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柯棣华和傅莱
2022-12-01 10:47:06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洛林  点击：  复制链接

　　洛林，1924年生于北平，1933年入香山慈幼院读书，1939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1983年退休。著有回忆录《生命的春天》。

　　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的国际友人，白求恩医院的柯棣华(印度人)和傅莱(奥地利人)，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救命恩人。

　　1942年在晋察冀边区，我随着机关干部队伍，来到驻在唐县葛宫村的“白校”——白求恩医院。大家是来检查身体的。原来，根据地的医疗设备非常缺乏，白求恩医院里的柯棣华和傅莱两位大夫，研究出一个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的办法：利用老百姓浇地的水渠，驱动一台小小的发电机，并在水渠上架个小木桥，桥上建了一间只够两个人使用的小黑屋，屋里装着一台小型X光透视机，就用它来给干部战士们进行肺部的透视检查。

　　大家都检查完了，医院的工作人员拿来一封写好的信，交给我，说：“请你把这封信交给你们单位的领导。”我拿着这封信，非常奇怪地想：“为什么别人检查了身体都没有写信?只有我给了封信，还要交领导?难道是因为我有肺病?”

　　这封信让我陷入了痛苦的回忆：我的四个哥哥全被肺结核先后夺去了生命，母亲也为此哭干了眼泪，但侵略者绝不会给一位伤心欲绝的“支那”母亲丝毫的同情。没想到，噩运也降到了我的头上。1939年在北平协和医院给我检查肺部时，我也被确诊为肺结核患者。当时，15岁的我被迫休学。但假如休学，就不能再搞地下工作。为此，经过我再三向组织上要求，领导上才批准我带着肺结核病来到抗日根据地，当时我还不太了解这个病的严重性，也从没有被这个病压倒过。

　　拿着这封信，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按捺不住那份疑问，最终还是把它拆开看了。唉呀!这一看可不得了，我痛哭起来。原来，信中写的是：这个孩子已经只能再活半年左右，她还年轻，而且，只有一个肺长了肺结核，另一个肺是好的，正符合我们做“人工气胸”试验的条件。希望见信后，送她来白求恩医院进行治疗。

　　一阵巨大的悲痛压迫着我，我情绪低落，恨这场战争，更恨日本人连看病的时间也不留给我。但是，组织上并没有放弃我，领导和同志们反复劝说我接受治疗。我想，暂且“当着活马医”吧，便同意去接受实验治疗。

　　白求恩医院虽然设在农家村庄，各方面的医疗设备十分简陋，但在当时，它却是晋察冀边区唯一的一流医院。另一位姓李的女同志和我同样来做试验。我们不但不懂什么叫“人工气胸疗法”，更不懂什么科学试验，思想上很紧张。傅莱大夫和柯棣华大夫十分重视，他们一面耐心地给我们讲解治疗肺病的重要性，讲解什么叫“人工气胸疗法”，一面亲自带我们去看试验室，边参观边介绍。虽然其程序之复杂令人眼花缭乱，而且由于条件所限，用的是土方法，但了解后心里压力还是减了不少。

　　在20世纪40年代，除了大城市里个别外国医院刚刚有“青霉素”之外，中国还没有治疗肺结核的药，没有土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在当时的敌后根据地，更是缺医少药，许多患上肺结核的干部得不到及时治疗。所以，这两位国际友人创造出这种土法来进行试验，我和李同志被选为第一批的试验者。

　　傅莱大夫分工为我做手术治疗。他十分耐心地向我说明“人工气胸疗法”的好处，甚至在进行手术时，也不断地讲述：“这一针只有火柴一样粗细，扎入胸腔并不很痛。”很快地他就往我的胸腔里打气，我没有什么感觉，几分钟后，停气拔出针，他用消毒沙布盖上那小小的伤口，手术就完事了。

　　我和李同志先后结束手术被送回病房。回到简陋的病房后，意外地发现，我的床上竟挂上了一个蚊帐。这蚊帐在根据地里是十分罕见的东西，老百姓没有，广大的干部和军队首长也没有。成天行军打仗，哪有蚊帐可以挂上?住下不久，中国医生对我讲：“由于你们俩是做人工气胸疗法的，在胸部打入气以后，一个肺被压平了，停止了呼吸，翻身起床都有困难。两位国际大夫怕你们被蚊虫叮咬难受，便主动地把自己的蚊帐拿出来给你们用。并且，把自己每天喝的羊奶也拿来给你们喝。全是为了你们更快地恢复健康。在咱们目前的条件下，整个晋察冀边区恐怕只有这两位国际友人才有蚊帐和每天喝羊奶的待遇。你们可要珍惜啊!”

　　我一时哽咽了……

　　两位洋大夫每天来看我们一两次，十分关心我们能否睡得好，吃得好。记得傅莱大夫常来为我们检查肺的情况。为了让我安心养病，有一次他把听诊器交给我，叫我听听自己的肺。我仔细地听，果然，一个肺呼吸得很有劲，另一个肺完全听不到声音了。傅莱大夫十分耐心地告诉我：“有病的肺长时间休息，就好得快。”

　　因为享受这样超级的待遇又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的健康恢复得很快。据柯棣华大夫说，最少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休息，但刚刚休息一个多月，日本鬼子就来“扫荡”了。为了安全，医院把我送到一座很高的大山上去了，那里住着五六户老乡。据说，那是最安全的地方，鬼子一般“扫荡”到不了那地方。

　　我住在那山顶上，每天用自己的铁质小瓷碗熬小米粥喝，老百姓有扁豆角，把它放入小米粥里，再放点盐。每天吃这样的饭，对身体恢复很有益，病情一天天好起来。

　　转眼两个多月过去了，我也听不到山下日本鬼子“扫荡”的情况，可按一般规律，鬼子“扫荡”不可能时间这么长。所以，我自己决定下山。我一个人背着自己的被子，告别老乡，边下山，边打听敌情，终于回到了自己工作的单位。从此我不再吐血了，但我记住了傅莱大夫的嘱咐：要多吃豆腐拌大蒜。我每到一村，就打听村中谁家卖豆腐。我总是买或用米饭向老百姓换一块豆腐，然后把大蒜和豆腐拌在一块，放点儿盐就吃下去。只要有条件就吃，这样吃了很久。

　　1943年的一天，傅莱大夫一行干部途经我们晋察冀第四分区的驻地，准备赴延安。他对我的病情十分关心，通过领导，找到了我。我接到通知马上去看他。见到青春满面、健康活泼的姑娘，他开玩笑地批评我：“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病情告知我?”

　　的确，我是他们为了治疗根据地军民中传染性肺结核病的第一位科学试验对象，应当及时告知病情。可当时的环境十分困难，根本不可能办到。他也知道，我是无法找到他们的。他看我精神状态很好，但手头没有仪器，无法检查治疗的情况，只好告别。

　　抗日战争时期，医术高超的国际友人白求恩(1889—1939)、柯棣华(1920—1942)、傅莱三位大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我们晋察冀解放区。没想到机缘巧合，他们中竟有两位给我治过病。更没想到我和傅莱大夫的友谊会源远流长：从1943年分别，1946年在张家口的大街上碰面为我做X光检查，直到解放后在北京，往来家宴叙旧，甚至2002年傅莱大夫病重入院，也依然在关心我的离休生活和写作。

　　傅莱大夫2004年11月16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他的墓地，就在他战斗过的唐县军城镇的晋察冀烈士陵园，与白求恩、柯棣华大夫墓地比邻。墓地正门上书“傅莱之墓”，墓门两侧对联是“辗转万里投身中国革命事业奉献一生弘扬国际主义精神”。大门内墓地中部是傅莱大夫的半身汉白玉雕像，后面墓地六角形石座上安放了一个很大的刻有世界地图的石地球。

　　白求恩、柯棣华和傅莱，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12-01 10: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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