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不忍睹的回国路 口述/杨岑峰
2024-06-06 15:44:22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P80-84 点击： 复制链接
采访者：徐丽飞、张长龙
整理者：林瑛子
采访时间：2013年5月8日
采访地点：天津市
讲述者简介：杨岑峰，本名杨岑祖，1921年出生，原籍安徽芜湖，现居天津。从成都中央军校第十七期毕业后，分配到第5军第96师第286团任排长，参加平满纳战役等，后经野人山回国。抗战胜利后，退伍回到老家。1951年起，在天津市第八中学任语文教师，后又调入天津包装技术协会工作，直至退休。
采访手记：杨岑峰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即被分配到第5军第96师当排长，从昆明出发，开赴缅甸的平满纳战场。在平满纳战役中，老人所在的排60多人，最后只剩下十几人。几十条鲜活的生命，朝夕相处的战友就在一场战争中阴阳两隔。
几十年后，重提往事，老人依然难掩内心的伤痛，在我们面前情绪失控。也许正因经历了自己所述说的“九死一生”的人生，老人格外开朗乐观，十分感恩并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在他看来，“不打仗的日子就是最好的日子”,现在过的日子就是这一辈子中的“幸福时光”。
避难日子里的抗日熏陶
1938年，我的家乡安徽芜湖被日本人占领了，我们全家迁到农村避难。当时一起去的还有我们县城中学的二十几个同学，大家都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不愿意在日本的统治下生活。所以，我们这些学生就组织起来，跟日本人周旋，在后方组织抗日宣传。虽然芜湖丢失了，但是广大的农村，日本人是没办法占领的。
那时候，我们家乡有东北军，就是张学良的军队，还有川军、新四军，新四军就驻扎在我们那个村庄。新四军跟我们青年的关系比较融洽，他们把青年学生组织起来，教我们唱歌，组织我们放哨，给我们讲一些抗日战争的道理，所以我们的抗日情绪很高。
新四军待了不久就走了，但学生们报国的热情还是很高，所以我们就组织起来，在第二年到安徽南部去了。这时，黄埔军校在《皖南日报》上发布招生信息，我们十几个人看到后就去考了。考试的科目有数学、语文、英语、体检、口试等，本来招考条件是要求高中毕业，但是实际上要求放松了，所以我高中没毕业也就考上了。
每况愈下的军校生活
到了成都本校以后，我被编入第二总队，在军校两年期间，一直在铜梁学习。本来学制是三年，但是由于当时抗日形势非常紧张，军队需要快速补充下级军官，所以我们两年就毕业了。我们学习的主要科目有日语、代数、物理、化学、数学等，另外还有排、连、营等战术战略，通信、兵器、炮兵测量角度等等。我们的教官都是黄埔军校第七、第八期的，一般是上校、中校，没有外国教官。校长是蒋介石，但我没有见过，直到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也没来，教育长陈继承倒是来了。
在军校的生活刚开始还不错，饭菜有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服装从里到外都是军校发的，有衬衣、袜子、鞋子等等。除了平常的军便服之外，还有休闲的灰色呢子服。除此之外，每个月还有零用钱，大概是十几块钱，可以买些日用品。
到了1941年快毕业的时候，生活水准就每况愈下了。四菜一汤变成两个菜，到最后只能管饱了。毕业的时候，学校发了一套呢子服，还有武装带、“军人魂”短剑、同学录。我本名叫杨岑祖，但由于当时学校有同学跟我同名，所以我后来改名了。但是在同学录上记录的还是我原来的名字。
清扫战场的时候，我哭了
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第5军第96师第286团当排长。我们从昆明出发，浩浩荡荡的，经过云南腾冲开赴缅甸。我们到缅甸的时候，老百姓尤其是当地华侨，热烈欢迎我们，真是夹道欢呼，送给我们牛奶、罐头等好多东西。
第5军是在主战场，戴安澜的第200师打同古，而我们第96师是在平满纳战场，在同古的侧面负责布防。我们团负责在前哨阵地构筑工事，挖散兵壕，构筑机枪阵地等。到了第三天拂晓的时候，敌人向我军阵地进攻。我们坚持打了一个白天。到了晚上，我们用发报联络机通知团部，团部要我们坚守阵地，并且会派两个连来协助我们作战，所以我们只能继续坚持作战。
在阵地上，我们只有一个排，六十几个人，而日本人有两个连的兵力，大概有两三百人。日本人装备精良，先是用炮弹摧毁我们的工事，上空还有飞机不断地对我们进行轰炸，而我们很少有飞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坚持作战，因为上面有命令不能退却。一直打到第二天中午，后援部队才来支援我们，大概派了有两个连的兵力，来跟我们换岗。这一天下来，我们连饭都没得吃。最后休息清点人数的时候，我那排六十几个人，只剩下十七八个人了。有的打死了，有的打伤了，清扫战场的时候我哭了。有的尸体就倒在那里，衣服都烧破了，死了很多人。
这段路走得很苦
过了10天左右，上面来了命令，要我们撤退回国。第96师和第200师就开始翻越野人山回国。野人山条件非常艰苦，山非常高，一进了山里面就看不到天，树林很多。日本人知道我们要撤退，飞机在上空跟着我们狂轰滥炸。所以，我们白天不敢走，一般都夜晚走。部队的建制都打乱了，各自为伍，三五成群，也就是一二百人、几十人，甚至七八个人在一块，摸着走，爬着走。有的地方有羊肠小道，有的地方没有路。我们在野人山又语言不通，没办法找向导，就只能拿着指北针，顺着东边的方向摸索着走。
四五月份的野人山非常寒冷，气候潮湿，很容易生病。山上蚊子多，个头比我们平常见到的蚊子都大，人被咬到就容易发疫病，而我们当时是没有药品的。过了两三天，我们走到了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才有盟军的飞机给我们投些药品、饼干、罐头等，情况有些好转。再往前走就又失去联系了。
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的肩上大概背着五六斤粮食，但这只够我们四五天的伙食。路上水都没得喝，只能喝路上低洼处的积水。没有盐，没有明矾，更没有消毒，只能盛点在水壶里，沉淀以后就喝了。我们带的东西总有吃完的时候。到最后实在没得吃，我们就吃部队发的皮带。在钢盔里泡软了，熬个两三钟头，就能吃了。另外还吃芭蕉叶，这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的。采点长长的芭蕉叶，选些嫩叶，和皮带一起煮着吃。据说很多伤兵因为抬担架的士兵太虚弱抬不动担架，而且本身也是半死不活的，所以被放弃了，埋在了路上。
这段路走得很苦，走了一个多月，到了腾冲以后才有汽车送我们回昆明。最后清点人数，1万多人的师，剩下不到5000人，死了一半。在路上死的比战场上死的人还多，大多是在山上爬山的时候，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惨不忍睹。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P80-84
责任编辑：于雷雷 最后更新：2024-06-06 16: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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