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文化人
2016-09-21 16:04:51  来源：联合时报 作者:齐卫平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以昂扬斗志进行了一场民族命运的抗争，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在恶劣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上海文化人以自己出色的表现，显示出大局为重、团结御侮的民族气节和安度艰危、志在必胜的坚强毅力。

抗日战争时期梅兰芳在上海

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同仁合影
 

摒除歧见团结一致

抗战时期推动上海文化发展的一个内在动力，是上海文化人以爱国主义为精神纽带的精诚团结。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上海就是一个文化纷争之地，文化上的争论迭起、笔战不停，有时甚至闹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但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上海文化人毅然摒除了派别歧见，抛弃了门户之争，显示了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的文化人以强烈的爱国责任感，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团结意识初步表现出来。1935年底“一二·九”运动后，文化人的团结意识进一步得到反映。标志性的事情就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成立。它不仅从实践上看是一个广泛联合了上海文化人的统一战线组织，而且从思想上看也明显表达了克服文化人涣散状态，团结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意识。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的宣言中，检讨了文化人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工作不力，强调“我们现在要先组织自己，用集团的力量，来负担我们时代的任务”。这里所讲的“集团的力量”，显然就是团结作战的意思。1936年起，上海文化界的动向正式朝着抗日统一战线的方向发展。文化人的争吵戛然而止，门户派别的隔阂被抗日救亡的热浪淹没了，不同政治面貌、不同文化流派、不同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文化人在同一个救亡组织、同一个抗日宣言的签名单上出现，大家不再计较以前相互发生过的冲突，也不再看重实际存在的思想差异。

1936年6月7日，上海成立的“中国文艺家协会”提出:“在全民族一致救国的大目标下，文艺上主张不同的作家可以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同月15日成立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协会”也表示:“我们愿意和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一切争取民主自由的斗士热烈地握手”。10月1日，鲁迅、郭沫若、茅盾、郑伯奇、巴金、傅东华、王统照等21人联合发表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中也指出：“我们不必强求抗日立场之划一，但主张抗日的力量即刻统一起来”。这些都显示着上海文化人大敌当前，求同存异的团结意识。

当时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形成过程中，中共从“九·一八”事件以后就一直为此而努力，但却还没有形成结果。因而上海文化人首先携手团结形成的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可以说具有先导的示范作用。在上海抗战经历的各个阶段，正是靠着文化人的团结一致，才使文化战线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得到延续。
 

民族危亡中奋起抗争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上海文化人就始终心系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存亡。当听到国土沦丧的消息，当亲历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对上海的猛烈轰击时，上海文化人激昂的情绪被充分调动起来。他们迅速行动起来，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抗日救亡运动的热忱。

成立团体组织，发表声明，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暴行。如1932年2月3日，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丁玲、胡愈之、冯雪峰、陈望道、周予同等43位文化界著名人士联合发表的《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2月7日，鲁迅等文化界129人签名的《中国著作者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等。

上前线进行战地新闻采访，及时报道战争消息，揭露日军的罪行和歌颂中国抗战将士的英勇事迹。如陆诒等新闻记者专程赶到卢沟桥进行采访，钱杏邨、楼适夷、丁玲、白薇等，在炮火纷飞的战地写出了一篇篇通讯报道和战地速写，而一些电影工作者也到前线，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实地拍摄，真实地记录下上海军民抗战的场面。

组织战地服务团、宣传队，慰问抗战将士和开展各项服务活动。如田汉带领着一批话剧演员和音乐工作者多次出入火线慰问守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将士。

集资捐款，购买物资输送到前线支援抗战。如何香凝发起主办义卖画活动为十九路军筹集资金，上海许多著名画家当场挥毫作画，等等。

从“七·七”事变到“八·一三”这段时间，是上海文化人最为亢奋的时期，虽然时间短暂，但他们誓死抗战的决心和踊跃参战的热情则表现得淋漓尽致。茅盾奋笔写下的《炮火的洗礼》一文中指出:“在炮火的洗礼中，中国民族就要更生了！让不断的炮火洗净了我们民族数千年来专制统治下所造成的缺点，也让不断的炮火洗净了我们民族百年来所受帝国主义的侮辱。”巴金的《第一次听见炮声》一文中写道:“难道还有比这炮声更可喜的?更令人兴奋的?更能够鼓舞人的?”，“死的威胁并不能闷杀自由的呼声，这样的精神一定可以给我们保证抗战的胜利”。茅盾和巴金的心声，表达了上海文化人的普遍情绪。这样的情绪虽然带上一点浪漫的情调，但却实实在在反映了文化人从抗日战争中看到民族崛起的希望。
 

上海文化人的铮铮铁骨

整个抗战时期，上海文化人所处的环境始终异常恶劣。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对上海的统治极为严厉，大部分时间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之下。“七·七”事变后到上海失陷这一段时间，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上海文化人的活动环境相对宽松了一些，但维持的时间只有短短的4个月。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华界后，上海文化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重点打击的对象。1941年，太平洋战争后的上海沦陷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残暴统治使上海黑暗无比，文化人不仅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还随时有生命的危险。

抗战时期上海文化人的物质条件也非常艰苦。从各地涌入上海的文化人大多没有固定的职业，因此也不会有稳定的收入。许多拖儿带女携家来上海的，生活更是艰苦。特别是受战争的影响，上海物价上涨，生活费用昂贵，许多文化人常常到了难以维持生计的困难地步。上海虽然有着发展文化事业的优越条件，但文化人实际谋生求职的选择范围很狭窄。一般比较多的是在学校当教师，薪水微薄。有的以写文卖稿为生，无可靠系数，因此生活也得不到保障。上海楼房耸立，但大多数的文化人所能“享受”的只是被称为“亭子间”的蜗居。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化人就是在极其恶劣的政治环境和艰难的生活环境下，坚持着文化战线上的斗争。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统治和高压政策下，上海文化人显示出国不可侮、民不可辱的强硬骨气。上海沦为“孤岛”后，日军发出通知，要求上海各报纸送日方检查，未经检查的新闻一概不许刊登，并令各报纸的宣传必须推行日方的新闻政策。上海日报公会接到通知后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对策，一致决定不予理睬，不将报纸送日方检查，如果因此而被施加压力，则一致停刊对付之。一些报纸表示：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当有的报纸不采取统一行动，为苟且维持而送报纸给日方检查时，一些编辑愤而辞职，宁愿失业而保持民族气节。

上海全面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打击文化界人士，不断制造恐怖，加紧进行迫害。1941年12月15日，日本宪兵逮捕了鲁迅夫人许广平，对她进行威胁利诱，并施以鞭挞、电刑等刑罚，试图从她嘴里了解文化界的情况。许广平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使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不能得逞。此后，著名文化人夏丏尊、朱维基、柯灵都先后被日本宪兵拘捕过，倍受残害。但他们在严刑拷打之下，都以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表现出与民族共存亡的坚定信念。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拉拢上海文化人，还采取了各种腐蚀引诱的手段。日伪曾试图逼历史学家吕思勉为他们服务，被吕思勉坚决抵制，写下《武士的悲哀》一文，怒斥汉奸认贼作父的卖国嘴脸。京剧大师梅兰芳于1942年7月从香港回到上海后，闭门谢客，息隐家园，而且蓄须明志，罢歌罢舞。大汉奸褚民谊亲至梅宅，软硬兼施，逼他出来登台为日伪军演出，梅兰芳丝毫不为所动，甚至不惜注射预防伤寒针剂，自损肌体，以造成连日高烧的结果，使日伪方没有办法，表现了上海文化人的铮铮铁骨。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9-21 16: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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