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武昌首义八大金刚、辛亥革命甲种功臣;他是洪帮大佬、抗日策反委员,为抗击倭寇、策反日伪、营救保护国共爱国抗日志士颇著勋劳;他集作家、报人于一身,是享有盛名、颇有骨气的一介书生;他高风硕德、足资楷模,志洁行芳;他在日军特务的鸿门宴上,宁饮毒酒、不愿出任伪职。高振霄,一位从武昌首义走出的抗日英烈,也是我们的祖父。
高振霄(1882-1945)字汉声。湖北房县城关镇人。幼随父读,入两湖总师范学堂肄业。1917 年6 月,黎元洪非法解散国会,随孙中山南下护法,被选为非常国会参议院议员。1945 年3 月,日军威胁高振霄出任日伪上海市长并为其设宴,高振霄慷慨赴宴,当场拒绝日军的伪职,并从容饮下日军的毒酒身亡。
国共合作同仇敌忾誓与日军浴血奋战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祖父高振霄与向松坡等于7月21日致电北平宋哲元委员长暨二十九军全体将士,表示声援。电称:“君等抗战,忠勇激发,无忝于我民族英雄之本色”,同时表示愿意“率海内素以保障民族为职志之在乡健儿,请缨政府,群起与彼周旋,粉身碎骨,亦所弗辞”。次日,他们又致电蒋介石,表示“潜虽不才,愿以在野之身,统率海内健儿,与暴日一决生死,一息尚存,义无反顾,悲愤待命,无任屏营”。
9月4日蒋介石致电在上海的戴笠,命令戴与杜月笙等上海人士合作, “限一月内组成一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任务是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在上海近郊牵制阻击日军,并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清敌谍、汉奸的骚乱活动等”。戴笠找到青帮头目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洪帮大佬向松坡、高振霄及商会会长刘晓籁、银行界江浙财阀大佬钱新之等人商议后,由国民党、共产党、商会、洪帮成员及工人、学生在上海共同组织了抗日游击队——“江浙行动委员会”下设特别行动队(简称:别动队)近万人的抗日武装。在“淞沪会战”中,江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全体将士均投入了战斗,战斗尤为惨烈,牺牲特别惨重。上海沦陷后,别动队近万人武装仅剩一千余人。在这场与日军浴血奋战中,无论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员,还是洪帮成员,包括每一个工人、学生、商人等都是抱着拯救民族的满腔热血,积极投入抗战洪流,为中华民族的抗日大业流血捐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载入史册。
白色恐怖下挺身建立抗日策反委员会
沦陷后的上海不仅遭遇日本军队的铁蹄和野蛮蹂躏,还受到汪伪政权“76号”被称为“歹窟”的破坏。当时沪上大量共产党秘密组织、爱国团体及抗日机构相继被破坏,许多国共爱国人士被杀害。蒋介石特派时任“忠义救国军”总部政治部主任文强,前往上海租界担任国民党抗日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高振霄出任委员。由祖父与文强组织的策反委员会先后对汪伪政府军委会委员、参军处参军长唐蟒;汪伪军委会委员、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郁芬;汪伪武汉绥靖公署参谋长罗子实;驻苏州伪军军长徐文达;驻无锡伪军师长苏晋康;汪伪苏皖绥靖总司令和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杨仲华等策反成功,使其成为抗战重要力量。其间,祖父与另一策反委员龚春圃在上海百乐门饭店,还上演了一场营救文强将军惊心动魄的精彩大戏。
初来乍到上海的文强,没几日就被日伪“和平反共建国军”第十二路军司令丁锡山手下绑架到日伪防弹车上,被直接押送到百乐门饭店。文强身手不凡,乘丁锡山不备,抢了他的手枪并用手枪直逼丁的脑袋,但被丁锡山的手下弟兄们举枪将他们又团团围住。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祖父和龚春圃突然破门而入。那天,恰好祖父和龚春圃听说丁锡山要来百乐门饭店,也赶到这里准备对丁进行策反,谁知竟碰到了这种场面。
当丁锡山的小喽啰们看到是洪帮大佬高振霄和龚春圃,哗啦一下四面散开。祖父大步冲到丁锡山面前,左右开弓“啪啪啪”就是几个耳光。打过后,祖父指着丁锡山的鼻子骂道:“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那时候让杜月笙把你保出来,是文先生说的话,如果不是文先生说了话,你早就被枪毙了。你这身汉奸皮呀,只有文先生说一句话才脱得下来,你这个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早晚会死在日本人的手中。”丁锡山当即跪倒在祖父和龚春圃两位大佬面前,痛哭流涕地连连表示悔过。虽然祖父与龚春圃还没来得及正面策反丁锡山,但是在这场营救文强绑架案中,祖父的一番义正辞严、威恩并重的话语让丁锡山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后来,丁锡山毅然率部与日军开战,成为了一名革命烈士。
舍生取义营救保护国共爱国抗日志士
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以“支持工人罢工,扰乱社会秩序,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救国会”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是当时震动全国有名的“七君子”之狱。中共联合宋庆龄、何香凝等在全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向国民党抗议和营救“七君子”的运动。一天,宋庆龄找到祖父,希望利用祖父在国民党内的威望,参与营救。
祖父早年一直追随孙中山,跟孙夫人宋庆龄也是旧识。当年祖父的母亲从武汉来上海,宋庆龄和蒋介石、宋美龄等亲自到码头迎接,蒋介石更是以老师尊称高振霄。祖父亲自赴南京找到蒋介石,质问蒋介石:爱国难道有罪吗?如果爱国也有罪,那么你把老夫也抓到监狱里去好了!在全国各界爱国舆论的压力和谴责下,在宋庆龄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政府被迫将“七君子”释放出狱。“七君子”被释放后,祖父特意在自己的宅邸设家宴,为“七君子”接风洗尘。
1942年,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的李先念在上海被汪伪特工告密被捕,并被关押在日伪军监狱。祖父闻讯后,出面担保将李先念营救出狱,并接到法租界自己的宅邸养伤。祖父还专门租用两艘大船,选派得力人员将李先念及提前筹备好的棉衣药品等抗日物资安全护送至苏北革命根据地。另外,祖父先后还营救过时任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张执一及多次护送共产党干部。有一次,党中央派往延安学习深造的一批12名青年干部,在去延安革命根据地的途中被胡宗南部下截获。祖父亲笔写信给胡宗南,胡宗南看毕信后欣然将他们放行。后来这12名党的青年干部有的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中牺牲,有的成为了党和国家之栋梁。
清白高贵为神圣追求慷慨赴死大丈夫
由于祖父的抗日爱国行动,引起日军与汪伪政府的强烈不满。1938年正月十一日,一伙儿身挎匣子炮的日本官兵,公然闯入祖父在法租界的寓所,大肆搜查并威逼祖父交出共产党和爱国志士的名单。祖父威武不屈,结果遭受毒刑,关押三周后被保释。
1943年的一天,日军少佐带领随从十几人,抬着一大箱装有金银珠宝的重礼前来府上“拜访”,说他们代表“皇军和汪主席请高先生出山,做一些事”。祖父不卑不亢地答道:“非常对不起,我身体不好,不能出山做事了,我现在年事已高,钱财也用不着了,请把这些全部带回去吧。”没等对方反应过来,祖父已经退入后堂,把对方“晾”在那里。
对祖父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均遭严词拒绝,日伪终于恼羞成怒,只得使出最后手段。1945年3月21日,祖父接到日军驻上海最高“头目”赴宴的“邀请”。席间,日伪头目再次发出“最后通牒”,威逼祖父出任上海市长这一伪政权要职。祖父非常愤怒,在席上说:“中国的领土岂能容侵略者践踏,中国的事情岂能由侵略者安排!”在场的日伪军们先是气急败坏、大发雷霆,尔后伪装成一副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日伪头目暗示少佐酒中投毒并殷勤地向祖父“敬酒”。祖父虽心知肚明,但此时他老人家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宁可玉碎、不可瓦全,决意以死来证明自己清白的一生与崇高的人格。祖父端起酒杯高声喝道“干!”毅然痛饮了三杯。随后一拱手,说道“恕不奉陪!”便打道回府。
高风硕德足资楷模爱兮难忘一瓣心香
回到家后,祖父腹部开始胀痛,祖母要请医生,却被他拦住。祖父向家人交代了几件事:第一,不准请医生;第二,不许通知任何人;第三,焚烧所有资料,包括祖父生前写过的大量文章、手稿、图片等。三天后,祖父盘腿打坐静静地离开了人世。几天后,噩耗传开,上海各界人士奔走相告,以不同形式表达对逝者的哀思。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21-08-14 10: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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