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建：宋美龄动员我加入国民党
2018-09-02 11:43:23  来源：《百年潮》  点击：  复制链接

　　1935 年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我当时是“ 民先” 队员, 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负责人之一, 并代表清华担任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常委。1 9 3 6 年初北平妇女救国联合会成立, 我当选为副主席(主席是刘清扬)。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前, 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学就做了联合南迁的准备。平津失守, 三校正式宣布迁往长沙, 成立长沙临时大学, 通知三校学生去长沙报到。不久又宣布继续南迁昆明。很多同学不愿去, 经学校交涉, 部分同学留在长沙湖南大学借读, 毕业后分别由母校发给毕业证书。留下的同学们组织了借读同学会, 推举我当主席。那时武汉已成为战时政治中心,我经常往返于长沙、武汉之间, 继续搞学生运动。

　　1938年我大学毕业了, 刘清扬动员我去“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妇指会”) 工作。当时我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 不愿去宋美龄领导的妇指会工作, 可是中共长江局妇委正想派人去, 就决定让我接受刘清扬的推荐。我被聘为该会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组的股长, 并兼任过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班的秘书。讹传我是“ 宋美龄的秘书”,也可说是 事出有因”吧。

　　1934年, 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 , 自任会长, 提倡所谓“ 新生活运动” , 宣扬所谓孝、梯、忠、信和礼、义、廉、耻等伦理道德观念, 企图以此来反对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宋美龄亦步亦趋, 在1936年搞了个“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自任指导长。当时还没有“ 第一夫人”的说法,但此举让人感到宋美龄是在扮演“第一夫人”的角色了。抗日战争爆发, 南京、上海相继失守, 国民党政府首脑机关都搬到武汉, 宋美龄对于抓全国妇女抗日活动的领导权表现积极。因为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过会议, 宋美龄也要召开庐山会议。1 9 3 8 年, 她就以个人名义在庐山召集“ 妇女谈话会” ,邀请了包括中共代表在内的各党派、各界妇女知名人士参加。

　　会议于5 月2 0 日至25 日举行, 后来被称为庐山妇女座谈会。出席的约五十人。中共方面有邓颖超、孟庆树; 国民党方面有唐国祯、沈慧莲、陈逸云、庄静; 救国会方面有史良、沈兹九、刘清扬; 基督教(包括基督教女青年会) 方面有张蔼真、陈纪彝、邓裕志、刘玉霞; 还有社会名流、学者李德全、吴贻芳、俞庆棠、雷洁琼、曾葆荪、劳君展等。会议主要是讨论如何组织动员妇女群众参加抗战建国工作, 并建立一个全国性领导机构。宋美龄明确提出由妇指会担负这项任务。

　　邓颖超等接到邀请信时, 刚从延安来到武汉不久, 但她们已经同先到武汉的进步妇女界领导人如史良、刘清扬、沈兹九、曹孟君、王汝琪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邓大姐对大伙说: 这是把宋美龄的妇指会扩大为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的一个良机; 要通过这个会议, 明确抗战时期妇女工作方方面面的任务, 避免空谈, 多干实事, 以利抗战。经过集思广益, 由沈兹九执笔, 集体定稿, 写出了一篇《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邓颖超是怀揣着思考成熟的方案上庐山的。

　　在会上聆听了宋美龄等的发言后, 邓颖超代表陕甘宁边区妇女救国会发言, 大意是说: 我们开这个会是因为抗战不能没有妇女参加; 全国性的妇女组织本应由全国妇女代表民主讨论产生, 不过战争时期可以变通, 蒋夫人的意见可以考虑接受。

　　但是她强调指出: 妇指会必须改组扩大, 广泛吸收各方面的人士参加。她并建议会议制定一个文件, 作为改组扩大后的妇指会的工作纲领。会议一致同意邓颖超的意见, 讨论通过了工作大纲, 并且选举产生了妇指会新的领导成员。

　　改组后的妇指会仍由宋美龄任指导长, 李德全进人常委; 委员由原来的7 名增加到36 名, 其中有邓颖超、孟庆树、康克清、曹孟君等。下设总务、训练、文化事业、生活指导、生产事业、慰劳、战地服务、儿童保育八个组和一个联络委员会。张蔼真、陈纪彝任正、副总干事。联络委员会主任、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组和文化事业组的组长, 分别由救国会成员史良、刘清扬、沈兹九担任; 战地服务组、慰劳组、生活指导组的组长,分别由国民党的陈逸云、唐国祯、黄佩兰担任; 儿童保育组组长是天主教徒纽氓华; 生产事业组组长是无党派人士俞庆棠; 总务组组长是谢兰郁。

　　左、中、右都有,可算是“ 三三” 制。联络委员会和干部训练组、文化事业组的骨干工作人员大都是救国会的成员, 其他各组也有不少爱国进步青年。妇女干部训练组除我之外, 组织上还派了三名中共党员: 李植青、张韵之和夏英韶。我们彼此知道是自己的同志,但各自是单线与组织联系,在妇指会不过组织生活, 不发展党员。

　　5月庐山座谈会后,7月份我们就办起了第一期战时妇女干部短期训练班。招了6 0 多名学员, 为期一个月。这个训练班那时就掌握在我们手里。刘清扬是我党建党初期的党员,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 但她始终拥护共产党。

　　抗日救亡运动中她是妇女界的领导人之一, 和邓大姐关系密切。她不知道我们是党员, 但我们相互尊重、信任, 合作得很好。宋美龄对妇女干部培训工作非常关心。蒋介石有黄埔军校, 到处都有他的学生; 蒋夫人也希望有自己的学生。投考训练班的, 有教师、学生和其他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第一期训练班, 我们请了周恩来讲“ 抗战何以必胜” ; 张爱萍讲“ 如何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 张友渔讲“ 论持久战” ; 邵力子讲“ ` 三民主义要义” , 等等。宋美龄也亲自讲课, 讲“ 人格教育” 。一个月训练完了干什么呢? 把人打发走吗? 兵荒马乱的, 她们也走投无路。是不是组织抗战宣传队? 请示邓大姐, 她觉得训练组搞宣传队不怎么合适, 就给我们想了个点子: 就说训练一个月不行, 还需要实习几个月, 到战区去, 搞宣传、慰劳、训练妇女救护常识什么的。刘清扬就此请示了宋美龄, 宋美龄同意了, 并给我们定名为“ 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战时妇女乡村服务队” 。于是我们成立了四个队, 由我们四个共产党员各带一个队, 到武汉周围的四个县, 发动群众“ 保卫大武汉” 。因为是宋美龄派来的, 国民党各县党部、县政府都得支持。我们就在那里搞宣传, 办妇女识字班, 传授救护知识, 抢救难童, 组织抗日歌剧团… … 。以后乡村服务队发展得很快。

　　我们的第一期训练班就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向蒋介石打了小报告。第二期训练班, 宋美龄就亲自抓了。她把一批三青团办的训练团的女学员拉到了训练班, 重新训练, 加上我们招考的共有10 0 多人。她几乎每天下午都到训练班来, 来了并没有什么正经事, 只是在学员们下课后和她们一起玩游戏, 如捉迷藏、丢手绢等。当时正是武汉最紧张的时候, 眼看就要失守了。看来宋美龄不仅对时局很忧虑, 个人心情也有些苦闷, 就到我们这里来解闷消遣。我们有些同志不喜欢她来, 就躲出去。我是训练班的负责人, 不能躲, 只好陪她。

　　从那时的接触看, 感觉她还平易近人, 对我们也很尊重,没见她和谁发过脾气。第二期训练班结束前, 她还请全体训练班的干部、学员到她家, 让蒋介石接见, 以表示她对训练班的重视, 对学员的关怀。她还在蒋介石面前夸耀说: “ 这都是我的学生。你看她们多精神啊! ”

　　我带领乡村服务队在黄破县活动时, 武汉爱国青年成立了一个武汉青年合唱团, 负责人叫陈仁炳。这个合唱团要到南洋去宣传抗日, 搞募捐, 陈仁炳到八路军办事处找到董必武同志, 要求派一个既能唱歌又能兼任指导员的人到合唱团。董必武点名让我去,因为那时我唱歌还不错, 可以唱女中音, 又J懂点英文。于是我向妇指会的总干事张蔼真辞职, 说我要出国深造。张表示要请示宋美龄。

　　没想到几天后, 宋美龄只带了一个保镖,驱车来到我们所在的黄破县队部。一进门,她就大声讲: “ 郭先生, 我不让你走。” 当下就把我带回武汉。在这之前, 我与她只是一般地打过交道, 看来宋美龄对妇指会的干部还是留意的。我在妇指会也算得上是个“ 名人” 。

　　她知道我是清华大学的, 可能认为我也是信教的( 因为我父亲是基督教的传教士) ,也比较能干, 还很活跃。事出意外, 我只好向邓大姐汇报。邓大姐听后说: “ 宋美龄看上你了, 你就别走啦。这说明你的身份没有暴露,她还信任、重视你。” 这样我就没走成, 组织上派了别的同志去南洋了。不久, 宋美龄请我到她家吃饭, 还让我带几个妇指会的同志一起去。同宋美龄、蒋介石吃了一顿饭后, 宋美龄送了我一张她和蒋介石的照片, 以表示她对我留下来很满意。武汉失守前几天, 宋美龄让我们把第一、二期训练班的学员都召回来, 混编成若干乡村服务队, 乘船去岳阳转长沙再南下,到湘桂铁路沿线各县去。妇指会总部则去了重庆。

　　我不想在后方干了, 想到前方长打仗。经过长沙时, 就找到了正在那里的周恩来, 要求让我到新四军去。周恩来跟我讲了统一战线如何如何重要。他说, 你看, 我们的叶剑英同志至少可以带十万八路军打仗, 可现在要去衡山帮助国民党办游击战训练班。我没话说, 就告别走了。周恩来看我不痛快, 说: “ 回来, 回来! ” 我说: “ 什么事? ” 他说:“ 你为什么不笑着走? ” 就又和我谈了一个钟头。周恩来做思想工作真是感动人, 我后来果真是笑着走的。于是就一直在乡村服务队工作, 坚持到“ 皖南事变” 。我们在湘桂沿线lO 个县搞宣传, 时间近一年。我带的队在零陵县。那时撤退到零陵县的部队、机关、团体很多。除了我们妇指会的乡村服务队, 还有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组织的抗敌宣传队( 队长是魏巍)、二十集团军的妇女宣传队( 负责人是王华冰) 等四五个宣传团体。我们合作得很好, 共同组织演戏、唱歌, 宣传抗日。常常是白天一场, 下午一场, 甚至晚上再演一场。每次演出, 群众的抗日情绪都十分高涨, 即使下大雨, 打着伞也挤满了场地。当地报纸也大力宣传, 说: “ 零陵县一个星期就轰动起来了。” 我们的口号是“ 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 , 可我们的活动还是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有电报告到宋美龄那里,说郭见恩(郭建) 是共产党首要分子。大约是1939年初, 宋美龄派她的顾问端纳(澳大利亚人) 到湖南慰问我们, 实际是进行调查。他听到的, 都是说指导长( 宋美龄) 派来的妇女服务队如何如何好。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工作的确不错, 一方面大概也因为: 谁敢讲宋的队伍不好呢? 端纳回去说了我们很多好话。我感到, 宋美龄对这个服务队也是很在乎的——这是她的队伍呀。

　　1939年春天, 妇指会通知我带着队伍去重庆。我要不要去重庆? 当时曾与衡阳的八路军办事处联系, 我表示自己想去新四军,因为从那里去新四军比去延安近。办事处的负责人是石磊( 曹英) , 他说得请示重庆南方局, 因为我的组织关系在那里。他打电报到重庆, 邓大姐去了成都。接到电报的凯丰同志不了解我的情况, 回电说: “ 不要去新四军, 立即来重庆。” 我回到重庆第三天, 见到邓大姐。邓大姐说: “ 你不该回来, 这对你很不利。特务机关不断有电、函向宋美龄告你的状。” 邓大姐是通过冯光灌知道这些情况的。冯在张蔼真那里当秘书, 机要的事情她都知道。邓大姐说, 我当时不在家, 我要在家就同意你去新四军了。我说, 那好啊, 快介绍我去延安吧。邓大姐说, 不行, 既来了, 你就不能走了。你一走, 不就证明你有问题了吗? 你走了不要紧, 很多与你有关系的民主人士、左派同志就要受连累了。好在你头上也没有共产党的标志, 我们任何组织的名单上都没有你的名字, 他们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宋美龄问你时,你可乘机反驳一下。

　　和邓大姐见面没两天, 宋美龄就找我谈话了。宋美龄找我们这个层次的干部个别谈话, 是少有的事。我们有大半年没见面了。她一见到我, 没有寒暄, 劈头就问: “ 郭先生,你是不是共产党? ” 好在我有思想准备, 就理直气壮地讲了一通: “ 谁说我是共产党?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我主张抗日, 主张民主、自油, 什么书什么报我都看, 国民党、共产党的主张我都听听, 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我就是这样一个青年。难道这就是共产党?我本是个想做学问的人, 想出国深造, 是您把我留下来的。我在湖南带领服务队风里雨里干了大半年, 千里迢迢回到重庆, 想不到, 现在我倒变成共产党了! 假如您认为我留在妇指会对您不方便的话, 我就走。” 我说话时, 她不插话, 不打断, 只听我说。最后她说:“ 不是就不是嘛, 不要再讲了。” 从此, 不再提起此事。

　　她亲自询问我是不是共产党, 表明她对我有怀疑, 但又不能肯定, 同时也说明她还是“ 器重”我的, 希望我能为其所用。

　　当时, 国民党统治区各省、市都相继成立了“ 新运妇指会” 分会, 国民党中央的党、政、军机关也陆续成立了“ 新运妇女工作队” 等组织, 妇女界的抗日统一战线得到广泛、迅速的发展。妇指会及其下属组织, 在宣传、动员妇女群众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方面, 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抗战前几年,妇指会名符其实地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妇女组织。

　　1940 年, 宋美龄还主持办了一期“ 高级妇女干训班” 。学员主要是各省、市妇指会分会和国民党中央党、政、军机关妇女工作队选送来的干部, 大多是国民党员。这一年, 蒋介石加紧反共, 宋美龄加紧在妇指会发展国民党员。她亲自在大会上做报告, 号召妇指会工作人员参加国民党( 当时好多单位都是集体人党, 机关会计代收党费, 但妇指会中的左派和中间分子不少人没有参加国民党)。在这期间,宋美龄也动员我加人国民党, 亲自和我谈了三次话。我向组织汇报, 组织上说, 她让你参加, 你就参加吧。并指示我趁机做她的工作, 批驳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我说: 我不干。一加人国民党, 左派同志就会以为我变了, 不再和我来往了。周恩来说: 为什么不干呢? 可以跨党。组织上决定你去, 为了工作嘛。宋美龄第一次和我谈话时, 我曾以不满国民党的特务政策为由加以拒绝。她说: 那些事是另一批人( 指专门的特工组织中统、军统) 干的。第二次谈话, 我就攻击国民党的独裁、不民主, 说什么书、什么报都不让看。她又表示她讲民主, 可以看。到第三次和我谈话时, 我没办法推了, 就说: 参加可以, 但我只受你指导长一个人领导。她听了非常高兴。说: “ 我们单独组织支部, 我来领导。” 还说, 我要介绍你和陈布雷谈话, 他是我们党的青年领袖, 他最爱护青年, 理解青年。她大大地夸了陈一番, 也说明她很重视“ 争夺青年” 。没想到, 第二天她和蒋介石吵了架。据说是为了蒋介石私下有一个“ 外宠” , 宋骂了蒋介石, 蒋打了宋一耳光, 两人闹翻了。宋美龄一气之下跑到了香港, 圣诞节、新年、春节都没回来。那正是“ 皖南事变” 的前后, 就在这期间我“ 开了小差” , 也就没参加国民党。

　　在办高级妇女干训班期间(训练时间是三个月) , 大约是1940 年秋天, 宋庆龄从香港来到重庆。重庆的妇女界非常高兴, 准备大规模地欢迎“ 国母” 。宋美龄郑重宣布: 我姐姐孙夫人来重庆, 我们要大规模欢迎, 我亲自主持。她这么一说, 别人都不敢再张罗筹备了。宋美龄与宋庆龄感情虽好, 但政见不同,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其实宋美龄并不打算搞大规模的群众欢迎, 只搞了一个规模不大、有各界妇女代表参加的茶话会。此外, 她还举行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宴会, 参加的主要是高级干部训练班的工作人员和学员。那时我是训练班的大队长,当然也参加了。

　　她把我们请到嘉陵宾馆吃大菜。宋霭龄也来了。宋美龄讲了一大通话, 还站在凳子上教大家如何使用西餐的刀叉。她说: 你们将来要搞外事工作, 要做要员夫人, 得懂得刀叉如何使用。宋霭龄也讲了话, 就是没让宋庆龄讲话。我们在台下就鼓动学员喊: “ 欢迎孙夫人讲话! 欢迎孙夫人讲话!”

　　宋美龄没办法, 只能让孙夫人讲话了。孙夫人说: 我在国外时,毛到许多外国人也不会用刀叉, 你们说是什么缘故啊? 同学们说: 民生问题没有解决! 孙夫人就大讲了一番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大家对孙夫人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可以看出宋氏姐妹在政治上是针锋相对的。

　　宋美龄还陪同宋庆龄到儿童保育院、伤兵医院去视察、慰问, 并安排孙夫人到内江参观, 派我和内江乡村服务队的指导员去那里组织活动, 欢迎孙夫人。这显然都是想让宋庆龄看看,她宋美龄是为抗战做了很多工作的。

　　1941年“ 皖南事变” 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黑名单上有我的名字了。在宋美龄还未从香港回重庆前, 在组织安排下我辗转去了新四军。

　　从此, 我没有再见过宋美龄。

　　1997年,我们十几个曾在新运妇指会工作过的老同志在我家聚会。当时新闻报道宋美龄百岁诞辰, 在美国做寓公。我们当时议论: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宋美龄是有贡献的; 抗日战争期间宋美龄表现还是不错的, 起到了“ 第一夫人” 的作用。

　　现在为什么不能继续起些作用, 来促进国共再度合作, 促进祖国统一呢? 我们相信宋美龄是坚决反对搞“ 台独”的, 在这方面她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们很想给她写封信。可借, 听说她现在只满足子做一个虔诚的墓督教徒了。写信的事也就作罢。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9-02 11: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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