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流血牺牲的8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在8年抗战中,中国人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饱受了数不胜数的种种苦难和煎熬。
我的家乡在湖南省岳阳县步仙桥乡吴辛叔村。这8年正是我上小学的阶段,亲身经历了4次湘北会战时为躲避日寇奸淫烧杀而逃到深山里的苦难生活,也从侧面见证了我国军民保卫家乡流血牺牲的英勇斗争精神。
1938年9、10月间,武汉周围的隆隆炮声,震惊了中外。中国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早就做好了迁都重庆的准备,将东南地区的政府机关、学校、重要的工厂和文化设施等,纷纷经由长江和洞庭湖的水路及粤汉铁路等水陆交通,迁往西南山区,将重庆辟为战时首都。
1938年10月25日,日本鬼子占领武汉后,为了巩固它的军事占领,向外围扩张,陆续侵占武汉南面重要县城,并于11月11日占领岳阳县城。日寇的铁蹄践踏着洞庭湖周围的土地,敌人的军舰和运兵船在长江、洞庭湖中横冲直撞,日本法西斯的毒焰熏黑了享誉世界的岳阳楼!
日寇占领了岳阳县城,就扼住了湖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咽喉,切断了粤汉铁路长岳公路,控制了长江和洞庭湖的航运。因此,日本“华中派遣军”派重兵把守岳阳和武汉之间的许多重镇如咸宁、崇阳、通城和临湘等大片地区。
中国国民政府根据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的发展,分析了日本军国主义在占领大半个中国以后的敌情,日军因几年来的战争损耗过巨和兵力的过度分散,敌人的企图是巩固已经占领的地区,以求“以华制华”“以战养战”。
而中国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卫大西南,坚持抗战,认为抗日战争已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湖南地区特别是湘北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蒋介石指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派驻重兵在岳阳新墙河一线修筑工事,坚守阵地,密切注视日军动向。薛岳指挥川军杨森的直属部队第二十军一三三师和一三四师,驻扎在新墙河南岸关王桥、黄沙街、新墙镇、黄柏祥及筻口一线,以防日军越过新墙河向南进攻,威胁中南地区的战略中心长沙城。长沙是第九战区司令部所在地,政治经济文化地位非常重要,所以新墙河作为中日两军对峙的重要防线,战区司令长官命令杨森所指挥的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军必须加固工事,严防死守。
(二)
抗日战争的烽火燃烧到了我的家乡。我的父亲和叔叔原是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祖父是一个贫苦农民,继承了祖辈分给的半亩田自耕,并长年帮人种田。父亲和叔叔小时候即拜师学艺,父亲吴炳秋学裁缝,叔叔学皮匠。因为收入太少,两人都转行挑京货担子走村串户,贩卖日用杂货,赚了一些本钱,两兄弟就跑到岳阳县城开起了铺面。凭着他们的勤劳刻苦,机灵智慧,逐步创立了一些家业,有了一些积累。在20年代的湖南北部的岳阳县城,算得上是一个刚刚兴旺起来的小城市,他们的创业资金日渐积聚,开了一间较大的店铺,经常跑汉口和长沙进货,运回岳阳县城销售。可以说,年轻力壮的兄弟俩,经商的成绩正在蒸蒸日上。他们多么希望时局稳定,生意好做,能改变贫苦家庭的面貌。
可是,自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鬼子步步进逼,侵略华北。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更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一直打到武汉。我的父亲和叔叔在日本鬼子不断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下,敏锐地预感到武汉岌岌可危,岳阳也将不保。于是在武汉外围的隆隆炮声中,毅然决定变卖商铺,收拾钱财和行装,拖家带口离开岳阳县城,回到家乡步仙桥吴辛叔村定居。1938年上半年,两兄弟各自修建了一栋半火砖、半土坯墙的瓦房。
(三)
大约是1941年秋季,田里的稻谷已经收割,来了几名国军(当地人又称他们为“中央军”)战士,在田墈边拉起了电话线。他们将电话线掩藏在路边的荆棘丛中,而且在山边还拉起了带蒺藜的铁丝网。
外面的电话线架好后,战士们将一根电话线牵进我家东厢房,还有一些战士搬来许多机器和大大小小的箱子、床和家用生活用具。到傍晚,两架“滑竿”(四川人称两人抬的轿子)各由两个轿夫抬着飞跑,另两人跟着,走着走着,只见后面的两人突然钻进轿杠下面,抬轿的人将轿子往上一抛,另两人熟练而敏捷地接住轿子放在肩上,继续快步往前飞奔。躺在轿子里的人,没有一丝惊动。这是四川人抬轿的绝技,轿子里坐的原来是杨森的亲侄、第一三四师师长杨干才和他的姨太太。
在此之前,有一位军官带着几名随从人员来到我家,跟我父亲商谈,要求我们全家七口人集中居住在西边的两个房间。大厅和其余7间房屋,让给杨干才师长及勤务人员使用。我家就成为一三四师师部的办公地点。我父亲是一个见过世面、通情达理的商人,更因为日本兵占领了岳阳县城,迫使父亲无法继续在那里经商,从内心非常仇恨日寇,所以毫不犹豫地将大部分房屋腾出来,交给新来的部队使用。
从1941年到1944年,杨干才的师部各机关一直驻扎在罗内歩仙桥乡的范围内。而第一三四师四○○团等几个团的兵力就分布在新墙河以南的战略要地据守。
若问在湘北岳阳新墙河防线驻扎国军,为什么选择在我歩仙桥设指挥部?这要从罗内歩仙桥的地形说起。我的家乡在历史上就是有名的地势险要的地方。南面有峰古尖,山峦高耸,越过大山,就到了平江县城。西面有马鞍山,只有歩仙桥一个山口一条大路通向罗外,经狮子山、黄柏祥到新墙镇。东面有骆驼岭,北面有鹅公岭。我家的住房背后紧靠树木苍翠的青山,前面有一条一年四季都有潺潺流水的小河。整个罗内像一面铜锣,东西和南北有5公里的距离,四面环山、包围着20余平方公里的小平原。这里地势平坦,出产稻谷和棉花。住在这里的老百姓,民风纯朴,爱国爱家,拥护国军抗击日本鬼子。岳阳的地方游击队多次偷袭日本鬼子。有一次将缴获的日本鬼子的呢料大衣和指挥刀送给杨干才师长。几次湘北会战,老百姓都纷纷派出人力挖战壕,修工事,破坏公路,协助部队运送物资弹药。歩仙桥那里过去的确有一座修得十分漂亮的木桥,雕梁画栋的走廊,来往行人都可以在此歇息聊天。罗内只有一条通往新墙和岳阳县城的大路,要经过歩仙桥。在歩仙桥的右侧有一座山名叫碉堡山,至今还有碉堡留在山头上。
从歩仙桥至岳阳县城有50公里,至新墙和荣家湾有25公里,往北至筻口有10多公里,至关王桥有6公里,至黄柏祥有10公里。4次湘北会战,日本鬼子都是越过新墙河后,走关王桥、黄沙街经汨罗江到长沙东郊的捞刀河一带,没有一次经过步仙桥的。在第四次湘北会战中,日本鬼子占领长沙城。在距我家乡5公里的黄伏太修建了炮楼,但日本鬼子不敢走出炮楼,更不敢将魔爪伸到步仙桥来。
一三四师将师部设在我家,因我家的房屋是单家独户,杨干才住在我家便于保卫。屋后的山边挖了一个防空洞,杨干才使用过一次。可能是由于敌特侦察到师长住地,日机用重机枪扫射了一次,将屋顶的瓦打坏了几处,但未伤及人。而在我家右前方的莲花山上,大约是第一九五师一个班的战士在山头用机枪打日寇的飞机,招致日军轰炸机投弹,几乎将全班人炸死。
(四)
杨干才生于1900年,原名臣栋,四川广安人,是四川军阀杨森的亲侄。在杨森的提携下在泸州讲武堂毕业,是黄埔后期毕业生。早期跟随杨森参加四川军阀混战,从手枪队队长做起,干到1935年任第二十军一混成旅三团团长;1936年任第一三四师四○二旅旅长。全面抗战开始,川军响应全民抗战号召。杨森统率第二十军出川抗日,在上海抗战中,第二十军打得相当出色,舆论和上级称杨森的部队是“川军中最能打的”。1938年,杨干才因立下战功升任第一三四师师长。1939年续任陆军少将。
杨干才住在我家时,我虽是小学生,但喜欢观察他的一举一动。他每天上午处理军务。勤务兵趁此时抓紧磨墨,大约10点钟后,杨干才就要用毛笔写大字,他喜欢用大张的宣纸写隶书字。字体工整,整整齐齐,十分严谨。曾留下很多张墨迹,我和勤务兵玩得很熟,经常看他们擦手枪,拆卸手枪。他们将杨干才写的字送给我。可惜到解放后,就当废纸烧掉了。
杨干才有空时喜欢钓鱼。常在下午,带几个警卫和勤务兵到步仙桥附近的堰塘里钓鱼,钓鱼的技术很高,常能钓到几公斤重的鲤鱼。
大约在1942年秋天,国军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到前线视察,杨干才召集师部附近的将士在吴辛叔村的小河边港坪里开大会,听杨森的报告,我们小学生也参加了大会。在我的记忆中,杨森个头不高,圆胖脸,用一口四川话鼓励川军将士“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为了保卫祖国大好河山,为了家乡父老的生活安宁,要不怕牺牲,英勇杀敌!”
杨森来到第一三四师视察,也是来宣布对杨干才升任第二十军副军长的任命。从史料上见到他升任第二十军副军长是在1942年7月。
随后不久,师部举行庆祝杨干才升任副军长的庆祝晚会。川军中一些有艺术才能的士兵穿上演出服,一边打着霸王鞭,划着龙舟,一边唱道:“金钱梅花落,今晚的花灯么朝贺副军长呀,荷花遛打莲哟海棠花!”
到1944年,杨干才已正式升任为第二十军军长。抗日战争的几年,杨干才因在湘北会战的前三次作战中屡建战功,官职不断高升,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
可惜进入到解放战争时期,杨干才追随杨森,不愿背叛蒋介石,不接受起义。他在1948年兼任第十兵团司令官。1949年4月21日,在芜湖地区顽固对抗渡江作战的解放军,骑马逃跑时被解放军的枪弹击中从马上摔下来。其尸体被他的儿子杨德儒运回四川广安安葬。他死后,蒋介石以军委会的名义,追封他为陆军上将,成为蒋家王朝的殡葬品。
杨干才率第一三四师驻守新墙河南岸一带抗击日军,总体来说治军比较严格,他的部队和老百姓的关系相当融洽。老百姓也非常拥护国军抗击日寇。有一位副官为了准备杨干才的生日宴而烤酒,副官为了赚钱偷偷为自己多烤了几百斤酒卖钱,杨干才知道后,召开随从的特务连开会,将副官拉到河边搞了一次假枪毙,然后在我家门前,叫勤务兵和炊事员等用竹扁担打屁股,将副官的两条大腿打得流血。
特务连的严连长(原为排长)带兵非常认真,本人军容整齐,与房东相处也十分融洽。每天早起出操,上午用木枪练习刺杀,动作规范勇猛。
杨干才打发他在特务连的亲信,派了一班人将妻子和在我们当地所生的孩子送回四川广安带养,以利于不久将要到来的军事行动。
(五)
在上海抗战中,川军杨森的部队就留下了“是川军最能打的部队”的美名。到了湘北会战时,薛岳司令长官也同样十分信任川军将领杨森,杨森所统率的第二十七集团军拥有第二十军2个师和第五十八军2个师。他们按照统帅部的命令,在第三次湘北会战新墙河一线阻击战中坚守10天,面对日军最凶猛的攻击势头,杨干才的部队以半永久性工事和野战工事组成的网阵,将敌人阻挡在新墙河一线。
1941年12月23日,天气骤变,雨雪交加。日军第四十师团仍无法突破第一三四师的阵地。24日中午,日军调集4000多顽军以4个小时的飞机轰炸和炮兵的突袭,新墙河南岸一线阵地全被日军占领,杨森、杨干才指挥部队按第九战区薛岳的命令,节节抵抗,节节后撤,向汨罗江追击敌军,终于完成了诱敌深入的任务,日军已落入薛岳上将所精心设计的“天然巨炉”,为实现他的天炉战法,为第三次长沙会战聚歼敌军起了重要作用。
(作者系重庆市第十一中学退休高级教师)
责任编辑:于雷雷 最后更新:2024-07-09 14: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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