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田：黄敬在冀中（二）
2017-09-22 15:58:40  来源：《百年潮》  点击：  复制链接

　　文化教育与文艺活动

　　冀中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北邻北平、天津、保定，居民的文化程度较高，全国抗战爆发以后，在党的领导下，随着群众的发动和斗争的需要，文教事业很快有了新的发展。黄敬十分重视这一客观现实，他关心支持冀中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和文艺活动的开展。每年年初，冀中区党委工作计划中对于全区文教事业的发展都有明确的要求和进度指标。至1940 年夏季，冀中地区基本上每个行政村有了初级小学，每个区成立高级小学，入学儿童达到学龄儿童的80%以上，成人的识字教育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各地从实际出发，用不同形式和方法普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民校”(农村利用冬闲或利用原有小学设备办“夜校”等多种方式)制度，有关教师队伍的培养和课本教材的编写、印刷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在根据地的基本区内青年文盲大多数扫除了，有条件的八专署、十专署开办了八中和十中，七专署和九专署合办了一所七九联中，提高了教育水平。

　　随着普及文化教育的开展，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素质，同时也促进了农村的文化生活。不少村庄成立救亡室，出壁报，写标语;成立歌舞队，组建村剧团，农村气氛非常活跃，处处荡漾着抗日救亡歌声，鼓舞着广大群众投身到对敌斗争中去。

　　为了指导全区工作，区党委出版了《冀中导报》，在全区发行。与此同时，新华通讯社冀中分社成立，及时传播冀中抗日军民的高涨热情和牺牲精神。此外，各地委、县委也都出版了自己的报纸，还有的出版了不定期刊物。抗日烽火中，黄敬支持文教系统在全区发动了《冀中一日》的写作活动。

　　为了满足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和加强抗战宣传，冀中区党委在黄敬支持下成立了直属的新世纪剧社，冀中军区政治部较早地成立了火线剧社，各军分区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剧社，各县也相继成立起剧社，后发展到大村都有村剧团，冀中的村剧团达到了1700 多个，群众性地开展了大编大演抗日戏剧的活动。冀中平原大地一时出现了“村村有剧团，处处有歌声”的壮丽场景，激励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1940 年春，新世纪剧社成员从华北联大学习回来后，黄敬听了梁斌社长的汇报，对剧社今后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他要求：“新世纪剧社今后除了演戏唱歌之外，还要像只老母鸡那样的工作，下蛋孵小鸡，下很多的蛋，孵很多的小鸡，把冀中的文艺工作活跃起来。”

　　新世纪剧社按照黄敬的指示，先后开办了两期文艺训练班，对400 余名地方文艺骨干进行了以戏剧、音乐为主的基础知识的培训;1941年，剧社派出人员到一分区、三分区、四分区辅导村剧团和开办文艺训练班，推动地方文艺活动的开展。

　　火线剧社成员在华北联大学习时，正值晋察冀地区各剧团盛行演大剧之风，火线剧社也想排演一场大戏，回到冀中后酝酿排演曹禺的《日出》。黄敬书记、吕正操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都支持他们这一举动，但苦于找不到《日出》的剧本，黄敬书记知道后说，“这好办!”他通过地下关系从北平找来剧本，解决了这个难题。

　　从1941 年5 月4 日八路军三纵队(冀中军区)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起，连续演出话剧《日出》多场。这个大剧目在烽火连天的战地演出，虽不完全适合当时敌后战争环境的要求，但这种艺术实践在提高剧社艺术水平方面却起了重要作用。

　　实事求是的两面政策

　　黄敬书记一向关心党的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特别注意把中共中央、北方局及中共北方分局制定的各项政策精神结合冀中情况创造性地表现出来，深得群众拥护。如有关统一战线、民族政策、反霸斗争、“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税收、反摩擦斗争等各项政策，特别是在冀中平原敌我斗争进入异常激烈的以武装斗争为主的形势下，有些地区、有些时候实施了革命的两面政策，通过合法斗争形式，掩护隐蔽斗争和武装斗争，减少敌人对我军民的残酷迫害，保护人民群众利益，保护抗日军队和党政群工作人员，积蓄和发展抗日力量，坚持和扩大了统一战线工作，对坚持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争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武汉失守以后，敌人回师后方，开始了从点线占领扩大到面的占领时期。敌人依靠点线进行“清剿”“篦梳”“剔抉”搜捕八路军和共产党的干部，并扩向所有村庄，成立维持会，建立伪政权和保甲制度，建立联络员组成情报网。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方针是教育人民和干部不给敌人干事，保持民族气节。而敌人依靠军事上的优势认为这是“匪村”，就天天来烧杀抢掠，有的村房子被敌人拆光了，老百姓都跑到外村去，也不派联络员，结果使群众受到了莫大的损失，而我们的工作也很难开展。与此同时，有些村庄的干部为了减少损失，就表面应敌，实则继续坚持抗日工作。于是就出现了三种政权形式：一种是投降派和汉奸组织的降日伪政权;一种是敌人选用的由一些地痞流氓和土豪劣绅组成的伪政权，他们虽不一定忠心于敌，但也不拥护我们，且贪污腐化，压榨群众;再一种是我们的党员干部为群众所推荐，担任联络员和伪村长，成为抗日两面政权，表面应付敌人，实则忠于抗日。面对这种复杂的斗争情况，黄敬书记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1940 年秋，发现了一个对敌斗争的模范村——深北县的西蒲疃村，这个村党支部自敌人在该村建立据点开始，就有组织、有计划地掌握了伪政权、伪自卫队，与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斗争，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而党支部派人在敌据点村里发动群众破路，贯彻各项抗日政策，巩固了抗日政权和抗日群众组织，使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打击了敌人，壮大了自己。

　　黄敬于1940 年冬，亲自到安平县羽林村，召集汇报会，把西蒲疃村支书孟林鹤叫来，介绍他们村对敌斗争的情况。黄敬表扬了他们，做了重要指示，并向中共北方局做了报告。但是这个问题在冀中区党委会议上意见并不一致，有人反对采用革命两面政策，认为这是“右倾”。

　　其实，1940 年12 月毛主席就发表了《论政策》一文，指出：“汉奸亲日派中间也有两面分子，我们也应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并指出“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的时候，唯有实行上述黄敬赠给赵勇田的钢笔 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但是这一论断没有及时被一些同志深刻理解。为研究这个问题，黄敬书记带着区党委秘书长李春兰到定县、安国县城附近游击区进行调查研究，找基层干部开座谈会，明确了“游击区可以成为我们的根据地，只是游击性强些。对游击区两面派政权要加以分化瓦解，使之转化为革命的两面政权”。

　　1941 年6 月，冀中区党委召开组织工作会议。会上正式肯定了在敌占区、近敌区实行革命两面政策问题。黄敬在报告中专门讲了《关于敌占区及落后区的工作问题》，他对于敌伪据点的工作、敌占区的工作、近敌区的工作都做了详细的分析，提出了在这些地区可以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我们要把非法的内容用合法的形式表现出来，去应付敌人。各地党组织认真贯彻区党委的指示，在村中选派最可靠的共产党员去当“伪村长”，以应付日伪军，探查敌人动向。之后多次发生过伪村长给日伪军交了粮食，又立即报告当地游击队，游击队在半路设伏把粮食截回的事迹。

　　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由于冀中地区在敌人包围和渗透之中，又是平原，战斗极为频繁残酷。作为区党委一把手的黄敬书记，在各项工作中不能不首先考虑对敌斗争问题，因此他很注意军事问题。凡涉及对敌斗争的重大行动，诸如反“围攻”、反“扫荡”、反“蚕食”等，除直接布置党政系统的对敌斗争外，有关军事行动，他都参加讨论方案、制定措施和参与组织指挥。冀中地区开展地道斗争，开始时从上到下有不同认识，程子华政委亲自到蠡县一带调查研究，在黄敬主持下召开区党委会议，肯定了地道的作用并统一了思想，以区党委的名义发出指示，地道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940 年3 月下旬，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奉命率冀中警备旅到太行地区，参加追歼国民党朱怀冰顽军，政治委员程子华带领南进支队由冀中赴冀南、冀鲁豫地区参加反击顽军石友三部队。这时，冀中军区领导人就剩下参谋长孙毅、政治部主任孙志远了，有关重大军事行动，孙毅、孙志远就找区党委书记黄敬研究决定。这时，敌人乘冀中部队主力外出作战之机，调集第110 师团、第27 师团、独立混合第八旅团共37000 人，兵分十几路，气势汹汹地围攻冀中抗日根据地。这时冀中军区直属单位、冀中区党委首脑机关及群众团体有一万多人，驻在肃宁县南北宋村一带，目标很大。在这一严峻的反“扫荡”态势下，参谋长孙毅根据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拟案让领导机关“走”为上策。他找黄敬、孙志远紧急磋商，他说，我们的目标太大，又缺乏战斗力，最好的办法是分而散之，黄敬带一个营，孙志远带三个连，我带两个连，各选一个方向突围出去。

　　黄敬听了孙毅的方案后，十分镇静地说：“你这个办法不行，咱们三个行动在一块，不能分开!”孙志远同意黄敬的看法，但对行动方向一时拿不定主意。第二天黄昏，敌人已经向我逼近，于是决定向东走，从刘钵桥过献县以北的子牙河向东转移，直奔河间、大城、青县一带。

　　行动方案确定后，孙毅给地处子牙河西岸的第八军分区发电报，说明军区机关及直属队向东转移，并已开始行动。第八军分区复电说他们那边敌情更为紧张，刘钵桥头有敌军一个营把守，军区领导机关大部队无论如何不能东移。孙毅立即向黄敬说明了上述情况，黄敬斩钉截铁地说：“部队立即停止前进，原地休息!”接着说：“司令员、政治委员不在，那你参谋长就是主官嘛!”

　　此时此刻，趁着月光，借着手电筒的光亮，黄敬、孙毅、孙志远三人在路旁的草棚子下边，紧急商议，研讨对策。孙毅果断地说：“部队前进受阻，不行就原路退回，向西转移吧!”黄敬、孙志远点头同意。部队立即调头改向西进，大白天在安国县伍仁桥一带五个敌人据点之间通过。我们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成三路前进，警卫部队的战士个个持枪待战，威武雄壮，敌军不敢轻举妄动。日伪军龟缩在炮楼上，只是在我后卫部队通过以后，才传出一阵朝天空放的枪声。之后，我部队安全穿过平汉路封锁线，转移到了行唐县口头镇一带。我作为黄敬的机要通信员随时为首长提供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紧跟在他的身后。

　　事后，这场惊险的大转移，曾有人怀疑在紧急情况下，领导机关离开冀中是否妥当，黄敬向中共北方分局书记彭真汇报。彭真说：“这一行动是对的，你们万把人的队伍搞不好让敌人打烂，损失严重，带队伍靠近山区躲过敌人的锋芒，这符合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事后，黄敬告诉了孙毅，他们为得到彭真的肯定而高兴。

　　冀中抗日根据地，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区，对敌人的威胁很大，日本侵略军早就对冀中军民虎视眈眈，采取各种措施，企图占领控制冀中，但均未得逞。1941年12 月，日本法西斯发动太平洋战争，加紧榨取在华资源，巩固其占领地区，并策划对冀中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妄图全面控制冀中地区。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晋察冀分局、晋察冀军区多次指示，要结合反“蚕食”斗争，认真做好准备，迎击敌人的春季“扫荡”。中共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多次发出准备迎击敌人大“扫荡”的指示，《冀中导报》还发表了反“扫荡”的社论，号召全区军民立即肃清太平观念，紧急动员起来，迎击敌人的全面“扫荡”。1942 年4 月间，在黄敬主持下，区党委和军区发出反“扫荡”紧急指示，对形势重新进行了分析，明确指出：“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不可能再进行大的长期‘扫荡’的观点，必须立即肃清，进一步从思想上、物质上积极做好准备。”4 月24 日，黄敬书记、吕正操司令员、沙克参谋长、卓雄代主任等(当时程子华政委在晋察冀军区另有任务)商定了反“扫荡”的方针，决定冀中党政群领导机关人员大大压缩，由原来的4000 多人压缩到1000 多人。减下来的人员编组分散到各地区、各部队和下属单位，同部队和群众一起坚持反“扫荡”，体弱有病的干部分散坚壁。各主力部队要突破敌人的包围圈，由内线转到外线去，采取“敌进我退”、避实击虚，抓住战机，打击敌人。各分区的地区队和县、区游击队在原地区分散隐蔽活动，和敌人兜圈子，寻机袭扰、打击敌人。

　　敌人对这次“扫荡”，进行了周密的部署，“要对冀中地区的共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摧毁其根据地，同时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采取各种措施，以便将该地区一举变为治安地区”。

　　冀中抗日根据地生死攸关的“五一”反“扫荡”拉开了序幕。5 月1 日这一天，冀中区党委和冀中总工会在饶阳县许张保村召开直属机关干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动员全区人民准备反“扫荡”。黄敬书记、吕正操司令员出席大会并讲话。要求大家立即行动起来，进入反“扫荡”斗争。

　　5 月1 日到10 日，是敌人诱迫我军进入其合围圈的外围“扫荡”阶段，从四面向内压缩，对滹沱河、滏阳河、石德铁路之间的三角地带形成一个严密封锁的所谓“铁环阵”，为其第二阶段突然进行“铁壁合围”做了周密的准备。其计划从11 日至15 日集中兵力实施“铁壁合围”，妄图聚歼我冀中区党政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

　　中共冀中区党委、冀中行署、冀中军区领导机关由吕正操司令员和黄敬书记率领，于5 月2 日离开饶阳县许张保村一带，跳到沧石路南，5 月8 日，在敌人对滏阳河封锁以前东渡滏阳河，跳到敌人“铁壁合围”圈之外，在子牙河以东任(丘)河(间)大(城)地区和敌人周旋20多天，在此期间曾四渡子牙河，五临津浦铁路，18 次越过封锁线，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下，敌人却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在敌人集中兵力举行大规模“扫荡”的第一、第二阶段，我方未受大的损失。敌第110 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少将不得不哀叹：“像一阵风似的讨伐，并不能捕获敌人。”

　　此时，军区领导分析整个反“扫荡”形势，看出敌人“扫荡”的决心很大，不能按过去反“扫荡”惯例对待，必须做较长期的打算。之后，黄敬书记、吕正操司令员接到了彭德怀副总司令从八路军总部发来的电报。同意黄、吕对冀中地区形势的分析，同意冀中领导机关经过冀南地区转移到冀鲁豫地区。6 月11 日晚，冀中区各领导机关—包括党、政、军、民各部门、团体，冒着五级大风，穿过四道封锁线，次日黎明进驻河北省威县掌史村。掌史村位于威县城东北25 公里，这里是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游击区，周围五公里以内有敌人八个据点，我军进村不久就被敌人发觉，但周围敌人据点兵力不多，共约500 人，威县、南宫全境之敌也不过1000 人，如果发生战斗，也可以坚持到黄昏。黄敬、吕正操、沙克、张学思同住在一所大院的北房和东房，他们经过紧急商量，决定隐蔽力量，据村固守，坚持到夜晚突围转移。领导人商议事情时，我和秘书长李春兰就在一旁。

　　战斗打响了，村西北方向大摇大摆地来了催民夫的日伪军30 多人，吕正操对黄敬说，为了迎接更严峻的局面，我们要沉着应战，近打、小打，运用蘑菇战术，以步枪和手榴弹还击，先不用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坐在作战室的黄敬对吕正操说：“完全正确，我同意!”与敌交火后，敌人逐渐增兵，中午增至1000 人，日军施放毒气，幸有阵风，减少了威力，我们都戴上了防毒口罩。下午敌增加1500人，多次进攻均被我军击退。天黑以后，我军以迫击炮和轻重机枪、步枪一齐开火，进行反击，一下子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敌人的炮火也被打成了哑巴，伤亡严重的敌人溃退下去，夜间9 时，我军分两路胜利突围。这次战斗毙伤敌300 余人，我军伤亡90 余人。中共中央军委发电嘉奖，将此战誉为“平原游击战坚持村落防御战的范例”。掌史村突围以后，冀中区领导机关南下到达冀鲁豫军区，经过短期休整、补充，于8月下旬开始西进，渡过卫河，越过敌占平汉铁路，进入太行山区，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为纪念九一八事变11 周年，八路军第129 师于1942 年9 月18 日在驻地涉县城西关外举行欢迎冀中部队到达太行山区的大会。我们区党委机关第二连人员坐在会场的右后角。大会首先举行了阅兵式，第129 师部队和冀中部队的警备旅、第27 团接受检阅。彭德怀副总司令检阅部队后，发表了重要讲话。此次大会之后，黄敬、吕正操专程赴中共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汇报几年来冀中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对敌斗争的情况，特别把冀中军民“五一”反“扫荡”的壮烈情景叙述详尽。

　　不久，冀中部队由吕正操率领转回晋察冀军区，靠近冀中继续指挥冀中的反“扫荡”斗争。1942 年9 月，黄敬奉命调往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工作。

　　黄敬在冀中工作期间，展现出他是一位胸怀坦荡，品德高尚，学识渊博，思维敏捷，才华横溢的领导人;是一位没有官气，没有架子，谈笑风生，平易近人的领导人;是一位深入实际，联系群众，重视调查研究，脚踏实地，严谨务实的领导人。黄敬这些优良的思想、作风、素质、才能在冀中大地“心碑”永驻，令人永远不能忘怀。

　　(来源：《百年潮》2015年第10期)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09-22 15:5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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