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强：四川綦江战干团惨案回忆
2018-09-03 09:31:13  来源：《文史资料选辑》  点击：  复制链接

　　芦沟桥事变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当时国民党政权深怕爱国青年学生跑大延安抗大,对他们不利,因而于1938年春在武昌南湖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以抗日救国为名，大量诱骗爱国青年学生入团，加以法西斯的训练，企图作为他们反共、反人民的工具。该团由蒋介石自任团长，陈诚兼任副团长，并任命桂永清为该团教育长。该团政治部主任起先是邓文仪，后改为藤杰。该团团部之下，直辖三个总队，第一总队总队长杨厚灿，第二总队总队长睢友兰，第三总队总队长萧劲。他们对进步学生是极端仇视的。他们以藤杰为首，利用三青团特务组织监视学生的言行。

　　1939年秋，该团到四川綦江时，团部驻綦江城外外滩子，第一总队驻綦江兴隆场，第二总队驻江津牛角渡，第二总队驻綦江广兴场。

　　(二)屠杀爱国青年学生的起因

　　1938年秋武汉被日寇侵占时，该团即由武昌撤退到湖南沅陵。1939年春，该团由湖南沅陵迁到四川綦江。在迁移途中，有些进步的职员和学生等组织了一个忠诚剧社，沿途宣传抗日，颇得各地人民的欢迎。不料该剧团因演“李秀成之死“一剧，为当时桂永清派驻该剧团的特务分子密报桂永清，说此剧内容是宣传共产主义，并说该剧团中有共产党组织，等等。桂永清得报后大怒，即转报当时的政治部部长陈诚。旋得到了陈诚的同意，以国民党组织部颁发的《惩治异党条例》为依据，在1939年秋即命该团返綦江，以宣传共产主义、有共产党嫌疑的罪名，将该剧团职员和男女学生五十余分别扣押在綦江枣子园、第一总队驻地兴隆场、第三总队驻地广兴场，并派政治部主任藤杰、总队长杨厚灿、萧劲负责审讯，并发了6千元作为特务经费，在全团五千余名学生中大肆清查所谓共产党。在桂永清这个法西斯措施下，就对进步的爱国学生进行大屠杀。

　　(三)我奉命彻查此案的经过

　　1940年6月间，桂永清调任驻德国武官后，我奉命代理该团教育长。桂永清屠杀学生虽是极端秘密的，但终究瞒不了人民的耳目。当时有不甘心受桂永清屠杀而冒危险逃到重庆的人不少，他们向社会揭发了战干团屠杀学生的真相，这样就引起了当时重庆社会舆论的不满，都说该团是杀人的魔窟，是野兽吃人的场所。有子女在该团的人们闻到自己的子女被害，纷纷向政治部提出申诉，要求彻查。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见到问题这样严重，就召我到重庆，询问该团屠杀学生的真相。我当时将任教育长后所了解到的桂永清屠杀进步青年学生大约有二百余人的简略情况报告了他。他听了报告后甚为震惊，说：“在是狼心狗肺的人干的事”，即命我速回綦江彻查此案并将有关人员先行扣押具报。

　　下面是我当时彻查所得到的真实情况。

　　(1)桂永清指使部属屠杀进步学生：藤杰、萧劲、杨厚灿等在桂永清指使下，为了向蒋介石邀功图赏，就不择手段，采用极残酷的电刑来审讯进步学生。学生受刑的凄惨情景,据当地人民反映，“比野兽吃人时还要可怕”。因受刑不过，屈打成招，而承认是共产党的学生，都被活埋。例如我在彻查中发现有一个十六岁的李姓学生写了一本力行哲学的稿子，约二三万字，因其中有一句“这样乱杀人”的话，就被认为是共产党而遭到活埋。凡学生中稍有进步思想或对杀害学生的行为稍有不满的，都被认为是共产党而遭到残杀。又如我在彻查中调了一个因受刑而残废的胡姓学生来问，他说当时大队长杨天威硬说他是共产党，并说他是负责通信的。因为他不承认，就用电刑逼他，他因受刑不过，只好承认是担任通信的。杨又问他用什么方法通信的，他说是用无线电。杨又问他无线电机藏在哪里，他就胡乱说是埋在后面山上。后来杨逼他交出无线电机时，他迫于无奈，于夜晚将自己的挂表拆散，当作无线电机零件缴了去;他还乱招了许多同学是共产党。

　　从1939年冬到1940年春这一段时期中，被害的学生在名册中有案可查的，计有：被总队长杨厚灿、中队长胡某等活埋在兴隆场附近山中的第一总队学生63名，被总队长萧劲、大队长杨天威、张少泉、总对附陈昆活埋在广兴场附近山中的第三总队学生124人;由政治部主任藤杰、特务连连附桂清庭活埋在綦江桥江镇附近山中的23名。以上共计210名。没有名册可查的大约有五六十名。此外，因受刑致残废的约40余名，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而被监视的约有三百余名之多。

　　(2)伪造证据

　　我在彻查中，调了第三总队总队附陈昆来问：“你们杀了的共产党，有什么证据?”他说：“没有凭证。”我又问他：“传单、标语是什么地方来的?”他说：“是萧劲印好，暗中派我散发的。”后来又调总队部书记徐国全来问，他说传单标语是萧劲秘密叫他印的。

　　(3)侵吞学生财物

　　据当时第三总队部书记徐国全报告说，萧劲在收发室没收了被害学生的挂号信约80余封，内有汇款约千元;萧劲还常冒用被杀害的学生姓名写信向他们家里继续要钱。

　　我在杨天威、张少泉、胡中队长等家中查出他们吞没被害学生的财物，计有：各类挂表、手表约七十于只，西装、中山装一百余套，各种毛桃一百五十余条，一二钱的金戒指三十余个。

　　我将上述桂永清及其部属屠杀爱国青年学生的真实情况报告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后，他当即命令我说，对残废的学生要好好医治，对所谓有共产党嫌疑的学生要好还安慰。将扣压的人员杨天威、张少泉等七名连同赃物送军法司惩办，对逃跑了的萧劲、杨厚灿要我呈报通缉。他并慨叹说：“这真是忠党爱国，屠杀青年;服从命令，图财害命。”事后他亲自到綦江对学生慰问了一次。

　　战干一团杀了这样多的学生，如全部公布，势必引起社会的震动，会受到共产党的责难，所以当时政治部地第一厅副厅长袁守谦秘密指示我，将被杀害的学生只报二十余名，其余的从1938年学生人伍起陆续以开除、逃亡申复，并嘱我将战干一团限三个月内结束。

　　我奉到这个指示后，就一一照办，并将战干一团于1941年1月间全部结束。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9-03 09: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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