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舜瑶：皖南事变和周恩来的领导艺术
2018-09-03 08:47:48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点击：  复制链接

　　我曾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过，亲身经历了这场斗争，留下了深刻印象。近年读到一些书刊新披露的有关皖南事变前后的档案资料和当年南方局同志的回忆录，深受启发，引起我重新回忆和学习这段历史，学习周恩来的思想、品德和领导艺术。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分为三个阶段：一、反共高潮的开端，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下令将八路军、新四军限期调到黄河以北到1941年1月17日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番号，审判新四军军长叶挺;二、反共高潮的顶峰，1月17日反动命令的发表到3月2日第二届参政会开幕;三、蒋介石参政会退兵一战到会后蒋约见周恩来，形势暂告缓和。

　　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开端

　　蒋介石说过：他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他为形势所迫，联共抗日后，仍企图在抗战中伺机消灭共产党。1939年他在华北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失败告终。武装斗争中得不到的，他又企图在谈判中取得。1940年6月、8月蒋介石两次会见周恩来，提出八路军、新四军必须限期调到老黄河以北，并且以军令相胁迫。周恩来洞察他的险恶用心，欲驱逐八路军、新四军到河北，再构筑封锁线，伺机与日寇南北夹击，全部消灭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于是断然予以拒绝，并且密切注视着国民党军队的动态。9月初，得到确实情报，军令部已向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发出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周恩来立即报告中央，蒋介石即将在华中发动反共高潮了。

　　国民党当局敢于悍然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包含皖南事变)是与国内国际的情况紧密相关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第二年，德、意相继在欧洲发动战争，而且不断扩大，法国投降后，德军锋芒又指向英国。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缔结了军事同盟条约。由此帝国主义国家分成了两条阵线。德国劝中国与日本尽快结束战争，以便日本分兵南下，攻击英、美在南太平洋的殖民地。英、美则希望中国能牵制日本，不使南下。为此，英国重开滇缅公路，运输援蒋物资。美国也答应给国民党政府巨额贷款和飞机。蒋介石感到左右逢源，兴高采烈。他一面派亲英美派、亲苏派、亲德派、亲日派四出活动，同时自己居中，以“剿共”来运作。他以为，日本对他“剿共”一定坐山观虎斗，英美正有求于他，必不会出来干涉，因此利用这个机会，放胆地调兵遣将，包围长江南北的新四军。

　　毛泽东估计长江南北将有较大规模的武装摩擦，一再指示新四军要准备自卫，尤其是处境不利的皖南部队和军部要北移渡江或者到江苏南部。但项英强调北移困难，“以军部所在地为基点较有利”。

　　9月底，反共高潮拉开序幕，江苏韩德勤部向陈毅所部发动进攻，想乘陈毅渡江立足未稳，攻取江北阵地，然后在南边一压，皖南部队就进退无路了。陈毅按中央方针，先退避三舍，退到黄桥一个反击，消灭韩德勤两个师。周恩来建议，不乘胜全歼，而是与他们谈判，既显示我们顾全大局、团结抗日的诚意，又起到牵制作用。若何应钦等在江南动手，我们便将消灭韩部。

　　蒋介石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首战遭到失败，“捏着鼻子不作声”。周恩来料定，蒋介石决不甘心罢休，必然要报复。

　　江北打响，毛泽东急电项英“速速渡，绝对不要再迟延”。又嘱“军部如不走，就要做好准备，蒋军进攻时突围”。

　　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发出命令(“皓电”)，借口统一军令，要求八路军、新四军限期一个月撤到老黄河以北。“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不打日寇，专门吞并友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自由扩军，以及破坏行政系统等等。国民党当局开动宣传机器，大造舆论，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了。

　　周恩来认为“皓电”表示“蒋的决心已下，是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式信号”。随即电告叶挺、项英，“蒋、何逼我渡江的决定决不会取消。急需抢渡一部，并可以对顾祝同表示，如相逼太甚，背水之军只有向南冲出一条生路”。威慑他便于我转移和分散。10月20日周恩来再电毛泽东，“反共高潮正着着上升”，“蒋介石整个计划大意为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第一步以切断我在大江南北及苏皖的联系，第二步恐为进攻”。10月29日又电中央，“国民党拟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及各地办事处，然后实行局部讨伐”，我们应准备自卫，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要转入地下。

　　毛泽东分析皖电后的局势，认为有两种可能，须作好两手准备。首先“是投降日本，这种可能性较大，因为日本对蒋压力大，引力也大，他可以退出一部分地区，由蒋代为镇压抗日运动。其次是加入英美集团，放弃独立自主的抗战，作帝国主义的工具。第三是拖”。反共内战是为投降或加入英美集团肃清道路。时局极严峻。

　　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准备蒋介石做戴高乐或做贝当，准备他宣布我为反革命，而发动全面反共，我们要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而任何黑暗局面，我们都是不怕的。”同时又指出：“蒋介石全面投降破裂的决心也不易下，也存在着阻止投降、内战的因素：一、中共;二、人民(包括中间派乃至国民党尚不愿投降的将领);三、苏联。三种力量配合得好，时局仍有好转可能，时间还来得及，因此，应动员全国反投降内战运动，争取每一个可能的中间派，同时作最坏的准备，如此便可避免陈独秀的覆辙了。”毛泽东要求周恩来要争取每一个可能争取的中间派，利用一切矛盾动摇蒋介石剿共的决心，并且要“准备蒋介石和我们破裂”。

　　怎样对付这样严峻的局势呢?最初，毛泽东提出两个方案和周恩来商量。一是政治军事都采取攻势，即“炸弹宣言”加“兵谏出师”，针对“皓电”发出尖锐、强硬对立的“宣言”，并从八路军中抽几万精兵，打入国民党军的后方，打几个胜仗，蒋介石是只怕实力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遏止蒋介石的进攻，我军事上取得主动，不至于被他封锁死;缺点是广大群众不了解，对我在政治上不利。二是军事抵抗，政治进攻。毛泽东就此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并且说：现在是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期，是一个中国革命带突变性的时期，故须紧张地应付之，“宣言要抓得很紧很稳，鲁莽不得，错误不得，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

　　周恩来完全同意毛泽东关于时局发展有两种可能、应做好两手准备的分析，主张一切布置以最危险、最困难的可能性为出发点。周恩来和南方局分管组织工作的博古提出：“为准备蒋破裂，‘炸弹宣言’缓发，以免打草惊蛇，使各方受到不可避免的袭击，也便于此间争取避免破裂的最后可能。”国民党地区党组织要争取时间撤退、隐蔽。周恩来认为“皓电”我们决不能同意，但是须要答复。他们这次是以政府军令名义形式，与以往地方摩擦、冲突不同。周恩来、叶剑英遍访中间派代表性人物，大家都感到形势严重，为中共担忧。只个别进步人士认为应当抵抗，绝大多数害怕分裂，劝我让步。周恩来转达了冯玉祥出于爱国的建议：“中共可以表面服从，实际自干，软硬兼施。”这样他和孙科等人便可以向蒋进言，从中斡旋。

　　苏皖是中共长江南北联系的重地，经济较发达地区，邻近沪杭宁三角地带，又是蒋介石必争的地方。1939年周恩来曾亲自到新四军考察，并提出“向北发展，向南巩固”的方针，得到中央批准。陈毅等7月渡江，便取得主动，而军部局促于皖南一隅，处蒋军包围之中，很难生存发展，不如集中江北，以加强我江北的阵地。周恩来认为这样政治上、军事上都较为有利。11月2日，周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谈话。潘认为仅据现有材料尚难判定蒋介石已与日本妥协，认为非新四军从江南撤退不能使蒋满意和停止剿共战争。周恩来将潘的意见报告中央。中央反复衡量军事、政治得失，决定缓发“炸弹宣言”，改为政治上进攻，军事上抵抗，江南让一步，争取中间派。毛泽东把这个方针概括为几句话：缓和以争取同情，抵抗以保存实力，软给蒋以面子，硬给他以畏惧。软硬兼施，缺一不可。这样才能打破蒋的诡计，制何的进攻、争取中间向我。根据这方针，毛泽东草拟了复电，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于11月9日发出，通常称“佳电”。

　　“佳电”与“皓电”针锋相对，驳斥了种种无理责难，提出我们的严正主张，是打退此次反共高潮开始阶段的核心文件。

　　“佳电”说明我军一切行动都不违反国策命令(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原则、蒋之文告等)，都是合乎敌后实情和民心、人情的。不言而喻，国民党当局把八路军新四军都赶到老黄河以北的命令是不利抗战，不合国策，有悖人情事理的。虽然如此，我们为顾全团结抗日大局，还是隐忍退让，将江南新四军主力北移，这篇电文讲道理有说服力，文词也委婉感人，许多中间派人士读了都深表同情。

　　“佳电”对蒋介石是软硬兼施，给面子，也给以威慑。如说战士深怕调离后，重演平江惨案、确山惨案，暗指第一次反共高潮。江南主力北移，让他一步，江北部队暂时请求免调，说“暂时”是给蒋面子，说“免调”是塞他幻想。说鹬蚌渔人是暗指他若进攻，我必自卫。最后一段点出有人煽动反共高潮，目的是为破裂投降铺路，陷中国于分崩离析、统帅身败名裂的境地。希望蒋明确团结抗日方针，改善各方面工作，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抗战胜利。这是“国家民族成败所关，万世子孙之生命所系”的大事，不是只关乎两党和军队防区问题。这里把蒋与亲日派加以区别对待，痛陈利害，争取他留在抗日阵营。“佳电”即使中间派看到中共仁至义尽，也使蒋、何明白中共决非软弱可欺。“佳电”对“皓电”是有力的政治反击，也为以后转为政治反攻作了必要的准备。“佳电”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

　　11月中旬以后，毛泽东对时局的估计逐渐有变化，从部分电报中可以看到：

　　——11月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中日妥协和日蒋联合剿共的危险是严重地存在着。”但是毛泽东得知11月30日日本同汪精卫集团签署了《日华基本条约》并正式承认汪政权，就认为“日蒋决裂，日汪拉拢，时局从此有转机”，“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在蒋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原来很担心蒋为加入英美阵线，以剿共来肃清道路。10月12日曾电项英：“蒋可能加入英美战线，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的可能”，但11月6日看到周恩来一个重要情报后，想法大大改变，“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因为他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派亲德派活动。根据3日情报(——指周三日重要情报)如能由上述四种势力的联合与配合，好转可能性还是有的。”周恩来报的这份重要情报在《皖南事变》和《周恩来年谱》中都查不到，也不能妄加猜测。毛泽东在法国贝当投降后，就认识到，应把英美政策在东方慕尼黑时期与德意日三国联盟后加以区别，英美以前的政策是以牺牲中国与日本妥协，三国同盟后，英美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南下，因此要援蒋抗日。而内战则不能抗日，我们可以利用英美与日的矛盾和蒋对英美的依赖来遏制蒋降日内战。

　　——蒋内外不稳，危机空前。国民党内民主派反对内战，胡宗南、阎锡山等驻西北、华北的将领对华中剿共也不感兴趣。白崇禧也软下来，经济政治各方面困难重重，“佳电”以后，广大中间势力反对内战，同情中共。

　　——蒋对进攻新四军有种种困难，我取缓和态度，进攻没了借口;蒋怕八路军南下，尤怕我从西安突出;怕我皖南部队不动，扰其后方;怕我消灭韩德勤，蒋未与日本真正讲好条件前，剿共战场是不方便的。如我各方工作做得好(皖南让步、华中自卫、全国反投降内战运动、争取中间)，这次反共高潮可能打退。蒋决不会放弃对我的压迫政策，仍须防备。

　　综合以上各点，从11月下旬起毛泽东认为蒋介石一切办法都是吓我让步，并无其他法宝，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可能有局部进攻，是攻势防御，决非战略攻势。毛泽东甚至预计规模会比第一次反共高潮小，但要求这不向下传达，以免下面松懈。中间派被蒋吓倒了，要求我让步，要善为解释。

　　基于以上估计，毛泽东10月间曾令叶挺、项英速速渡江，决不可迟疑。11月下旬却叫他们再拖个把月，12月底以前移完，不算太迟，时间还来得及。毛泽东一面叫叶挺、项英尽快作好北移准备，同时叫周恩来、叶剑英加紧与蒋介石、何应钦交涉，要求缓期(“皓电”原定须11月20日以前撤毕)，并发给被何应钦无理扣发的11月军饷，指定北移路线，保证安全通过。周向中央报告顾祝同指定的路线时说“靠不住”，仍以走苏南为好，毛泽东告叶、项按周恩来的意见北移，并说：“你们北移让他(蒋)一步，从大势判断，蒋(介石)顾(祝同)不会为难你们的。蒋为使我军移动不发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障碍是不会的，但你们仍须注意警戒。”(蒋有手令缓期到12月底前移完)

　　周恩来估计蒋介石在华东进攻必不可免，反共高潮仍在发展，将发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战争，但是否全面破裂，就要看国际国内的变化了。他力争时局好转，同时作坏转准备，高度警惕地注意着国民党当局的动态。他组织各办事处和上层统战人员，不放松政治进攻，反击国民党当局的反共宣传，充分利用“佳电”这有力武器，广泛争取中间派的同情，不放过每一个可能争取的对象。

　　组织上抓紧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转入地下，撤退暴露的党员干部，组织两个秘密的领导机关，一旦重庆办事处被封，就可代替南方局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建立了备用的秘密电台，还准备了一条撤退的秘密通道。

　　周恩来依他的预见，下了两步棋。12月23日他会晤美国进步记者斯特朗，约她长谈数次，把这次反共高潮的来龙去脉详细告诉她，并将一组材料委托她带回美国，在适当时期由周恩来通知她在报刊公开发表，预言即将发生更大反共事件和战争。叮嘱她：“这些材料暂时不要发表，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我们不希望过早地暴露这些冲突而加剧摩擦。不过我们愿意把这种资料交到值得信任的外国人士手中，以便在蒋介石展开更加疯狂的进攻时及时揭露，我们担心这种进攻”。后又对斯诺作了同样部署。

　　周恩来在11月17日、22日两次向中央报告，国民政府军事动作未停，且企图由西而东、由北而南造成半包围圈，蒋介石也未约谈，据此建议皖南新四军速移苏南。

　　12月25日“圣诞节”，蒋介石忽然约见周恩来，以动感情的神情，大谈四年前患难交情(指西安事变)，并说中共领导的部队如撤到老黄河北，可以影响全国，将大有作为，不撤他就要打，断定中共必然失败。他许诺只要新四军肯撤走，他保证通行无阻，只要肯开过河北，担保至1月底绝不进兵。周恩来立即警惕蒋“大灌米汤”，“其中必有文章”，在压、吓之外，又加上“哄”的一着了(即动手前麻痹我)。蒋的许诺“靠不住”，周连夜以特电详报中央。

　　毛泽东12月26日急电叶挺、项英，严厉批评项英一再强调困难，犹豫不决，自己无决心，无办法，在敌顽夹击下，是很危险的。不要对国民党存幻想，不要靠他们帮助任何东西。要估计到移动中可能遇到攻击，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必须把机密文件统统销毁，片纸不留。

　　一周后，项英等率部仓猝移动，陷入重围。6日顽军猛攻。叶挺血战苦撑，急电中央求救。他得到中央批准，去上官云相处交涉，被上官诱、骗扣押。新四军军部与七八倍于己的顽军激战七昼夜后，伤、亡、被俘七千余人，除傅秋涛部千余人外全军覆没。

　　在激战最危急时，毛泽东电周恩来、叶剑英火速与蒋介石交涉，令顾祝同撤围放行。13日军令部刘为章答复：已经向顾祝同下达蒋的指示停战放行，并假意说：中共应令新四军渡江后即北上，不得逗留，也不得进攻韩德勤，周恩来用电话质询顾祝同时，他竟推说，三战区与新四军电话联络中断，战斗已停，不知叶挺、项英在何处?他们已歼灭了新四军，却故作不知，来掩盖罪责，阴险诡诈竟到了这地步。

　　第二次反共高潮从谋划到消灭新四军军部，蒋、何、顾玩尽了两面手法和压、吓、哄的伎俩，一面下达军令，迫我军限期北撤;另一方面下达密令给顾祝同，要“一网打尽，生擒叶、项”。他们调兵遣将，大造舆论，撤销桂林办事处，如此等等，都是从军事上、政治上对我施压威吓。动手前加上哄，保证通行，但顾祝同指定的路线，是诱新四军自投罗网。待我军启行，他们竟公开在报纸上透露消息，使日寇乘机沿江堵截。他们放过先期渡江的辎重家属，拦截后行的军部。临发动攻击前，用“哄”麻痹我们，进攻得手后，又当面撒谎，掩盖罪责。何等狠毒!

　　毛泽东曾认为蒋日决裂，大局有转机，因此，“从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项、叶)的”，蒋未投降，就不可能大举进攻，两面作战。况且我让一步，深得中间派同情，他们若攻击遵令北移的部队，便暴露了所谓“统一军令”，实际上是消灭异己，政治上于彼大不利。而且八路军决不会坐视，军事上蒋也不能不考虑，蒋是精于计算的。因此，“从大势上判断”，他不会为难北移的军部。同时毛泽东也提醒仍要警惕。但是蒋介石、何应钦要消灭新四军，蓄谋已久，自恃军力上占优势，决不放过他认为难得的机会，削弱中共的力量。至于是否全面破裂，还要看国际国内的反应和变化，他明知消灭抗日有功部队，必招人民反对，而他的投机性却不惜冒险一赌。蒋也不是全无顾虑，在宣布新四军叛变时，不点中共和八路军，留有回旋余地，把消灭新四军军部只说是局部问题，军事问题。

　　1月17日蒋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番号。毛泽东随即通知各地，情况变了，“前一段估计不适用了”。

　　反共高潮的顶峰

　　周恩来1月11日得知新四军军部惨遭蒋军围歼后，连夜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局势和斗争方针，采取应变的紧急措施。

　　毛泽东1月15日急告周恩来，政治上要发动猛烈的、坚决的、全面的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蒋的进攻，唯如此才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和进攻，“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要准备国民党的突然袭击。”

　　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革命委员会通令，诬蔑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通缉项英。这反动命令第二天就要在报纸上发表。新闻检查官已坐在新华日报馆监视。

　　周恩来无比愤恨地在电话中斥责何应钦：“你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镇定地部署政治反击和准备应付国民党军警突然袭击南方局机关，首先动员和组织机关的全体同志应变。

　　当晚，在红岩召开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全体同志开会，周恩来沉痛地讲了皖南事变经过情况，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和我们的对策。他分析时局发展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另一种可能是打退蒋、何的猖狂进攻，争取继续合作抗日。我们虽然损失了一个新四军军部，可我们还有几万新四军，几十万八路军，我们还有力量。蒋介石要完全投降必须考虑这点。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和亲日派大资产阶级还有矛盾，蒋介石要全面反共就要完全投降，但英美要他牵制日本，不同意他降日，所以蒋既要反共，又不敢彻底破裂。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但不愿破裂，不然我们就要处于两面作战的境地，还是要力争继续合作抗日，但也要充分准备他全面破裂。就是他不敢全面破裂，我们也要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他袭击我们南方局机关，主要是要搞我们党的机密：密码、文件、地下党员名单等。因此，必要时我们也要进行适当的抵抗，把机密文件毁完了，就准备坐牢。在出现这种情况时，我要出面交涉。我是蒋介石、国民党请来的，一定要尽可能争取让蒋把我们送回延安，争取全师而归。如果国民党把我们全抓起来了，我们就一起坐牢。他们要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男同志都承认是共产党员，女同志只承认是家属，因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问你们党组织的情况，就说我们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这里有支部，书记是周恩来。再问还有哪些负责人，就说有董必武、邓颖超，再要问就说不知道，让他们问周恩来。我们在牢里，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好好保养身体。国民党也有可能不杀我们，但也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块儿牺牲。要学习先烈，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我们现在的工作更困难了，我们当共产党员就不要怕困难。只要国民党还没有把我们抓起来，就要坚持工作。为了避免和减少牺牲，要疏散一些同志，留下的同志要更加努力地工作。

　　这是铭心刻骨的一夜!这是毕生难忘的一夜!我们沉痛地哀悼和深切怀念伤、亡、被俘的七千余战友。他们中间有来自八省，曾在丛林岩穴中苦斗三年的老游击战士，有苏皖众多工农，有全国各省救亡学生运动的精英，有优秀的爱国知识分子、专家学者，还有大革命时期铁军、“八一”打第一枪的领导者。红岩还留有叶挺将军和新四军一些同志的足迹。而今他们或身陷囹圄，或血染茂林，被俘的遭到惨绝人寰的蹂躏。皖南事变全过程证明了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对人民是怎样地仇恨残忍，是怎样地阴险诡诈!这怎不令人怒火冲天!我们要将满腔怒火熔铸出钢铁心志，和他们斗争到底。我是学生出身的青年，虽然见过大刀水龙，但面临这样严酷的阶级斗争大世面还是第一次，这真是惊心动魄的阶级教育课!

　　嘉陵江畔小楼上，窄窄楼道里，聚集着百余共产党员。南方局的领导同志坐在我们对面，周恩来站在我们中间。我们屏息静听他讲话，完全明白处境是何等艰险，从心灵深处感到外面夜黑雾重，春寒彻骨。红岩是被重重包围的孤岛，一旦国共关系破裂，国民党军警随时可能破门而入。我们要准备牺牲，甚至全体牺牲。这悲壮激烈的情景，真仿佛“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但是我们不是悲哀地相互告别，不是为哪个人慷慨赴死，我们是为打退国民党当局的猖狂进攻而临战誓师。不管有多大艰险，我们不放过最后的可能性，一定要打退反共高潮。

　　这夜使我想起在延安上党课，教员讲四一二政变、马日事变，蒋介石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个。教员反复叮咛，党员在生死关头，必须坚持立场，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再不能回到党员队伍中来了。我们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们明白：今天已不是当年了，我们党更成熟了，我们有中央的坚强领导，全国有我们的军队，有我们的根据地，有国统区的朋友和群众，有广大人民环卫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孤岛并不孤。此时此际，我们懂得了、体味到了应该怎样做个共产党员!不但先烈的事迹教育着我们，眼前这些领导同志的经历都是生动的教材。周、叶、董、邓二三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曾经历过多少艰难险阻?有多少次出生入死?有多少次与亲人生离死别?就说钱瑛同志吧，她为革命不肯生育，丈夫牺牲得早，从此孤身一人，革命工作就是一切。坐牢不屈，党营救出狱，就又投入危险的地下领导工作，谁能想出那瘦小身躯中藏着何等刚强意志!他们个个是千锤百炼、万死千伤幸存的党的精英，他们置生死于度外，我们这些革命队伍的新兵有何话说?有什么个人的问题放不下?不可否认，各人都有自己的困难。有的同志儿女幼小，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也得随父母坐牢吗?有的同志的亲人远在前方或延安，暂别会成为永诀吗?但是，想想党的危急，比比他们，就轮不上想这些、顾不上管这些了。如果全体牺牲，我们最担心的是他们，我们只有学着他们的榜样干，听他们的指挥上。周恩来话音刚落，一位同志激动地站起来，恳切请求组织把他留在红岩，他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他代表了我们绝大多数同志的心愿。但是大家明白，有许多紧急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时间不允许一一表态，那就把誓言藏在心中，看以后的行动吧。

　　会后，南方局领导同志有条不紊地紧急部署工作，主要是发动政治反攻。当务之急是对付坐在新华日报馆里的新闻检查官。同时，要准备办事处被突然袭击，要想一切办法哪怕抵挡几分钟，焚毁机密文件。只要能保住党的机密，要杀要捕就随他们了。

　　在国民党政府反动命令发布的次日凌晨，在国统区的心脏——重庆，爆炸了第一颗重型炸弹——特殊形式的“炸弹宣言”：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向江南死难烈士致哀”和怀叶挺的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以哀婉的诗句表达了严正的质问，沉痛的控诉，愤慨的抗议，严厉的谴责。这是周恩来针对蒋介石发出的惊雷闪电般的第一个反击。国民党当局出乎意外，手忙脚乱地抓报童，没收报纸，向《新华日报》发出“最后警告”。但是消息已传遍山城，震撼中外，赢得了广泛的同情，激起了巨大的义愤。后来毛泽东听叶剑英汇报这场斗争时，赞叹道：“令人神往”。

　　17日动员会后，叶剑英指导军事组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由周、叶修改审定。这份文件约七千多字，列举充分事实、文电(包括蒋、顾等的嘉奖)，有力地批驳国民党当局制造的种种莫须有的借口，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他们有计划、有步骤消灭新四军的阴谋。文件不能公开发表，就由办事处工作人员分送各小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这是周恩来题词见报两天后给蒋、何等人的又一次猛击。

　　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发出反动命令的第三天，1月20日延安上空升起了又一颗导弹似的“炸弹宣言”：我们党公开申明，坚决反对“皓电”和不承认1月17日的反动命令，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任命了副军长、政治委员等一批领导要员。军委发言人发表谈话，痛斥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人民军队，发动内战的滔天罪行，尖锐指出：“这是日寇欲借中国人之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巩固日本南进的后方，配合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计划。”号召全国人民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为了挽救危局，提出解决办法十二条，包括停止挑衅，取消反动命令，承认错误，惩办祸首等等。国民党当局把皖南事变说成只是军纪，中共说，这是关乎政治的大事。他们说只是局部，我们说事涉全局。他们说只是内政，我们说涉及外交。这是中共对国民党当局最猛烈的政治反攻。

　　紧接着，美国女记者斯特朗在美国的一些报纸和“美亚”杂志发表长文，详细记述了周恩来1940年12月下旬同她的几次谈话，并郑重托她发表的一束材料。尤其重要的是后来托可靠朋友妥交给她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正式声明。同时期斯诺也发表了周恩来给他的材料和他的评论。毫无疑义，这是全面、系统、绝对权威性的信息。全世界都知道了皖南事变的前因后果、国民党当局的剿共阴谋、中共的强硬态度和解决问题的切实办法。国民党当局打内战，势必抗战熄火，日军南下，直接威胁到英美的利益。英美政府原指望蒋介石牵制日军南下才给他贷款和军火，但蒋介石却用来消灭抗日力量，为降日肃清道路。这种情况，英美人民怎能不关切?英美政府怎能不考虑呢?

　　这里充分显示出周恩来对皖南事变的预见。他灵活运用日、英美、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冲破蒋介石封锁下了两着绝妙好棋。这些外国朋友都为中国人民抗日作出了国际主义的贡献。

　　红岩、曾家岩、虎头岩(新华日报馆所在地)成了政治反攻的基地。有的同志编写传单和小册子。有的同志把中央文件和有关材料翻译成英文。有的同志打印出来。有的同志四出散发，并且用各种方式邮送、传递到外地和国外。统战工作委员会下属的党派组、妇女组、青年组、文化组等都以适当的方式进行活动。外事组的龚澎不管外国记者宿舍门禁多么森严，总有办法传递信息。在中国保卫大同盟工作的德籍友好人士安娜，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将宣传品送往香港和国外。那时有个严格规定，外出必须把去向和返回时间告诉留守同志，如果逾时不归，以便党组织好有个寻找的线索。必须保留的机密用蝇头小楷写在极薄的纸片上，装在火柴盒里，再放几根火柴，一听到警铃，马上焚毁。曾家岩机关不设警卫人员，晚间干部轮流值班。

　　南方局领导同志大力开展国际、国内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深入向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各界代表人士等宣传十二条是挽救时局危机的唯一办法，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元老派，美洲、南洋侨领都打电报谴责蒋介石打内战，败坏抗战大业。民主派、爱国将领也深感忧愤。广大人民反对内战，各根据地群众纷纷严重抗议，汇成了风起云涌的抗议怒潮。

　　周恩来、叶剑英抓紧做苏、英、美外交官的工作。周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有交往，向他痛陈利害，促卡尔推动英政府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美国总统派特使居里来华调查。国民党当局曾企图阻挠居里同周恩来见面，未能得逞。周恩来向居里表明了中共的坚决态度。美国政府根据居里的报告，明确表态，如果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抗战熄火，美国将暂时停止援助。依赖外援成性的蒋介石最怕这一手。叶剑英向苏联驻华大使通信息，对崔可夫做工作。苏联大使向何应钦提出质问，外交部长也拒绝出席中国驻苏大使的宴会。蒋介石感受到了国际的压力。

　　在险恶形势下，为减少损失，南方局逐步撤退干部。先由各组提出名单，经过领导审查后决定。包括干部、进步朋友和烈士遗孤等，回延安的居多数，也有去李先念处和新四军江北部队的。一部分文化、新闻、学术等方面的知名党员干部和进步朋友就撤退到香港、南洋，转换阵地作战，在香港形成据点，写文章，办报纸，出书刊，再反射到内地来。去南洋的干部还积极开展华侨工作。有些同志就近在四川转入地下，以公开职业(如中小学教师等)作掩护，隐蔽起来。

　　周恩来要求，对每一撤退同志，都要周密考虑怎样使他走得脱，站得住，能发挥作用。撤退途中的合法证件、交通工具、旅费都要有办法解决。转入地下的同志一般暂时与组织割断联系，由叶剑英把他们的名单带回延安，倘若因形势变化，失掉关系，还可以查证。这对党员是至关重要的。周恩来还提出了“三化”(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使中央的隐蔽方针更具体化，使党员从积极方面领会和贯彻。隐蔽不是蛰伏隐僻处，而是深入群众，广交朋友，努力学习，积储力量。这次艰巨的撤退工作真正做到了对每个同志负责到底，也同进步朋友结成了患难知交。

　　我们一般干部都是按周恩来1月17日夜讲话行事，不知道十天后中央才同意周、董、邓留渝，干部逐步撤退的意见。中央原来的意见是紧急先撤周、叶、董、邓等领导干部，留少数人守机关。中央认为：“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及1月17日宣布新四军叛变的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合作到破裂的转折点，1月17日以前争取蒋介石好转还有可能性，……1月17日以后这种可能性已经没有了。1月20日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重建新四军的命令和谈话，用以对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谈话，只有这种尖锐对抗的政策才是目前唯一正确的政策。只有这种政策才能团结全党全军，团结全国人民，才能争取中间派，才能孤立已经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才能抵抗日寇和亲日派的联合进攻，才能抵抗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步骤，才能经过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之后，克服蒋介石的反动达到争取新形势下的好转(新的时局好转)的目的。”

　　由于存在着各种反对内战的因素，由破裂到完全破裂，可能还有一个相当的过程，其时间的快慢，由国际国内各种复杂条件来决定。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及开明绅士仍采取联合为主的政策，对他们的动摇性则实行善意的批评，保持我党的独立性。

　　中央在1月18、20两日电周恩来：“国民党已准备破裂，你们在重庆的环境日险，应即离渝返延”。中央决定“将各办事处逐步撤销，人员陆续撤回。周、叶、董、邓及办事处、报社重要干部于最短期离渝，将非党干部迅速向南洋国外撤退。资料、文件、密码、电稿作积极处理，对留在办事处人员应给以气节教育，作好最坏准备”。显然，中央要考虑张学良、叶挺被扣的教训。

　　南方局反复研究了撤留问题，仍旧认为时局发展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国共关系完全破裂，全面内战爆发;二是国民党当局还不敢全面破裂。由于国内外的责难，他们正由进攻开始转向防御。只要还有打退他们进攻的任何可能性，就不应丢掉。我们要进行政治大反攻，不可轻易放弃这块重要阵地。只要还没有最后破裂，这里是同他们交涉的主渠道，也是联系中间派和广大群众的要地。况且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力量尚未撤退、转移、疏散完毕。再说蒋介石也不会放我们全走，因此，以逐步撤退为好，周、董、邓留下。最后周恩来坚决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周恩来反复向中央陈述了自己的建议。

　　中央1月25日仍电示周：“蒋若不接受十二条，你要求回延。”蒋介石发出反动命令一周后，日寇突然在河南大举进攻。三日后，中央同意叶返延，周、董、邓留渝及干部逐步撤退的建议，并指出：“但须估计到蒋全部逮捕我们的人，须准备应付全部逮捕”，并“明告张冲，除非取消1月17日命令，没有谈判余地，办事处人员要打要杀权在他们，我们是每人都准备杀头的。如他们亦认为两军相交，不斩来使，则放我们回延，否则他们自便。在他们没有宣布全部破裂以前(取消八路军番号，宣布中共叛变)我们办事处仍留少数人不走，以待他们的觉悟。”周恩来对此早有思想准备，17日夜讲话已庄严表态：“如果国民党把我们都抓起来了，我们就一起坐牢。要牺牲，我们一块儿牺牲。”27日又代表我们——他自己和全体留渝同志向中央保证：“捕、扣、讨、杀，我们都准备着了，毫无畏惧。”让中央放心。

　　在中央电报前，他已向张冲明确表示，执行十二条是中共毫不动摇的决心，要捕要杀，我们早准备着了。这就堵塞了他们以周恩来等为人质，要挟中央让步的任何妄想。

　　今年在征集周、邓遗物时，发现皖南事变时邓颖超曾将母亲遗物和周恩来珍爱的纪念品放在小磁匣内寄存好友家，并说倘她不能来取回，就留作纪念吧。他们真是一切都准备着了。想起那难忘之夜，周恩来和我们共勉：“要牺牲，我们一块儿牺牲。”他临难无苟免的气概，和同志共生死的豪情，对我们的理解和信任，深深教育、激励着我们，使我们懂得了他那“我要坚持到最后”的“最后”是有决心、有信心把反共高潮打退到谷底;是对朋友对同志负责到底;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从1月17日到27日，周恩来始终坚持两种可能性和两手准备，毫无动摇犹豫。当时国际国内的一些因素还不确定，尤其是头两三天毛泽东估计只剩一种可能性了。他的坚持不是出于愤激和侥幸，而是科学的分析、切身的体验，和不怕牺牲的决心。这是何等的预见、信心和勇气!

　　这短短十天，是关键的十天，对政治大反攻至关重要的十天。在蒋介石1月17日反动命令见报同一天，周恩来就给他迅雷不及掩耳的迎头一击，接着又广泛宣传中央1月20日电文，做了一系列工作，充分发挥了政治进攻的威力。中央1月20日以后指出“同他(蒋)全面破裂，目前不可能”，“如蒋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周恩来正是这样做的。

　　这十天坚持做争取中间派的工作，起了大作用。广大群众和进步朋友得到鼓励。他们说红岩像屹立在国统区的灯塔，只要灯光不熄灭，任凭雨暴风狂，惊涛骇浪，他们就不迷失方向，就有信心和勇气。

　　有序地撤退党的干部和进步朋友，保存了一部分国家精英，使人人得所，发挥作用。留下的同志革命意志经过一次淬火，也进一步学习到应变的经验。

　　如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全先撤了(国民党当局也不会全放。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以周、董、邓留下换取了叶剑英和一大批干部的撤退)，只留少数中层或一般干部，那是撑持不了那样险恶局面的。历史可能要经历更多曲折，党和人民将付出更大代价。周恩来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打退反共高潮的决胜一仗

　　蒋介石没料到中共敢于强硬对抗，没料到国内外强烈反对，没料到日本在河南大举进攻。蒋介石由胜利冲昏头脑跌入进退维谷。毛泽东、周恩来一致估计，蒋介石非找个妥协办法不可了，是他让步的时候了。

　　第二届参政会即将开幕。蒋介石企图利用这次会，装扮成全国团结一致，掩盖他剿共造成的裂痕。因此，他迫切需要中共参政员出席，为他捧场。

　　中共决定坚决抵制这次参政会，以揭破蒋的骗局。在开会前半个月周恩来就向小党派说明：蒋介石1月取消新四军的谈话，是表示破裂的开始，我党提出十二条是企图挽救的行动，以期恢复团结抗战，但蒋对此置之不理，因此，中共参政员不能出席这次会。沈钧儒建议中共可把实行十二条作为中共参政员出席的条件。这一着很高明，中央采纳了。2月15日周恩来将七参政员致参政会的公函送给王世杰，声明“在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条(原文照抄)未得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同时将此公函抄送各小党派及有正义感的参政员二十余人。国民党当局严禁发表的十二条，从此在参政会部分人员中公开发表了。公函送到参政会，被退回，周叫再送去。

　　国民党当局见了公函，像着了火一样，立即派张冲来找周恩来，要求将公函收回，缓两天容他从中奔走。周严词批驳1月17日的命令，指出这是国民党表示破裂的开始，中共提十二条是企图挽救的行动，但送蒋后一直不置理，除请参政会实行十二条外，无其他办法，不得不函达参政会要求解决。如国民党愿与中共谈十二条，参政会可缓谈，但没有满意结果前，中共参政员不能出席。

　　张冲苦苦哀求周收回公函，以便蒋能见周。周回答此时见蒋没意义，也不会有结果。张说十二条有两点当局决不能接受，一是取消1月17日命令，一是取消一党专政，坚持这两点，必致蒋翻脸。周说蒋已经半翻脸，捕、杀、讨、扣，我们都准备着了。周恩来说，自叶剑英2月2日回延安十多天内，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事件接连不断，无理已极，实属忍无可忍，如国民党没破裂决心，应迅速制止这些严重事件，否则一切都是欺骗之词，我们不能置信。

　　蒋吓、诱不成，又施一计，由张冲提出三点办法：一、军事上十八集团军开黄河以北，游击队可留华中，还中共一军，补新四军缺;二、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参政会;三、关于制止军事进攻、政治压迫以后总解决。显然这是维护“皓电”和1月17日命令不变，只以缓期调动和补一军编在十八集团军内来诱骗，对进攻、压迫不加制止，推到以后再说，交换条件是中共参政员出席，只要混过这一关，他的这些许诺不见明文，毫无保证，只是一句空话，随时可以不认账。这本是他的惯伎。

　　周恩来分析，蒋的“目的在找我们捧场，居里在此(重庆)未走，我早面告居里，我们决不出席。英美派很着急，亲日派仍在压，我以为只有决不撤回公函，坚决拒绝出席，才可揭破流氓骗局(骗内骗外)。”

　　中央坚持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办法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坚决不出席。

　　各小党派得知除非国民党当局实行十二条，中共参政员决不出席，也提出两点建议：一、中共参政员出席必不可少;二、成立党派委员会，讨论党派关系问题。这既配合了中共的斗争，同时也有利于争取自己参政的机会和提高政治地位。

　　蒋介石为孤立中共、拉拢小党派，假意允许成立党派委员会，以各小党派劝中共出席参政会为交换条件。中间人士有的对蒋的许诺存疑;有的期望用劝中共参政员出席换取成立党派委员会;有的指望能选入参政会主席团。一时说客联袂造访曾家岩。他们不同程度地表示，只要中共出席参政会，蒋介石若再失信哄骗，大家愿与中共共进退。有人担忧中共若不出席，党派会开不成，分裂必至。周恩来提醒他们，“不要上当，莫被各个击破”。

　　参政会的文章做绝了。但为了打破僵局，进一步揭破蒋的骗局，争取中间人士，关键时刻中央同意以周恩来或董必武名义向张冲口头表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仍保持原来的十二条。新十二条只是临时变通办法，先解决一部分问题。新十二条保留原十二条的基本内容，只是对蒋介石最忌讳的两点(收回成命和取消一党专政)改变个提法。一、不直接提重建新四军而写成“新集团军”。八路军辖四个军，新集团军辖两个军，共六个军。二、防地不变，维持现状(针对“皓电”)。三、承认陕甘宁边区、各根据地合法，停止军事进攻，政治压迫。四、党派委员会应明确是独立组织，不属于政府或参政会，任务是讨论党派之间的问题，当然应包含当前的紧张关系。人数要扩大，由各党派自行选定。委员会以国民党为正，共产党为副。对这十二条确有结果和保证，中共就可出席会议。

　　新十二条向小党派表明，中共对国民党当局已仁至义尽，提出要明确党派委员会性质任务，逼国民党讲出党派委员会是参政会下属的一个组织，蒋的意见不能改变。小党派的幻想破灭了。

　　新十二条送出后，中央书记处反复考虑，认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力量，逼我屈服，斗争空前尖锐，毛泽东接二连三电周恩来：“请作准备”，坚决顶住，决不能出席。“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蒋)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但明令保证的条件蒋决不会答应的，因此须决心不出席。”“只要熬过这一关，就有好转可能。”

　　“我(党)不出席，他也无可奈何。(1)皖南事变他错了，我以不出席示抗议，并未错;(2)我已提出让步条件，他不答应，其曲在彼;(3)如他因此发动更大破裂行动，其曲更在彼，更于彼不利;(4)国际形势已到于彼不利之时(英德大战与英日冲突);(5)国内形势彼方对我绝无办法，我毫无所惧。”

　　由于蒋欺骗拉拢小党派，一些人已转到蒋方面，他们的话不可听信。在参政会内可能造成不利于我的空气。但这是一时的，过一时就会起变化。

　　参政会通过拥蒋反共提案后，毛泽东指出这是对我抵制参政会的报复，“我如出席亦会通过此案，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便上大当，故不出席是千对万对的。”

　　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发表反共演说，但又说决无再剿共。周恩来判断是防御性的，剿共事也不至发展。实为退兵一战。参政会闭幕，《新华日报》对反共提案和蒋演说一字未登，次日报纸副刊登载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文献七种，不送检查，准备他来停刊。前后两个十二条和皖南事变国民党军事进攻、政治压迫事实几十条都公之于众了，真相大白，人心向我。

　　14日蒋介石约周恩来谈半小时，目的是和缓对立空气，粉饰表面。我们顾全大局暂时休战。

　　小党派一无所获，他们开始认识到中共是正确的，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下，不斗争就不能生存、发展。他们酝酿组织起来，成立民主政团同盟，与中共加强联系。

　　参政会打退反共高潮决胜这一仗，斗争空前激烈，复杂多变。焦点是蒋要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为他捧场，中共拒绝出席。实质是坚持1月17日反动命令与取消反动命令的尖锐对立。从2月15日中共以毛泽东等七参政员名义致函参政会抄录“十二条”，要求参政会讨论，到3月8日毛泽东等七参政员复电参政会，辩明政府对中共几视同仇敌，中共于情、于理、于势都不能出席，二十来天往返公函多达七件，退回再送，说客盈门，应接不暇，驳谬论，揭骗局，舌战笔战，十分紧张。这场严重的政治大较量好似拔河，一端是国民党当局尽所能发动的各方面力量，包括一些受骗上当的中间人士，另一端最前面是周、董、邓，他们像希腊神话里的安泰，把脚牢牢抵在大地上。大地母亲——中央和人民给予了无穷力量，使我们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赢得了胜利。

　　第二次反共高潮由酝酿到开端(皓电，齐电)，发展到顶峰(1月17日反动命令)到参政会收兵，历时将近半年。我们以“佳电”对“皓电”，以十二条对1月17日反动命令，以新十二条打退他的进攻，挽救了不绝如缕的团结抗战局面。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最大最久的一次反共高潮。中共英勇地、胜利地打退这次反共高潮，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这次胜利，改变了顽固派与我党的政治关系和地位，由上下关系变成了党派平等关系;改变了国际对中共的看法，推动他们进一步提高认识并组织起来;教育了国统区的广大群众，使他们更好地靠拢和团结在党的周围，对1944年以后民主运动来潮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战场都有影响。经过这次斗争，我们党内更加团结，中央的威望也更加提高。这确是一段难得的精彩的历史经验。

　　对周恩来领导思想和艺术的点滴体会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是由于党中央领导正确，其中包括周恩来作出的重要而独特的贡献。他及时向中央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提出了正确的时局分析和对策;他将国统区党组织转入地下，组织了干部和进步朋友的有序撤退;他在重庆指挥了政治大反攻;他争取中间、团结群众，形成国统区反内战的巨大力量。他在毛泽东策略思想发展中作出了贡献。

　　回顾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段难得的历史，对周恩来的领导思想、领导艺术，有几点粗浅体会。

　　一、周恩来灵活运用和发展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原则

　　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二次高潮在酝酿中，党内对时局有种种不正确估计，一是认为四一二事变到了，国共已经完全破裂，或者很快就要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改变了;二是对国民党当局的严重投降倾向和挑起内战的危险缺乏警惕，不懂得斗争的重要性。对这些错误意见如不加以说明和克服，是非常危险的。为此，毛泽东从1940年春至1941年春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如《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等，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了中共三个革命时期、两次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透彻、鲜明地阐发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原则，既批评了“左”的，也批评了右的错误观点。

　　周恩来1939年、1940年曾两次向中央系统汇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情况和主要论点。他对毛泽东的科学概括是完全同意的，理解是深透的。周恩来以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善于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灵活运用，加以发展。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点，是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同盟军，是中共坚持独立自主，力争领导权。

　　(一)“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于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因此，我们要集中对付日本侵略者，区别对待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当时便是把日本及其同盟国家德、意，同英、美区别对待。英美要中国牵制日本南下，因此助蒋抗日。周恩来巧妙利用英美同日的矛盾，遏制蒋介石内战降日。他广泛开展包括官方和民间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托左派朋友为中共坚持抗日造舆论，影响和推动英美政府和人民。他自己成功地做英大使和美总统特使的工作，使他们推动政府对蒋介石施压。这是有效的一着。

　　(二)最大限度地争取抗日同盟军，不放过一个可能争取的对象，发展进步势力，这是统一战线的基本力量;争取中间势力，这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尤其有重要意义;孤立反共顽固派，以斗争求团结，争取他们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时间越长越好，以免我们两面作战。这三者都是相互联系的，关键是党的独立自主，力争领导权。这是决定抗战成败的。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前后，是怎样灵活运用这些策略原则的呢?

　　首先，对反共顽固派的革命两面政策。

　　周恩来有两次统一战线的经验，熟知反共顽固派蒋介石的抗日反共两重性，又打又拉两面政策，压、吓、哄三种伎俩。蒋在抗战前是对共进剿，对日退让的，后来由于国内国外大势所迫才联共抗日，但他灭共之心不死，有机会就要尽可能敲掉中共军力，华北受挫，又搞华中。周恩来为抗日大局，力争推迟国共破裂时间，越晚越好。同时，对蒋抱有高度警惕性，不怕压，不上当。反共高潮开始时，他就估计到蒋进攻计划不会改变，在实力悬殊下，我江南退一步，以争取广大中间势力同情，在政治上有理取得主动，周恩来对蒋的缓撤手令、顾祝同设定的北撤路线、蒋决不留难的许诺，一概不信。当12月据确息“日蒋决裂，日汪拉拢”时局似有转机时，周恩来却看到局部讨伐的战机，立即为下一步反击作准备。他12月下旬三次向中央报警。当蒋介石异乎寻常地“灌米汤”，周立即敏感到其中有诈，立即向中央报警。斗争要知己知彼，周恩来可说是把蒋介石吃透了。

　　1月17日反动命令下达时，国共关系真是到了破裂边缘。国内国外将如何反应，尚难预料，周却毅然决然留下来，冒全体牺牲的危险，去争取好转的最后可能。终于在各方配合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打退蒋的进攻，使其被迫处于防御地位。在革命两面政策中又添了两手准备(在作最坏准备时，不放弃争取好的可能)这样一条经验，这应说是周恩来大勇大智的结晶。毛泽东把这条写入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在参政会的斗争中，中共同顽固派争夺小党派。开始小党派同情中共，后来被蒋拉过去，参政会已经开幕，似乎无可挽回了，但周还是再拉一把，终于使小党派明白过来，参政会后又转向我们。在反复争夺领导权中，周显示了非常的耐心和韧性。

　　参政会通过了反共决议，蒋介石发表了反共演说，但他还是说了以后决无军事剿共。周恩来判断蒋是防御性的，中央可以不理睬，暂时休战。后来蒋介石找周谈话，形势就缓和下来了。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以佳电对皓电，接着以十二条对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最后打出暂行办法十二条，抵制参政会。正是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取得了斗争胜利。

　　其次，争取中间势力。

　　在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国社会里进行革命斗争，争取中间势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以抗日不抗日为准，对各阶级、阶层区别对待，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把完全降日的亲日派(叛国的和潜伏在抗日阵营中的)和尚能抗日的亲英美派加以区别;把其中中央当权的与地方实力派加以区别;把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把中小地主、开明士绅和投日的大地主加以区别，通过如此具体精密的区分和积极细致的工作，争取中间势力(毛泽东指明共七种)，程度不同地利用这些势力和发挥它们的作用，就能为进步势力的活动和壮大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汇成浩浩荡荡的抗日队伍。

　　周恩来对争取中间势力认识较早。抗战初武汉时期着重做国民党工作，迁到重庆就加强中间势力的统战工作，不但包括毛泽东文章中指出的七种人，而且积极开展海外华侨统战工作和国际反法西斯的统战工作。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可忽视，南方局是非常重视的，在新闻、教育、出版、科技、文学、美术、音乐、戏剧各界，从知识青年到文化界名流，广泛开展统战工作。他们通过社会关系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下乡做农民工作，都起了很大作用。

　　争取中间派必须尊重他们的利益。在根据地，政权实行三三制，各项政策兼顾各方(劳资、地主、农民等)利益。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和中间派都处于无权地位。因此，周恩来除了宣传根据地政策外，还要宣传和带领他们去向国民党要民主，争政治地位;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争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新闻、出版等检查，争取言论、出版、演剧等自由，使知识分子靠拢我们。

　　周恩来在非党朋友交往中，十分注意态度谦诚，并且把它写入统战工作手册第二条。统战是我党真实的阶级政策，在抗日大目标下，联合各阶级、阶层，使各得其所，不是为一党私利拉拢利用别人。周恩来说，做非党人士工作，只能以理服人，“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

　　中间派不经过多次反复的经验，不能认识对国民党斗争的必要。“皓电”时，他们劝我们退让。“佳电”后，同情中央。1月17日反动命令后，他们认识了所谓统一军令，实际是消灭异己，必然导致抗战熄火。但参政会时，他们受拉拢欺骗，又来劝我们出席。中间派特点就是不同程度的动摇性、妥协性。周恩来深知这点，总是以极大耐心和韧性反复争取，不断争取。

　　最重要的是发展进步力量。

　　毛泽东指出，“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取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只有一步一步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

　　在国统区，国民党一党专政，怎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呢?

　　周恩来总结过去地下党和抗战初期半公开党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建设坚强、战斗、真正彻底的地下党、群众的党的七个条件。他指出：

　　——这是真正彻底的地下党。地区划小(一省分几特委)，机关缩小，上下级联系减少，平行支部不打通，党员单线联系或一段时间切断联系。敌人难找到我党，找到也绝少牵连。这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这是群众的党。群众聚集的单位或机关都有组织或个人联系。

　　——这是坚强的党。经过审查，留在组织的党员忠诚精干，通过不断对他们进行党性教育，实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溶于群众而不暴露，又保持先进，能影响和推动群众。

　　——这是战斗的党。能打入当权的要害部门及合法组织，用“社会的方式进行活动(职业化、公开化、社会化)”。

　　——党的领导机关有独立领导的能力和信心，不怕犯错误，知错能改。要善于估计情况，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善于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党内工作和党外工作配合而不暴露。

　　周恩来还利用《新华日报》的副刊《团结》、《青年生活》等指导地下党工作，干部能意会又不泄密。

　　这些使党的精干隐蔽的方针更具体、更丰富。南方局可以说是贯彻“七条”的典范，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全过程中，始终正确估计形势、运用策略，创造出种种能体现方针的方法，表现出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打开新局面的很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和自信心。如云南省工委认真贯彻这些原则，在险恶环境下，党的建设取得很大成绩，后来推动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一学生运动，再次说明它是必要的、正确的。

　　党的独立自主即组织上、政策上、思想上独立自主，力争抗日的领导权，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投降、分裂、倒退，这是抗战胜败、国家兴衰的关键。

　　贯穿周恩来实践的是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他1939年提出统一战线的守则，头一条便是坚定的立场，第六条是高度警惕性。他说：“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是在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同人家讲团结，而不是受其他阶级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常说，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最容易受别的阶级的影响。”他经常教育我们要“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

　　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的办法切实可行，又有远见卓识，不是短视的实用主义者。他对辩证法运用自如，精密分析各种矛盾，如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两类矛盾，蒋介石抗日反共的两重性，革命的两面政策和反革命的两面政策，时局好转、坏转的两种可能，应付好转、坏转的两手准备，贯彻隐蔽方针的消极、积极做法，进攻与撤退、公开与秘密，坚持原则与不失原则的妥协的转变，在处理这些关系时，主次分明，避免片面性、简单化，也不调和折衷。他纯熟地掌握了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联系实际，正是周恩来胆略智慧的源泉。

　　把周恩来有关统一战线的言论、实践和毛泽东有关文献对照研究，显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其策略思想中包含了周恩来的重大贡献，毛泽东的科学概括则使策略理论更系统、全面、正确，代表了党的领导水平。

　　二、周恩来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模范

　　皖南事变前后，时局极其严峻，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虽然相距遥远，但文电往返频繁，多的时候达到一日数电，就像对坐在延安窑洞里讨论、交换情报信息，分析时局，比较各种对策方案的得失利弊，反复磋商、推敲，慎重决策，充分发挥了集体领导的作用。周恩来作为党中央领导成员之一，分管国统区工作，一向以大局为重，极端负责。他以高超的情报工作，和通过统战朋友以及党组织特别是他自己调查研究，及时向中央提供大量重要准确的情报，使中央能准确及时掌握国民党军向我进攻的动态，起了顽固派心脏里侦察兵的作用。周恩来向中央提供了很多切合实际的建议，坚决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交付的各项任务，坐镇最前沿指挥政治大反攻，及时有效地弥补了对时局估计的某些难以避免的偏差。他的贡献可以说是大的，他的作用是很难有人能够替代的。

　　周恩来是尊重集体领导、严守组织纪律的楷模。凡中央的指示，困难再大，他也要创造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执行，而且结合实际，更具体更完善。但又不是机械执行，如1月17日蒋乱命后撤退全部主要领导干部，事关重大，周按组织原则反复陈述自己意见，事后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周恩来十分尊重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从中共党史看，中央领导犯“左”或右的大错误，党的损失是惨痛的。周恩来亲自经历了陈独秀、向忠发、王明等错误领导，对领袖的重要是深有体会的。他较早地在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到陕北以后，全党认识并拥戴毛泽东为党中央的领袖，周恩来起了特别重大的作用。他事事从党的事业的大局考虑，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热忱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自觉地把自己放在助手的地位，不允许宣传自己，一生谦虚谨慎，毫无私心，努力促进中央核心的团结。这对于全党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是在毛泽东策略思想指导下取得胜利的。毛泽东集思广益，慎重决策。如他对“皓电”对策就听取了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的意见，原来想发“炸弹宣言”，行“兵谏出师”，后改为两个比较方案，原方案外加上政治进攻、军事抵抗，后来采取周的建议，江南退一步，争取中间同情，最后毛再概括成缓和以争取同情，抵抗以保存自己，软给蒋以面子，硬给他以畏惧，针锋相对，双管齐下，才能破蒋之诡计，制何之投降，争取中间之向我。单一个软、单一个硬都不行，通过在反复实践中吸收各种意见，就更全面、更正确了。尤其是毛泽东草拟的佳电，完满地、精彩地体现了这个方针，那种高水平、大手笔，是别人难以企及的。毛泽东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在关键时刻十分坚决果断，如提出十二条办法，要蒋收回成命，承认错误，取消一党专政，表示我们不怕破裂，有信心收拾局面。明知蒋决不会接受，但唯有这样做才能使蒋由冲昏头脑到考虑中共的决心和力量。明知蒋尚未投降，却强调他内战是为了投降，事实上内战必导致抗战熄火。我们只有抓住民族矛盾，才能发动全国人民反对内战，打破蒋把消灭新四军说成是什么统一军令、局部、内政、只涉及国共两党问题的欺人之谈。在参政会斗争最激烈时，小党派转向，毛泽东再三强调要顶住，坚决不出席，否则立场尽失，前功尽弃，这是绝对必要的。

　　毛泽东也有过对时局估计的偏差，但能接受同志们意见，较快纠正。领袖也不可能千虑而无一失，重要的是民主集中制要健全，领导班子真正做到集体领导，彼此尊重，长短互补，一切按组织原则办，这是团结斗争的组织保证。反之，民主集中制削弱或遭到破坏，党和人民就会受损失。民主集中制太重要了。

　　三、周恩来奇才睿智的基础是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在复杂尖锐斗争中，在生死关头，最能显示出一个人的思想、品格和才智。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前后的表现使我想起他对雷锋的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这不是一般题词，是经过调查，反复思考，针对向雷锋学什么而发出的。题词高度评价和概括了雷锋精神。细细体会，这也正是周恩来精神，白求恩精神，一切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这种精神的根基就是彻底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共产主义者总是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达到公而忘私的境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坚毅勇敢，达到奋不顾身的程度。这种精神不是天生的，是言行一致、学到老、改造到老，不断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结果，是在群众中、实践中逐步锻炼出来的。现在人们赞美周恩来的人格魅力。说到底，这是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精神的魅力。

　　高山安可仰，学习周恩来，要达到他的高度、纯度确实难。各人的天赋、才能、际遇、贡献也不可能相同。但无论雷锋、白求恩、周恩来都有一点相通，那便是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有了这一条，便可以成为大有益于人民的人。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认真刻苦地学，学一点便会有一点收获。周恩来号召我们向雷锋学习的，不正是我们应当向周恩来学习的吗?

　　(文中未注明的引文均出自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9-03 08:4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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