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岁，他告别家人回国抗日
2016-11-26 10:05:15  来源：北京青年报  点击：  复制链接

1944年王唯真（后右）和陈萍（后左）在延安王家坪合影
 

王枫现在很忙，已经退休的她还在忙着搜集父亲王唯真的资料，还在参与着华侨抗战的史料搜集等工作，这些，都是父亲带给她的精神遗产。她会为父亲的档案中的一句描述去和领导争论，也会安静地查阅着原来并不熟悉的抗战领域史料。

她搜集到的材料很丰富，有的是她父亲留下来的，有的是她自己找到的。她说起父亲留给后辈们的东西，谈得最多的还是那种家国情怀。父亲当年作为华侨，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未成年之身毅然回国参加抗战，这些故事一直激励着他们上学、参军，走着各自人生的每一步。

王唯真，1923年3月出生于福建籍华侨家庭，1933年11月随父亲王雨亭到菲律宾读书。抗战全面爆发后，1938年5月，15岁的王唯真在多次请求征得父亲同意后，怀着抗日救国的一腔热血来到香港八路军办事处，1939年5月绕道越南回到祖国，辗转奔向延安。

王唯真194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8月在《解放日报》编辑部美术科工作，同年11月到新华社英文翻译组担任翻译。1967年1月9日任新华社副社长并主持新华社宣传报道工作。他长期在新华社工作，为我国新闻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
 

父亲办报从事抗敌宣传

年幼的王唯真认定追随共产党
 

1908年，16岁的王雨亭，到英属海峡殖民地，马来亚半岛西海岸的峇株巴辖。通过勤奋自学，广交朋友，他成了南洋及闽南文化界闻人。王雨亭在南洋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1909年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1911年11月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后来再次回到东南亚。

1933年，王雨亭创办《前驱日报》，揭露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和行动，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不抵抗政策。反对枪口对内，主张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还报道红军反围剿与长征动向。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开始。王雨亭参加“菲律宾华侨抗敌后援会”，从事宣传工作。他虽已45岁，还主动去香港向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回国参军杀敌。办事处负责人告诉他，当时需要他做的是返回菲律宾继续发动更多华侨支援祖国抗敌。王雨亭于是返回马尼拉继续投入抗敌宣传工作。这时王雨亭在政治价值观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和主张。1938年10月，王雨亭再次到香港，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并达成心愿。

王雨亭的这些举动，他的长子王唯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王枫告诉北青报记者，父亲王唯真向她回忆过当时在菲律宾的生活，他们一家子住在华侨聚居地太原堂，全家住在二楼，一楼就是报馆。因为天天能看到关于中国局势的报道，这让王唯真在十几岁的年纪就知道了日本正在逐步侵略中国。

那时候运送报纸靠海运，王雨亭办报纸，王唯真就经常帮忙到码头取报纸或送报纸。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在外的华侨也被人看不起，让他们感到气愤的是，菲律宾人也欺负他们。王唯真有一次在取报纸的路上被一群人嘲讽为“中国猪”，并被他们打昏。醒了之后，他摸摸疼痛的地方，被欺负的屈辱感，祖国弱小带来的卑微感，百感交集。切肤之痛，加上从父亲王雨亭办的报纸那里得来的祖国的消息，让王唯真真心希望祖国强大起来。

王唯真经常听父亲讲“倒蒋抗日”，因为他认为正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白白把东三省让了出去。当时在国内，国共斗争比较激烈，有些共产党人走向东南亚，发展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当时有个叫张召明的人到马尼拉，在华侨里讲国内抗战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王唯真把他请到自己所在的学校讲，校长很生气，不让他去上学，但后来又主动到家里找王唯真回校上课，但被他当场断然拒绝。

王唯真当时心思已经不在课堂的一亩三分地上了，他已经认定共产党是他要追随的力量，回去救国是他要走的人生路。目睹了儿子如此坚定地拒绝回校复课，王雨亭明白了孩子的想法，虽然表面不说什么，内心却默默赞许，因为在潜移默化中，儿子价值观和自己趋向一致，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让父亲感到开心。
 

“抗战不分大小，14岁也要救国”
 

1937年，日军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侵华战争，随后华侨们从报纸上每天都能看到战争的消息，大部分都是战败的消息。年底，日寇长驱直入占领南京，当即有“南京杀人几十万，国都变屠场”的报纸号外在华侨社会散发，华侨热血青年纷纷请缨回国杀敌。

“七七”事变后，王雨亭受廖承志和成仿吾的委托，介绍过两百余名华侨青年回国到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眼看一批又一批来自宿务、怡朗市和马尼拉市的华侨青年回国去延安，王唯真心里急如火燎，一再恳求父亲允许自己同行。父亲不同意，说他尚未成年，且体弱多病。王唯真辩解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王雨亭问他，你才14岁算什么匹夫，王唯真则认真地回答，抗战不分大小，14岁也要救国。对于父亲提出的自己体弱多病，王唯真较起了真，“体弱可以锻炼，疾病可以战胜，况且我动作轻捷灵敏，打仗没有问题。”

王雨亭真正在乎的，是他的长子要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而远在南洋的他无法照顾这位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尽管内心支持儿子的救国理想，但舐犊之情让他很纠结，在王唯真一再坚持下，王雨亭被感动了。

1938年10月，他亲自带王唯真回国。船到香港当天，华南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了广州，北上的路暂时走不通。1939年5月，适逢一批新加坡、香港司机服务团人员和几位学生要回国参加八路军，王雨亭把王唯真托付给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人，同服务团一起参加八路军。

临行前，王唯真请王雨亭在纪念册上题词，王雨亭写了这样一段话，“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助成你的志愿，决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忘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矣真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日教你的‘有恒七分，达观三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健壮而又有智慧的现代青年，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1939年6月3日，王唯真带着父亲的祝愿，随同新加坡、香港司机服务团，离香港经越南北上，踏上了抗日战争的征程。据不完全统计，“七七”事变后回国参战的华侨青年学生、工人约有一万多人。其中，2000名左右华侨青少年，分赴延安和华北、华中、华南的敌后战场，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王唯真从不讳言父亲的影响，“我能实现奔赴延安的愿望，很大程度得助于我的父亲王雨亭”。
 

来到延安的窗口安吴堡

仿佛进入了全新的社会
 

1939年8月中旬，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人护送王唯真这批从海外和香港回来的司机和学生到西安西北方向的安吴堡青训班学习。青训班成立于1937年10月，到1939年底结束，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共办了124期，培训出了14000多名抗战骨干，在抗战初期同陕公、抗大并列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学府，它是中共设在蒋管区的一个青年学府。参与青训班的绝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经过三四个月的短期培训后，输送到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青训班为来自海外的华侨青年和港澳青年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班领导把王唯真编入123队，专门成立了“华侨排”，王唯真被任命为排政治干事。王唯真后来回忆，“来到当时延安的窗口安吴堡，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新的世界。这里的政治空气异常清新，抗战气息非常浓厚，墙壁上满是抗战标语，画了不少抗战壁画。一清早，军号声、操练声和抗战歌声响成一片，令人精神振奋。这里没有悲观失望，有的是抗战必胜的信念；这里没有官气，有的是干群平等、上下一心的关系；这里没有尔虞我诈，有的是团结友爱；这里反对口是心非，强调言行一致……”

1939年12月，王唯真结束了在安吴堡的学习生活，在组织安排下，北上延安。王唯真当时想，回国就是要上前方打仗，这是当年华侨热血青年的普遍愿望，不打仗回来干什么呢？王唯真还听说了自己的几个同班同学都已经上前线了，所以，一到延安，便向组织上提出，上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段时间然后上前线的请求。组织上对他说，延安同前方已经没有很大区别了，日军进逼黄河东岸，延安已被日机轰炸，蒋介石也在调兵遣将包围陕甘宁边区，仗有你打的。况且你还小，抓紧时间多学点革命的理论吧。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王唯真有所感悟，服从分配到青干校，学习革命理论。

肆“唯真，当年你选择奔赴延安的道路走对了！”

在安下心来之后，王唯真觉得延安真是归侨青年的乐园。这里有很多学校，陕公、抗大、青干校、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医科大学、政法学院、通讯学校等等，都有华侨青年在学习。而那些机关，比如杨家岭中央研究室、王家坪军委作战部、联防司令部、边区政府、新华通讯社、新中华报社、解放出版社等，都有华侨青年在那里工作。这里生机盎然，尽管临近前线，常受敌机袭扰，但大家在紧张工作学习之余，仍然一片欢乐。

在朱总司令的带领下，体育比赛遍地开花，篮球赛、排球赛、足球赛、游泳赛等等，华侨常常取得好名次。从延安转战到前方的华侨青年中，涌现出不少战斗英雄，王唯真后来回忆，“战斗的激情弥漫着前方和延安，归侨和国内革命青年共享着历史上罕有的战斗的欢乐！大家奋发忘我地工作，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贡献自己的青春”。

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到达延安，作为期7天的访问。他们之前和王唯真的父亲很熟悉，因此，在延安见到王唯真感到很惊讶，一再问为什么要参加八路军，对共产党的看法如何，王唯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延安和解放区干部廉洁、以身作则，共产党员吃苦在前、视死如归等新精神、新风貌。

1940年10月7日，王唯真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8月，王唯真奉调到延安解放日报社工作，同年11月转调新华社。当时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同在延安城东门外的清凉山上。延安城已被日机炸平，清凉山也几经轰炸，但日本飞机对那里的土、石窑洞无可奈何。这是一个特殊的战场，战斗在那里的，是一支党新培养出来的拿笔杆子的部队，95%以上是青年，包括二十几名回国参战的华侨。

王唯真后来回忆，一踏上清凉山，就会被那里紧张的战斗气氛所吸引。架设在山上的简陋天线和土窑洞里的收报机，日夜收听着东、西半球各大通讯社，包括苏联的塔斯社、美国的合众社和美联社、英国的路透社、日本的同盟社、德国的海通社、意大利的斯蒂芬尼社和国民党的中央社等发布的新闻。这些新闻，是处在延安山沟里的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及时掌握世界战局、交战国政情动态和宣传动态的主要信息来源。

王唯真于1941年11月转到新华社后，先在英文翻译组工作了半年多，然后调到新华社的广播科，负责编写国际新闻。当时的广播科，是新华社和延安口播台在清凉山较早的编辑部门，主要负责向敌后各解放区的报纸播发文字稿，和通过延安广播电台向全国，包括蒋管区和敌占区，发布口播新闻。延安电台电力虽然不强，可是全国都能收听到，南洋华侨地下报纸有时也能收听到。它成了日本同盟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强劲对手。它发布党中央的指示、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和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社论、文章，指导着全国革命人民的对敌斗争。同时，以其新闻的真实性取信于天下，以至于连日伪和蒋军官兵，也很少怀疑当时新华社报道的真实性。就这样，清凉山不仅是党中央了解国际国内形势的主要耳目，也成了党中央向全国人民讲话的喉舌，它被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敌占区人民视为“黑暗中的一座灯塔”，在我国民族民主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945年，德日法西斯先后投降，第二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春，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王唯真随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东渡黄河。得知廖承志是父亲王雨亭的入党引路人，王唯真很惊讶。他1939年离香港赴延安的时候，父亲没有告诉他自己是共产党员，以至王唯真在延安入党填写履历的时候，把父亲写成是“随时代前进的人”。

1949年北京解放后，王雨亭陪同陈嘉庚从香港来北京参与筹备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父子在京重逢。已经得知父亲政治身份的王唯真，把十年前父亲在香港给自己写的“临别赠言”拿给他看。王雨亭重读自己所写赠言，感慨地说：“唯真，当年你选择奔赴延安的道路走对了！”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11-26 10: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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