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笑奇：我的抗战经历
2017-09-27 11:14:37  来源：《大江南北》  点击：  复制链接

　　我这辈子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我和大多数有良知的中国年轻人一样，毅然放弃家庭安逸的生活，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参加新四军，做民运、搞宣传、建立地下交通站;特别是潜伏在日本宪兵队里，收集情报、营救战友、采购药品和武器炸药，历尽艰险转送前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献出了绵薄之力。

　　1924年我出生在浙江省德清县城关镇，原名莫孝贞。父亲在德清城里开有几家店铺，家境还算殷实。1939年，我1 5岁，考进上海私立女子中学，级任先生黄容林是地下党员，他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1941年1月28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我参加了新四军，分配在一师“社会教育服务团”，团长为我改名叫莫奇。服务团分三个队：一是新旅队(前身系新安旅行团)，都是些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二是青年队，以演出宣传为主;三是工作队，主管民运社教工作。当时我分配在青年队，与同志们一起唱歌演戏做宣传工作。我们往往白天排练节目，晚上到各村去演出。

　　苏中地区是新开辟的游击区，日伪军随时都可能来骚扰，服务团每到一个村庄，最多停留二三天，有时半夜起来换防，生活相当艰苦，但同志们的情绪很高。记得有一次夜里急行军，天刮风下雨漆黑一团，衣服鞋袜全都湿了，一脚水一脚泥，走到一座独木桥，同志哥同志姐都过去了，我怎么也不敢过，急得站在桥边哭，后来是一个年长同志过来拉着我的手慢慢走过桥去。有一次到了一个村庄，村里的人都跑掉了，我们找到一户地主家的院子，稍作休息，到要出发了，大家怎么也找不到我，原来我一头倒在地主家的床上睡着了。那时演戏没有舞台，也没有幕布，只有极少一点化妆品，道具也很少，且得来极不容易，大家都很珍惜这些物品，行军时由体力强一点的男同志背着走。到一个村庄，划圈为台，点上一盏油灯，村民就会陆续围拢来看。我们配合当时的形势先唱革命歌曲，有《延水谣》《红缨枪》等等。唱完后再演戏，戏都短小精悍，但内容很丰富，有《放下你的鞭子》《团结起来》《童养媳求解放》等。节目虽然不多，却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除了唱歌演戏，每当我们在宿营地住下后，就教儿童唱抗日歌曲，还常到他们家中向他们的长辈宣传抗日革命道理。

　　1942年，敌人进行春季大“扫荡”，为适应战斗需要，社会教育服务团解散，我被分配到苏北盐阜区三师八旅文工团，继续搞文艺宣传工作。此期间为了有效配合反“扫荡”工作，反击敌人的进攻，我随部队转移到浙东四明山地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分配在中共浙东区党委所属姚南办事处政工队，主要做民运工作，组织贫下中农，进行“二五减租”“三七减息”，并组织儿童团、妇女救国会、妇女识字班、青年抗日会、农民自救会等群众组织。

　　1943年底，鄞西古林区交通站站长陈洛宁因生孩子，急需找个人接替她的工作。组织上决定由我接替陈洛宁，去浙东鄞西古林区交通站担任站长。当时的古林区还是个游击区。敌伪的据点林立，有时顽固派也来插一脚，环境相当复杂。

　　古林区交通站由交通总站站长翁惠珍单线领导，地点设在敌占区的高桥乡包家岩村，离敌人据点只有5里路。因工作需要我改名为包美英，从此，我成为该村群众包荣庭家中的一员，在群众的掩护下做秘密交通工作。站里只有我和十二三岁的小鬼刘爱田。

　　我常把要我们转送的文件藏在包家的水缸底下，有时藏在柴草房里，或者藏在厕所旁边的缝隙里。为确保文件转送时不出问题，我们想了多种方法，例如有一次，文件较多，担心出问题，我和小刘打扮成姐弟走外婆家的模样，在包家大哥的帮助下，买来一些毛竹笋，挖空后，把文件包好塞在里面，混在其他毛竹笋中。有时我把文件缝在小刘的鞋帮里。7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我得到一份情报，伪军第十师三十七团即将向我根据地进犯，必须尽快把此情报送给驻在后屠桥村附近的我军第五支队某部。军情紧急，不容延误。从包家岩到后屠桥，相隔20多里路，我不敢走大路，怕碰到敌人，专拣小路走。一路上有许多野坟，我心中有些害怕，硬着头皮快步往前冲，冲出了那块墓地，一路急赶，足足走了约3个小时我才赶到目的地，完成转送党的机密文件的任务。

　　1944年初，抗日战争已经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为了搞到日寇情报，中共浙东区委书记、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和何克希司令员决定成立“400反间谍工作小组”(以下简称“400小组”)，潜伏在日寇宪兵队。

　　日军宪兵队分为警务课、特高课、思想课，“400小组”就潜伏在思想课。当时思想课课长铃木政一手下有“八大密探”，“400小组”组长周迪道化名朱人达是“八大密探”之一。“400小组”这支特殊战斗小组，在宁波对外公开称号是“宪兵队密探朱家”。政治指导员乐群(女)代号“400”，组长周迪道“401”，组员有周斯明“402”，冯禾青“403”，王福林“404”，我是“406”，后加入的有陈捷(女)“407”，张黎(女)“408”，还有一名通信员叫张炎。此外还有10名左右的外围人员。除了乐群和张炎作为上级与我们的联络员外，小组的直接领导人是浙东区党委城工委副书记丁公量(化名粟后)。

　　我进入“400小组”时，为掩护“401”朱人达在日寇宪兵队里站住脚跟以及反间谍工作的需要，奉命改名徐国芬，派往宁波跟朱人达假扮“夫妻”，潜伏在日本宪兵队。

　　我俨然成了日本宪兵队“密探朱家”的内管家。我们租住在宁波南大街10号，这是一栋二层的小楼，房东徐章翠，是铃木政一的干娘。上级有指示都由乐群来传达，我们称她“表姐”。每次“表姐”来了，小组的同志都到我家，在楼上会客厅以打牌为掩护，听取指示。我则为他们望风。

　　我经常利用朱太太的身份与伪军长官家属交朋友，有空就与她们一起聊天、看戏、打牌，替她们看信、写信，取得她们的信任。通过与她们的接近，收集情报。那时的我表面看起来天天穿着时髦，烫着卷发，穿金戴银十分光鲜，其实每天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1945年春，有个叫张小萍的女大学生，从上海来四明山参军，路过宁波时，被伪县政府抓去了，上级要求我们设法营救。当时朱人达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利用自己与伪连长母亲和妻子的关系，跟她们说我表妹被县政府抓去，请伪连长陪我去监狱探监。我在他的陪同下，进了监狱，见到张小萍，我自称是她的表姐，把事先准备好的钱物送给她，并要求看管牢监的人多关照她，不久张小萍被营救出来，顺利到达解放区。

　　有一次，上级通知，上海地下党为浙东纵队搞到了一箱炸药，但无法运出去，命令“400小组”务必设法把它从上海取回并送到四明山根据地。炸药是违禁品，被查到是要杀头的。我们再三开会商讨，决定由朱人达和我负责去上海取回。到上海取到炸药后，我们买了一只女式皮箱，下面放炸药，上面盖着我的几件衣服。回宁波的那天，我一只手拎着女式皮箱，一只手挽着朱人达的胳膊，紧紧跟在宪兵队特高课长木场和翻译程明夫妇后面，箱子很重，我不敢慢半步。到了火车站，入口处两旁站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戒备森严，几名宪兵对进站的中国旅客的箱子包裹逐个检查，仔细翻看，一个不漏。我们见此情景大吃一惊。这时机智的朱人达接过我手中的箱子，塞到木场的手里说：“木场先生请你帮我把箱子拎上火车，谢谢你!木场毫无思想准备，接住箱子掂了掂很重，问道：“朱人达你搞什么名堂，是不是在做金子生意发财呀?”朱人达故意扮个鬼脸，笑着说：“不做点生意哪来的吃喝呀，带点黄货回去补贴补贴。”于是我们跟着木场避开鬼子的检查，顺利上了火车，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一路上有多次检查，但由于箱子放在木场身后，检查人员没加过问，有惊无险回到宁波。“400小组”又设法将它送到四明山根据地。那只皮箱至今还在我家，虽然已经很旧了，但我舍不得扔掉它。

　　“400反间谍工作小组”在浙东区党委的领导下，像一把利剑插在敌人心脏。它收集大量情报，营救了十几个战友。直到1945年8月15日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接浙东区党委城工委的指示，全组同志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安全撤出宁波，回到四明山根据地。归队以后，同志们分头回到各自的部队。我被安排到新四军二师淮南建设专门学校(后并入华中干校)学习，直至全国解放。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已是一个89岁的耄耋老人，人老了，特别喜欢回忆往事，年轻时经历的那些事情，常常在脑海中浮现，既让人感慨，也让人欣慰。我总想告诉年轻人，和平的宝贵，新中国来之不易，一定要好好珍惜。

　　(注：本文为徐笑奇老人生前口述，黎豫杭、黎豫江整理)

　　(来源：《大江南北》2016年第12期)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09-27 11: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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