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人山中的生死离别 口述/杨立福
2024-06-06 15:27:47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P70-79 点击： 复制链接
采访者：李岚、白廷兵、李晓湛
整理者：陈何毅
采访时间：2012年
采访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福利院
讲述者简介：杨立福，1919年出生，湖北武汉人。1939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十六期第二总队步科。1941年毕业后，分配到新编第22师参谋处任参谋。1941年10月，随新编第22师入缅作战，后参加在印度兰姆伽的训练。1945年9月9日，在南京参加日军受降仪式。1946年年底，任廖耀湘任司令的第9兵团警卫营营长。1948年，回到家乡武汉，后曾出任武汉黄埔同学会会长。
采访手记：我们去采访杨立福的时候，他正在武汉市武昌区福利院中。后来得知，在2008年，因为生活困难，老人才申请住进福利院的，医药费和饭钱都是由国家承担。
老人说起自己从军的那几年，感慨万千。他经历了黄埔军校就学、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穿越野人山、兰姆伽受训、反攻成功、亲历受降等，可以说是饱经沧桑。其中，令老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穿越野人山经历。
老人说在走出国门时，没想到等待他们的会是那么多的灾难和死亡，也没有想到会在异国他乡辗转流落3年。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一个接一个地死去，那种无奈和痛心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最后，老人说自己也是幸运的，因为虽然在这些经历中付出了汗水、泪水和热血，但他经历了别人经历不到的磨炼，体会了别人体会不到的感受，见证了别人见证不到的历史。
考入成都中央军校第十六期步科
日军侵华后，到处烧杀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气焰十分嚣张。1938年4月，日军进占武汉时，我还是鄂西联中的学生。1939年春天，秉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我和一批同学投笔从戎，走进了成都中央军校，成为了第十六期步科学员。在军校里，实际负责学校事务的是陈继承和万耀煌,蒋介石只是个挂名校长，毕业典礼的时候也没来。
我们第十六期有几个总队，分步、骑、炮、工、辎等科。我们所在的是总队，一共有1000多人，按团的编制，团里面有3个营，我们就有3个大队。每个大队有3个中队，等于3个连，每个中队分3个区队，区队再有排。“三三制”,三营三连三排三班，一个班有十五六个人。我们总队都是步科，到了学校以后，要参加编队考试，然后分成3个大队。大队下面还有一、二、三队，是按照成绩的高低来分编的。
军校的生活挺紧张的，不过时间久了就习惯了。每天就是出操、上课、演习，一天24小时都是在军校，只有周末休息的时候才能到成都街上玩一玩。我们学习了一年多就毕业了，也没怎么考试，简单的演习一下就行了。因为抗战需要人，培养一个人不容易，只要能毕业就行了。记得在1940年4月12日，我们有一个毕业典礼。还发了佩剑，跟单剑一样的，有皮带的就挎在皮带上，没有皮带的就不用佩戴。
跟随新编第22师入缅作战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新编第22师参谋处工作，师长是廖耀湘。他这个人还是蛮好的，做事比较实在，没什么官架子，不会乱发脾气。新编第22师、第200师、第96师这三个师同属于杜聿明任军长的第5军。1939年年底，他们在广西昆仑关那一仗打得漂亮极了，歼灭敌军很多人，取得辉煌的胜利。1940年，新编第22师占据贵州，在守城集训补充兵源。1941年春，我到新编第22师后，就驻扎在贵州娄山，这是贵阳和湖南之间的一个小城市。到了5月份，师部向在安顺的军部靠拢，再向西边移动，通过沾益、曲靖到云南昆明。
1941年12月7日，我们听到户外广播说日本偷袭珍珠港。他们这一举动使得美国措手不及，海军伤亡严重。后来，中、英、美成立中国战区，一起对付日本。于是，中国组成了远征军，准备踏出国门到缅甸远征，对日作战，保护缅甸公路。1942年3月，因为戴安澜的第200师在同古受到敌人的包围，所以我们师接到命令马上进入缅甸，投入了战斗。
缅甸的战场分为东线、中线、西线三线。西线由英国负责，东线和中线由中国负责。东线有第6军和第66军，中线有第5军和新编第38师。第200师在同古被包围之后，我们师开到斯瓦河阻击敌人的前进。斯瓦河是一条东西向的河流，通过曼德勒到仰光公路。敌人在这个地方前进不了，就偷偷把部队转移到东线，想通过泰缅边境寻找突破口。结果，东线没能把他们挡住，一下子就被他们冲到腊戍。日本人占领腊成后，接着攻到畹町，后来到惠通桥。中线虽然还是在我们手上，但是曼德勒已经成为一座空城，当地人听说要打仗都跑光了。这个时候，在战略上我们确实存在问题。东线远征军受到惨败和重创，中线杜聿明、廖耀湘部队被敌人甩到一边，置之不理，无仗可打。但密支那、八莫等所有通往缅甸、云南的路线被日军割断，不可能原路返回。
野人山中的生离死别
杜聿明为避免和敌人正面冲突，指挥部队进入野人山。本来新编第38师和第5军属于中线的，应该共同进退。据说当时孙立人本来也想接受命令进山，但到野人山一看，觉得进山后的粮食、物资、药品的补给将会很困难。所以，他断然决定带着部队掉头南下，前往印度。
杜聿明带着第5军几万人进入了野人山，其中新编第22师就有七八千人。进山时，在山脚下莫的村把所有的重武器、车辆等都扔掉了，轻装进山。我们没有向导，只是按照定下来的战略部署走。但是山里根本没有路，杜聿明、廖耀湘带着我们这个师，边走边开路。进山初期的十多天，我们还是有点吃的，后来越走越困难了。
东南亚一带都有雨季，一般是从5月中旬开始。雨季一来，整个夏天都是连续不断的雨。我们的武器天天被雨淋，都生锈了，不能用了。这么多人没有住的地方，只能找些芭蕉树的叶子遮遮雨。我每天都是穿着湿漉漉的衣服，从来没有干过，随身的几件衣服都被雨打湿了，没得换，有时候是自己的体温把衣服给弄干了。可以想象一下，几个月下来，身上的衣服都是湿的那种感觉是多难受。
山上的蚂蝗、蚂蚁、蚊子大得很，要是给那种蚊子咬了，就会得恶性疟疾。雨季山里不缺水，但不是哪里的水都能随便喝的。清澈的小溪看起来干干净净，但深山里虫子多，水里也搞不清楚有什么,反正很多人喝了就生病、中毒。所以，我随身带了个军用小水壶，每天都带着一壶500毫升的开水。
接下来，就开始断粮了。挖草根、树皮，只要是能吃的东西，大家都弄来吃。断粮后，部队的行进越来越困难了，开始饿的饿、病的病。“人是铁，饭是钢，一餐不吃饿得慌”,一饿就容易得病。病的时候又缺少医生和药物的治疗，只能靠自身的抵抗力。身体再好的小伙子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都只能等死了。当时死的人都是奇形怪状的，睡着的、躺着的、趴着的、站着的、坐着的，各种各样。有的走不动了，坐在简单的棚子里就死了，连杜聿明都是用担架抬着出来的。
后来，廖耀湘觉得对这些士兵们很内疚。他们本应该是沙场上的英雄豪杰，结果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永远地留在了野人山。我们当时还不能为他们埋葬，又不能把他们带回来。当时除了男兵还有45名女兵，但她们中只有4名走出来。她们有的是作为医务工作者的卫生员、护士，有的是作为政治工作者的宣传员、演员。这些女兵都是自愿参军的，我们虽然不认识，但知道她们的事情，所以很佩服她们的勇气和毅力。
就这样，几个月下来，能走一起走，不能走的、掉队的，就稀稀拉拉地跟在大部队后面，漫山遍野到处都是人。有时候碰到好天气，就在山头休息一下。我当时是跟着司令部一起走，但也是各走各的，也搞不清楚走了多少天。记得在一个地点休息的时候，第60师的一个姓周的营长，是黄埔军校第十二期的，他说：“小杨，今天就在我这里吃饭吧!”吃饭在当时来说不是简單的事情，我当然毫不客气了。那顿饭吃的是米饭，菜是野人山上的野南瓜，还有牛肉罐头。在緬甸作战帶的多是牛肉罐头，还有芝士奶酪，当时覺得非常好吃。吃完饭，周营长问我知道今天是什么事情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今天是端午节，我才知道已经到端午节了。
有一天，师长廖耀湘召集军官座谈，布置第二天出发的事宜。我当时站在旁边，双眼突然发黑，两腳一软就倒在地上。他们把我扶起来，等我清醒后，廖耀湘就问：“明天就要出发了，你能不能走啊?”我吃力地搖一搖头说：“全身无力，不能走了。”廖耀湘说：“不能走，那怎么办啊?”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幸好第65团有一位姓李的排长，是山头上收容站的负责人。他平时对我也很好，他跟廖师长说可以照顾我，让我留在收容站休息调养一下。廖耀湘同意了，所以他们就先走了。那时的我才20多岁，平时也比较爱运动，体质还是比较好的，过了两天体力基本上恢复了。我跟排长说：“謝謝你，我还是要趕上大部队。”我们集合了几个人，就继续趕路。走着走着，其他人又开始掉队了，就剩下我一个人走。
有一天，天还没黑，在路边见到一座竹楼子。其实，野人山并不是真的有野人，只是山上有土著民族，这种竹楼子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我看这个地方还可以，也走累了，就想休息一下。结果进去一看，遍地都是死屍。因为当时死人太多了，我们都司空见惯，不怎么害怕。我爬到楼上一看，还好，里面空空的，没有死人，我就钻进去抓紧休息。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继续往前走，在路上迎面碰到一个土著人，三十几岁，穿着一条單裤，一件布披巾，背着背簍，蹦蹦跳跳地和我擦肩而过。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一身冷汗，因为我当时疲惫不堪，路边就是悬崖，他要是对我有什么坏心肠，一推我就会掉下去。
又走了两天，到了新平洋，在缅北孟拱河谷一带。那里的路比较平坦，人也多了，雨也没那么凶了。在那休整了两天，打听到离出山也不远了，所以人也精神起来了。在将近8月的时候，终于走到了野人山脚下。在山脚下有个小镇叫“提磅”,这是翻译的名字，这个地方有个收容站。山里面出来的人，无论状态如何到这都要先喝上一碗奎宁水，治疗恶性疟疾的。
从雷多到兰姆伽受训
出山后，会有车子送我们到一个叫雷多的小镇。那里有棚子住，有干净的衣服换洗，还有饭吃。对我们这些经过野人山磨炼的人来说，已经很满足了。杜聿明在雷多接到重庆的电报，命令新编第38师、新编第22师留在印度，杜聿明带第5军回国。在雷多附近的汀江机场坐飞机，从印度回昆明再转到重庆，这个机场是美国航空队专用的航空基地，飞越“驼峰航线”的飞机都在这里起降。
我在雷多大概待了两天，集结了十几个人。经过印度的恒河，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又转了轮船来到了兰姆伽。兰姆伽，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这个地方，它只是印度东北部一个偏僻的小镇。这个小地方驻扎有中国的新编第38师、新编第22师，还有印度、英国、美国的部队将近30万人，到处都是小楼房和平房军营区。
在印度，吃是不成问题的，基本上天天吃牛肉，很少吃猪肉，牛奶也是不会少的。有个炊事班的班长和我关系很好，每天晚上给我端一碗牛肉汤。我和其他经过野人山的人一样，身体体质恢复得很好。
杜聿明回国后，国内源源不断地运送部队来补充兵源，并把在兰姆伽受训的中国远征军番号改为“中国驻印军”。1942年至1943年年间，驻印军在兰姆伽接受美军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都是美式的。训练的时候，美国军官都是说英语，我们有国内西南联大的大学生做翻译。上午，我们军官接受美国教官的训练，下午就回自己营区教授士兵。受训时候的每个星期天，很多人到附近的蓝旗小镇玩一玩、转一转，放松放松，有开卡车去的，有开汽车去的，有开摩托车去的。那里街道多、人多，比兰姆伽热闹。
“中国的巴顿将军”
后来，为加强中缅印战区的军事力量，以新编第22师为骨干联合第14师、第50师等部队合编组成新编第6军，由廖耀湘任军长。从1943年开始，我们返回缅甸对日作战，我当时还是在廖耀湘的参谋处当参谋，主要负责传达师部的命令、整理文件、草拟作战命令等一系列的工作。
驻印军从雷多到新平洋，在缅北孟拱作战，在索卡道一仗中战果辉煌。史迪威起初还不相信，下令不要打扫战场，要视察战地，就派一名上校联络参谋来检查。联络官在阵地见到5000多具日军的尸体和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等战利品后，便向史迪威报告。廖耀湘就受到史迪威的夸奖和获得美国政府的褒奖勋章。他当时被称为“中国的巴顿将军”。
见证南京的受降仪式
从1943年年底到1944年，中国驻印军对敌人乘胜追击，打到密支那、八莫一带。然后，同在惠通桥一带的国内远征军配合作战，1945年1月在芒友胜利会师。这个时候，我们接到重庆的命令要回国。回国后，新编第22师先到湖南芷江西凤山,协同卫立煌指挥的国内远征军一起作战。后来，再空运到南京，我有幸亲眼见证南京的受降仪式。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冈村宁次以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最高司令长官的身份代表日本向中国投降，他们开着4辆吉普车来到中央军校纪念堂。何应钦作为代表接受日本投降，当时很多部队都想担任受降仪式的警戒部队，而新编第6军担任警戒部队是蒋介石专门指定的，因为当时的新编第6军被称为“中国虎”,是国民党部队王牌中的王牌。为了这次任务，新编第6军换了新的美式军装。当时廖耀湘也在场。整个仪式很简短，没怎么说话。冈村宁次亲笔签了字，然后递给何应钦，把自己身上的佩剑、武器解下来就走了，整个仪式就结束了。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年出版 P70-79
责任编辑：于雷雷 最后更新：2024-06-06 16: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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