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平：深切怀念我的战友我的师长
2018-09-02 08:54:26  来源：《百年潮》  点击：  复制链接

　　爱护和教育使我永生难忘

　　1941年初，我从中央党校结业后，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青救会工作并任巡视员。1942年冬，我奉命到佳县青救会任主任。在这期间，青救会利用寒假争取团结在榆林上学的青年学生的活动，组织不同形式的集会同他们接近，并主动写信建立联系。我和一位女教员建立了通讯关系。这时，全党的普遍整风运动正在各级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我此时正在佳县教师整风班担任副主任工作，协助县委宣传部部长刘传茀主任工作，并负责政治和党的组织工作。整风班开始后，出现了“抢救失足者”和严重的“逼、供、信”现象。在连夜的逼供下，从榆林争取回边区的那个女教员被迫说假话，承认她是榆林派回来的特务，说她同我的关系较好是她的“美人计”，并说我已上当了等。 她在大会上“坦白”的当天，我被调回县委审查。当时保安科科长惠普(解放后任青海省监察厅厅长)同我谈话，让我到整风班交代“政治问题”，并收缴了枪支，这使我的思想负担十分沉重。

　　这时，经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肃反的仲勋同志，对“左”倾错误路线给革命队伍造成的危害，有着切肤之痛。他利用作报告和与个别人谈话的方式，提醒大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同时，他还打报告给党中央和西北局，如实反映绥 德地区发生的情况，建议中央及时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由于有仲勋同志的重要指示和亲切关怀，我到整风班时，运动有所收敛，所以没有逼我承认什么东西。从榆林回来的那个女教员讲的那一套“美人计”的话，在甄别中也已证明是莫须有的，边区为我恢复了名誉。在这生死紧要关头是仲勋同志挽救了我，也挽救了绥德地区所有被错误关押的同志。

　　1949年全国胜利在望。我们关中地委城工委的同志都在做进城准备。渭北解放后，我跟随地委书记赵伯平到了三原县，西北局仲勋同志也带了一批干部到了三原。5月20日西安解放，第二天大家兴高采烈地进了西安城。这时，和我们一起进城的仲勋同志看了我们几个同志的名单，对赵伯平说：你带来的这几个干部都不许动，他们都归西北局统战部了。就这样，我有幸成为西北局统战部的一员。当时，西北局统战部部长是仲勋同志兼任的，部里就五个工作人员。这时候仲勋同志的工作很忙，顾不上我们，我们五个同志在工作中配合不好，有各自为政的思想。这件事让仲勋同志知道了，他把我们叫过去狠狠地批评一顿， 并说作为统战工作者，首先要讲团结，自己团结好了，才能团结更多的人到我们共产党这边来。真是语重心长，使大家深受教益。

　　善于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仲勋同志十分重视争取团结党外代表人物的工作。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以坦诚相见、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赢得了许多党外人士的敬重，结交了许多朋友。

　　记得在西北局做统战工作期间，仲勋同志指示我们处理一起有关“前进同盟”的问题。在处理这件棘手的事件中，仲勋同志多次指示我们，既要掌握政策，又要慎重起见，使对方心悦诚服，不怕重复工作，就怕造成失误，给自己工作带来被动，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遵照仲勋同志的要求，我和部里的陈元方同志全权处理这件事情。这个问题源自临解放前国民党在陕西拼凑成立的几个预备师，其中的军官大部分是陕西、甘肃的旧军人。他们中有一些人不愿意为蒋介石卖命，秘密成立了一个反蒋组织“前进同盟”。他们以这个组织的名义派来代表到陕甘宁边区，找到关中地委城工委，声言他们已做好起义准备，来边区的目的是想和毛泽东谈判。当时处理这起事情的同志对来者进行了接待，并礼送出境。后来，这个“前进同盟”的一部分人发动了起义，因事前没有做好保密工作造成起义失败，死了一些人。西安解放后，他们当中一些同志要求承认发动起义的死难者为烈士，并要求承认“前进同盟”为民主党派。在处理这件事时，我们始终本着仲勋同志提出的指示和要求办事。最后，经研究决定可以同意授予发动起义的死难者为“烈士”称号，但不能同意“前进同盟”是一个民主党派。并由我起草了答复文稿，送仲勋同志审阅。仲勋同志对我们妥善处理好这件事情给予了表扬。

　　仲勋同志特别善于做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的工作。例如藏族的著名人士阿沛·阿旺晋美、喜饶嘉措、黄正清，维吾尔族的著名人士包尔汉，回族人士马辅臣、马腾霭，等等，都是仲勋同志的知心好友。这里特别提到的是，他对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团结教育工作，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解放前，由于历史的原因，达赖集团和班禅集团之间长期不和，这种不和导致九世班禅于1923年被迫离开日喀则，避居内地过着流亡生活，1937年九世班禅在青海玉树圆寂。1938年出生在青海循化县的宫保慈丹被选为九世班禅转世灵童，1949年8月举行座床典礼。为了能够和平协商解放西藏，解决历史积怨，促进达赖喇嘛和班禅之间的团结，是这个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1949年9月5日西宁解放后，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的仲勋同志，亲自领导掌握了争取班禅及其随行人员由香日德返回西宁，同党和人民政府合作的工作，使班禅及其一行顺利回到西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天，班禅致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1951年4月，班禅从青海赴北京途经西安，仲勋同志会见班禅，向班禅耐心细致地解释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解释了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鼓励班禅及其主要官员为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作贡献。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后，按照协议的规定，护送班禅返回西藏，是贯彻执行协议，促进西藏内部团结和汉藏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步骤。按照中央指示，这一重大任务由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承担。仲勋同志又亲自领导和指导了护送班禅返藏的准备工作。

　　为此，仲勋同志多次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就有关的准备事宜进行细致周密的部署。他要求有关人员要以高度的责任感，从维护祖国统一的高度来认识和完成好这一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要看到有利条件，更要看到困难，要把困难估计充分。

　　1951年12月19日，班禅及其一行由青海西宁启程返藏，仲勋同志奉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之命前去送行。我和汪锋(时任西北局统战部部长)都参加了。仲勋同志对班禅是非常关心的。他到西宁后，又一次全面细致地检查了班禅返藏的各项准备工作，同班禅及其行辕的官员们分别谈了话。班禅后来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曾激动地说：那时我才13岁，有些话的意思还不能完全理解，但是仲勋同志和我谈话时那种亲切和蔼的态度，反复耐心地解释问题，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永远难忘。后来我在西藏工作中遇到困难时，特别是刚刚回到西藏的头几年，在执行协议的问题上，在处理堪厅同噶厦之间的历史悬案的问题上，一下子遇到一大堆难题，我立即想起了仲勋同志的话，觉得是那样深刻，那样符合实际，从而真正理解了那些话的意义，于是有了想办法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提出“联合封建反封建”得到毛泽东赞赏

　　1951年，仲勋同志在西北局工作期间，为了争取团结更多的民族宗教上层，他提出了“联合封建反封建”的思想，为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减少阻力，增加助力。提出“联合封建反封建”是仲勋同志在西北土改工作最大的创造。记得当时甘肃进行

　　土地改革，省委召开委员扩大会进行讨论。西北局派了我和研究室主任薛和昉、组织部崔光位处长、宣传部王顺桐处长四位同志组成小组，在汪锋同志领导下参加了甘肃省委的会。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要是一些同志认为省委准备的文件和讲话“右”了，说：“地主之音充满了省委大院”，说省委副书记孙作宾同志的讲话是“谭平山的布告”等。情况报告西北局后，习仲勋和西北局的几位负责同志一起来到兰州。他们到了兰州之后，除了听汇报以外，就是分头个别谈话，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要求大家按照中央政策结合甘肃实际、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自己研究得出正确进行土改的结论。就这样，使激烈发表“左”的意见的几位同志转变了态度，达到了思想上的一致。仲勋同志在接着召开的中共甘肃省第二次代表会议上以“动员一切力量，为完成甘肃全省土地改革而斗争”为题发表了讲话，赢得与会同志的一致好评，成为指导土改稳妥进行的重要文件之一。我有幸参加这次会议，对我教育十分深刻，见识了仲勋同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巧妙调解思想争论的领导艺术和工作艺术。

　　所谓“联合封建反封建”，就是：第一，先做好争取团结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然后再去发动群众进行改革。他说：民族地区的改革，要通过当地民族大多数群众的自觉行动，要有当地民族干部参加;对少数民族地区斗争时由本民族群众为主去做;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等，这些当然都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先做好争取各民族上层、争取宗教方面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然后去发动群众，不可颠倒过来。”因为民族问题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在这些上层，“联合这一部分封建势力来反对另一部分封建势力”，可以说是那里矛盾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因此一切可以帮助土改(至少不反对土改)的力量，都务必争取联合过来。用各种办法，如开代表会、座谈会、组织参观土改等，讲明政策，给予出路，争取各少数民族上层和宗教方面的人物出来赞助土改，至少保持中立。

　　第二，对民族上层人士采取宽大的让步政策。习仲勋同志说，民族上层人士“要用赞助土改或不反对土改，来换取我们‘改得和平些’，以及在宗教方面，用关系他们自身某些方面的利益来换取我们的某种妥协。我们呢，就用‘和平些’和某些必要的妥协，去换取发动群众的较好条件。保存一部分封建，搞掉大部分封建”。

　　第三，要保护民族上层人士过好土地改革关。习仲勋同志说，“必须排出各民族、各教派人物名单，坚决保护必须保护的人过关”。并说，只要今天确实愿意靠拢过来，都要照顾、保护。“那些有代表性而又和我们合作的人，即使历史有恶迹，有血债，都不要去算。只要按照土地改革法把土地拿出来分了就好，不要硬性去搞面对面的斗争，背靠背的办法同样可以发动群众。上层高级人物甚至不必叫他写检讨书。”

　　“联合封建反封建”这套办法，没有理论上高度的修养，没有充分的勇气，在中国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下提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联合一部分封建”的工作方法，使西北那些大头人、大地主都成了民族人士，都成了我们团结的对象。第一个代表人物就是马辅臣。那时据说马辅臣经营马家财富，他家的大缸不是装的酸菜，不是装的粮食，而是装的银圆，马辅臣是西北第一个有钱的人，习仲勋敢于把他争取过来，并任命他为青海省副省长。在对这项工作的总结中，仲勋同志向中央写了专门报告，提出了“联合封建反封建”的著名观点，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赞赏。后来，我们到北京工作以后，有些同志问我，你们西北真敢干，敢提出“联合封建反封建”这样的话题。我说没有仲勋同志这样的人，别人大概是不敢提出来的，我们一些做文字工作的人，都感到很惊讶。

　　取缔“呼喊派”，坚持宗教信仰自由

　　1952年，党中央决定仲勋同志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汪锋同志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我和他们一起来北京，在中央统战部民族局帮助工作。1954年9月，我正式调到中央统战部二处(民族工作处)工作。在中央统战部工作了16年，其间多次耳濡目染仲勋同志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艺术和才能，始终对他怀着一颗敬佩之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初期，四面八方的东西都进来了，有利于我们发展的东西进来了，不利于我们发展的东西也进来了，确实也有复杂问题。

　　1982年，公安部在一个材料上反映，浙江省原基督教小群派教徒中出现了一个“呼喊派”组织，煽动宗教狂热，鼓动教徒反对党和人民政府，严重影响和破坏当地的社会治安秩序和正常的宗教生活。仲勋同志看到这个材料后立即批示：“国外基督教、天主教利用我国的开放政策，千方百计向我国内渗透，并煽动反动教徒骨干分子企图组织一股反革命势力，纠集信教群众公开反对党和人民政府，抢占教堂和聚会点，围攻公警人员，哄闹县政府和县公安局，气焰十分嚣张，欺我软弱，如不给予严厉打击，则将会蔓延扩展，为坏人效尤，‘四人帮’的残渣余孽也会参加进去，兴风作浪，乘机闹事。这是一个极不安定团结的潜在威胁。”并提出要“及早研究制定综合治理办法”。按照仲勋同志的批示，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和国务院宗教局当即组织了由我为组长的调查组到有关省区进行了调查，并提出了调查报告。调查组认为：这个组织极为反动。第一，它是从国外渗透进来的，是受外国反动宗教势力的支配和资助的。第二，它明目张胆反对党和人民政府。第三，反对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夺取爱国教会领导权和活动阵地。第四，煽动教徒闹事，抢占教堂、聚会点，冲击正常的宗教活动，严重干扰社会治安。在香港出版发行的反动刊物《主在中华》上有一篇为“呼喊派”撑腰壮胆的文章，赤裸裸地道出了这股反动势力的反革命意图。它造谣惑众说：“大陆地下教会以雷霆万钧之势迅猛地兴旺和发展，这股日益强大的离心势力”，“实不止五千万之数”，“主要分散于中共最难控制的广大农村。”它猖狂叫嚣：“整个中华归主的日子不会太远，坚持无神论的共产党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它号召一切国际反动势力“与大陆各地肢体(地下教会)一起，在元首基督的率领下，投入这场末世对抗邪恶的属灵战争”，幻想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将同基督一同胜利”。这就充分表明，国际反动势力策动我国一些反动分子组织“呼喊派”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颠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调查组认为，我们必须看清所谓“呼喊派”特别是其骨干分子的反动本质及其巨大的破坏性和危害性，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紧迫性，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仲勋同志看到调查报告后，于1983年3月16日给陈丕显同志的一封信中又提出：“各地出现的‘呼喊派’问题，确实严重，不容忽视，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并同意召开会议研究对策。

　　1983年3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有关省区的同志参加的会议，仲勋同志作了长篇报告，系统地阐明了解决“呼喊派”问题的政策和措施。他说：解决“呼喊派”问题必须进行综合治理，概括起来就是，充分运用法律武器，坚决打击首恶分子，认真落实宗教政策，深入做好群众工作，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各有关省区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在调查研究做好准备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思想，集中力量，统一行动，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争取团结了广大信教群众，揭露了极少数反动骨干分子的罪行，瓦解、取缔了“呼喊派”反动组织，进一步落实了宗教政策，促进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场涉及19个省市的严重的反渗透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9-02 08: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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