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伯赵培宪:日寇屠杀场逃脱的中国军人
2016-08-02 16:03:17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他被日本鬼子抓去当活靶练刺杀，在被五花大绑的绝境下，面对敌人的血刃，他临危不惧，以超出常人想象的勇气和力量在杀场上挣断绑绳，推倒身边的日本兵，飞身跳下悬崖，奋勇逃回八路军驻地……

我二伯名叫赵培宪，名声很响。有时候出门走亲戚，总能听到方圆几十里外的长者对二伯啧啧称赞。由于我没见过他威风凛凛的样子，因此每当听到有人提及或夸赞他的时候，就总想探个究竟，看看他到底做过什么令人叹服的事情。

2012年6月初，姑妈赵培侠回老家探亲，说起她去云南祭奠二伯时，从一些老同志的口中得知二伯曾经被日寇当作活人靶练刺杀这件令人震惊的事，我才和家人知道二伯是抗日战争中，全国唯一一名从日本鬼子练刺刀的杀场上成功逃脱幸存下来，为日军侵华历史提供有力见证的抗俘勇士。

于是，我设法与可能了解二伯事迹的有关单位和热心人士联络，寻找二伯的老战友和老部下。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周折，我终于打听到在云南省昆明市、个旧市和西双版纳州，河南省南阳市、洛阳市，山西省太原市等地，还有几位老前辈在世，他们曾是二伯的老部下，如今都是年近百岁的老人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辗转多地，通过各种方式在二伯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深入采访和调查，终于弄清楚了二伯的生平经历和他的传奇事迹。

少小离家，革命一生

二伯赵培宪，别名赵朝，1920年8月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新丰街道樊赵村，1936年组织并参加西安商业学校学生声援“西安事变”游行示威活动，至灞桥随中共地下党奔赴陕北抗日，1937年1月参加红军，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大爷（二伯的父亲）赵建亚是杨虎城将军的部下，是位爱国且开明的军人，我二伯小时候就很讨人喜欢，所以，大爷对二伯寄予厚望，就把他和我大伯赵培元一起送进学校读书。从临潼县三育高等小学（时为临潼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毕业后，我大伯秘密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我二伯由于年龄小担不起事，家里当时也经济拮据供不起他上学，就只好先回乡待着。过了大约一年时间，我大爷又托人将他从农村送到西安市南广济街一家店铺当店员。后来，二伯考上了西安商业学校。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正在西安商业学校刻苦求学的二伯身处风云巨变的城市当中，目睹国家危难的严峻情势，在思想深处对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命运甚为担忧。经过认真思考，他决定放弃学业，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于是，他顾不上回家与亲人道别，就与同学张伯俊（中共临潼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相约，辗转跑到三原省立三中，找到他在三育小学时的教员周某，周老师即将他介绍到红军总政治部兼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刘晓部长处，在刘部长的举荐下，他加入红军，1937年1月，二伯成为红军前方政治部文书科科员，在朱德总司令身边工作。

在革命战争年代，二伯紧随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南征北战，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血汗洒在陕、豫、晋、冀、鲁、皖、苏、湘、鄂、粤、桂、赣、黔、滇等十几个省份的热土上，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在百团大战、强渡黄河、鏖战中原、汾孝战役、豫西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两广战役、粤桂边战役、滇南战役等二百多次战斗中屡立战功。

三进山城，留下传奇

二伯参加红军初期，按照组织安排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朱德总司令身边担任文书工作。后经他坚决请求上前线，被朱总司令推荐到八路军前方野战政治部，跟随罗瑞卿等首长战斗在山西抗日主战场。

1938年，八路军刚完成改编任务不久，时年十八岁的二伯奉命化装进入山西平遥古城侦察敌情。他乔装打扮成一个富商，佯称自己是伪县长的亲戚，蒙过执勤哨兵，潜入伪县长的家里，伺机将手榴弹捆绑在伪县长的父亲身上，同时向其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精神，迫使其将他安全送出日本鬼子把守的城门外，并让伪县长暗中分三次给八路军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第一次是给八路军送了一批布料、棉花和粮食，第二次是给八路军搞了一批西药，第三次是给八路军拿了一些大洋。二伯三进山城先后为八路军解决了一批冬装及其他急需过冬的物资，并保证我侦查人员安全归队带回敌情。

杀场奋逃，惊呆日寇

在二伯的革命生涯中，最令人震惊和敬佩的就是逃出日本鬼子的活靶场那段经历。

百团大战后，日寇调集重兵对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疯狂的反扑。1942年5月，转战在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总部，突然遭到日军三万多兵力的重重围攻。彭德怀副总司令在警卫连的掩护下从一条山路突围，副总参谋长左权率领大部分非战斗人员向另一方向突围，同时把日军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个方向。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机要科长的二伯，当时在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他按照左权副总参谋长的指示去追野战政治部罗瑞卿主任带领的部队。紧急突围开始不久，左权同志不幸中弹牺牲。二伯冒着敌人飞机的扫射和炮火的轰炸追上罗瑞卿主任后，又奉命带领小分队向东分散突围。由于我军掩护部队只有两千多人，无法抵挡数万日军陆空配合的轰炸和进攻，中共北方局秘书长兼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张友清，太岳第三军分区政委孙雨亭，中共北方局青年委员彭梦庚和我二伯等二百多名八路军指战员，在分散突围中被敌先后生俘，辗转押送到日军“太原工程队”（实为集中营）。

在这所日本集中营里，二伯他们受到日本鬼子毫无人性的虐待。“俘虏营是芦席盖的棚，周围有两层电网、三层铁丝网封锁着，在阴湿的地上，我们睡觉、吃饭、拉屎、撒尿，像猪一样被看管。汗酸、屎尿臭，被火烧的太阳蒸发着，我们的肉体渐渐腐烂，原来体弱的，不几天就病倒了，死啦！身体较强的，也渐渐被折磨成一副骷髅架子。”（赵培宪《我曾被当作“活肉靶子”——控诉日本法西斯的罪行》，1942年8月2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除了做苦力被奴役，战俘有时还被当作血源抽血，当作沙袋摔打，当作标本进行细菌试验，有的还被日本军医进行活体解剖，甚至肢解残害。至于拳打脚踢更是家常便饭。 　　由于没有得到八路军的半点儿机密，气急败坏的日本法西斯决定将这批八路军战俘作为活人靶押送到刑场上，供刚从日本征来的新兵进行刺杀训练。

1942年7月26日，我二伯等二百余名八路军战俘，被日军秘密押到山西省太原市小东门外一个叫赛马场的乱葬坟地，供日本新兵练习刺杀，即“试胆训练”。在这次屠杀中，二伯却幸运地逃脱了：

我们的同志成群结队地抽出去了，名义上说是修路，实际上是给敌寇做了练习刺枪的“活肉靶子”！

被当作“肉靶子”的已不是一批，7月26日轮到了我们，下午3点半，“戊”字号八十个俘虏，被分成四批，从太原小东门向一个坟场的树林里走去。

很快来了一百多个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匪兵，把第一批二十个革命同志，剥了上衣，背捆起双手，排成一字队形。看吧！那灭绝人性的法西斯匪徒们，对着那些手足不能动弹的俘虏端起刺刀，“呀！呀！”地吼叫着冲杀过去……快到第三批了，我是第三批的一个，是站在最前面的一个，衣服已被剥去，敌人用一根已牺牲同志的裤带，背捆了我的手，敌人踢着我，叫我跪下……第二批剩下的仅少数几个人了，他们由怒骂、呼喊，变成呻吟，无声地躺在血泊里了。

当敌寇的刺刀在靠近我面前的同志的胸膛里拔出以前，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候，我挣脱了绳索！跳过沟，一直背着敌人飞跑……”（《我曾被当作“活肉靶子”——控诉日本法西斯的罪行》）

就这样，二伯出人意料地挣断捆住身体的绑绳，用力推倒身边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果断地撒开双腿，越过异常凶恶的敌群，穿过荆棘丛生的树林，跳下几丈深的土崖，然后沿着崎岖不平的河道，拼命飞跑……

他这一壮举，将日军惊得目瞪口呆。在场的日本鬼子一时不知所措。他们不敢相信，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气氛下，居然有人敢反抗、敢逃跑。等他们回过神，追过去，我二伯已经跑远。日军指挥官气急败坏地派出步兵牵着狼狗，顺着二伯逃跑的方向追去。但是，穷凶极恶的鬼子搜遍附近的所有的村庄也未能抓到他。

就这样，二伯从日寇戒备森严的屠杀场上死里逃生，历尽艰辛回到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中全国唯一一名从日本鬼子活靶场上成功逃出的中国战俘，堪称旷世奇迹。

为此，罗瑞卿主任亲自将他接回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副总司令专门接见了他，并特请著名记者范长江对他进行采访报道，揭露日寇残暴无比的罪恶行径。很快，《新华日报》华北版，以“培宪”为名发表《我曾被当作“活肉靶子”——控诉日本法西斯的罪行》一文。八路军总政治部因此用电报向全军发出通知，沉痛悼念被日寇练刺刀杀害的二百余名八路军战士，号召全军将士为八路军烈士复仇！为在敌人集中营里遭受残酷折磨的战友杀敌！

《晋察冀日报》《太行日报》和根据地广播电台等媒体也根据这篇重要文章，义正词严地向全世界揭露和控诉日本法西斯公然违背国际公约，惨无人道地虐杀中国战俘的暴行！重庆《大公报》随后也相继转发了相关消息，激起中国将士和全国人民更加强烈的抗日怒火，引起很多国家爱好和平的人士对日本法西斯的愤懑与谴责！

1956年6月10日至20日，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审判日本战犯，已经担任云南省蒙自地委第二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的二伯，委托公诉人当庭宣读了他的控诉书。在公诉人念完控诉书以后，审判长问参与组织指挥太原大屠杀的日本战犯住冈义一：“刚才公诉人宣读的赵培宪的控诉书是事实吗？”住冈义一回答：“是，正是那个样子。”接着，住冈义一又按照审判长讯问的次序，供述了第二次屠杀被俘人员的详细情况。随后，审判长请鉴定人王克峰宣读对赛马场挖出的中国被俘人员尸骨的鉴定结论，王克峰宣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医室尸骨鉴定书》后，审判长即问被告人住冈义一，对《尸骨鉴定书》有什么意见。住冈义一说：“没有意见。”审判长又让他看被刺杀人员的尸体照片。住冈义一看后，不住地哭泣，并说：“我刚才听到赵培宪的控诉，我虽然不能负全部责任，但是我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分子杀害了他们，对此我要求审判长给我严重处分，这个处分本身就是我对被害者、对中国人民微小的谢罪表现，这个表现是非常小的，但是除此以外，我没有别的办法来谢罪。”

二伯的控诉材料，在审判日本战犯时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为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永远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根据日本战犯住冈义一的供述，在太原市小东门外赛马场东边，住冈义一曾以日军教官的身份，第一次在1942年7月26日参与指挥日本新兵用刺刀屠杀了二百二十余名中国战俘；第二次在8月2日又指挥从日本新来的士兵，以同样残忍的手段将一百二十多名八路军战俘刺杀。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8-02 16: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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