个小分队在山上掩护大部队突围，同时吸引牵制敌人。

　　在夜间突围的时候，大家都不熟悉道路，碰见一个宋大爷，他主动地找到团长政委，给八路军带路。趁着夜色，大部队有惊无险的避开了日军。当大部队跳出重围松口气的时候，忽然听到后边传来“得得”声，大家仔细一听，知是日军的骑兵追来了。部队首长下令，让大家分散在路两旁的麦田里卧倒隐蔽。风吹麦浪起伏摇动，掩盖在战士们的身上，日军骑兵从此经过，却没有发现在这里潜伏着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

　　天亮后，日军又发起攻击，当日军步兵小心翼翼爬上山头，攻入师部驻地后，却找不到八路军的影子。日军驻山东最高司令尾高龟藏脑羞成怒，对陆房一带村庄进行疯狂屠杀。最可气的是，日军抓了十几个老百姓，他们给这些人换上八路军的衣服，并把他们作为“俘虏”的八路军和尾高龟藏放在一起拍照，给到东京的媒体，宣称“陆房大战”。

　　就这样，115师凭险据守，给与日军以沉重的打击。经过一天的激战，毙敌1300余人，夜晚胜利突围，我军伤亡200多精干力量。本次战役，粉碎了敌人的合围，保卫了抗日力量，从此，山东抗日战争出现了新的局面。此次胜利震动了全国，连蒋介石发来贺电称：“殊堪嘉慰”。

　　杨永松：部队憋着一股劲要打好第一仗

　　个人简介

　　1919年7月生于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百侯镇侯南村。1930年在永定县委参加革命工作。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平型关战斗时任115师685团政治处技术书记。1945年12月底任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1953年1月调华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主任，1955年授少将军衔。1957年任北京军区工程兵副政委，1968年任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1981年以副兵团级离休。

　　部队改编后珍藏红五星帽子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开始往北撤，到了陕甘边地区实行整训，加强时事教育和思想动员，党中央则召开了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的报告，阐明民族矛盾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日热忱，二十九军的抗日战斗，也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在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方面加紧同国民党谈判，一方面红军从陕甘边界向西安附近集结。

　　1937年8月23日，红军第一军团在三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15师。115师被编为两个旅，一个旅两个团。343旅是红一军的部队改编，344旅是红十五军团部队改编。杨永松所在的红二师就改编为343旅685团，红四师改编为686团。

　　在出发之前，召开了誓师大会。因为要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所以红军也要换衣服、换帽子。当时红军的帽子是红五星帽子，要换成青天白日帽子。很多战士因为随红军征战多年，对红军有深厚的感情，舍不得换下红五星帽子，但是为了抗战的需要，忍痛把帽子摘下来放到包袱里面，作为永久的纪念。

　　1937年8月24号，杨永松所在的685团作为前卫，首先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部队经过富平、韩城等地，在芝川渡黄河向侯马前进。经过荣河县、万泉县(现为万荣县)时，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桌子上面摆着点心，八路军战士们没有一个人过去拿，可见纪律非常严格。

　　在侯马等了三、四天，火车才来。这些车皮，有的运过骑兵，车皮又脏又臭;有的运过煤，上去以后弄得人的脸都是黑的。但是大家想着要上前线抗战，这种脏和臭又算得了什么呢。

　　抄日军后路牵制日军

　　按照与阎锡山商定的作战计划，八路军115师向平型关前线大营集结。在原平下了火车后，115师急行军奔赴大营。在路上碰见从前线退回来的阎锡山军队。杨永松看到这些队伍非常整齐。有的八路军战士们就问他们为什么这么整齐?原来，他们离敌人还有几十里路，听到炮一响或者飞机一响，就往后撤。他们还给八路军说日军的炮和飞机好厉害。八路军战士们问他们：厉害到什么程度啊?你们伤了多少人?他们又说不知道。这使得八路军战士下决心，非得打个好仗。

　　当时，晋绥军和中央军在平型关内长城沿线集中了20多个团，准备抵抗日军进攻，八路军则负责深入日军后方寻找机会打击敌人。那时，在灵丘、广灵一带已经沦陷，有一部分日本兵。当地老百姓报告，日本人非常野蛮，老百姓在庄稼地里干活，离公路几里地，日本兵拿着三八式的枪把干农活的老百姓当靶子打，所以群众非常恨日本兵。

　　9月24日晚上12点，部队冒着大雨连夜出发了，部队来到伏击地点，在山上等着进攻开始。战士们都淋湿了，但这并没有影响战士们的情绪，大家还是想着第一仗一定要打好。

　　担任隐蔽伏击任务的是343旅685团和686团。687团接应，另派出小部队打援。25日清晨，设好伏击圈等待了一夜的八路军将士们终于等到了钻入口袋里的日军。

　　进入伏击圈的是从平型关撤下的向东开进的日军汽车队。发起进攻时，师部、旅部发出信号弹，团以下就吹冲锋号。当时685团在左翼，686团在右翼，战士们冲下去，敌人退到对面山上老爷庙和东西泡池村负隅顽抗。大部分被打散的日军藏入公路里的雨裂沟里。按照国内战争的经验，这时可以下去抓俘虏了。结果日军非常狡猾，枪也打得很准，你要一露头，他一枪就在你头上打个洞。八路军也马上改变策略，朝那里扔了一两个手榴弹，再下去就没有日本兵抵抗了。

　　686团负责解决老爷庙里的敌人，687团也加入战斗，战斗非常惨烈，我方伤员很多。被八路军昼夜攻击的敌人乘夜向西北蒋军、阎军阵地突围，由于蒋军、阎军放弃阵地，被围残敌得以突围而逃。

　　这场战斗成为八路军出兵抗战的第一战，顽固的日军遭遇了战斗意志坚决的八路军，八路军在武器装备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取得了首战的艰难胜利。

　　据《正面战场作战记》记载：115师平型关战斗，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多辆，缴获炮1门，步枪300多支，机枪20多挺，炮弹3000多发及大批军用品。取得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

　　吴凡吾：一边打仗一边读书的抗大岁月

　　吴凡吾：1938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抗大总校政治部组织科干事、新四军第二师直属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大连建新工业公司研究学院辅导处主任。建国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人事处处长、政务院专家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西方组组长、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参赞、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局长。1982年9月离休，2014年1月27日去世。

　　1938年，在上海上中学的热血青年吴凡吾决定投奔延安参加抗日，经过艰难的跋涉终于进入抗大，从此成为一名革命战士，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抗大师生一边坚持学习，一边浴血奋战。

　　“大家都觉得已经到了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时很流行的一个歌曲叫《毕业歌》，我一放学回家就把自己关在亭子间里唱，唱到热血沸腾，觉得自己绝不能当亡国奴。”在一些进步师生的影响下，1938年，吴凡吾和一群学生决定去延安，他们从上海到了西安，又从西安步行了9天，终于到了延安。

　　“刚看到延安城门，大家就跳起来狂呼，那种兴奋之情难以言表，路途上的疲劳全都忘记了。在抗大学习了半年我就入党了，在延安宝塔山上进行了宣誓仪式，当时是在山洞里宣誓，我牢牢记住了这几句话：‘牺牲个人，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我从此确立了一生的理想。”

　　吴凡吾回忆，中央有个决策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所以当时很多知识青年投奔延安去上抗大。他记得抗大三周年的时候，毛主席对抗大学员讲话，大意是，你们每一个抗大的学生，都要抗战到底，不能投降，不能叛变，要做抗日先锋，你们到抗大来学习不是来升官发财的，是为一种理想，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这些话，每个抗大学生都印象深刻，深受鼓舞。

　　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抗大的学生采取“游击式”上课方式，一个连队就是一个班，八九十人，最多一百人，为了防备敌人突袭，上课经常上一个小时很快就解散了。吴凡吾表示：“当时在日本鬼子有个说法，说宁可牺牲20个战士，也要换取抗大一个干部，因为抗大干部值钱，抗大培养出来很多军事干部，日本鬼子恨不得把我们当做俘虏的。”

　　吴凡吾所在的连队被称为“知识分子队”，也是有名的“病号队”，因为很多青年学生没有经过长途行军的锻炼，军事素质和体质都很弱。“游击上课”很艰苦，厨师行军的时候背着大锅，一路向当地老百姓买粮食，为学员们烧火做饭，每个学员脖子上都带个米袋子，装的是大米，也有面粉。也会有断粮的时候，学员们只能吃糠菜，甚至还吃过树叶。但在这种情况下，抗大学员们的士气还是很高，很多教员行军很累，走了半年路，但是再累也舍不得丢弃书本教材，因为要给学生们教书，没有参考书，没有教材，老师怎么上课呢?所以老师们只有把自己认为不必要的东西尽量少带，扔在路上。大家团结互助，互相关怀，没有一个人发牢骚。

　　在吴凡吾的记忆中，他认识的几名抗大同志的牺牲令他印象深刻。一位名叫杜禁农的同志，在行军中遭遇敌人突袭，双方近距离用刺刀肉搏，杜禁农被日被鬼子刺中了肚子，刺进去有七八寸深，他竟然把刺刀从自己身体里拔出来，刺进了日本鬼子的身体，敌人被刺死了，他最后也因为流血过多牺牲了。

　　还有一个女孩是个从上海来的娇小姐，为了抗日跑到苏北解放区，在抗大五分校当文工团员，后来团员们到地方打埋伏，她的任务是在一个交通站负责送信，传递情报，结果有一次，日本鬼子扔炸弹把交通站炸了，她当时正好在里面被炸死了。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在路上遭遇鬼子，日本鬼子在后面追，没追上她就开枪把她打死了。她牺牲的时候不到20岁，离开上海的时候，她曾对爸爸说，一胜利我一定回上海回老家，可是她再也回不来了。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是我们的传统;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我们的作风，我对抗大校歌的四句话深有感触。”正是那段艰苦的岁月和这些英勇的抗大同志，让吴凡吾深深体会到了抗大精神和光荣传统。

　　陈海峰 在“山洞医院”坚持救治伤员

　　陈海峰：出生于1912年8月4日，江苏江阴前周乡东篁村人，1939年8月毕业于新四军军医处第二期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1939年至1941年12月历任三支队军医处卫生巡视员、五团二营卫生指导员、五团卫生队长、新四军一师二旅五团卫生队长、皖南新四军前方医院外科病室副室长;1940年12月6日入党;1942年任新四军苏中卫生学校教务主任;1943年任一师老一团卫生队长;1945年任苏浙军区卫生部医政科长兼野战医院院长等职，1946年任华中军区第一后方医院院长;1948年8月任华东军区第一重伤医院院长;1949年8月任福州卫生局长;1982年任卫生部咨询委员会委员;2013年6月17日去世。

　　陈海峰是新四军的一名军医，在激烈的皖南繁昌战斗中，山中有老虎猛兽出没，山外鬼子围追堵截，卫生队的医生们带着近百名伤员，在深山密林中，一边打游击一边治疗，建起了“山洞医院”，在艰苦危险的环境中，救治了大批伤员，使他们重返抗日前线。

　　说起自己工作的新四军医院，是令陈海峰非常自豪的一件事。当时，著名的美国战地记者史沫特莱曾在医院和他们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还和他分在一个小组抬伤员，这位记者娴熟的包扎技术和急救常识令陈海峰非常钦佩。“史沫特莱多次表扬我们，她说新四军的医院是她在抗战中所看到的军队医院里最标准最好的。”

　　陈海峰解释说，新四军医院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是，医生、护士很多都是上海、南京的专业医护人员，例如陈毅的夫人就是中央护士学校毕业的，医生很多是上海医科大学毕业的，东北来的几位医生是辽宁医学院毕业的，还有湘雅医学院来的，湘雅医学院是美国的耶鲁大学在中国办的，他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懂四国语言，是协和医科大学的研究生。所以说，新四军医院的很多护士、护士长，护理部主任和医生，甚至于军医处的医务主任、科长，都是来自名牌大学，素质非常高。

　　正因为有这么多专业的医护人员，新四军医院的管理严格，救治伤员也遵循科学有效的方式。作为卫生员，陈海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止血，给伤员扎止血带，还要在担架上面做记号，扎一个红布条或者白布条。“后方医院的医生看到红布条，就知道伤员重伤流血，有生命危险，要快点进手术室;扎白布条的，表示我们简单处理过了，稍微放一下没关系。这样可以保证重伤员进手术室不耽误时间，分秒必争。”

　　1940年5月，皖南八次繁昌战斗中最激烈的第七次战斗开始，来了一万五千多个鬼子，而且是步兵、骑兵、炮兵、空军配合，差不多城市和镇、大的村庄都被鬼子占领了，新四军的医院大都分散隐蔽起来，陈海峰所在的卫生队带着八九十名伤员进入了深山老林。他们在山里发现了一个废弃的破庙，就把伤员暂时安置在庙里。可是，敌人在山里扫荡，随时会发现这个小庙，到时候重伤员来不及转移怎么办呢?

　　他们发现远处的山顶上有一个洞，他们给它起名叫“月亮洞”，这个大洞底下还有好多个小洞，他们决定把比较重的伤员隐藏到山洞里，“山洞医院”就这样建起来了。

　　隐蔽在山洞里，虽然可以躲过鬼子，但山中猛兽也威胁着他们的生命，晚上他们就把洞门口用石头垒起来。“月亮出来的时候，老虎就下山了。一路”嗷嗷嗷“叫，山都震，不止一只老虎，还有豹子。”其他人晚上睡在小庙里，晚上卫生员还要冒着危险爬到山上去给重伤员换药送饭。

　　最危险的一次，他们的行踪被鬼子发现了，鬼子把这片山都包围起来，从山底下架火烧，山上到处都是竹林，火整整烧了一天，满耳都是“哗哗哗”的树叶烧着的声音，就是这样危急的情况下，医护人员还是在山洞中坚持照顾伤员，并用仅有的几条枪和敌人周旋，最终敌人无功而返。

　　就这样，“山洞医院”一直坚持到八次“繁昌战斗”结束，陈海峰和卫生队的医护人员们把比较重的伤员转到三支队医院去，伤比较轻的战士已经基本康复，他们归队奔赴前线，继续抗战。

责任编辑：张丹 最后更新：2022-08-18 08:4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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