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15日,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参照《沁园春·雪》的韵律,写了一首幽默风趣的《沁园春·为诸孩》:
三男一女,飞飞列列,定定飘飘。记汤饼三朝,瞳光灼灼;束脩周载,口辩滔滔。饥则倾饼,倦则索抱,攀上肩头试比高。扭秧歌,又持竿打仗,也算妖娆。
一群骄而又娇,不盼他年紫束腰。只父是愚公,坚持真理;子非措大,不事文骚。居新社会,学新本事,纵是庸才亦可雕。吾衰矣,作长久打算,记取今朝。
浓浓的父爱,殷殷的期望,洋溢在字里行间。谢觉哉家庭和睦,儿孙满堂,除了词中提到的“飞飞列列”(谢飞、谢列)、“定定飘飘”(谢宏、谢飘),还有谢廉伯、谢子谷等儿女。谢觉哉既喜欢和疼爱孩子,又严格教育他们,在家教、家风方面堪称楷模。这一点,在他写给孩子们的一封封家书中,有着生动而深刻的体现。
重视学习,崇尚知识
1952年1月1日,谢觉哉在给儿子谢子谷、女儿谢冰茹的信中说,虽然“私人的信,很少写”,但是“你们如有学习上困难问题,经过考虑还得不到解决的,如来问我,可能给你们答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谢觉哉对子女学习的重视。
谢觉哉自幼酷爱读书,善于写作,并在1905年考上中国科举最末一代的秀才,但他的学习方法不是死记硬背,而是时刻保持学习的精神,做到随时随地认真学习。1953年8月7日,谢觉哉致信孙子谢金圃,就学习问题指出:“自学是最好方法,有些科学,难于完全自己学到,但一般文化、常识,没有不可学到的。但也不要性急,要一点一滴的累积。农村的先生多,广大劳动人民是你的先生,报纸书籍是你的先生,问题只在你自己肯学肯想。”1961年4月,谢觉哉致信谢宏、谢飘等人说:“经验知识是无穷尽的,只要用心,随时随地都可学到东西;只要虚心,别人的、书本上的经验知识,都可变为自己的经验知识。”25日,谢觉哉又给他们写了一封信,提出“会说会写,是做任何事情的工具,一定要学会掌握这个工具”,并再次强调“父母教导是要的,但主要是靠自己学,靠向老师及其他的人学”。
尊重劳动,自力更生
谢觉哉对体力劳动十分重视,对工农劳动者十分尊重。1951年5月25日,谢觉哉在给儿子谢廉伯、谢子谷等人的信中,严厉批评他们在来信中“从未提到如何生产,只是叫苦,说困难,要我帮助”,说他看不到他们“有志气、有计划地创造自己的前途,就要生气”。批评之后,谢觉哉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说理,指出他们错在“劳动观点尚不浓厚”,“仍想过不劳而食的生活”。因此,必须深刻认识到,“土改是打倒几千年来封建剥削的地主阶级的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运动,不但是从政治和经济方面摧毁它,同时也要从思想意识改造它,土改后不再容许依靠封建剥削致富,而应该是勤劳致富”。
在这封家书的最后,谢觉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你们不要再犹豫了。除老、小、残废不能劳动的外,其他都要劳动。”谢觉哉多次提出,要纠正看不起农业劳动者的错误认识。1953年8月7日,他在给谢金圃的信中,建议他找爱人时“要找就得找个能劳动的农家女子,挑得起放得落的,识不识字是次要的”。1955年12月14日,谢觉哉致信在湖南宁乡做小学教员的侄女婿吴岂凡,要求他“鼓励中小学毕业没有升学的学生从事农业劳动,他们有相当文化程度,在发展农业上很用得着他们,要打破他们读了书就不想作田的传统习气”。
谢觉哉还注意从身边小事树立孩子们的劳动观点。1961年2月28日,他致信谢宏、谢飘等人,说你们能够认识到“妈妈够累了”这一点是进步,但应更进一步,思考“怎样使你妈妈不这样累”,并指出:“你妈妈累的事,很多你们都能帮助做或代替做,不要等人叫你做才做,而是人不要你做也争着做,这样做才有趣味,才能学到知识。”
锻炼思想,力求上进
谢觉哉格外重视孩子们的思想改造问题,为他们的进步感到欣慰,对他们的缺点严加管教。1951年1月27日,他在给侄女谢谦芳、侄子谢茂杞等人的信中说,自己喜欢看到他们关于“思想改进想做番事业”的来信。同时教育他们不可骄傲自满,要“从艰苦的过程中,得出隽永的味道”,像关羽那样过五关斩六将,到达了黄河渡口,才算过关。“如果过关后感到松劲,那是‘偷关’,不算过关,以后遇着关会过不去。”因此,“必须锻炼身体与精神,服从组织,力求上进,老老实实,讲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你们的前途才是无限的。不然的话,也许碰着平阳的关也闯不过去,碰着一员裨将也斩不下来”。
1952年1月1日,谢觉哉在给儿子谢子谷、女儿谢冰茹的信中,再次谈到思想改造的问题。勉励他们要有上进心,不要向困难低头,“进步中的困难,可以克服,且克服一次,必然有新的局面,你的人生观也会跟着进步”。
对待孩子们的入党问题,谢觉哉更是严肃认真。1961年2月28日,他致信谢宏、谢飘等人:“入党不只是组织上批准你入党,而是要你自己总想行动像个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人。你们已读过不少关于共产党典型事迹的书籍或戏剧,你们自己可检查一下,如果有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不无私地帮助人,团结人,学习、劳动、工作上有缺点,不能艰苦朴素等,就要下决心改正,因为这是和共产党员不相容的。望你们依照你们自己定的志愿好好去做。”1962年3月8日,谢觉哉又一次在信中教育谢宏、谢飘等人:“我们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的子女。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要帮助广大人民能过好日子,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当广大人民还十分困难的时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应该感到不安,而绝不应该感到不足。”
坚持原则,不搞特权
谢觉哉一生,不谋私利,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甘做人民的公仆。“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延安时期人们向谢觉哉祝寿时所说的这两句话,正是他崇高品格的真实写照。谢觉哉严格要求自己,教育子女不要有特权思想,不要把他视为旧社会的官老爷,更不要做“少爷”的美梦。
新中国成立后,与谢觉哉分别多年的谢子谷、谢廉伯,想从老家湖南到北京去看望父亲。1950年1月21日,谢觉哉在给他们的信中说:“儿子要看父亲,父亲也想看看儿子,是人情之常。”但要等一等,因为这时候“你们很穷”,“筹路费不易”,来到北京,“我又要替你们搞住的吃的,也是件麻烦事”。待到秋收后,光景好一些,再来不迟。谢觉哉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他以诗言志:“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奇才大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所谓“焦官”,意思就是不挣钱的官。而“周老官”是谢觉哉家乡一位勤劳能干的雇农。不仅说自己是“焦官”,还自比为普通的农民,可见谢觉哉的良苦用心。
1960年3月,谢觉哉致信女儿谢群英等人时,谈及外孙姜忠调动工作的问题时,明确表示:“我不知道可不可调,如果可调,姜忠可以自己请求,如不可调,那旁人说也是空的。不要认为地位高的人可以说情,这是旧社会的习气,早已经不作兴了。”
(摘编自《党史博览》2017年第4期 王兵/文)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3-07-29 14: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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