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商：抗战中浴血内迁建奇功 之生死大迁徙
2016-08-19 15:58:15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中民族企业的内迁，被后人喻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在内迁过程中，一批锡商及其企业工人为了抢运机器设备，风餐露宿，备尝艰辛，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成功内迁的锡商企业又成为了西部开发的先驱，在极其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经济奇迹，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这一尘封已久的反侵略“商战”往事，与 “兵战”故事一样，构成了全民族浴血抗争的感人篇章。

沪上“大中华”喋血内迁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发重兵大举南下，并谋划从海上进攻上海。面对急剧转变的形势，一些爱国人士纷纷向当局呼吁将沿海地区工业企业迁往内地以避免日军的掠夺，并为抗战积聚力量。资源委员会副主任、无锡人士钱昌照向蒋介石提出动员内迁的条陈，要求由政府主持拆迁上海和沿海各省的主要民营工厂，转移到后方从事生产。7月24日，由钱昌照召集实业、财政、经济、交通、铁道等部，统筹资源，筹划内迁。一场气势如虹的民族工业的大迁徙由此拉开帷幕。

大中华橡胶厂的内迁，可以说是民族工业救亡图存的一个缩影。抗战前夕，在上海的大中华橡胶厂已是民族橡胶工业的龙头老大。其注册资本额300万元，远远超出当时全国其余30余家橡胶工业企业的总和。大中华橡胶厂总经理、江阴人士薛福基积极组织内迁，一面部署机器设备的拆迁装运，一面疏散员工。但是就在他四处奔忙的时候，中日空战的一颗炸弹击中他的座车，薛福基不幸罹难，血洒上海滩。此后，在顾炳臣、沈锦春的带领下，大中华的部分设备及原材料，分装四艘木船，踏上了内迁的历程。

一路上，木船不仅遭到日机的狂轰滥炸，而且屡经国军溃兵的骚扰劫掠。结果是三艘航船在巢湖裕溪口沉没，仅有一艘航船抵达汉口。以后又转运长沙，最后在云南昆明黑龙潭开办制造汽车轮胎的橡胶厂。在吴哲生主持下，大中华内迁厂订购机械设备，调运原材料经越南转运云南。但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设备、物资抢运不及，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加上滇缅、滇越公路被日军切断，云南橡胶厂最终归于夭折。不过，留在上海租界的大中华橡胶厂，几年间还是生产出数百万双胶鞋，数十万副人力车、自行车、汽车车胎，辗转运往大后方，用于抗战急需。

同样从上海内迁的标准铅笔厂厂长吴羹梅，曾回忆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说他与全体职工一起，在敌机轰炸的危险时刻，争分夺秒拆卸机器，敌机来了，就伏在地上躲一躲;敌机走了，再爬起来拆，咬紧牙关抬去装船。木船用树枝茅草伪装，靠人力摇橹划桨，沿着苏州河撤往苏州，途中遇到敌机空袭，就停泊在芦苇丛中躲避，过后继续行进。木船到了苏州，再用小火轮拖到镇江，换装江轮驶往汉口。当时长江中下游的江河上，到处可以看到张帆摇橹的木船，靠着人力，顺风逆流，蚂蚁一样向西航行。

无锡机械工厂争先西行

在中日双方激战之际，工矿调整委员会与江苏省政府迅速拟定了省内28家工厂为迁移对象。在无锡，纺织业的申新三厂、庆丰、丽新、广勤、豫康、协新、赓豫，针织业的中华针织厂，缫丝业的华新、永泰，造纸业的利用造纸，机器制造业的公益铁工厂、公艺机器厂、广勤机器厂、震旦机器厂被列为内迁对象。后因战事的急转直下，工厂内迁计划多数未及实施。至1937年底止，锡商在上海的有关企业实现了内迁或向租界转移，无锡公益铁工厂、震旦机器厂、合众铁工厂等几家军民两用企业则实现了内迁。

在荣氏企业中，1937年9月申新三厂开始分两批由长江转移设备、物资，运至镇江后因遭海关的刁难，日军飞机又天天进行轰炸，继续停泊长江风险极大，申新三厂不得不将这批机件卸落于附近农村。荣家的无锡公益铁工厂，抗战爆发前有各种车、刨、钻床100余台。发展成为“有制造母机百余部”，“每日能出新式布机八台”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机器制造厂。战争开始，公益厂主要用于生产手榴弹、地雷等军工产品。上海沦陷后，该厂仓促内迁，将70余吨轻型机器拆卸后装船西运，途中复遭日机轰炸，不少物资散落，最终到达重庆的只有一小部分工作母机、几十名工人及技术人员。1938年6月，该厂在重庆菜园坝租地建厂，定名复兴铁工厂，以生产手榴弹、地雷等军工产品为主。

震旦机器铁工厂是民国时期我国消防器材生产的支柱工厂，不仅率先在国内生产鸡球牌药剂泡沫灭火机，还改装我国第一辆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泵浦消防车。分别在上海和无锡有两家工厂，并在汉口、南京、杭州开设分公司。战争爆发后，厂主薛震祥将全厂设备分装五艘船只，计划通过长江水运将无锡工厂设备拆运重庆。不料，船到南京浦口附近遭遇日本飞机轰炸，两艘被炸沉，其余三艘到第二年才抵达重庆。到达重庆后，在上庆寺设厂恢复灭火器和手抬式、拖曳式消防泵的生产，并着手开发研制消防水带。

在工厂内迁的洪流中，谈家骏的无锡合众铁工厂进展比较顺利。连工人、家属带设备分装六辆卡车，由无锡北上，辗转到达南京，再从南京乘船，溯长江而上，至湖南岳阳上岸，再经长沙到湘潭金凤庙，建厂生产。随着战事变化，又先后转至广西全州，以生产汽车零件和部分兵器为主，取名陆军第五军修造厂。1940年以后，原合众铁工厂的人员、设备，逐渐脱离第五军修造厂，先后在衡阳创办立达机器厂，生产造纸机械及龙门刨、牛头刨等机床；在桂林、重庆建立循规机器厂，生产汽车活塞环等零配件。

汉口“少壮派”力主内迁

战前，荣氏企业已形成以上海为前翼、无锡为基地、汉口等地有分支的发展格局。淞沪会战中，闸北与沪东一带为交战双方的主要区域，荣氏申新的几个工厂损失都非常惨重，申新五厂、六厂、七厂，或被炸毁，或被日军劫掠毁坏机器。地处战区的申新一厂和八厂在轰炸中，一次死伤430多名职工，惨不忍睹。无锡沦陷前离开的荣德生，辗转到达汉口申四公司，时时关注着家乡后的消息，但得到的消息无一不让他忧心如焚，他记下了无锡工业受劫后的惨况：

十二月八日后，天天有消息，报纸亦有登载，无锡北门一带市房全被焚毁，豫康、广勤、业勤皆烧去。十二日后，茂新一厂烧，振新老厂砖木建筑亦烧，新厂则囚水泥建筑无法烧也；申三栈房、轧厂、布厂、摇纱间均被烧，粗、细纱间及电机间均留，亦因水泥建筑故也，厂中房屋已所存无几……报载沪、锡一带，被毁纱锭有六十万枚。

至此，荣氏所拥有的21家面粉、棉纺厂，除了在汉口的申四、福五及上海租界内的一些工厂得以幸免，其余地处上海华界、无锡和济南的14家工厂，悉数被日军损毁。

此后，又接到了胞兄荣宗敬为拒避日寇而病逝香港的噩耗，这对于荣家来说无疑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荣德生欲哭无泪，身心受到沉重的打击，渐渐积郁成疾，右手麻木，一时难以抬举。不过，申四、福五的业务形势看好，多少让避居汉口的荣德生感到几分欣慰。

“八·一三”沪战爆发后，沪宁沿线200余家工厂和其他战区内的工矿企业大都纷纷迁往武汉重建开工，武汉一时出现了特殊的战时繁荣。地处武汉的申四、福五迎来了建厂以来机器开足获利最好一个时期。

然而，战局的不利，又让他不禁愁绪丛生。此时的武汉，日军强力进逼，已呈危卵之势。国民政府不得不再次下达迁厂令，下令武汉的所有工厂企业全部内迁至川、陕、湘、滇等地。那么，申四、福五到底要不要迁？上海大股东、荣德生与掌管申四、福五的女婿李国伟之间产生了分岐。

此次，在迁与不迁的争论中，李国伟和纱厂厂长章剑慧等一批“少壮派”，坚持要把工厂从汉口迁往内地。1937年年底，他派人赴四川了解情况，规划内迁事宜。1938年1月，李国伟派人作为申四福五的代表前往重庆，与10多家工厂代表共同筹组“迁川工厂联合会”。4月，他又和内弟荣伊仁前往四川重庆、成都等地视察选购厂基，计划在重庆南岸猫背沱购进约一百亩土地。6月，他拆迁旧纱锭2300余锭，包下怡和公司嘉和轮直运重庆。

李国伟还亲赴陕西宝鸡踏勘。他发现宝鸡与重庆相比，拆迁费用便宜，且宝鸡地处八百里秦川西部边缘，是陕、甘、川三省物资集散地，交通运输相对便捷，又靠近陕甘棉花产地，原料取给较便，对建设纱厂极为有利，于是决心将申四、福五分迁四川与陕西。在宝鸡城东斗鸡台，李国伟一举购买了400余亩土地，作为办厂基地。

1938年8月，第二波民族工业的大迁徙在武汉进入高潮。申四、福五的内迁运输分水路和铁路两路进行。水路运输，分装轮船木船向四川进发；铁路运输，经平汉路转陇海路向陕西进发。往四川方向，从8月20日起，通过长江船运先将8000纱锭以及大批机物料棉布运到宜昌。到达宜昌后，却又一时雇不到船只，只得由重庆雇木船下放至宜昌，前后共达36艘，分批接运器材。由于川江水急滩多，船舶拥塞，途中又有敌机轰炸，一路上迁延耽搁，运输十分困难、缓慢，以致人早已到达重庆，而机器尚在江河途中。最后，耗时半年才迁至重庆。最后抵达重庆的机件计有一万纱锭、80台布机、整理机、漂染机和一套日产500包面粉的设备。往陕西方向，于8月31日出发，李国伟搭车同行。到9月10日，申四运到宝鸡的机器达到60车皮，计有纱机2万纱锭、400台布机、一套日产3000包面粉的设备与一组3000千瓦的发电机及一些建筑材料。

10月24日，章剑慧乘坐最后一班飞机飞往成都转重庆。第二天，武汉沦陷。

由于战局紧张，两厂在内迁途中的损失极其严重。其中有一部分机器装船后在长江上航行时，因遇飓风而翻船沉没，又有一部分机器装上火车计划北上，却因为信阳失守又不得不折返武汉，孰料在途中竟被日军掠走。据统计，申四、福五两厂在内迁途中共计损失2万枚纱锭、690台布机、一套日出粉上万包的粉机以及70％的漂染整理机，全套1000千瓦发电机，还有800余马力电动机等。

包括申四、福五在内的武汉工矿企业内迁，是抗战初期沿海工业内迁运动的继续，构成了中国工业史上的一次规模宏伟的大迁徙运动。至1940年底，历时三年多的工厂内迁基本结束。据经济部统计，由政府促助迁移的工厂共452家（不包括自行迁移的内迁厂）。其中机器设备约重12万吨，技工1．2万人。这些工厂迁入川、滇、黔、陕等大后方，加上百万民众内迁，是中国抗战时期的一次战略性大转移。作为亲历者，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最早将此次工厂内迁比作“敦刻尔克大撤退”，他充满感情地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1940年5月，希特勒入侵法国，将英法联军围困到法国的海滨城市敦刻尔克。英国海军调动所有船只，用九昼夜时间，将被围困的33万英法联军和装备，通过英吉利海峡全部抢运到了英国，为日后反攻保存了实力。这次撤退，即世界战争史上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不过，英法联军的敦刻尔克撤退，指挥者是军事将领，被指挥者是有严格纪律的士兵，使用的运输工具是先进的军事舰艇。而中国民族工商业内迁的指挥者是没有参加过战争的企业家，被指挥者都是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使用的船只吨位很低。因此，抗战胜利后《大公报》名记者徐盈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中国民族工商业大撤退的成功，大量战略物资器材设备被安全转运后方，保存了中国工业基础，为战时支援抗战和后方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注：此文素材主要引自《激荡岁月》锡商1895－1956〕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8-19 15: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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