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珠江纵队驻广州联络站情况
2018-03-05 16:01:48  来源：《广州抗战纪实》，作者：郭静之 ，整理：钟钦正  点击：  复制链接

　　1942年初，我在中共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书记罗范群的指示下，结束了在顺德的工作，来到广州，接替了原来由黄友涯领导的珠江纵队派驻广州的党的工作。我仍由罗范群单线领导。不久，1943年夏我因病，经罗范群批准，在广州医病，不担负工作(此时我由梁广领导，在广州的关系由郑鼎诺负责)。1944年春病愈调回中山工作。1945年再调回穗。现将我在广州这段工作回忆如下：

　　我到广州后首先是接上关系，建立据点。当时接上关系的党员有郑鼎诺、崔楷权、李淑明、麦祺夫妇以及后来派入广州的邝任生爱人小冯(小冯不久就转到另一条线)等六人。郑鼎诺通过社会关系，在万善堂中学当教师，教美术及国文。以后我们又把肖佩芳、何婉莹、吴兴文等党员通过郑的关系安排到该校工作，使万善堂成为我党的一个据点。

　　崔楷权是最先受珠纵党组织派入广州工作的一个。他最初是插入市二中搞学生工作的。后来，我们考虑到崔的家庭环境和社会条件，让他开展商业活动进行掩护，更有利于党的工作。因此，我们便要求他除了继续抓好读书时所联系的进步同学外，还要力争在广州(起码在惠福区)成为一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商人。这样由其父崔馥泉出资金，于1942年春夏间，在惠福区米市路口开了“广安”柴店，并由他出面当老板。我们要他与周围群众以及惠福区一带商人搞好关系，积极争取当保、甲长，有可能的话，还要争取插足公安局。柴店业务稳定下来后，他又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展一系列的社会活动，与周围一带茶楼如“巧心”、“一德”、“得心”、“大元”、“大来”的老板、主管、伙计以至各个茶楼的报贩、烟档的烟贩、街坊等，都混得很熟，同左邻右舍关系都处理得很好。由于有这种基础，他很顺利地当上“甲长”，并深得伪惠福区公安分局长的赏识，成为其私邸“诚园”的座上常客。由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广安”柴店成为我党在广州比较重要的联络站，东纵麦任也和我们取得联系。

　　李淑明是广东军阀李福林的侄女，又有东莞明伦堂的接济，经济上较为宽俗，因此，我们把她放到广东大学，以便在大学生中做知识分子和开展上层人物工作。麦祺夫妇则在崔楷权的资助下，在惠福路开了一家甜品店。

　　这样，凡党组织派入广州活动的同志，我们都设法为他们安排相应的职业，取得掩护，立稳脚跟，为下一步在广州开展抗日斗争，进行党的地下工作打下牢固的基础。

　　我们在广州取得立脚点，站稳脚跟以后，迅即按照党组织指示，开展各项工作。

　　崔楷权同志利用“老板”身份，以买货为名，经常来往于罗岗、从化、增城等地，成为一个“做生意”的忙人，久而久之，我们索性让他抽出时间离开广州，跑西海根据地。因为那时我们还没有交通员，不少重要任务非他或我直接去不可。老崔对这些任务，做得很好，毫不受人怀疑。

　　当时，我们在广州做这些工作，是非常艰苦和危险的，稍一不慎，便会招致日伪的逮捕、杀害。崔楷权同志虽然取得他父亲的资助，开设了“广安”柴店，但终究是资本有限，入息微薄，何况我们主要还在于做革命工作。而那个时候，我们经营“广安”，既要养工人，又要接待部队来往的同志，再加上我们自己几个同志连崔家，吃饭人口有时达十来人之多，有时还要为部队伤员支付较大的医药费用。这样，区区一间柴店，自然是入不敷出。为了解决柴店的困难，我们除秘密地出卖家里值钱东西进行帮补外，只好提倡省吃俭用。除了小孩及三个主要劳动的店员(这三个劳动力主要作砍柴送柴工作，劳动量很大。一位叫布润;一位叫崔洛，是楷权之弟;一位是周卓文，是周明介绍来的)吃干饭外，我们都只吃粥过日子，而且还得躲在家里吃，不让街坊知道，以免招致怀疑。

　　其次是利用关系开展工作。1943年冬，梁广和珠纵卢德耀曾拟就了袭击广东大学的作战计划，目的是想活捉陈璧君、林汝珩、汪宗准等大汉奸。①当时，梁广要我负责联系打入广东大学的李淑明。由李淑明绘制广东大学及陈、汪、林等人住处的地图，大约花了一个月时间，李把地图和陈、汪等人行止的情况送我，由我向梁广和卢德耀作了汇报。卢德耀还由李淑明陪同，进行了实地侦察。以后我们都怀着一种特别兴奋的心情，等待着出现一次震动广州敌人、振奋广州人民的伟大胜利。可惜，后来部署行动时，形势变化，并因敌人增强广州南郊守备力量而中止了这次行动。

　　再次是接待和安排撤出前线珠一批同志。其中有：1943年底按东纵要求，妥善地接待和掩护经广州去广西对李济深开展统战工作的李嘉，接待了由南三来广州的珠纵部队领导郑少康，由德入南三的梁嘉以及一些同志。

　　1942年初，我在中共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书记罗范群的指示下，结束了在顺德的工作，来到广州，接替了原来由黄友涯领导的珠江纵队派驻广州的党的工作。我仍由罗范群单线领导。不久，1943年夏我因病，经罗范群批准，在广州医病，不担负工作(此时我由梁广领导，在广州的关系由郑鼎诺负责)。1944年春病愈调回中山工作。1945年再调回穗。现将我在广州这段工作回忆如下：

　　我到广州后首先是接上关系，建立据点。当时接上关系的党员有郑鼎诺、崔楷权、李淑明、麦祺夫妇以及后来派入广州的邝任生爱人小冯(小冯不久就转到另一条线)等六人。郑鼎诺通过社会关系，在万善堂中学当教师，教美术及国文。以后我们又把肖佩芳、何婉莹、吴兴文等党员通过郑的关系安排到该校工作，使万善堂成为我党的一个据点。

　　崔楷权是最先受珠纵党组织派入广州工作的一个。他最初是插入市二中搞学生工作的。后来，我们考虑到崔的家庭环境和社会条件，让他开展商业活动进行掩护，更有利于党的工作。因此，我们便要求他除了继续抓好读书时所联系的进步同学外，还要力争在广州(起码在惠福区)成为一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商人。这样由其父崔馥泉出资金，于1942年春夏间，在惠福区米市路口开了“广安”柴店，并由他出面当老板。我们要他与周围群众以及惠福区一带商人搞好关系，积极争取当保、甲长，有可能的话，还要争取插足公安局。柴店业务稳定下来后，他又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展一系列的社会活动，与周围一带茶楼如“巧心”、“一德”、“得心”、“大元”、“大来”的老板、主管、伙计以至各个茶楼的报贩、烟档的烟贩、街坊等，都混得很熟，同左邻右舍关系都处理得很好。由于有这种基础，他很顺利地当上“甲长”，并深得伪惠福区公安分局长的赏识，成为其私邸“诚园”的座上常客。由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广安”柴店成为我党在广州比较重要的联络站，东纵麦任也和我们取得联系。

　　李淑明是广东军阀李福林的侄女，又有东莞明伦堂的接济，经济上较为宽俗，因此，我们把她放到广东大学，以便在大学生中做知识分子和开展上层人物工作。麦祺夫妇则在崔楷权的资助下，在惠福路开了一家甜品店。

　　这样，凡党组织派入广州活动的同志，我们都设法为他们安排相应的职业，取得掩护，立稳脚跟，为下一步在广州开展抗日斗争，进行党的地下工作打下牢固的基础。

　　我们在广州取得立脚点，站稳脚跟以后，迅即按照党组织指示，开展各项工作。

　　崔楷权同志利用“老板”身份，以买货为名，经常来往于罗岗、从化、增城等地，成为一个“做生意”的忙人，久而久之，我们索性让他抽出时间离开广州，跑西海根据地。因为那时我们还没有交通员，不少重要任务非他或我直接去不可。老崔对这些任务，做得很好，毫不受人怀疑。

　　当时，我们在广州做这些工作，是非常艰苦和危险的，稍一不慎，便会招致日伪的逮捕、杀害。崔楷权同志虽然取得他父亲的资助，开设了“广安”柴店，但终究是资本有限，入息微薄，何况我们主要还在于做革命工作。而那个时候，我们经营“广安”，既要养工人，又要接待部队来往的同志，再加上我们自己几个同志连崔家，吃饭人口有时达十来人之多，有时还要为部队伤员支付较大的医药费用。这样，区区一间柴店，自然是入不敷出。为了解决柴店的困难，我们除秘密地出卖家里值钱东西进行帮补外，只好提倡省吃俭用。除了小孩及三个主要劳动的店员(这三个劳动力主要作砍柴送柴工作，劳动量很大。一位叫布润;一位叫崔洛，是楷权之弟;一位是周卓文，是周明介绍来的)吃干饭外，我们都只吃粥过日子，而且还得躲在家里吃，不让街坊知道，以免招致怀疑。

　　其次是利用关系开展工作。1943年冬，梁广和珠纵卢德耀曾拟就了袭击广东大学的作战计划，目的是想活捉陈璧君、林汝珩、汪宗准等大汉奸。①当时，梁广要我负责联系打入广东大学的李淑明。由李淑明绘制广东大学及陈、汪、林等人住处的地图，大约花了一个月时间，李把地图和陈、汪等人行止的情况送我，由我向梁广和卢德耀作了汇报。卢德耀还由李淑明陪同，进行了实地侦察。以后我们都怀着一种特别兴奋的心情，等待着出现一次震动广州敌人、振奋广州人民的伟大胜利。可惜，后来部署行动时，形势变化，并因敌人增强广州南郊守备力量而中止了这次行动。

　　再次是接待和安排撤出前线珠一批同志。其中有：1943年底按东纵要求，妥善地接待和掩护经广州去广西对李济深开展统战工作的李嘉，接待了由南三来广州的珠纵部队领导郑少康，由德入南三的梁嘉以及一些同志。

　　我们还紧急安顿了多批从第一线撤下来的同志到安全地点去。比较重要的有：

　　冯剑青是一位重要军事干部，1943年3、4月间，在禺南作战中因腿部受伤，由护士李铁带到广州养伤。我们便安排他们在云台里这个隐蔽点住下来。我们还筹了一笔经费，把冯送进了柔济医院外科治疗。经过一段时间，冯的伤势好转，赶上了北撤。但后来他不幸在广宁附近的一次战斗中牺牲。董世扬因情况变化，1945年奉令从粤中部队撤到广州。我们让他先住在海珠北路自己家中。麦扬，1945年五.九扫荡时，奉令从中山五桂山到澳门掩蔽。那时去澳门人太多了，不易安排。珠纵在澳门负责青年工作的郑秀写了一封介绍信，要他来广州找我。我们给予安排接待。

　　除上面列举的之外，我们还接待、安顿和联系了不少同志，这里不一一列举。此外，我们还注意物色、培养进步青年，扩大抗日力量。如平时接近机关的关玉英、董世澄，我们进行了一个时期的教育之后，便将他们送到部队训练学习。他们在部队入党后又转回广州工作，扩大了我们队伍的力量。我们还曾经大量翻印过东纵部队的《前进报》以及“七大”文件《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在广州市以及在可靠的社会关系中散发，扩大党的影响。

　　此外，日本投降后，1945年底，我们根据郑少康的指示，散发了珠江纵队第二支队《告广州人民书》，《告广州人民书》由郑少康主持编写，由崔楷权执笔，我作了修改，董世扬刻印。

　　双十协定签订前后，梁广、林锵云、陈翔南、陈能兴等来到云台里机关找我，由林锵云交我珠纵介绍信，把我的关系交给了陈翔南、陈能兴，这时我的关系才算正式转到市委，而云台里机关、广安联络站、大德路交通站等也就随之归属市委系统。

　　注①陈璧君：汪精卫老婆，伪国民党中央委员。林汝珩：伪教育厅长。汪宗准：伪财政厅长。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05 16:0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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