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锋：一位著名学者的1949
2023-01-11 11:07:47  来源：网易  点击：  复制链接

　　出生于四川雅安市天全县的著名学者王云凡(1909～1978)，其一生有两大亮点彪炳史册，一是解放前出任“中国农民自由党”副秘书长并开展抗日文化活动，二是建国后致函毛泽东主席陈述七条建国大计。1949年前后，王云凡一直在成都活动，为成都解放四处奔走。从“十二桥惨案”到动员“反共游击总司令”投诚，他儿子的回忆录为我们揭开了成都解放前夕一幕幕的惊心动魄。

　　1949年12月下旬的一个深夜里，成都市西门外十二桥一带，突然响起一阵乱枪。在周围的狗吠了一阵之后，一切又归于平静。我家就在桥边茶馆后面的“桤援”。第二天清晨，早起的人们发现，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围住路边一处，再远点因大雾什么也看不见，远远观望的人群中有人说，凌晨时分有个人走近——据说是拾荒的老汉——却被军警射杀了。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四周。

　　一周之后，解放军开进，成都人民夹道欢迎，庆祝成都市获得和平解放，并迎来1950年元旦。大哥二哥当时是只两个七、八岁的小娃娃，也挤在欢迎队伍中，而我仅半岁多，还根本不记事。

　　又过了约半个月，从十二桥边传出骇人听闻的消息：数十具尸体被发现，个个身上非中弹累累即遍体刀痕，死亡时间还不到一个月。大哥二哥也跑到现场观看：死难者个个惨不忍睹，死者亲属抚尸号哭。事情很快真相大白：国民党溃军在逃亡之前秘密杀害了这些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不久，军管会暨成都市民各界举行公祭大会，追悼这些在黎明前的黑暗里献身的人们。父亲在大会上诵读了亲自撰写的祭文。死难者中有他的亲密战友。

　　壹 黑名单上的人

　　在那个枪声响起的寒夜里，父亲又是一夜没睡。他虽然绝不会知道当时发生的事，但也十分保持警惕，因为几个月前就从内线得到消息：他已上了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保密局掌握了父亲组织的情况，战友们抓的抓，逃亡的逃亡。北京“开国大典”后，解放军挥师西南，国民党军已是穷寇末路，川滇地方势力正在在酝酿之中，局面微妙复杂，随时可能会有不测，随时都要有所准备。要知道，蒋介石来到四川，就住在离十二桥不远的中央军校。真可谓伴虎而眠。

　　据父亲生前回忆，他们是在“重庆谈判”期间正式开始民主活动的。他和那些好友大都是知识分子，以重庆大学校长何鲁教授为首，王国源为副，父亲为第三把手，自诩为社会名流，素来不满蒋介石独裁，逐步倾向并拥护共产党，但又不懂得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就去同中共驻重庆代表团联络，甚至面见周恩来，要求让他们的小组织集体参加共产党。根据他们的特点和政治主张，周恩来认为他们属于民主党派，建议他们与“民盟”等一道作为共产党的朋友，又指派了他们认为有威望的老共产党人吴玉章专门负责与他们联络。当时的重庆，民主运动如火如荼，民主建国的呼声风起云涌，人民期待国共合作。

　　父亲说他当时做过一件让国民党当局大为不快之事。起因是《沁园春·雪》发表引起轰动，随之和词评论蜂起，一时洛阳纸贵;当局觉得净失颜面，也组织一些诋毁作品，于是形成一道文化战线。父亲是个诗人，自当按捺不住，也在报刊上发表七绝一首：“谁比延津双玉龙?亦豪亦侠亦诗雄。东来紫气函关满，头上青天贯日虹!”

　　在父亲晚年讲道，当年《沁园春·雪》发表，搞得当局很尴尬，见否定不了词的艺术造诣，就有别有用心的文人出场诋毁。父亲七绝中第二句就是作针锋相对反驳的。父亲提示我注意第三句，还要我去查查杜甫的“秋兴八首”。我草草一翻，就说原句是“东来紫气满函关”，改为“函关满”，看不出有什么高深之处。父亲告诉我，当时要公开发表文字，要过许多检查关卡，露骨的激进会适得其反，只有把机锋藏在字里行间。

　　30多年前，大哥出差到北京，顺便受父亲之托探望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的何鲁。何伯伯大喜，携大哥游颐和园，考问长廊上所画的历史掌故，对大哥的回答给予嘉许。话题转到当年重庆往事，大哥问何伯伯组织怎样暴露从而被国民党特务追杀的。何伯伯回忆说，他们这些知识分子们并不在行搞严密组织。随着局势恶化，对民主人士的迫害也升级。不久共产党通过吴玉章秘密转告何伯伯，说“军统”分子渗透到他们组织了，要小心。何伯伯当即决定：为避免损失，组织停止活动，立即转入地下，只有几个主要领导人互通联络。这样一路无事，直到1949年“民革”从香港派杨杰将军前来，动员何、王将组织集体加入“民革”。杨杰将军与何、王分别有留法留日同窗之谊，于是何伯伯欣然应允，因将组织名单交付杨杰带走。但杨杰早被保密局盯上却不自知，在西南转了一大圈之后，终于在即将返回香港前被军统暗杀，组织名单落入敌手，蒋介石批了个“杀”字!特务们对着名单抓人。若不是有内线密报，何伯伯跑得快，躲进同乡杨森位于缙云山的公馆中，恐怕就要上烈士纪念碑了。何伯伯后来一直是“民革”中央委员，他和吴玉章保持友谊终生。

　　这个组织因此后来牺牲惨烈，一些重要成员如周均时、王白与、周从化、李仲华等，先后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或成都十二桥遇害。父亲自1946年就返回成都居住。事发后得到消息，就躲在刘文辉公馆里，刘文辉聘请过父亲做私人顾问，就这样得到掩护而幸免。

　　贰 出任司令部秘书

　　父亲自出道以来，前前后后与四川地方军政首脑各有深浅不同的关系。最早是同王陵基，还认过大同乡，那时父亲还不到20岁。上海“4·12”政变，王陵基也举起屠刀，捕杀了四川早期共产党员杨闇公等人，父亲闻听后说：“三哥变坏了!”就再不同他有任何来往。王陵基当了国民党最后一任四川省主席，镇压进步学生，父亲公开站出来，散发传单谴责他。父亲写过文史资料《王陵基其人》应是后话了。

　　第二位是四川王刘湘。1937年父亲留学日本归国到上海，决意投身抗日救亡，受恩师杨沧白先生举荐给刘湘当秘书。那时刘湘出川抗战到湖北，父亲赶赴武汉拟同刘湘会面。不料刘湘发病死在汉口而未果。二人只算神交。

　　父亲未及就任，因辗转回到四川。那时故乡雅安天全由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据有，有意委任父亲县长或专员之位，父亲未接受。后来父亲主要在重庆成都谋事，但刘文辉对父亲一直礼遇有加。父亲回乡奔丧时，刘文辉派一个排的武装护卫。1949年父亲遇险，更是亏刘文辉相助方得保全。

　　刘湘死后，由王瓒绪任四川省主席，父亲任省政府秘书。抗战已开，国府西迁，重庆成为战时陪都，蒋氏中央势力入川，王瓒绪既要与之打交道，又要提防被其取代，因设立驻渝办事处，委任父亲族兄兼早稻田大学之学长王国源为办事处主任，父亲为副主任。其间代表王瓒绪与蒋氏政府打交道多由父亲出面，甚至以“四川省主席代表”的名义出席由蒋介石主持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例会。不久王瓒绪被“出川抗战”终不力被蒋挤掉，换成蒋的政治盟友张群上台。后来王瓒绪回成都养伤，再次委派父亲到重庆活动，结果使王瓒绪任“重庆卫戍总司令”。王瓒绪大喜，但自己的部队都在前方，一个“光杆司令”如何“卫戍重庆”?又急得火烧眉毛。父亲再次出面，找一位朋友说项，把他的随时可能被胡宗南吃掉的地方部队开过来，接受王瓒绪指挥。双方过去本有间隙，但在强龙压境的形势下，经父亲两边调停，都有了生存机会。自此王瓒绪极为倚重父亲，任命为卫戍总司令部主任秘书。不过这个机构只存在两年左右，抗战胜利后即被蒋介石撤销，人员都遣散了事。

　　父亲与以上川康两省地方军政头脑的这些人事关系，使他有机会在时代变迁的关键时期发挥作用;也让他在国民党中央军势力与地方势力形成的复杂而微妙的局面中，可以大范围活动，身处险境却化险为夷。父亲身前写过许多文史资料，记录下他亲历亲见这一时期那些历史风云人物许多史实轶事，却没留下多少自己所扮演角色的记载。只是在他身后从为他平反正名而退回的有限的“交代材料”中，加上同时代有关人士的佐证，才能勾画出当年他活动身影。

　　叁 “桤援”的不速之客

　　自1946年父亲便回到成都长住，也时常外出，不再任公职，以给报社写稿为生。所交接者以文化人为多，如谢无量、张大千，四川大学的教授，甚至外国人士云从龙、费尔卜等。但也有几个不属此类者。总之十二桥畔“桤援”常见迎来送往。

　　1949年对中国是决定性的一年，对父亲来说是紧张、忙碌、策划、惊险、躲藏、奔波、等待交织煎熬，是经历过冰与火而迎来曙光的一年。

　　元旦刚过不久，家里来了一位稀客郭勋祺，是父亲的朋友。郭勋祺有川中名将之称，抗战著有名声，却因打内战在襄樊城下当了解放军的俘虏，但刘伯承将军对他很宽待，经过教育后，被释放回来。母亲在晚年回忆说，那时多数来客都是谈诗论画赏古董，全是文人雅士一类话题;郭勋祺不同，稍事寒暄，就同父亲到内室密谈，几乎每次都如此。事后父亲也不向母亲透露。

　　1975年我和大哥结伴回四川，专程到雅安市政协拜访父亲当年的几位朋友。其中一位仿佛心中多年的疙瘩有了解答机会，突然问道：“你母亲是不是共产党啊?”在疑惑释然后又以敬重的口吻说：“你母亲是武汉大学的学生，好有知识风度。”但他还是没说准确，母亲只是“武汉的大学生”，并不是共产党，但长期被国民党当局怀疑为中共潜伏人员。不过母亲曾是CY，当时还只有15岁，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在武汉当过大队长，这是公开的事。母亲抗战时作为流亡青年，在重庆参加过抗日救亡的组织和工作，例如在“国民参政会妇女工作委员会”服务，接触过不少妇女界领袖，其中有像邓颖超这样身份公开和不公开的共产党人，但也有宋美龄等人。被当局认为一贯“左”倾的父亲和母亲结婚时，是于右任先生主婚，来宾中许多是重庆有脸面的人物，总之是很招人注目。种种因素让嗅觉灵敏到过敏的特务机关对她从不放心，就连父亲那些朋友中疑虑重重者也大有人在，为此父亲也知会过母亲。好在母亲一贯保持低调，前半生如此，后半生亦如故，她向我们一再申明自己没有对成都解放做过贡献。不过我认为，她一不小心被特务机关长期怀疑为中共的卧底人员，分散了他们去对付真正的共产党的精力，这种贡献很特别。

　　二哥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年亲眼见到的一幕。有天他和大哥像往常一样在屋外花园中与邻居小伙伴们玩耍，偶尔有客人来访，都是父亲的朋友，大哥二哥都认熟了。来客中有的还会热情地同“大少爷、二少爷”逗趣几句，也有人打个招呼就进屋的。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从大门外涌进几个人，大哥二哥一个也不认识。来人在房前屋后的花园中一阵乱看，还要求进得屋内查找一番，终于没有所获，悻悻而去。二哥在母亲晚年时问起这件事，母亲说那几个不速之客都是特务，是来抓人的，大约是发现“可疑人物”进了“桤援”。怎么又一无所获呢?母亲说以父亲的地位和经历足可以应付一群小特务，另外“桤援”的后花园较大，树木多，还有小门，来人穿过花园从后门走掉也未可知。

　　肆 策反“总司令”投诚

　　1949年带给人们许多好消息：三大战役赔掉了国民党赖以继续内战的老本，蒋介石下野，国共重开和谈;也带给王瓒绪不好的消息：他那当军长的儿子在淮海战场被俘。出于怜子之心和父代子过之意，王瓒绪决定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赔罪，于是这位被蒋介石撤销“重庆卫戍总司令”遣资回家的四川前任省主席，又找到父亲，他的“秘书长”，商讨起草书信和措辞，父亲自然竭力促成其事。

　　但王瓒绪头顶天空不久又似乎佛光普照了。不甘拱手让出大西南的蒋介石一再飞到四川，一面部署中央军做困兽之斗，一面向过去备受自己打压排斥的川康地方势力频施怀柔，想把他们绑在自己战车上对抗共产党，为自己卖命。他很慷慨地委任王瓒绪为“西南反共游击总司令”。第一次得到老蒋如此“重用”，王瓒绪有些把握不住了，头衔颇有点诱人，前途却未可知，令其难以取舍。问计于前“秘书长”，父亲则规劝他坚决不要接受蒋介石许诺的任何一官半职，暂以维持现状为缓兵之计;父亲明确地对王瓒绪说：国民党已经兵败瓦销，大势已去。蒋介石现在要你当西南反共游击总司令，与解放军对抗，是以卵击石。国民党的几百万大军都打不过解放军，你能行吗?不要螳臂当车了，早寻出路才是上策。并且直接劝王瓒绪起义。父亲又通过刘文辉这一层关系的沟通，造成川康地方势力在中央军大兵压境的情势下，一面对中央军虚与周旋，一面静观其变。

　　这时国民党已自顾不暇了。到12月下旬，解放军在成都市郊歼灭了胡宗南的主力，前一阵销声匿迹的郭勋祺突然出现在解放军阵营中。就在隐隐约约能听到远处炮声时，父亲连续三天没有回家。等回来时，母亲不免表露担忧：“都这么兵荒马乱了，还往外面跑。”父亲说：“就是这个时候才该去跑。不跑，成都不免要经受战火;跑了，成都百姓就能得平安。”这一跑的结果，就是王瓒绪也同解放军“二野”参谋长张经武接洽上关系。27、28、29日，成都市完全处于真空状态，老百姓在期待中有兴奋，也有不安，局势就像谜一样，有待揭晓。

　　不久，解放军举行入城式，古城名都终于迎来新生。但父亲的使命并未就此完结。刚解放，他又参加了清理旧成都社会垃圾的工作。有鉴于此，军管会贺龙司令员曾书有一纸手令交给父亲：“王云凡私人住宅‘桤援’不受侵犯——贺龙”。可惜这一堪称历史文物的纪念品以后被毁了。

责任编辑：张雨萌 最后更新：2023-01-11 11: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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