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内外故事：钱钟书与国立师范学院
2014-09-18 16:21:00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钱钟书的《围城》，其中有将近四章，即五、六、七和八章前半部分，均与湖南缘分不浅。这四章分别描写计划前来、湘行路上、三闾大学、以及离开时的情景。人民文学出版社《围城》全书359页（包括重印前记），书中描写方鸿渐及三闾大学相关经历，居然占去了160多页。恕我今天揣想：钱先生若无这段湖南国师的相关经历，他的《围城》当不是目前面貌。甚至可以讲，有没有《围城》这部书都很难说。因为这几部分，恰是该书核心内容。而在笔者看来，它们也是高潮和最精彩部分。本文索取这几部分的相关史料，与小说文本进行阅读分析，以求虚实相间、相互辉映，请教于各位读者。

　　钱钟书来湖南国立师范学院的原因

　　杨绛先生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一书有简要提及：“钟书九、十月间回国，在香港上岸，转昆明到清华任教。那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他父亲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应老友廖茂如先生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他母亲弟妹等随叔父一家逃难住上海。1939年秋，钟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后，他父亲来信来电，说自己老病，要钟书也去湖南照料。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上海，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这样，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

　　杨绛在此只是陈述钱钟书去湖南部分原因。后来杨绛在《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有较为详细的记载：“1939年暑假，钟书由昆明西南联大回上海探亲，打算过完暑假就回校。可是暑假没过多久，他就接到他父亲来信，说自己年老多病，远客他乡，思念儿子，又不能回沪。当时他父亲的老友廖茂如先生在湖南蓝田建立师范学院，要他父亲帮忙，他父亲就在蓝田师院任职，并安排钟书到蓝田师范当英文系主任，钟书可陪侍父亲，到下一年暑假，父子俩可结伴回上海。钟书的母亲、弟弟、妹妹，连同叔父，都认为这是天大好事。有钟书陪侍他父亲，他们都可放心；钟书由他父亲的安排，还得了系主任的美差。这不就完善得‘四角俱全’了吗？钟书不是不想念父亲。但清华破格聘他为教授，他正希望不负母校师长的期望，好好干下去。他工作才一年，已经接到下一年的聘书，怎能‘跳槽’到蓝田去当系主任呢？他又不想当什么系主任。即使钟书这么汲汲‘向上爬’，也不致愚蠢得不知国立清华大学和湖南蓝田师院的等差。不论从道义或功利出发，钟书决没有理由舍弃清华而到蓝田师院去。钟书没有隐瞒他的为难。可是家里人谁也不理睬，谁也不说一句话，认为他当然得到蓝田去，全体一致保持严肃的沉默。钟书从小到大，从不敢不听父亲的话（尽管学术上提出异议），他确也不忍拂逆老父的心愿。” 钱钟书的为难之情在其《槐聚诗存》中的《杂书》之三可见：

　　勿喜暑全收，反忧假过半。妇不阻我行，而意亦多恋。所愿闭门居，无事饱吃饭。惯与伴小茶，儿戏浑忘倦。鼠猫共跳踉，牛马随呼唤。自笑一世豪，狎为稚子玩。固胜冯敬通，顾弄仍衔怨。

　　近来读吴学昭著《吴宓与陈寅恪》一书得到如下事实：“父亲（笔者按：指吴宓）有烦心事，寅恪伯父也及时劝说开导。如父亲与寅恪伯父都认为钱钟书‘人才难得’。1939年秋，钱辞职别就。父亲读了李赋宁君所记钱钟书‘Contemporary Novel’、‘Renaissance Literature’等讲义，甚为佩服，而更加惋惜钱君之改就师范学院之教职。1940年春，父亲因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先生不聘钱钟书，愤愤不平，斥为‘皆妾妇之道也’。他奔走呼吁，不得其果，更为慨然，‘终撼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也。’又怨叶公超、陈福田先生进言梅校长，对钱等不满，‘殊无公平爱才之意……’。寅恪伯父同意父亲的看法，但劝导父亲冷静对待。”

　　据1940年3月12日《雨僧日记》：“寅恪教宓‘不可强合，合反不如离’。谓钱钟书也。1940年11月4日，父亲‘F.T.(指陈福田)请便宴，商清华系务。……席间议请书（指钱钟书）回校任教。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是日《日记》）。父亲与寅恪伯父稍感宽慰，但钱君已不愿返回。”杨绛先生在《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进一步写道：“我们原先准备同过一个愉快的暑假，没想到半个暑假只在抗衡不安中过去。拖延到9月中旬，钟书只好写信给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叶公超先生，说他因老父多病，需他陪侍，这学年不能到校上课了。……钟书没有给梅校长写信辞职，因为私心希望下一年暑假陪他父亲回上海后重返清华。叶公超先生没有任何答复。我们等着等着，不得回音，料想清华的工作已辞掉。10月10日或11日，钟书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和蓝田师院聘请的其他同事结伴离开上海，同往湖南蓝田。”

　　钱钟书离开上海后，梅贻琦校长的秘书长沈斋先生来电责问为何别就，但钱钟书根本没接到梅校长的电报，杨绛告诉他此事后，他立即给沈斋先生和梅校长分别写信陈述原因：“不才此次之去滇，实为一有始无终之小人。此中隐情，不堪为外人道。老父多病，思子欲，遂百计强不才来，以便明夏同归。其实情如此，否则虽茂如相邀，未必遽应。当时便思上函梅公，而怯于启齿。至梅公赐电，实未收到，否则断无不复之理。”（钱钟书致沈斋信）“生此来有难言之隐，老父多病，远游不能归，思子之心行于 墨。遂毅然入湘，以便明年侍奉返沪。否则熊鱼取舍，有识共知，断无去滇之理。”（钱钟书致梅贻琦的信）

　　这样情况就比较明朗了：钱钟书来湖南除了与当时西南联大部分人关系不融洽之外，主要是因为两个人极力促成。一是他父亲钱基博先生。二是国师院长廖世承先生。《围城》里的主人公方鸿渐，当然不能划同钱钟书，他来三闾大学的原因很简单，“失恋继来失业，失恋以致失业。”《围城》中还说：“在西洋古代，每逢有诗人失踪，大家说‘这人不是死了，就是教书去了’。方鸿渐虽然不至于怕教书像怕死，可是觉得这次教书是坏运气的一部分，连日无精打采，对于远行有说不出的畏缩，能延宕一天是一天。”书中的方鸿渐显然是迫不得已才去三闾大学，现实中的钱钟书也并非心甘情愿。

　　《围城》描述来国师路途与钱钟书相关诗文

　　1939年，钱钟书未回昆明西南联大而去了湖南。后来他将从上海到湘西的旅途所经写进《围城》，那是小说的第五章。不过小说是小说，与实际情况相关，但并不完全相同。为此杨绛先生说过一段高明的话：“高明的读者承认作者不能和书中人物等同，不过他们说，作者创作的人物和故事，离不开他个人的经验和思想感情。这话当然很对。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 ：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要从创造的故事里返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的。作者的思想情感经过创造，就好比发过酵而酿成了酒；从酒里辨认酿酒的原料，也不容易。我有机缘知道作者的经历，也知道酿成的酒是什么原料，很愿意让读者看看真人实事和虚构的人物情节有多少联系，而且是怎样的联系。”

　　笔者循着杨绛先生的启示，把这些“真人实事和虚构的人物情节”联系起来理一理。1939年10月，钱钟书、徐燕谋、张贞用、邹文海等五人，预定了由上海到宁波的船票，结伴湘行。这五个人与《围城》中方鸿渐、赵辛楣、孙柔嘉、李梅亭、顾尔谦在杨绛看来“连一丝影儿都没有”，但他们的旅行的某些经历为创作提供素材。由于日寇封锁，一直到11月才出发。邹文海后来回忆说：“继而日人封锁海口，不能通航，一直到11月初才得到船公司通知，定期出发”，这让人想到《围城》中所谓的船公司“宽限两天”。

　　钱钟书来湖南旅途艰辛，小说《围城》已有详细的描写。对此行路途艰险，钱钟书似乎早有思想准备，我们从《叔子赠行有诗奉答》窥出一二：

勤来书札慰离情，又此秋凄犯险行。

远行终输翁叱犊，漫游敢比客骑鲸。

已丁乱世光阴贱，转为谋生性命轻。

与子丈夫能壮别，不教诗带渭城声。

　　诗中可见钱钟书来湘源于父亲，乱世之中人命轻微，他知道此行险行，但他仍有丈夫豪气，不带渭城离别感伤。

　　这里笔者还提供一些佐证材料。钱钟书从上海到蓝田师院路上走了三十四天。与钱钟书同行的张贞用在他的《前后湘行百绝》自序写到：“己卯秋，应国立师范学院之聘，以来湖南之蓝田，院长嘉定廖公茂如实招也。……会廖公千里驰邮，一言为约，拜命之辱，束装以趋，深秋戒途，浮海而北，抵浙之鄞县，及诞登于陆，自奉化之西溪口，走嵊县、长乐、永康、金华，以达赣之上绕、贵溪、鹰潭、临川、南丰、广昌、宁都、太和、吉安，遂入湘，而历茶陵、耒阳、衡阳、宝庆以至蓝田，经三省五千里，历一月又四日，路非不远，时非不久也。”小说《围城》的行程线路与张贞用所记叙的大致相当。小说中船从上海口岸开出，驶向宁波。小说写道：“晚饭后，船有点晃。鸿渐和辛楣并坐在钉牢甲板上的长椅子上。鸿渐听风声水声，望着海天一片昏黑，想起去年回国船上好多跟今夜仿佛一胎孪生的景色，感慨无穷。”

　　对这次湘行，钱钟书的好友徐燕谋在其1870言的《纪湘行》有如实记载，钱钟书对徐燕谋的诗的评价在他为《徐燕谋诗草》序写道：“《纪湘行》滔滔莽莽，尤为一篇跳出。”徐燕谋，江苏昆山人，钱基博的高足，他与钱钟书是桃坞中学同学，后来两人同在光华大学任教，这次湘行，是钱钟书与徐燕谋第二次共事。他们俩是终生好友。我们不妨对照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和徐燕谋的诗《纪湘行》一起来阅读。

　　第二天到了宁波，然后接着从宁波到溪口，小说写到：“那天的路程是从宁波到溪口，先坐船，然后换坐洋车。他们上了船，天就微雨。时而一点两点，像不是头顶这方天下的，到定睛细看，又没有了。一会儿，雨点密起来，可是还不像下雨，只仿佛许多小水珠在半空里顽皮，滚着跳着，顽皮得够了，然后趁势落地。”徐燕谋在《纪湘行》写道：“短短溪口道，狼狈不可说。孟冬潦水尽，齿齿乱滩出。怪石伺水底，犬牙竟凹凸。篙师蛙曝肚，尺丈嗟力竭。纤者虫爬沙，首俯仅见 。两岸有好山，云气幻奇谲。惜我环抱恶，过眼吝一瞥。江口换薄笨，如囚脱梏桎。不意风雨来，驰骤万马疾。”

　　小说写他们这雨中赶到一家茶馆歇息，吃点心，烘暖。然后又赶路，“这时候已经下午两点钟，一行人催洋车夫赶路。走不上半点钟，有一个很陡的石头坡，拉李先生那双大铁箱的车夫，载重路滑，下坡收脚不住，摔了一跤，车子翻了。”《纪湘行》写道：“仆夫苦难挽，泥泞胶车辙。后车撞前车，三步一颠蹶。”小说写接着他们又赶上大雨，路上狼狈不堪，饥饿交加，到旅店洗过热水脚，倒头就睡熟了。徐燕谋后来在诗中写道：“淋漓透重棉，寒气侵短褐。道旁多沟渠，同行顶几没。深夜到逆旅，酒肴粗罗列。各自扶惊魂，对食空呜咽。”此处可见他们行程之苦。

　　接下来小说中写到：“一觉醒来，天气若无其事的晴朗，……大家说，昨天走累了，湿衣服还没干，休息一天，明早上路。顾尔谦的兴致像水里浮的软木塞，倾盆大雨都打它不下，就提议午后游雪窦山。游山回来，辛楣打听公共汽车票的买法。”小说中未描述游山情况，但钱钟书在其诗中有记载，与小说《围城》相映成趣：

游雪窦山

兹山未识名，目挑心颇许。

入户送眉青，犹湿昨宵雨。

云南地即山，残踏等尘土。

江南好山水，残剩不吾与。

自我海外归，此石堪共语。

便恐人持去，火急命游侣。

天教看山来，强颜聊自诩。

……

　　徐燕谋在其诗中有记载：“雪窦山色佳，雨后净如泼。不为看山来，招邀禁排闼。命且往游，仄径攀藤葛。石罅出流泉，寒空盘健鹘。上方钟磬音，梵殊清越”。

　　后来经历一系列困苦，在金华“欧亚大旅社”一夜遭受跳蚤、臭虫叮咬，小说幽默地写道：“外国人说听觉敏锐的人能听见跳蚤的咳嗽；那一晚上，这副耳朵该听得出跳蚤们吃饱了噫气。早晨清醒，居然自己没给蚤虱吃个精光，收拾残骸剩肉还够成个人，可是并没有成佛。”在鹰潭“大碟子里几块半生不熟的肥肉，原来红烧，现在像红人倒运，又冷又黑。旁边一碟馒头，远看黑点飞升而消散于周遭的阴暗之中，原来是苍蝇。”

　　这段经历后来他在《谈艺录》里评论郑子尹《自沾益出宣威入东川》一诗时，被情不自禁插入再现：“郑子尹《自沾益出宣威入东川》云：‘出衙更似居衙苦，愁事堪当异事徵。逢树便停村便宿，与牛同寝豕同兴。昨宵蚤会今宵蚤，前路蝇迎后路蝇。任诩东坡渡东海，东川若到看公能。’写实画俗，别饶姿致，余读之于心有戚戚焉。军舆而后，余往返浙、赣、湘、桂、滇、黔间，子尹所历之境，迄今未改。行羸乃供供蚤饱，肠饿不避蝇余；恕肉无时，真如士蔚所赋，吐食乃已，殊愧之言。每至人血我血，搀和一蚤之腹；彼病此病，交递一蝇之身。子尹诗句尚不能书尽。”

　　可见小说中方鸿渐们的此处所遭受的痛苦与钱钟书所遭的难是相当的。到吉安，方鸿渐等人“住定旅馆以后，一算只剩十来块钱”，“鸿渐饿得睡不熟，身子像没放文件的公事皮包，几乎腹背相贴”，“辛楣笑里带呻吟道：‘饿的时候不能笑，一笑肚子愈掣痛。好家伙！这饿像有牙齿似的从里面咬出来，啊呀呀……”。更滑稽的是，李梅亭躲着吃山薯的形态，“鸿渐看见一个烤山薯的摊子的生意，想这比花生米好多了，早餐就买它罢。忽然注意有人正作成这个摊子的生意，衣服体态活像李梅亭；仔细一瞧，不是他是谁，买了山薯脸对着墙壁在吃呢。鸿渐不好意思撞破他，忙向小弄里躲了。”徐燕谋在《纪湘行》写道：“艰难抵庐陵，囊空如洗括。街头食薯蓣，饿极胜崖蜜。羞为识者见，背面吞且噎。”如此恶劣旅途，钱钟书却依然能“怡然自得，手不释卷”，哪怕在他同伴邹文海看来一本索然寡味的英文字典，在钱钟书读来津津有味。

　　这样，小说中方鸿渐等五人，自上海出发，经宁波、溪口、金华、鹰潭、南城、宁都、兴国、吉安、邵阳等，终于到达三闾大学。钱钟书给亲戚的信中提及：“十月中旬去沪入湘，道路阻艰，行李繁重，万苦千辛，非言可尽，行三十四日抵师院，皮骨仅存，心神交瘁，因之卧病，遂阙音书。”徐燕谋在诗中写道：“一冈复一冈，长路忽已达。形容无人状，时序惊回。师友喜我至，劳问殊亲切。我懒示之履，趾穿踵且决。”国难当头，学者颠沛流离之景跃然纸上。

　　三闾大学与国立师范学院

　　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有四位国学大师：太仓唐文治，余杭章炳麟，吴江金松岑，无锡钱基博。钱基博的著述颇多，其中《现代中国文学史》被誉为“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南通名士称钱基博“大江以北，未见其伦”。钱基博的率直严谨可从对胡适评价看出，他一方面肯定胡适“揄衣扬袖，囊括南北，其于青年实倍耳提面命之功，惜无扶困持危之术”，另一方面指出胡适治学浮浅，说他“略披序录，便膺整理之荣；才握管觚，即遂发挥之快”。他这种直言不讳实事求是的风格与钱钟书如出一辙。

　　钱基博来湘应老友廖茂如恳请，不顾病痛，思欲“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抵湘后，深为湖湘近代以来“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所感动，在国师写下《近百年湖南学风》。他在导言中写道：“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或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

　　此书以司马迁《史记》笔法为鉴，以两三个人或以类相从，叙述十七位在中国历史上广有影响的湖南籍人物的生平际遇。文中上溯屈原、周敦颐、王夫子等来探讨湖湘近人的精神风貌，对湖湘先贤的卓言异行、力挽狂澜之举夸奖。抗战时期，钱基博先生以湖南人之精神来唤起国人同仇敌忾之气魄。正如他在该书《馀论》所言：“张皇湖南，而不为湖南，为天下；诵说先贤，而不为先贤，为今人。” 钱基博先生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傅道彬先生在《钱基博小传》记载：“1939年应李默庵将军之请，赴南岳讲述《孙子兵法》，意气风发，鼓舞人心。……1944年长沙失守，日寇长入腹地，兵临城下，师范学院奉命西迁溆浦，而先生自请留守，欲以身殉。当时驻守湘西的王耀武将军闻讯，驰书先生，劝其后撤，而先生不为所动，自谓‘非寇退危解，不赴院召，亦使人知学府中人尚有人站得起也’，又云：‘我留此岂能真有造于一方，不过藉此练胆练智以自验所学，无负余生而已矣。’足见先生之欲以身殉国，绝非呈一时之意气，盖其素所蓄积者如是。其后湘西雪峰山之役，我军大捷，寇退危解，而此番之举，却是先生生命史上最见精神之一页。”

　　在国师的院门的两边，钱基博题对联：“山对光明，毋玩日曷月；士希圣贤，好由义居仁。”在院大礼堂的门框上，亦有钱基博书写的对联：“河山诚大好，衡岳陵，湘水清，匡庐秀，赣流长，钟南州灵淑之谓材，陶铸群伦归我范。问学亦何常，屈原骚，濂溪易，永叔文，陆子理，以景行合两省圣贤，从容中道作人师。”

　　国立师范学院的创立者是廖世承先生。这里不妨对他以及他的办学思想稍加介绍：

　　廖世承（1892－1970），字茂如，上海市嘉定区人，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理科），1915年赴美留学，在布朗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心理学，他不顾许多亲友反对，献身于教育事业，先后获学士、硕士、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回国，先后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教授，上海光华大学副校长。1938年11月，廖世承被任命国立师范学院（现为湖南师范大学）院长。廖院长是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学生描述他说：“个子长瘦，金边眼镜，望之俨然，有人说他即之也温。”

　　《围城》中所描写的三闾大学高松年与廖校长相差甚远，“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这‘老’字的位置非常为难，可以形容科学，也可以形容科学家。不幸的是，科学家跟科学大不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高校长的脸肥而像没发酵的黄面粉馒头，‘馋嘴的时间’咬也咬不动他，一条牙齿印或皱纹都没有。假使一个犯校规的女学生长的非常漂亮，高校长只要她向自己求情认错，也许会不尽于教育精神地从宽处分。这证明这位科学家还不老。他是二十前在外国研究昆虫学的 ；想来二十年前的昆虫都进化为大学师生了，所以请他来表率多士。”

　　《围城》小说中的三闾大学取典自屈原曾任楚三闾大夫，该大学设在楚地。那时正值抗战烽火年代，廖世承先生在僻处湘中地区的蓝田，距省会长沙西南约四百里，原属湖南安化蓝田，现在涟源市内。这座古镇在当时四面群峰耸拥，山环水绕，有两条小河在此相汇，流向湘江，不但风景绮丽，令人神往，而且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这里锑矿相当闻名，当时湘黔铁路通过此地，水陆交通皆可，因此对外也不算闭塞。离镇约两里有一座葱绿的光明山，山上有偌大幽静的庭院，名之曰李园。1938年日军攻占武汉之后，长沙全城疏散，长沙的学府如长郡、周南女中等迁到该小镇，后来国师也选址于此，人口剧增，商业自然兴旺。

　　《围城》描写“三闾大学”的情景如下：“这乡镇绝非战略上的必争之地，日本人唯一豪爽不吝啬的东西——炸弹——也不会浪费在地方。所以离学校不到半里的镇上，一天繁荣似一天，照相铺、饭店、浴室、地方戏院、**局、中小学校一应俱全。”小说还说“三闾大学”是一座“摇篮”，这“摇篮也挑选得很好，在平成县乡下一个本地财主的花园里，面溪背山”，这里“平成”，是“平安成化”之意的缩语，暗指安化县；“花园”与“李园”有关，“溪”与流经蓝田的李园附近的升平河相关，“山”无疑指现在涟源一中校园里和市政府所在的光明山。李园主人李卓然先生早年留日，追随孙中山先生**，曾任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当国师筹委会向他表示，拟以李园为院址时，他欣然答允无偿使用并要家人子弟迁出。钱基博先生有感于此写道：“……唯将军敬教劝学，让宅以居，世之所谓李园者也……空室而徙，羁旅如归，而后学院得以缔造……乡风幕义，多士景从，以宏国家之作育，而成抗战之远模。”

　　据当时陪廖院长回蓝田选址的梁世德先生回忆说：“基于六十年前，笔者甫从中大毕业，欣获廖院长意外之知遇，乃乐于随行赶回蓝田，首先确定光明山李园为院址，继而分向邻近村庄田地、丘陵、山坡主人，进行租赁、买借，就原有建构、整修装隔，辟成课室、礼堂、操场、办公处所，一应俱全，续即鸠工庇材，与建师生宿舍、实验室、图书馆，不数月而如期招生开课者，颇得地方人士之明智开朗，民风淳厚而具前瞻，大小事宜商洽必成，抑亦聊尽人缘、地缘之运作，而显见事功也。”

　　光明山在老国师人心中可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其一灵气表现在廖院长办学之理念，我们从廖院长为国师所写的校歌可知：“国师，国师，文化的先进，国民的导师，陶甄人才作育多士建树一代良规，忠于为人，勇于克己，披荆斩棘,履险如夷,宏施教泽,百年以为期,千载有余思。国师，国师，青年的先导，建国的良师，爱护幼童扶植少壮创立和平始基，城以待人，义以接物，摩顶放踵，念兹在兹，风行草偃，千载有余思。”

　　廖院长不但有雄心壮志，而且是位从事师范教育的教育家，对中国的师范教育做了系统研究，他在国师撰写了《师范教育与抗战建国》、《师范学院的使命》、《抗战十年来中国的师范教育》等文章。他提出有关师范教育许多主张迄今对我们仍有指导意义。例如，他在《师范教育与抗战建国》一文中提到：“教育方面最重要的，当然是师范教育。没有良好的师资，各级教育，都不会上轨道。”

　　廖院长本人特别重视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每天坚持与学生早操，孤身一人来此，住陋室，以其廉洁自励来鼓舞全院。他在办教育中十分重视择师，他说：“一个学校的最后成功，就靠教师。无论宗旨怎样明定，课程怎样有系统，训育怎样研究有素，校风怎样良善，要是教师不得人，成功还没有把握。”因此，他多方延聘高士，海内泰斗，汇集一校，盛极一时。国文系有钱基博、马宗霍、骆鸿凯，宗子威、锺锺山等教授。教育系有孟宪承、黄子通、郭一岑、王士略、董渭川、刘佛年、钱频等。英语系有钱钟书、汪梧封等。数学系有李达、任孟闲、李新民等。公训系有袁公为、储安平、周世辅、刘修如等。史地系有皮名举、李剑农等。体育系有金兆钧、江良规等。音乐系有唐学咏、周崇淑等。这些杰出教授群能在敌寇环伺，炮火连天险恶环境下，秉着“仁爱精诚”的校训，弦歌不断，奋发图强，为国育才。廖院长的办学思想与国师精神至今对我们仍有启迪意义。

　　钱钟书在国师

　　查阅国师文献档案，得到如下有关钱钟书的情况：

　　1939年12月12日，英语学会举行盛大茶会欢迎新到师友。钱默存、沈同恰，徐燕谋、周瓒武四位先生于12月4日由上海来院。另本学期增加新会员三十余人。（旬刊第3期院闻）。

　　1940年1月31日，图书委员会开会议决定图书费二万五千元之分配。图书委员会主席钱钟书，委员共六人。（旬刊第8，9期）。

　　1940年2月3日，英语学会举行学术演讲。钱默存先生讲演《美国的英文》，详述英美文字的区别，及美国英文的特点，并阐释许多单词合成语在英美两国不同的意义，例举极为详尽。（旬刊第10期）。

　　1940年4月4日下午，由钱钟书主席，图书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商讨6万元经费使用办法。（旬刊第14期）。1940年4月6日，英语学会召开第二次常会并举行演讲练习，杨怀远等八名同学演讲，钱默存主任、汪梧封教授莅临指导。（旬刊第15期）。

　　1940年4月21日，国师师生举行春日郊游，英语系同学四十人，由导师钱默存、汪梧封、高子毂、沈同恰、徐燕谋、周瓒武六先生导游刘氏墓庐。（旬刊第16期）。1940年下半年，国师各种委员会重新聘定，其中图书委员会主席钱钟书，委员钟泰，高觉敷等十人。聘定导师数十人，其中钱钟书为英文系导师。（旬刊第26期）。

　　截至1941年4月统计，英语系一、二、三年级共计学生四十八人，其中男生三十五人，女生十三人。（旬刊第37期）。《围城》里写道：“自从长沙危急，聘好的教授里十个倒有九个打电报来托故解约，七零八落，开不出班，幸而学生也受战事影响，只有一百五十八人。今天一来就是四个教授，军容大震，向部里报上去也体面些。”

　　小说里的学生数目不多，国师在开创之初学生人数确实不多。钱钟书在西南联大时是破格提升的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他开了三门课：“欧洲文艺复兴”、“当代文学”和“大一英文”，他当年的学生许国璋先生，曾回忆钱钟书当时上课情形说：“钱师讲课从不满足讲史实、析名作。凡具体之事，慨括带过。而致力於理出思想脉络，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师讲课，必写出讲稿，但堂上绝不翻阅。既语句洒脱，敷陈自如，又禁邪制放、无取沉长。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记，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

　　笔者当年的研究生导师张文庭教授是钱钟书在国师教过的学生，因张老师当年爱读书、成绩好，钱先生当时称她“bluestocking”(好读书的女才子)。张老师教过研究生的“英语散文”，因为钱先生曾经教她们的课就是“英语散文”。她告诉我们钱钟书先生是她当年课讲的最好的老师之一，上课形态跟许国璋先生描述类似。笔者最近采访张文庭教授当年同班同学周令本老师（她现在湖南师范大学），她描述钱钟书先生当年情况：钱先生风度翩翩，是当时衣着最讲究的年轻教授，课上得精彩极了，他是学生崇拜的偶像。课余男同学总围着他。平时他喜欢跟与他从上海来的几位如徐燕谋先生在一起。

　　《围城》中所描写的“三闾大学图书馆”与国师的图书馆相关。在国师期间，钱钟书保持好读书习惯，当时担任钱基博的助教吴忠匡与钱钟书一处读书，同桌进膳，他回忆钱钟书在国师的情景：“老先生（指钱基博，笔者按）每天自清晨到深夜，总是端坐在他的大书案前无间隙地、不倦怠地著书立说，编撰中国文学史，写读书日记。中书也是整天埋头苦读，足不出户。一般午前的时间，他都用它来阅读外语书籍，大部分是他从国外带回来的。剩余的时间，他阅碑帖，临写草书。”

　　他们当时苦志读书情景足可以教今人感动，“我们苦志读书，冬季严寒，屋内都用木炭盆生火取暖，每至午夜，我们就用废旧纸包裹鸡蛋，用水湿透，投进炭火，蛋煨熟了，我们一人一枚用它作夜宵。”他们这种除了教学任务之外就是读书，“每天的生活内容极其单调刻板，然其格调却又极丰富多彩”。最精彩的莫过于听钱钟书晚饭后的神侃，“晚饭以后，三五友好往往聚拢到一处，听中书纵谈上下古今。他才思敏捷，富有灵感，又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和尖锐的幽默感。每到这一时刻，钟书总是显得容颜焕发，光彩照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当他评论某一古今人物时，不但谈论他的正面，也往往涉及他们的种种荒唐事，比如袁才子、龚定庵、魏默深、曾涤生、李越缦、王壬秋等，他都能通过他们的遗文轶事，表露得比他们的本来面面更为真实，更加真人相。‘如老吏断狱，证据出入无方。’听中书的清谈，这在当时当地是一种最大的享受，我们尽情地吞噬和分享他的丰富的知识。我们都好像在听音乐，他的声音有一种色泽感”。

　　这里有一个有关钱钟书神侃时发生的故事，“提起他的手杖，我又记起有一次晚饭后，我们同往徐燕谋先生校本部外的金盆园寓处闲话，一些同人围上前来，中书上下古今，娓娓不倦，到激情处，他挥着手杖，手舞足蹈。到尽兴告别时，燕谋先生才发现他张挂的蚊帐被戳了好几处窟窿。中书大笑拉着我一溜烟跑了”。

　　《围城》中的三闾大学要推行导师制，书里的方鸿渐一听就大发议论。 当年国师确实有导师制，他们定期召开导师会议。笔者在国师的档案查到《民国三十年度第一次导师会议记录》，会议时间是民国三十年一月十六日下午三时半，地点是联谊社，出席者有廖世承等五十五位导师。会议通过的纪要的第七项“各位导师与指导的学生谈话时请注意下列各点：1提高爱国情绪；2发扬服务精神；3爱惜公共物资；4维持饭堂秩序（现正添出一年级与先修班学生饭堂，寒假后新厨房落成，拟请一部分教职员与学生会食）5注意集会时之纪律；6注重礼节。

　　小说《围城》所描述导师制与训导处所作的事在当时国师有许多线索，并非钱钟书的完全虚构。小说所说的“联谊社”，笔者所查到在国师也有“联谊社”，具体地址在现在涟源一中内，只是现在已被新建筑取代。这里笔者再引一位当年学生的回忆，他的文章题为《光明山点滴：1939-1940肄业蓝田国师回忆》其中有一段写道：“训导主任任孟闲仙，此仙第一特征是莘莘学子，无人敢向他的个子看齐。好事者叫他‘人爱之’，乃取‘任矮子’谐音，任仙闻之，核‘大不敬’！他服膺生活教育，推行‘食不语、寝不言’诸守则，师生会餐，只见埋头大嚼，不许出声。钱钟书教授（英语系主任）则持不同观点：‘饮食乃人生一乐，席间不自由交谈，必为人生一苦，焉足为训？’英语系诸生，则唯钟书仙之马首是瞻，大餐厅中，乃见杂音。”

　　《围城》所写：“汪家（笔者按，指国文系主任汪处厚）租的黑砖半西式平房是校舍以外本地最好的建筑，跟校舍隔一条溪。”笔者到涟源市找到李园的后裔李忠忻先生，他拿出当年的李园的房屋建筑结构的图纸指给笔者看，廖院长本人住在李园里，房间并不大，李园主要是教学、师生吃饭的地方，还有些教授住在李园之外，《围城》这里所描写的汪家租的黑砖半西式平房就是当时的“德志园”的实景描写，是英文系汪梧封教授所住，这栋建筑迄今还在，在今看守所下来的不远处的分岔口旁。《围城》里所写的“水的时候，大家都不走板桥而是踏着石子过溪，这表示只要没有危险，人人愿意规外行动”。这木板桥在国师时确实有过，是当地村民为方便国师的师生过溪，在现蓝郊村李家院子前的河湾处架了一座木板桥，这座木板桥后来被洪水冲走了。《围城》里所写“表上刚九点钟，可是校门口大操场上连人影都没有”，这大操场就是先光明山大礼堂前的大操场。

　　笔者在湖南档案馆查到钱钟书当年在国立师范学院教职员调查表两份，其中写道：钱钟书，男，别号默存，年龄三十，籍贯江苏省无锡县，已婚，到职年月民国二八年八月（笔者按：这是以廖院长发聘书为准），学历国立清华大学文学学士英国牛津大学B.Lit、法国巴黎大学研究，经历有光华大学讲师、中国评论周报编辑、西南联大教授、牛津大学东方哲学宗教丛书特约编辑，教员职称教授，担任教学系科及课程英语，职员职称系主任，月薪400元，备考中华民国三十年七月满辞职。

　　钱钟书在《围城》通过赵辛楣、范小姐和汪太太的口说三闾大学的生活沉闷，然而，这种沉闷生活对喜爱读书的钱钟书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好事，钱钟书抵国师时，它刚建立一年，但它的图书馆藏书颇丰，一则由于接收了一部分来自山东大学和安徽大学的图书，二则又用巨款典借自长沙运来湖南南镇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像《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四库珍本》、《丛书集成》、《图书集成》，以及明清名家诸集刻本，这里都齐全。因此，他爱读书，并且有时间和有书读。他的那部纵横古今的大作《谈艺录》从这山镇开写到完成一半，也就不奇怪了。他除了教学、到好友处聊聊天，大部分时间用于读书和写作。钱钟书在国师正年富力强，这段时间也是他创作旺盛和成果丰硕的时期。

　　首先此阶段他写了不少古体诗。这里列举一首：

已卯除夕

别岁依依似别人，脱然临去忽情亲。

寸金那惜平时值，尺璧方知此夕珍。

欲藉昏灯延急景，已拼劫火了来春。

明朝故我还相认，愧对熙熙万态新。

　　新年来临，万象更新，但诗人惟觉时光荏苒，寸阴寸金，珍惜此夕。他如此发奋攻读，也是情理之中。

　　笔者在湖南省挡案馆查到《国师季刊》第五期和第六期共发表钱钟书（有的署名钱默存）旧体诗十七首（其中第五期十首，第六期七首）。这些诗有的收入了后来出版的《槐聚诗存》（在原诗基础上做了修改，对旧**做修改是钱钟书的治学风格），有的没有收进。1940年，吴忠匡代钱钟书印行《中书君近诗》，仅印两百份。收1939年冬由沪赴湘途中旧体诗。

　　其次，他开始了中国诗话里程碑作品《谈艺录》的创作，国师阶段已完成该书的一半。诚如他在出版的《谈艺录》序言所说：“《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始属稿湘西，甫就其半。养疴返沪，行箧以随。……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余雅喜谈艺，与并世才彦之有同好者，稍得上下其议论。二十八年夏，自滇归沪渎小住。友人冒景 ，吾党言诗有癖者也，督余撰诗话。曰：‘咳唾随风抛掷可惜也。’余颇技痒。因思年来论诗文专篇，既多刊布，将汇成一集。即以诗话为外篇，与之表里经纬也可。比来湘西穷山中，悄焉寡侣，殊多暇日。兴会之来，辄写数则自遣，不复诠次。”他的好友吴忠匡回忆说：“《谈艺录》也是在这一时期草创的，用的是小镇上所能买到的极为粗糙的直行本毛边纸。他每晚写一章，二三天以后又修补，夹缝中，天地上，填写补缀得密密麻麻。他每完成一章，就交我阅读，陶潜、李长吉、梅圣俞、杨万里、陈简斋、蒋士铨等章节是最先写出的，我都有过录本。1941年，在他临离去蓝田前，奋力清了一遍稿，誊录了一本，就在原稿本上，大笔一挥‘付忠匡藏之’五个大字，把它赠遗给了我。”吴忠匡还有一首诗回忆当年蓝田和钱钟书：“忆惜湖湘游，弹指忽三纪。当时蓝田镇，人比聚星里。钱夫子，教诲究终始。诸生皆然，冥心契文史。”

　　在这时期钱钟书还发表了论文《中国诗与中国画》，“该文完成后，曾受到专家学者们的一致好评，在解放前曾经三次刊载。解放后，钱钟书又曾几次对该文予以增订。收在《七缀集》中的该文写定本，已长达两万余言。文章最后的小注，也由最初的八条，增至三十七条。文章最初不分小节，一通到底，定本则析为六小节。”汤晏先生考证：钱钟书在蓝田写了《写在人生边上》一书里另外五篇文章，即《窗》、《论快乐》、《吃饭》、《读伊索寓言》及《谈教训》。笔者在钱钟书这本书致谢查到：“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有几篇是发表过的，曾和孙大雨、戴望舒、沈从文、孙棠各位先生所主编或筹备的刊物有过关系。……作者远客内地，由杨绛女士在上海收拾，挑选，编定这几篇散文，成为一集。”

　　钱钟书这部散文集在1941年12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列入《开明文学新刊》。这个集子共有十篇，联系钱先生的话和汤晏考证其他五篇应该是在昆明西南联大发表。他在此还为好朋友徐燕谋的诗做序，该序有关于中西文学研究的深刻见解：“余尝谓海通以还，天涯邻比，亦五十许年，而大邑上痒，尚有陬生曲儒，未老先朽，于外域之舟车器物，乐用而不厌，独至行文论学，则西来之要言妙道，绝之惟恐不甚，假言而好古之名，以抱守残阙，自安于井蛙 虱，是何重货利而轻义理哉！……故必深造熟思，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与古今中外为无町畦。及夫因情生文，应物而付，不设范以自规，不划界以自封，意得手随，洋洋乎祗知写吾胸中之所有，沛然觉肺肝所流出，曰新曰古，盖脱然两忘之矣。”这封信是1941年3月写的，经郑朝宗先生重新发现。这里的思想与钱钟书在《谈艺录》中名言“东海西海，心里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是一致的。

　　再次，他的《围城》实际也构思于此，郑朝宗先生一文中说：“1980年《围城》重印出书，徐先生（指徐燕谋，笔者按）来信告诉我：‘钟书君《围城》一书虽成于沪，而构思布局实在湘西穷山中。四十年前坐地炉旁，听君话书中故事，犹历历在目。’信末附一绝句：‘灰里阴何拔未成，君来叩户说《围城》。十年劫火诗书尽，故事偏传海外名。’”

　　1941年6月，钱钟书同徐燕谋一起离开蓝田国师，从广西到海防搭轮船返上海。钱钟书以后有诗记述回程：

示燕谋

去年六月去湖南，与子肩舆越万山。

地似麻披攒石皱，路如香篆向天弯。

只看日近家何远，岂料居难出更艰。

差喜捉笼囚一处，伴鸣破尽作诗悭。

　　汤晏先生在其著作《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指出：钱钟书在蓝田时间虽短，严格说来不到二年，但对钱钟书一生却极其重要。比较起来，在蓝田算是他多产时期，他在蓝田着手写《谈艺录》，出了一册《中书君近诗》，并撰写了半部《写在人生边上》。最重要的是他在蓝田构思，孕育了小说《围城》。他不是心甘情愿去蓝田，在路上又吃尽苦头，受尽折磨，心情亦极其恶劣，但事后证之，吃了些苦头是值得的。

　　从文学角度说，钱钟书在湘西穷山中收获无比的丰富，所以说钱钟书虽是阴差阳错到了蓝田，乃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也许有人会这样说，钱钟书撰写《谈艺录》及《写在人生边上》只是迟早问题，但我们可以这样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蓝田之行，则钱钟书绝对不会有《围城》。如果没有《围城》这部巨著，那么中国文学史就要寒伧得多了。故蓝田虽小，但对钱钟书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却无比的重大。”

　　当年钱钟书教书的蓝田国师，现已成为国家“211”工程的重点大学——湖南师范大学，该校一直以钱钟书曾在此工作并担任第一任外文系系主任而自豪。

　　蒋洪新，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或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

责任编辑：李祖琨 最后更新：2014-09-18 16: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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