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树上指挥，血战黄土坡 （口述/林裕琦 整理/张遂新、徐丽飞）
2024-06-08 15:22:45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P279-291 点击： 复制链接
采访者：李岚、徐丽飞、张遂新
整理者：张遂新、徐丽飞
采访时间：2012年6月28日、7月13日
采访地点：广东省广州市
讲述者简介：林裕琦，1915年2月出生，广东茂名人。193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分校第十二期步科。毕业后，留校做军训教官。1944年在潮州完成征兵后，以广东省远征军第7团第1营营长身份加入中国远征军序列赴印度受训，后参加松山、龙陵、畹町等战役。
采访手记：林裕琦的经历很丰富，也很健谈。如此，我们便前往进行了两次采访。第一次，老人住在海珠区一家环境比较艰苦的老人院。后来林老得到志愿者的支持，搬去了条件较好的广州市老人院。第二次的采访便在广州市老人院进行。看着老人居住环境的改善，很是欣慰。老人对在滇西对日作战中国军队壮烈抗日的经历讲得特别详细，他说在战场上，为了减少牺牲只能将牺牲了的士兵遗体堆起来做掩体。战争的残酷，由此可见。
从海军学校偷偷报考军校
进黄埔军校前，我在长洲岛的海军学校学习。当时海军学校只办了一期，3个班100多人，学制5年。那时候海军学校培养学生，每天花费差不多12元，按照这个数字，我们念了100多天就花了几千块钱。如果我们离开学校，那就得赔这么多钱给学校，所以当时只能选择偷偷地离开学校。
黄埔军校招生考试的时候，我跟学校撒谎说家里有事。因为考试要考3天，我就请假3天。我同海军学校的其他6个同学偷偷地报考了黄埔军校，其中3个人考取了，我是其中之一。录取之后，报纸上登了我们的名字，我在700多名录取考生中名列第三。军校开始报名的那天是周五，因为我们海军学生只能在每个礼拜放假时才会安排舰船接我们到广州，所以周五我就没法出去了。
为了能顺利报名，我想了个办法。从学校写封信让人帮忙从外面寄回来，信上说哥哥最近生病住院了，我得请假去看他。队长收到了信，却不告诉我，因此这个办法行不通。后来，我又想了个办法，去跟队长说：“刚刚有个人在门口找我，说我哥哥病得很重，一定要我去看看他。”队长问：“谁来告诉你的?”我说：“刚刚来了个人告诉我的，你可以问门卫。”队长问：“那你打算怎么办?”我说：“我打算明天去医院看哥哥。”队长不同意，让我礼拜天去医院。从队长那出来后，我拿了书箱，来到卫兵看守的地方，让卫兵帮忙拎到山顶去，然后我再去山顶拿，卫兵答应了。就这样我从学校出来了，在市内找到一位住在大学里面的朋友借宿一晚。第二天，我就到军校报到了。
难忘的黄埔岁月
我是黄埔军校第四分校第十二期学生，学校地址在燕塘瘦狗岭那里，校长为蒋介石，分校主任为陈诚。黄埔军校本校在第七期时已经搬去南京了。我们第十二期分步、骑、炮、工、辎5科。我是学步科的，步兵为一个大队，下面有5个中队，一个中队150人，有3个排，每个排45人，排下面再分班，15个人一个班。我们的队长叫罗及彬，黄埔军校第四期。3位区队长中有两位来自广东，都是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的，一位来自贵州的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的。
刚进军校，我们先念预科，学步兵操典以及一些操场的基本动作。后来转为本科后就学战术、战略、变阵防御、沙盘教育等，如将沙堆起来作为阵地，有山有水，敌人在一处地方，我军在一处，这个时候就要判断敌人在哪里，有多少人，地形如何，我方多少兵力，敌方有多少兵，该怎么打，如何防御等等。
其他期别的学生一般念3年，但我们第十二期中的100多人念了4年。因为当时陈诚是我们分校的主任，他从我们这一期700多人的学生中挑出了100多人进一步训练，想让我们出校后可以教导他人做参谋等。所以我们就学习了4年。中途也有同学病退、去世。我们在燕塘念书时，蒋介石也来过，给我们训话。
在后来的一年学习中，我们主要学空军知识、飞机的性能、战车知识、海军知识等。在这基础上，再学习如何指挥海陆空协调作战等，都有专门的师傅教我们。其实，学习也很简单，比如学习飞机的性能，教练机就这样推下去，拉下来，飞机就起飞了。战车也类似，它走履带的。
军校给学生发了3套衣服，冬天发的是草黄色的棉大衣。平时出操时穿黑色的衣服，没有领章。出去逛街就穿草黄色的衣服，衣服的领章是圆的、蓝底，贴在衣领的左右两边，左边写着“军校”,右边写着“学生”,字是白色的。出操穿的鞋是马靴，出操回来就穿胶鞋，出去逛街的时候就穿皮鞋。平常在课堂上课就穿白色的布便服，白衫白裤。军帽也是草黄色的，上面有一个五角星。毕业时发中正剑，蒋介石校长赠的，每个学生都有一把。平常出去逛街就戴着，不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就没有这样的剑，所以出去戴着剑就很耀眼，一看就知道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了。
辗转各地当教官
毕业后，有同学留校做区队长、队副，还有七八十个同学被派到湖南当排长。我则同其他十几个同学被派去做了军事教官，给广东学校培养军事教官。当时全国皆兵，高中、大学都要学习军事。每个省有一个军管区，军管区成立一个军训处，军训处就派出人员到中学、大学当军事教官。一个省有很多学校，所以需要很多的军事教官。我们就先培训军事教官，3个月后，他们毕业了就到学校去教学生。一个学校一般派两三个军事教官。当时的训练也很简单，只需要学习如何打枪，如何打敌人等，战术战略就很少教了。
后来我押运军训的材料到梅县时，广州沦陷，无法回去了，便被派到梅县东山中学和省立第七中去做军事教官。教了一年后，调回曲江受训，后来又到了阳江的省立第二中学(后来改名叫“两阳中学”)教了一个学期。再后来，军区又将我调回来当队长。那时候刚从澳大利亚、英国买了50架飞机，又从英国买到一些高射炮。我负责编织猪篓笼，织得跟飞机一样，找些布匹拽着它，用飞机在空中拉着飞，与飞机相距30米左右，我们就在下面练习用高射炮打假飞机。训练了10天后,我被调去曲江东河坝做连长。
那时候，每个县都要征兵，18岁到30岁，抽到谁谁就得去。每个县城里有6个征兵科。有些科长不熟悉如何征兵，县里就派人来训练3个月。这些被派来训练的人都是在军队里面做了很久的军人，黄埔军校毕业的居多。我就负责管理这些征兵科科长，教这些人怎么去征兵、怎么抽签，对那些抽中签的人怎么说。当时很多人不愿意当兵，抽中了就跑了，要学会怎么处理。我在这教了3个月后，就调到潮州的普(宁)丰(顺)师区做模范队队长，又训练了6个月。这6个月主要学无线电，有专门懂无线电的教官来教，教A就“嗒嗒滴”,B就“滴滴答”。后来办第二期学无线电时，就有两个队了，我就升为大队长了。
征兵完后去印度受训
1944年，政府要求每个省要成立远征军一个团。我们团是广东省远征军第7团，四川的是第5团。军区就调我去当远征军第1营的营长，到潮州去征兵，每个县负责征一个连的兵。
征好兵后，我去到曲江军区司令部。从军区司令部坐汽车去衡阳，在衡阳等车等了很久。因为那时候日本人天天来炸铁路，交通很不方便。到昆明住了10多天后，一个团的官兵就坐大飞机飞去印度。一到印度，部队马上换军装，每人领便装一套，军装两套。同美国军队一样，也按照一等兵、二等兵、上等兵来发，军装上都是印好的。便服分两种，有灰蓝色的，也有白色的。军装是黄色的卡其，没有肩章，但有两朵梅花。大衣是毛的，同美国人一样。帽子是中国式的，不是美国式的，钢盔正面是五角星。
在印度受训很紧张。刚开始先在帐篷里通过电视学习如何装备、如何出操、如何打仗等，学完后就出去实习。就这样训练了3个月，装备好了，就从印度穿过喜马拉雅山飞回昆明。到昆明点阅部队后，实地训练3个月，包括射击训练、如何拿枪打飞机等。这个时候的部队装备很好，比日本人的还好。以前，我们一个班有一挺机枪，现在一个班有5挺机枪。一个班16个人，10个人用卡宾，6个人用冲锋枪。卡宾枪可以打5发，也可以打10发，也可以打单发，瞄得也很准，子弹也很好。
开赴松山战场
受训3个月后，我们搬去大理，第11集团军在那。然后我们被调去蒙自，蒙自是第20集团军所在地，后来又调回第11集团军。在大理，我们这个团归第71军指挥。上战场前,我们的部队先在保山住了一个晚上。保山在云南属于比较好的城市，其他地方比较落后，蒙自人生活得很苦，吃洋芋，很少有饭吃。然后坐汽车，我们去到远征军司令部所在的楚雄，归中美联合参谋作战指挥司令部指挥。
接下来我们被调去打松山、打龙陵。之前，松山、龙陵、腾冲这3个地方被日本人占领了，所以中国便不能从印度运回军火，需要打通这条线。我被调去第2营当营长，指挥第2营同第1营共1600多人，打黄土坡。上面命令我们一个星期攻下，可是没有告诉我们那里是有铁丝网的。我们按照地图走了20多公里，看到了铁丝网，铁丝网离松山有三四百米。怎么打呢?铁丝网阻住了，没法打，上面也很无奈，之前没得到这方面情报，所以没通知我。这样，头一天便不能打。
树上指挥，血战黄土坡
我亲自爬上高树去侦察，可是拿着望远镜也看不清楚日军的工事，只看到日军走来走去，知道工事里有兵守着。日军也很厉害，也爬上高树，开枪向我这边扫射，我就趴下，一动不动。我可以看到日军，但他看不到我，子弹就在树枝和树叶间穿过。我预料战争会很艰难。敌人有堡垒，你一出去就被打死了，地形也很复杂。怎么办呢?我打电话给团长请求调两个炮兵排过来，打敌人的铁丝网。希望可以将铁丝网打坏，过了铁丝网后离日军堡垒就只有几十米了。这样，我们的军队就可以过去打开路，冲到敌人面前扔手榴弹了。但我们两个营打了两个钟头，都打不开路，一出去就被敌人打中了，伤亡不小，尤其是潮州人。
第二天早上，我跟一个很能打仗的叫李莽财的连长说：“我让一个迫击炮配合你打，你安排一排人在前，两排人在后打，离开你大概100米。我一吹哨子就开打。”本来一般作战是两排人在前，一排在后，前面死的人多了再由第三排补充。但是现在我们不知道敌情怎样，不能这么打。后来打冲锋的时候，我跟李连长说：“要小心啊!”他说：“不怕!”他穿有防弹的衣服。后来，一个排的人差不多打光了，不能再打了，我就让部队停止前进。
当时在阵地挖掩体也做不到，因为黄泥下面的石头很硬，树根很大，没法挖。我便让部下将尸体拿过来堆在一起作为掩体。连长见到用死尸做掩体有些害怕，我说：“有什么好好怕的，一起身就被敌人打死了，能怎么办呢?”我鼓励他要勇敢，不要怕。我画了个地形给他，告诉他敌人出来才打，以免自己人一起身就被敌人打死了。
敌人的堡垒在这建设了一年多，有很多层，很坚固。那时候，第一次打我们大概就死了100多人，伤了100多人。第二次打，死了300多人，伤了100多人。我们1000多人的队伍差不多就死掉了四五百人了，没法打下去。到晚上，我打电话给团长。团长问：“打得怎么样?”我说：“这一仗，我们牺牲了很多人。连长战死了，排长也牺牲了两个，士兵牺牲了100多人，满地都是血。”
我让通讯兵打电话给团长，报告这里的情况：“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前进，敌人堡垒的子弹就打出来了。我们一往前敌人就把我们的人给打死了，这根本没办法打。团长问：“要怎么办?”我说：“不能前进，一前进就被打中了，可是我们又打不到他。”团长命令我死守阵地，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没有接到命令后退按军法处置。我让团长补充兵员，1600人差不多死了四五百人。上面知道阵地的具体情况后，也就没有再命令我一个星期要占领了。
就这样，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每天去阵地看看，带10个敢死队员，有通信兵，副官带着3个运输兵。我跟副官说我要到前线去指挥。副官说：“不行啊，你这样很危险的，你不能再被俘虏了。”我就跟部下讲话：“我们来的时候，大家送药给我们。我们为了父老乡亲要旗开得胜，打赢仗，不要怕死，怕死是很糟糕的，要冷静。”当时的药就是万金油、清肺水之类的，我们营部有两担。每天晚上我都召集排长以上开会，告诉他们怎么打，100个人如何当做1000个人用。
有一天早上，我又到前面去侦察敌情，敌人一般早上会换班，但换班的人不多。但我发现那天早上多了很多人，还背着行李。我就在想他们是不是准备打我们，我们这几天没有主动开枪打他们了。这时候团长打来电话，说：“指挥部接到命令，有3000多人的军队准备前来包围，一定得消灭那些军队，你的意见呢?”我就叫来第二营一个姓郑的排长，让他带一个排的人去离我们驻扎地1000多米的地方看看，那里有个深坑，有水流，树林很茂密，无人居住。
有一天，那个排长打电话过来跟我报告说：“我琢磨敌人想从后面包围我们。”我问：“你怎么知道?”排长说：“水流中有一些树木、草是从旁边掉下来的，而这些原生的自然森林，树枝一般不会这样掉。所以敌人应该在旁边挖了地道，导致土松了，草、树木就掉下来了。”我问：“你怎么知道?”他就带我去看，往上爬两百米，就看到一棵树掉下来了。树怎么会无端掉下来呢?肯定是下面有暗道，土就松了。敌人从后面挖地道，想从前后两面包围我们。这时候要如何处理呢?排长建议装地雷，但我们没有学过装地雷。我就问他：“你会装地雷吗?”排长说他会，在上海地雷学校学过。我问：“要装多少个呢?”他说：“大概100个就够了。”我赶紧打电话给团长，让他在当天晚上12点前无论如何送100个地雷过来。团长二话不说便派人送来了。拿到地雷后，郑排长便拿去安装好。第二天天刚亮，地雷就爆了。通信兵很兴奋地说打到了。我爬上最高位置看，日本鬼子一身泥，有的背着，有的抬着，大概炸伤炸死了100多人。敌人往回走，也有地雷埋着，只能沿着墙走。我们机关枪早就准备好了，一爬上来就开枪打。打得差不多了，我让排长派十个八个人去把枪支收回来，太多了就会暴露我们军队有多少人。这一仗打得很漂亮。
为了更好地保护部队士兵的性命，打击敌人，我命令部下在一天内挖出战壕，并在战壕前面堆着土堆，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敌人，但敌人就看不到我们。我跟士兵训话：“挖好了就可以保住性命，挖不好就没有命。”挖了5条战壕，3条是真的，一条就通到前面的铁丝网。因为敌人飞机会常来侦察扫射，所以就准备了两条假的战壕给敌人飞机轰炸。挖战壕的知识，我们在军校都学过。敌人也一定有战壕，通过铁丝网出来的。假如挖到离敌人近的地方，敌人会从暗道里出来打，那我们就要牺牲了。所以，我白天晚上都要去巡。在巡兵时，我负伤3次，一般的轻伤只能随便包扎了事。
黄土坡这个地方瘴气很重。有一天，排长打电话给我说，100个兵中有二三十个发烧了。松山这个地方，高高低低，黑色云来了一下就下大雨了。山上的雨很大，连续下了一两个钟头后太阳就出来了。雨多了就容易生病。我也发烧过两次，吃奎宁就好了。在昆明的时候，一个老乡就特意跟我说，去到那里，生病就吃孔明草，孔明擒南蛮的时候发明的一种草药，煲水吃就可以解这个病，发冷发热吃奎宁也可以。
当时由于惠通桥还没有修好，弹药、枪支、粮食都很紧张。美国的飞机从昆明飞过来，通过降落伞将食物一包一包扔下来，有面包，一包甜的一包淡的，里面有10块饼干，还有一包牛肉粉。打仗那时候不穿军官服的，都穿士兵服，是布的。打仗的时候穿麻鞋，之前训练的时候发了两对胶鞋，但都穿烂了。武器是卡宾步枪。我有两支枪，一支冲锋枪，一支航空曲尺,美国人发的，连长、营长、团长都有，可以打10发。
敌人的堡垒实在太坚固了，飞机打不了，大炮炸不了，没办法了。大概过了20天，司令部派来四川的一个团，派来一个副团长、两个连长，来接我们的工作。那时，我已经负伤3天，在掩体里面走不动了。
我是在巡视阵地时遇到敌机轰炸，一个通信兵、一个传令兵当场炸死，我也负伤了，先随便包扎了下，后来晕倒在地上了，副官将我背出洞口，然后上了担架。我告诉副官敌人的堡垒是品字形的，这边一个，那边一个。看得到的堡垒有7个，看不到的有10多个。我跟副团长讲这里的地形，敌人机关枪打得到的地方不要去，打不到的就可以去打他们。我被送到医院，医院就在山洞里面，医生是美国人。但医治士兵的就是中国医生。相比士兵，我们在医院的待遇就好些，药品、食物都好些。伤兵太多了，没有办法提供更好的条件。差不多20天，我的伤就好了，美国的医学很发达，X光什么的，可以看到子弹在哪里。
龙陵、畹町之战
伤好后，我就回到中美联合参谋作战指挥司令部。司令部交代我住一个晚上，后来又将我派到前线龙陵。那时候已经没有1600人了，实际能作战的估计只有700多人。我继续当第一营的营长，指挥着两个营。第三营归团部做预备队。
龙陵是日军最多的地方，工事建构得很好。敌人在龙陵建有坚固的堡垒，既可以支援松山，也可以支援腾冲。龙陵差不多打了半个月。松山已经被炸下了，龙陵也没办法再守了。日军派两个联队大概两三千人支援松山，我们就截住他们打。我在那打了一个礼拜。我们占领的那个地方很好，日军所在的地方有个山坑，我在半山上就可以看清楚那山坑。打到第六天，日军就没什么兵了，援兵也不敢再来了。
龙陵收复后，我们开去畹町，路上写有标语：欢迎胜利军。本来那里有很多树木，到处可以看到大树林，整山都是。美国人开大炮、飞机打了一个星期，将大树打光了。
到畹町以后，我的部队已经只剩100多人了，便到昆明大理去征兵。大理派一个连去征兵，下关派一个连去，凤仪派一个连去，征了3个多月，一个兵都没有征到。因为我在战争中立过功，升了团长。后来一个黄埔军校第七期出身的师长就来找我，调我去他那个师当团长。一个同学跟我说，我要去的那个地方走私鸦片烟土，去那里就是受罪。我听了他的话，就没去了。
后来，梁华盛调我去东北当主任秘书，管理经济人事。那时，日本已经投降了，东北三省变成九省,梁华盛是东北九省地区副司令，兼吉林省省长。后来，梁华盛又调我去当保安团团长，我没去，回广东了。我先在湛江做买卖，后来公私合营，买卖也做不成了，转而教书。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年出版 P279-291
责任编辑：于雷雷 最后更新：2024-06-08 15: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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