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龙陵看油管 （口述/程绍颐 整理/于广、吴峥嵘）
2024-06-07 16:43:09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P324-333 点击： 复制链接
采访者：徐丽飞、刘小翠
整理者：于广、吴峥嵘
采访时间：2012年11月14日
采访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讲述者简介：程绍颐，1921年8月出生，安徽潜山人。1942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第十七期步科，后又进入机械化科深造。1943年年底毕业后，被分配到昆明第5军司令部担任汽车队中尉排长。1944年，参加中国远征军，在龙陵第9支部任参谋。1949年，在四川双流起义，后被分配到南京某中学任教，直至退休。
采访手记：采访程绍颐那天，正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来到老人家时，老人给我们开门后，马上又坐在电视机旁，转过头来跟我们说了句：“我们先看看电视，待会儿再聊。”
几分钟后，老人终究觉得有怠慢我们的嫌疑，将电视声音调小，转头讲述起自己的故事。聊起日军的侵略暴行后，老人忘了电视的事，满是愤慨地说起日军的各种恶行。对于老人来讲，这种仇恨是铭记一生、无法忘却的。
在老家做救亡工作
原来安徽的省会是安庆，我在安庆读中学。抗战全面爆发后，安庆让鬼子占领了，立煌变成了当时安徽的省会，就是现在的金寨。为什么叫立煌呢?因为卫立煌是国民党的军官，国民党打共产党的时候，是他把这个地方打下来的，所以就用他的名字命名了。日本鬼子打过来后，学校就撤退，我没地方读书就回家了。我家在大别山南麓，是务农的，可我不愿意在家里种田。我就往后方去，可平汉线(北平到汉口)给鬼子占了，我就又回来了。
当时全国有个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地下党领导的，负责人是周新民，目的是团结大家一起抗日打鬼子。县里也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我就在那里当秘书，做救亡工作。我们没有补贴津贴，只管饭吃，穿草鞋，穿简单的衣服。我还参加救亡工作团第32团的救亡活动，在棋盘乡工作一个多月，领导动员群众抗日支援前线，反攻安庆。
反攻安庆要经过一座山，需要偷袭安庆前面鬼子占领的一个据点。我参加了这次战斗，是作为政工人员参加的，政工组长是个女同志。那天傍晚，大家在潜山县的河滩上集中，说晚上要夜行军，一个跟一个，不准打电筒，不准有点光。后来鬼子逃到安庆城里去了，我们算是胜利了。
崎岖的入学路
后来，我看到军校招生的广告贴出来了，上面说一经录取，一切费用由国家承担，还有毕业后就是少尉，我就去考试了。在县里初试考语文、政治、外语、数理化，比较简单的。在省里复试时，还是考语文、政治、数理化、英语，比县里深一点。我们有好几个人去考，就我一个人被录取了。后来弄黄埔同学录时，看到好多安徽的。
军校的主任是胡宗南，他的个子比蒋介石矮，副主任是周嘉彬，还有一个副主任叫罗历戎。周嘉彬是张治中的女婿，新疆和平解放的时候，他是立了功的，这些人现在都不在了。当时考军校都是要17岁以上的，还要求身体健康，要检查身高、体重、视力，视力要好一点，没有抽血这些项目。我们没有分正取生、备取生，我去的时候就被分到步科第九总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军校除了步科还有炮科、工科，我有个好朋友考到炮科。
后来，西安那边让我们从安徽立煌走过去，通过河南，一天走个四五十公里，走到一个镇上就歇息。有的人脚都起泡了，晚上用水泡过后还得走。路上遇到人问还有多久到镇上或村里，他们就说“一泡”，后来我们才知道是一泡尿的功夫，就是快到了的意思。
就这么走着，有天差点被飞机炸死。那是我们从洛阳过潼关坐火车的时候，在火车站附近有一个洞，洞的外面有个门，门上有个链子，我们大概有11个人在洞里面。突然，鬼子有飞机来炸中正桥，还有火车站。结果炸弹炸起来的风把这门“咣当”关上了，里面有好几个人哭了。哎呀!我脑子里闪过一念，不会死在这个地方吧?结果一睁眼，人都还在。
刚上了到渭南的火车，鬼子飞机又来了。我们就赶快下来，它扫射的时候我们就趴到火车底下。那时的火车是铁皮的，门一关起来，都快闷死了，最后洗澡时，身上都长虱子了。在潼关这个地方，对面就是鬼子占领的地方，所以我们偷偷地一个一个手牵着手过去的，要是让鬼子知道了，马上就打过来了。
在军校里，我养成吃饭快的习惯
在步科的时候，一天的生活就是吹哨子起床，吹哨子吃饭，“起立!开动!”这样的，所以我养成吃饭快的习惯。晚上睡觉有查房的，不能晚睡，也不能夜不归宿，否则要关禁闭的。天一亮就吹哨子起床，然后跑步，跑完后吃早饭，然后上课，上午上课，下午出操，晚上在一起唱唱歌、拉拉歌，生活单调。我们星期天可以进城，去理个发，吃个羊肉泡馍，那时候没什么钱。
到军校后就发衣服，都是布的，袜子也是布的。在军校用的枪是汉阳造，都是三八盖子的，老把势。学习的时候没有好枪给你用，好枪都拿到前线打鬼子去了。那时候营养也不够，我们经常吃小米，很少吃白面馒头，只有你生病了才会给你发一点大米。
学科主要学政治，有“总理遗教”，教政治的老师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除了政治，还学军事，如怎么操练、怎么进攻、怎么防守。训练是一个队一个队训练的，就是出操跑步、走正步、高低杠、跳马、打枪，趴着打，站着打，跪着打，卧着打。还有军事演习、对抗演习，搞对抗演习，是战术的，谈不上战略。没有学外语，学步科的时候没有，后来分科深造有专学俄语的，阿拉伯语、英语的比较少。
我的队长和同学，现在没见到一个
我们队长叫李甚严，毕业于黄埔军校，原来在部队当师长，我们说他是半部《步兵操典》起家。我们队有100多人，现在没见到一个。有一次，我看报纸看到区队长李长春，他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报纸上说他被抓起来了，说他是特务。他是不是特务呢?这个搞不清楚。
我两个最好的同学，一个叫张一新，是绥远的，绥远后来划入察哈尔省，现在没有这个省了，我生病的时候他喂饭给我吃;另外一个刘伯森，他叫我哥哥，我叫他弟弟，后来去了沂蒙山第74军张灵甫的部队。我到武汉住在阅海路13号，他来看过我。后来我给他写了很多信，寄了包裹，他都没收到，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也没找到。现在这两个人不知道生死，我们都92岁了。
“军善字122号”
我们当时凡是军校学生自然就加入国民党，是在毕业的时候集体加入的。有一天，学校通知我们到王曲的第七分校校本部照相，4个人坐一排，就成了国民党员，我的国民党党员证是“军善字122号”。
我们毕业的时候，蒋介石来了，宋美龄也来了。蒋介石还讲话，他讲一口浙江话，我们听不懂。当时已经是秋天了，我们在大操场上站着，还是穿着单衣服。毕业的时候，毕业证书、毕业佩剑、武装带这些都有，但没有同学录。后来我的这些东西都丢了，因为我用一个小皮箱装着这些，结果有一次坐车颠簸，都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
到机械化大队深造
我是1942年7月从步科毕业，本来要分到部队的，但学校挑选一些文化基础较好又年轻的，继续深造，我就在西安又多待一年半。虽然当时我初中还差一个学期没毕业，但我一直自学，所以后来军校有外国教官，我好多都能听懂，还能回答问题，《一千零一夜》我都能背。考试的时候，分英语、俄语、阿拉伯语，还有特别炮兵和机械化这些科，我就用英语写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教官很欣赏。不过还是要补习数理化，要不然汽车这些原理搞不懂。当时汽车是苏联的，坦克是意大利的，有3吨重、9吨重两种，我都实习过，但是没有上战场。
我选择并考取了机械化科，学大炮、坦克，所以我现在写简历又是步科又是机械化科。这个机械化科是史均瑶搞的，还有戴安澜，他的儿子现在还经常跟我们一起开会。在机械化科，我们主要学汽车构造、汽车驾驶、汽车原理这些科目。一开始我们也不会，由老师带着学发动机、油路、电路这些知识，所以我现在会开车。后来我到南京认识我老伴的时候，她住在宁海路13号，她有个家人在清凉山当连长，专门调一辆车过来给我开。我成天带着她、她妹妹和她父亲到处去玩，到玄武湖、鸡鸣寺玩。
在机械化大队的时候，我们衣服是军校统一发的，都是绿色的。衣服口袋一开始是两个，后来是4个。上课的内容有时会用到英语、俄语，比如讲到炮，就是俄语，有关英语一般都是汽车方面的。我们学机械化的时候才有外语教官，在步科的时候没有，教材也都是英语，有翻译，我们自己也能听懂一些。有个人叫苏必特，他是教英语的;还有个马志军，在机械化大队的时候是队副兼任我的外语教官。
坐飞机去第5军报到
1943年年底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昆明第5军杜聿明的部队。第5军在重庆有个办事处，我一开始住在重庆第5军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有个女儿生了个小孩，她的妈妈有些小衣服、小帽子之类的让我给带过去。她老公就是汽车队的，让我坐飞机去昆明，我说我怎么够资格坐飞机呢?我刚毕业最多按中尉分配，他就给我写了上尉连长。这样我就够资格买飞机票，坐飞机两三个小时就到昆明。飞机上都是外国人，只有两三个中国人。同去的一个同学不肯坐飞机，他说他要游山玩水，结果遇到翻车死了。
我到第5军司令部担任汽车队中尉排长，主要是运输物资，待了不到一年。记得有一次，我还开车跑到曲靖。在曲靖到昆明有辆小火车，小火车烧木炭的。龙云是云南王，他用的铁轨是法国的，跟普通的不一样。蒋介石怕他搞独立，就派了杜聿明去监视他。后来蒋介石又把龙云弄到南京去监视，最后龙云还是跑了。
在龙陵看油管
卫立煌当司令长官的时候，我就跑到中国远征军去了。卫立煌是我们老乡，当时大家就说去他那边，好多安徽人都去了，我也跟着去了，第5军还说要通缉我。在保山的时候，我在那里负责收粮记账。那时很多老百姓送粮送东西，有的拿车子推，有的用骡马送，有的用肩挑。后来我到了龙陵，因为我有个同学在第九支部，他爷爷在第九支部做支部领导，我就去那里当参谋。
那时候美国人铺了中印油管，把油从印度和缅甸输送到昆明。100多里的地方有个加压点，有时候吐油、漏油，不得了的，油山火海。所以我们负责在那里看管，哪一段油管漏油了，就马上关闸。我在龙陵的几个月主要是看油管。
差点接受军事审判
日本鬼子投降那天，大家特别高兴，像热水开锅了一样，中国兵、美国兵都鸣枪，老百姓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在龙陵负责接收，其实也没有多少东西可接收的。后来，我们回到昆明的时候，沿途看到鬼子老实得很。鬼子穿着黄军装，没领章，我们的车子抛锚了，喊他推车子，他就乖乖地推车子。
有一次，我带5辆汽车从芷江送青年军到长沙，我坐最后一辆。前面的司机和副驾驶员一起做坏事，带黄鱼，就是搭客收钱。后来我们从长沙回芷江的时候，我拿枪对着山开了一枪，那时就感觉是不祥之兆。后来路上有一辆车翻到山底下了，开始也不知道死了几个人，把车翻过来才发现死了3个人，当时就地土葬了。我还从小镇上找人来照相，因为当时我们没相机的。有个广东人，他说这个车现在修不了，我们把重要的零件像引擎、电机、轮胎这些卸下来带回去。
当时，我们团的团长和副团长不和，闹矛盾，而我是团长的学生，所以副团长就借这个机会找别扭，说我损坏公物。团长没办法就把我关禁闭一个月，还要接受军事审判。我的营长姓钱，人很好，他同情我，来看我，后来我没见过他了。最后，我就把照片、写的材料拿出来，他们叫我回家，我说不回去，好马不吃回头草。有一天，我去街上理个发，吃点东西，碰到了熟人，他说：“怕什么!走，回南京!”之后，我跟着团长到了南京，成立短期训练班。
最后一次“总理纪念周”
在南京的时候，政治部说短期训练班要裁撤，成立教官训练班。我就去了联勤总署，负责军事补给方面的，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到武汉成立了运输学校。在武汉，我结婚成家了，又跟着运输学校一直到四川的双流。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到遵义，解放军第二野战部队打来了，从湖南追过来了。我们在桐梓，就是靠遵义那个地方，做最后一次“总理纪念周”，以前我们每周一都做的。校长叫黄振，后来有个大使也叫黄振，但是不可能是他。他很伤感地说：“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总理纪念周了。”
那时，人心惶惶，东西卖得便宜，猪肉一毛钱一斤，稻子一块钱一担，相当于七八十斤稻米，便宜得很。
在双流起义，在南京教书育人
1949年，我们在双流起义，我就被分配到西南军区总医院当文化教员，搞政治宣传工作、协助演话剧等。我没回安徽是因为很早失去联系，而且当时我岳父在南京是检察院检察长，地位很高，他的房子比较宽敞，他叫我到他那里去，我就去南京了。本来我准备去抗美援朝，但当时肺部有点不太好，就没去。
后来，我被分配到南京市第三女子中学当语文老师。第三女子中学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变化很大，男娃儿也进来读书，那时不叫第三女子中学，叫井冈山中学，现在是南京市第三高级中学。第三女子中学很大，把第六中学、第二十二中学也合并到里面了，现在我的关系就在南京市第三高级中学。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P324-333
责任编辑：于雷雷 最后更新：2024-06-07 16: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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