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随荣誉第1师参加滇西抗战 （口述/黄天 整理/徐丽飞）
2024-06-08 14:24:48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P255-270 点击： 复制链接
采访者：徐丽飞、陈何毅
整理者：徐丽飞
采访时间：2012年10月10日
采访地点：湖南省长沙市
讲述者简介：黄天，原名黄时建，1923年出生，湖南湘潭人。1941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分校第十八期第七总队步科。1944年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荣誉第1师第2团第3营机枪连连长，参加松山、龙陵等战役。1946年，考取广州燕塘的中央警官学校，后参加湖南和平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小学教师、长沙电表厂工程师。
采访手记：黄天记忆力很好，也特别能讲，之前也接受过电视台的采访。因此，我们刚跟老人讲明来意，老人便有条不紊地讲了起来，足足讲了3个小时。这中间除了我们偶尔抛出一些问题，都是老人一个人在讲。
老人将细节讲得特别生动，比如他会讲在军校生活时，每天早上同学们唱着歌去河边洗漱，那条街上的人都被他们的歌声吵醒了，所以“武冈街上无懒汉”。又如他对第8军各个师的情况作了详细描述：第103师是何绍周的基本部队;荣誉第1师是由负过伤的军人组成;第82师是土匪部队出身，等等。老人所讲述的这些丰富的历史细节，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探寻更多有血有肉的历史真实。
从日知中学报考军校
那时兵荒马乱，初中毕业后，我考进日知中学。日知中学原本在武汉，武汉沦陷后，就迁到湖南，在湖南湘潭招生。我入学后当插班生，越过高中一年级，直接读二年级。学校办了一年，由于缺乏经费无力再办了。
在湘潭时，遇到日本鬼子轰炸，炸死了170多人。我躲进山里、瓜棚、树后，才逃过一劫。于是，我决定不读书了，看到报纸上黄埔军校招生的广告，便决定报考军校。参加报考的多是浙江、南京、武汉、广东沦陷逃难的学生、有志青年，以及像我这样来自湖南的，招了1600多人。我便于1941年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二分校(即武冈分校)第十八期第七总队步科。
从入伍生成功毕业
考上黄埔军校后，先是6个月的入伍生活，即士兵生活，学基本知识、基本教练。我们在岳麓山训练，利用的是清华大学迁到长沙时盖的房子。那时长沙也不安定后，清华大学就迁到云南了，我们就把那些房子作为营房。
由于招考人数多，素质参差不齐，有许多初中未毕业的。所以，在6个月的训练考试中淘汰了一部分，里面也有一些是因为身体不合格或者生病被淘汰的。这样，只有不到1200人升学了，后来在毕业之前又淘汰几十人，所以毕业学生共1100多人。
第十八期共有3个总队，第七总队和第十二、第十三总队。我们的总队长、大队长、队长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当时成都本校只有两个科，步科和炮科。像炮兵、工兵等科，各自有专门的炮兵学校、工兵学校、辎重兵学校、机械化学校、通信兵学校等，如辎重兵学校是在贵州。
第二分校主任是李明灏，副主任周磐。李明灏，湖南醴陵人，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是除了蒋百里之外中国很著名的军事教育家。他名气很大，办学很严格，很重视训练学生的特殊性。比如他要求学生每个礼拜打一次射击，每天要练卧倒、举枪、劈刺、武术等。副主任周磐原来是第6师师长，保定军校毕业的。彭德怀就是他一手提拔的，由一个小兵进到讲武堂，毕业后由排长一直到营长，再升到团长。新中国成立后，周磐被镇压了。彭德怀给他写了封保信，因通信很不方便，所以迟了一天。
八大教程
士兵的训练，在入伍的时候已经学完了。到了军校就学班教练、排教练，一直学到营教练。如果是到部队里去当一个营长的话，知识就全学会了。我们在军校要学八大教程，包括典范令等。典范令就是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等。此外，还有测量学，我们去武冈山测量地形、地势地貌，并把测量绘成图。筑城学教程是最重要的，挖散兵坑等，要学建筑学、拆碉堡、建营房、架桥等。因为我学得很认真，新中国成立后，我在长沙建筑业很有名气。
一个礼拜还学4次战术。战术，就是作战的方法，如何包围敌人，搜索敌人的情报，如何攻击、如何退却等，这是八大教程中最重要的一种。射击要求数学要好，要瞄准，子弹打出去，它本身有弧，要用标尺调准，才能够打中目标。我们使用的是马克沁重机枪、八二式迫击炮。还有政治经济学，但我们不感兴趣，因为军校学生出来是要当排长的，会打仗是最重要的。我们还受了一个月骑兵训练，第二分校有很多马。除此之外，我们也学了点日文。
第二分校的两大特点
第二分校有两大特点：
(一)第二分校的劈刺最著名，这与一位叫曹玉诚的教官有关。他的武术最好，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当过武术教官，蒋介石还是他的学生。有一次，蒋介石来学校点名，点到曹玉诚时，眼睛望着他，不喊他的名字，而是尊称“曹老师”。于是，全校上上下下都称他为曹老师。他教我们劈刺，因此第二分校的劈刺最著名。
(二)第二分校的学生特别能吃苦。我们一年四季都没有穿过布鞋，都是穿草鞋。武冈的草鞋也不是稻草打的，是用笋子叶子打的，很坚固耐穿。我们这些青年伢子，穿着草鞋，跑个几十米，没有一个人脚是好的。走路走习惯了，赤脚也行，什么都可以干。到了冬天，发两双厚点的布袜子。那时，我特别想要一双布鞋。军装是由军校统一每个人发两套衬衣、两套外服。冬天发一件棉背心、一条比较厚点的裤子，没有穿过棉服。夏秋季节的单衣是黄色的，冬天的棉袄和裤子是灰色的。大概两三个月时间，发一条洗脸毛巾。一年四季，每天早上起来都是洗冷水，有牙刷没牙膏。
每个人有个水壶和饭盒。吃的饭是糙米，糠也吃，一个月打两次牙祭，平常就豆腐、白菜、萝卜、青菜等。我们的校歌是“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被我们改成“萝卜白菜，青菜豆腐，这是要命的黄埔”。
我们早上5点30分起床，把内务整好就集合。6点出发，一路唱歌到河道边洗脸漱口。武冈街上的人，每天早上都被我们的歌声吵醒了，所以“武冈街上无懒汉”。晚上洗澡也是在早上去的河道边，睡觉就在城里面的祠堂。因为祠堂小，所以要分开住，每个总队住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第七总队第三大队住在杨氏宗祠，第一大队住在李家祠堂和周家祠堂，第二大队住戴家祠堂。祠堂是古建筑，中间有个祠堂正堂屋，两边两厢房，厢房有两层，楼上楼下都有。我们100多人一个队，上课在楼上，睡觉在底下。生活真的很苦。
强壮的汉子，苦中作乐
通过两年的艰苦生活和训练，我们吃苦耐劳，会劈刺，会打枪，成了非常强壮的汉子，走在街上也很威武。因为过惯苦日子，所以生活到现在，90多岁，想吃什么基本都能满足，就觉得生活还不错了。
军校生活虽然很苦，但我们也学会自娱自乐，自我放松。比如吃过晚饭后，我们坐在一起表演个人特长，唱唱歌、吹吹口琴、表演魔术等。礼拜六的晚上，还去会看看戏。京剧团是我们自己组织的，戏由我们自己来唱。曹老师唱京戏唱得很好，毕业时他已经70岁，还唱了一段华容道的关公，拿把大刀，唱得真不错。
每个礼拜放一天假，可以出一次街，可以写写诗、作作文。军校附近还有个戏台，戏台上面有文娱室，去那里玩的人不多。在那里，还可以下象棋、围棋，还有个很大的篮球场，有4个架子，我会打篮球，常在那打。除了这些活动，学校还会举行一些比赛，比如射击比赛等。每个人发3发子弹，我打了35环，枪法最好。学校还组织过一次游泳比赛，我取得第21名的成绩。
毕业的时候，我们发了毕业登记证。举行毕业仪式时，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仪式完成后，自由自在在街上玩了两天。这两天伙食很好，餐餐有肉吃。在这两天的时间里，我们拿毕业登记证去领路费，去分配到的部队报到。
河对面就是法国的军队
我们这批毕业生中，有100个毕业成绩优秀的学生被选中，分配到中国远征军，准备派到印度和缅甸。报到的时候，去了99个人，有1个没去。我被分配在第9集团军第8军，总司令是关麟征，部队驻地在中越边境的文山。我们在那受训一个月，跟随美国教官学美式武器，如卡宾枪、冲锋枪、火箭炮等。
一个月后，我被分到荣誉第1师，驻守在马关老河口。老河口那有一条小河，河对面就是法国的军队，他们把日本鬼子赶到这里。我们在这驻守3个月，主要工作是守河岸，跟法国部队联系。当时，我是荣誉第1师第2团第3营第3连少尉排长，河对面的法国军官大概也是一个排长。我们在那里没有打过仗。3个月之后，一个紧急命令把我们由滇南调到滇西，去支援缅甸和印度的军队。
中国远征军到达印度后，补充训练了一批新兵。美国的援助很多，很多部队用上美式装备，武器方面较之前先进，可以与日本人抗衡。滇西这边，日本鬼子几次试图通过惠通桥到达保山。第71军在那里抵抗，把日本人打退了。为了配合缅甸的战争，陈诚离职后，卫立煌当司令长官，与美军合作，指挥两个集团军：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湖南人，负责攻打腾冲;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副总司令黄杰，都是湖南人。为补充第11集团军的兵力，第8军调归第11集团军指挥。
我们由滇南跑到滇西，中间由马关到文山，再到昆明，一直走到楚雄,全部是急行军，每天要走60公里。到了楚雄就轻装，换了衣服，坐汽车到保山，然后就开始战斗。
“天下第一师”
第8军军长为何绍周，参谋长为梁筱斋，这两人比较书生气，何绍周是何应钦的侄子。第8军下辖3个师，第103师、荣誉第1师和第82师。第103师师长为熊绶春，是何应钦的嫡系部队，装备好，训练有素。
荣誉第1师师长原来是李弥。他很会打仗，被调去当副军长兼师长，后来师长一职不兼了，由湖南安县人汪波担任。荣誉第1师有3个团：第1团团长为周开成，湖南长沙人;第二团团长为周藩，湖南攸县人;第三团团长为赵发毕，贵州人。
荣誉第1师的兵不是正规部队来的，不是抽壮丁抽来的，也不是师管区补充的新兵，而是在上海、南京、河南、河北负伤下来的住在医院的伤兵。他们集中在长沙、衡阳、常德、湘潭等地方，伤好后，在长沙闹事。所谓“闹事”,指他们看戏不买票，吃饭不给钱，他们也没钱。当时张治中当湖南省主席，看到伤兵闹事后，冒冒失失枪毙了两个伤兵。伤兵就集中起来闹事，闹得很大，说：“我们打日本人没被打死，还被你枪毙了，那还得了!”蒋介石正好在南岳开军事会议，知道这事就跟宋希濂说：“你是湖南人，36师师长，你去把这些伤兵组织起来，组织一个团就叫荣誉团，组织一个师就叫荣誉师，组织荣誉团你就当团长，组织荣誉师你就当师长。”就这样，宋希濂把在湖南养好伤的伤兵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荣誉师，就叫荣誉第1师。他后来被调去当军长，郑洞国接任师长。
没多久，广西告急。日本人从越南打到广西来了，昆仑关已经被日本鬼子占领了。荣誉第1师编入第5军，军长为杜聿明。荣誉第1师和第200师都是非常会打仗的军队，他们打昆仑关，荣誉第1师立了大功，第200师也打得好。第200师是机械化部队，但机械化部队上山不行，所以占领山头都要靠荣誉第1师。荣誉第1师的兵都是有经验的兵，打过日本鬼子负过伤的，所以打得好。日本鬼子称荣誉第1师叫做“天下第一师”。
土匪出身的第82师
第82师是土匪部队出身。从清朝开始，贵州和广西的边界上有个“十万大山”,在森林里头，山上有土匪。清朝剿匪也没剿清，民国没剿清。土匪看到中国半边江山沦陷了，自愿投诚，组织部队去打日本人。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的民族精神就反映出来了。根据他们的志愿请求，把土匪组织起来变成第82师，兵都是贵州的。编好后，哪个军都不要，怎么办呢?何应钦是贵州人，他就和何绍周说：“你也是贵州人，你把第82师编入你的第8军。”
第82师的兵是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每个人都吃鸦片。每人拿着两样东西，一个打仗的步枪，一个鸦片烟。他们虽然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但是枪打得好。他们都是亡命之徒，打起仗来比较凶猛。因此，这个部队打仗非常厉害。
翻山越岭，包围日军
第8军到达保山后，军队的战略部署是这样：由副军长李弥策划，第103师走攀枝花下来，围攻松山的北线;第82师走惠通桥正面过江，围攻松山的东线;荣誉第1师从楚雄走下去，从南面进攻。这样，东、南、北三面围住，西线紧靠印度，那个地方跑不掉的。
松山是军事重地。我们先过江，怒江的水流很急，江面比湘江稍微宽一点，不到一公里的河面。我们的竹筏用的竹子很大，沿途经过的山里都是原始森林，树都很大。山里没有狼、豹这种地下动物，只有松鼠，因为那里有蟒蛇，动物都被蟒蛇吃了。我们遇到过蟒蛇，因我们人太多，所以我们不打它，它也不咬我们，互不侵犯。最难让人忍受的是瘴气，瘴气会致人死亡。原始森林里有很深的污泥，因为有树叶子不断落下来，被雨水淋后，日积月累便成了腐殖泥巴。森林里面还有很多的蚂蝗、蚊子。我们每天在烂泥里面行走爬山，到了山顶就睡觉。每个班挖一米多深的坑，七八个人轮流在坑里面背靠背睡觉，另外的人就坐在挖出来的土上面休息。因为挖出来的是干土，蚂蝗不会爬过来，蚂蚁也不喜欢风口，蚊子喜飞上不喜下，也不来。
我们过了山顶就到西线。西线情况就好多了，因为东线雨水多，而西线阳光充足，比较干燥，没有瘴气、腐殖泥。早晨起来后下山，走了45公里，就悄悄地休息睡觉，这时就没有蚂蝗、蚂蚁了，只有蚊子。休息两天半，然后就口头传命令起床，全副武装，吃干粮，用竹子煮米饭。饭后下山，用一个钟走了15公里。
激战老东坡，我负伤了
我们4点钟起床，5点30分占领长岭岗。它是日本鬼子的一个仓库和兵站，有几十个人驻守，我们第2团把他们解决了。之后，第1团跟第3团抢占黄草坝。黄草坝是个军事要地，是滇缅公路中的一个站。这样就切断了日本鬼子的补给线。
随后，第2团去攻龙陵。第71军的第87师、第88师来接第1团和第3团的防务，看守黄草坝，第1团和第3团去包围松山。龙陵城四面环山，有马栏山、老东坡，我们攻打的是老东坡。第88师也来支援，从西线进攻，我们从南北线包围龙陵。日本鬼子听说黄草坝被截，很着急，我军在缅甸那边也屡战屡胜，他们就从太平洋战区调来两个师团。战争打得很激烈。我们占领老东坡后，日本鬼子想抢回来。我们守在老东坡西端，日本鬼子冲锋上来，我们的战士倒下很多。怎么办?日本鬼子一冲锋，我就用机枪扫射，马克沁机枪一根子弹带就是250发子弹。别人问我打死多少，我说没有一千也有好几百。
我打枪的时候，日本鬼子一个冷枪打过来，我就负伤了。当时我忙于战斗，未注意到受伤了，旁边的一个班长看到了，大喊：“排长，你挂彩了!”我回头一看，果真流血了。班长把我拖下来，自己继续去打枪。副班长在我受伤的地方拉上一泡尿消毒，然后我把上战场配的救急包拿出来进行包扎。这是我第一次负伤，但依然留在战场指挥。战场上伤亡很大，日本鬼子死的多,我们也一样，我们一个营600多人只剩下一两百人。后来，我伤好后被擢升为中尉排长。
第71军派部队来接防后，我们就回到师部所在地，补充部队。这时，我们渡过怒江，占领黄草坝，在松山、龙陵的日本鬼子得不到补充。再加上我们开始有制空权，美国人组织了飞虎队，日本鬼子飞机很少来或者不敢来，没法进行空投，这样他们就很孤立了。我们的部队也可以通过惠通桥过江了，士兵很快得到补充。第3营补充到800人，叫做加强营，配一个小炮排、一个重机枪连、一个担架排。
松山之战中受到嘉奖
日本鬼子在松山修的战壕，两米多深，战壕里面可以走汽车，非常难攻。第82师一层层地占领很多山包，接近主碉堡。靠近主碉堡的一个山头叫滚龙坡，打滚龙坡的时候，第82师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副师长王景渊，他是后来的贵州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这场战役后，第82师番号也不存在了。我们800多人去打滚龙坡，把滚龙坡碉堡打下来，死了200多人，连长、营长阵亡，副营长断了一只手。
我们攻打松山时，蒋介石在保山召集军事会议，黄杰、宋希濂、霍揆彰、李弥等参加。蒋介石下死命令，两个月内拿下松山。李弥等想了个办法，调工兵去挖地道，炸主碉堡。日本鬼子鬼得很，在山上搭了个瞭望台，我们工兵作业要换班，不能躲在洞里。日本鬼子只要在瞭望台看到我们的部队行动就会打过来，这样我军就只能在晚上作业，导致行动迟缓。我就叫我们小炮排的班长过来，调了10枚60小炮。我测量到瞭望台的距离，把角度调整，炮安置好，就下命令放炮，一举把瞭望台炸毁。鬼子的瞭望台被端掉后，宋希濂连说打得好，并问这个炮是谁打的。得知是我打的后，他马上下命令，让副官送来嘉奖令和800元票子，大概值200光洋。这下士气大振，工兵很快把3吨黄色炸药(是那时候最先进的炸药)装好。点火是第8军工兵营营长点的，炸药爆炸后，地动山摇。大家都很高兴，跳了起来。
主碉堡被炸了，还有小碉堡，以及战壕里的日本鬼子，我们便去清扫战场。清扫的过程中，一个日本鬼子跳了出来，副班长心脏上面挨了一刺刀，负伤了，但没有倒下去，用冲锋枪把那个日本鬼子打死了。我马上叫人把他背下去，之后我们就分散了。日本鬼子又打出一个炮弹，离我1.5米远，我马上趴到地上。结果，有两块炮弹片插入骨头里，我立刻不省人事了。
我喊宋美龄“妈妈”
我被运到大理的医院，这里有美军支援的医生，医生为我打完针后我就醒过来了。两个多月，我没洗澡，骨头又受伤，全身发臭。有认识的战友来看我，我让他们带我去洗个澡。他们把我抬的抬，扶的扶，带我去温泉洗澡。把衣服一脱，往水里一丢，由于身上有伤我就晕过去了。他们赶紧把我抬回去，医院赶紧急救，才醒了过来。接着正式动手术，把弹片取出来。
在医院住了一个月，身体还是没好。当时来了一个慰问团，总团长是宋美龄，副总团长是李德全(冯玉祥的夫人，新中国成立后任卫生部部长),昆明分团的分团长是顾映秋(龙云的夫人)。另外，团员还有沈钧儒、翦伯赞等知名人士，还有宋庆龄的代表等。他们慰问前线部队后，来医院慰问伤兵，亲自送上一个慰问包。
宋美龄到我面前时，看到我的衣服上面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8期”几个字，便问我叫什么名字，并说：“你是校长的学生?”我讲话上气不接下气，奄奄一息的，吃力地拿出毕业证书。毕业证是我从黄埔军校到部队服役一年后发的，不到部队服役，就只有登记证。我也把嘉奖令拿出来，再加上昆明的报纸，当时我的事迹登在报纸上。她看到了，连夸我是好学生。她问我多少岁，我说21岁。本来一个人只发一个慰问包，宋美龄多送一个给我。顾映秋拿了50元钱，放在我枕头上。宋美龄又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湖南长沙的。她告诉我长沙沦陷了，这时我才知道家乡沦陷了，日本鬼子打到贵州了。
这三个人都跟我妈妈年纪差不多，40岁左右。我那时年纪小，就有点想家了，喊她“妈妈”。后来，报纸印刷出来，报道我抱着宋美龄喊“妈妈”。宋美龄用英文告诉美国的主治医师，大概意思是说我是蒋介石委员长的学生，年纪轻，还只有21岁，大有前途，要用最好的药、最高级的医疗，一定要把我诊好。我懂一点英文，听懂了大概意思。这样，我就变成了特殊人物，医院给我开小灶，用进口的最好的消炎药，美国的少将军医亲自给我主治，我慢慢就好了。
我闯了大祸
伤差不多好时，我闯了大祸。宋子文的老弟叫做宋子良，他的堂客(即爱人)是广东佛山人。他的小舅子就是广东佛山的，在西南运输处当处长。滇缅路打通后，物资运进来，汽车川流不息。那时候逃难到那的湖南人和广东人多，他们都学会了开汽车，所以滇缅公路的运输统统是广东或湖南司机的。
湖南人和广东人争抢生意，西南运输处处长偏袒广东人。广东人常仗势抢生意欺负湖南人，经常打架。我那个时候伤已经慢慢好了，有一天，拄个棍子就到大茶馆里喝茶，我喜欢喝普洱茶。突然，一个人一脸血闯进茶馆倒在地下，我把他扶起来，他就说谢谢，我一听是湖南话，就问他是哪里的，他说是衡阳衡山的，姓王。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广东司机不准湖南司机开汽车，看到湖南司机就打，把我们打成这样子。我那时候21岁，趾高气扬，一听脾气就上来了，拄个棍子就走，喊了百八十人，拿着棍子沿着公路拦住广东司机开的汽车。结果打死了两个广东人。
宋子良打报告到中央，中央追查谁为首。因为医院院长是湖南醴陵人，对我很好，美国医生也对我好。抓我的命令到了医院，医院的人就告诉我，让我赶快走。美国的吉普车把我送到昆明第8军办事处，负责人也让我赶快走去贵州，到第8军师管区去当副营长。
离开部队后考入警校
我在贵州时碰到一个同学，他有个叔叔叫夏声,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当时任贵州省公安厅处长。他就写了封信，让我回湖南，我便来到第73军当搜索连连长。等到第73军要调去打共产党的时候，我有荣誉证，又是伤兵，便以负伤未好，请假离开部队。离开部队后，我又考到了广州燕塘的中央警官学校。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P255-270
责任编辑：于雷雷 最后更新：2024-06-08 14:2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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