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其明：新四军中红小鬼
2017-09-27 15:54:11 来源：《大江南北》 点击： 复制链接
1月6日上午，大江南北杂志社两名记者跟随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领导来到吕其明老人家采访。吕老热情地将我们迎进了屋，领着我们沿着摆满绿色植物的走廊，径直走进会客厅，厅里空调已开启，吕老一边招呼大家坐下，一边忙着倒茶，一阵忙活后这才坐下说：“欢迎你们来!”
老先生直接问：“你们想知道些什么呢?”记者说：“想了解您在新四军生活的经历。”
吕老爽朗地说：“对，我可是1940年的老兵。”接着就开始了对自己革命和艺术生涯的叙述。
我能走进革命队伍是因为我的父亲吕惠生。我父亲是一个农业专家，1926年北京大学农学院毕业后回到家乡安徽无为办学，任无为中学校长。1938年底，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从皖南军部来到江北，组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张云逸专门拜访父亲，共商抗日大计，我父亲很是感动，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和影响力募集了大量的粮饷弹药，支援新成立的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父亲因支援新四军，积极参加抗日工作，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1940年2月，当无为县国民党当局准备逮捕他时，他和母亲带着我们4个儿女连夜投奔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从此，我们全家与共产党、新四军风雨同舟、安危与共。
不久，我们又跟随部队东进，前往新四军2师淮南抗日根据地，母亲是放大的小脚，父亲是个书生，还有我们四个孩子，为了不掉队，全家咬着牙跟着部队走。经过20多天的行军，我们来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半塔集。一天我们家来了两个女文工团团员，她们劝我母亲让我和我姐姐吕晓晴去抗敌剧团参军。因为当时抗敌剧团正在排练歌剧《农村曲》，第三幕需要一个十来岁的演员去扮演一个逃难小孩的角色。母亲觉得我们只有十来岁太小了，就跟她们说：“你们去问孩子的父亲吧。”父亲倒是很干脆、很支持，他说：“好嘛，让他们到革命的大熔炉里去锻炼!”就这样，12岁的姐姐和10岁的我在1940年5月参军了，成了抗敌剧团的小团员。
部队生活非常艰苦，没得吃，经常行军，还经常有日军“扫荡”。有一天，部队休息，大家都在老百姓的打谷场上靠着秸秆晒太阳，我就觉得身上特别痒，我把衣裳一解开，一排全是虱子，随手一抓，一挤一滴血，头也十分痒，我姐姐拿梳子来帮我梳头，发现头皮都被虱子拱破了，淌黄水了。我有一张珍贵的照片，是 1941年和姐姐的合影，照片上的我是个光头，就是因为满头的虱子才剃了个光头。
有一次，我们行军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刚刚被敌人扫荡过，有的房子还在燃烧，剧团先帮老乡灭火，然后搭台子准备晚上演出。我们的舞台很简单，打两个桩竖两根杆子，挂上汽灯，拉上幕布，舞台就搭成了。《农村曲》这个歌剧从头到尾老百姓都很受感动，演到高潮台上台下都流泪，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演到第三幕高潮，台上唱了一个大合唱：“种子下地会发芽，仇恨入心也生根，不把鬼子杀干净，海水也洗不清我心头恨，打死一个算一个，打死两个不亏本，以一当十十当百，要活命的只有参加新四军，要活命的只有参加新四军!”台上气氛高昂，剧中的男主角王大哥站出来说：“我要参加新四军!”这是演员在演戏呀!但是想不到的是：从台下立即跳上来几个看戏的年轻小伙子，嚷着：“我们也要和王大哥一起参加新四军!”说明当时文艺的巨大作用，可谓立竿见影。我第一次感到了文艺宣传的力量。
还有一次，我们行军了一整天，累得不行，晚上还有演出任务，十来岁的小孩走了一天疲劳得不得了。演出开始了，该我上场时，大家却发现我在桌子下面睡着了。从此以后，每次演出团长都会指定一个大哥哥或大姐姐看着我，给我讲故事，别让我睡着了，看着我直到上场。
1942年，音乐家贺绿汀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本来只是从上海到延安的暂时停留，但是路上不好走，只能等待时机。这样他就来到了我们2师抗敌剧团指导工作，在我们那里待了三个月。有一天，团长说：“我们团要来个大人物，全团到村口去迎接。”远远地走过来一个人，中等身材，一副书生相，后面跟着一个饲养员牵着一匹枣红马，马鞍子上挂着一个小提琴盒子，我就对那个小提琴特别感兴趣，一直琢磨着：“这是什么东西呀?”晚上师部开联欢会，贺绿汀给大家拉了一曲小提琴。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他帮助我们训练歌队，教我们乐理，提高我们音乐水平，特别是教我们唱他的《1942年前奏曲》，他一句句地教我们，非常有耐心，这三个月里我们唱了他很多的歌曲，如《垦春泥》、《胜利进行曲》、《游击队歌》……
一个春夏之交的晚上，我远远听到有琴声，那天晚上特别安静，皓月当空，我顺着琴声跑过去，坐在一旁静静地听，完全入迷了，贺绿汀拉琴拉得非常陶醉，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演奏的是什么(后来回想可能是贝多芬的《小步舞曲》)，就觉得非常好听。贺绿汀一曲完了，一回头：“哟，这怎么还有个小孩坐在旁边听!”他走过来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父母是谁……”我开始还有点紧张，聊着聊着我也就放松了，他对我说：“你现在12岁正是学琴的时候，赶快让你父亲给你买把琴。”说得我心里痒痒的，对音乐的向往受到了鼓舞，又激动又高兴。这段经历对我影响非常大，甚至跟我走上音乐之路也有很大关系。这个小插曲，贺绿汀在《贺绿汀传》里也提到了。从那时候起，我就得了小提琴的相思病，直到1947年我调到华东军区文工团时，分到一把小提琴，这才解了我对小提琴的相思之苦。
我就是这样跟随着部队一路行军一路锻炼成长， 15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时期人成长得快，我十二三岁时候已经很懂事了，皖南事变后，组织上派我父亲到7师工作，临行前陈毅军长送给父亲一把“掌心雷”德国小手枪，父亲离开2师时将这把小手枪留给了我。
从1940年到1942年，我来到新四军2师抗敌剧团;1942年调到7师文工团;1947年又调到华东军区文工团，一直到1949年，经历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随着陈老总一路打到上海。我们进上海是1949年5月26日，部队对我们很照顾，没有让我们和战士一起睡马路，而安排我们住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27日上海解放。1949年11月我离开部队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小提琴演奏员。这9年，我从一个孩子到青年，从一个无知的孩子到一个文艺工作者，我在革命队伍里长大。
(来源：《大江南北》2015年第2期，内容略有删节)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09-27 15:5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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