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溪春：晋军概况和“铁军”、“同志会”的内幕
2018-09-03 10:12:14  来源：《文史资料选辑》  点击：  复制链接

　　我于一九一八年夏在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毕业后,就分配到山西步兵十团充当见习官。这是我参加晋军的开始。当时晋军有四个混成旅、两个独立步兵团、三个独立营，南北两个镇守使(南镇守使署在平阳，北镇守使署在大同)，各辖一个混成团。各军番号和长官姓名如下：

　　(1)第一混成旅旅长商震;第二混成旅旅长马开崧;第三混成旅旅长孔繁蔚;第四混成旅旅长赵戴文(赵是个文人，实际上是阎锡山直接指挥)。

　　(2)两个步兵团：由阎锡山直接指挥，步九团(学兵团)团长由商震兼任，后由荣鸿胪充任;步十团团长蔡荣寿。

　　(3)三个独立营是：工兵营、卫生营、辎重兵营。

　　(4)南镇守使(少将级)是张培梅，抗战开始后，任二战区执法总监，因战事失利，他非常恨王靖国在隰县石口子不抗战，曾想杀王，未得逞。后从太原退到大宁时，感到前途茫茫，服鸦片自杀。死后，阎锡山还亲自路过大宁去吊唁。北镇守使是张树帜，抗战开始后，任二战区执法副监。

　　我听说在前清末年，清军驻山西部队当时只有一个协(即旅)，管两个标(即团)。阎锡山在辛亥革命时以第二标标统的资格被推举为“山西大都督”(当时第一标统是陕西人黄国樑，平时与革命党、省参议会中人很少联系而阎锡山是老同盟会员)，阎锡山当了山西督军后，很怕袁世凯撤换他，故对袁毕恭毕敬，小心谨慎，当时他还不敢暴露他的政治野心，只是保境巩固自己的地位。袁世凯死后，阎锡山才开始有对外扩张的企图。

　　北伐战争时，阎锡山挂了青天白日旗以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当时我在晋军北路军总指挥部前敌总指挥部当少将参谋长。北路军总指挥是商震，前敌总指挥系第七军军长张荫梧兼任。南路军总指挥是徐永昌、杨爱源。当时晋军已经扩充了，记得当时晋军的师长有孙楚、傅作义、杨效欧、傅存怀、王靖国、李生达、赵承绶、李培基、李服膺、孟兴富、关福安等人。此外还有骑兵司令赵承绶，炮兵司令周玳、工兵司令杨澄源、机关枪团团长关颖凯等。

　　当时晋军的编制是：一个师辖三个步兵团，其中两个团设一个旅任前方指挥，师长直接指挥一个旅长、一个团长。

　　阎冯倒蒋战役时，晋军为了壮大声势，把“师”的番号改为“军”，兵力稍有增加。当时我任北平中将宪兵司令兼一二五旅旅长，一二五旅改为二十七师时，由原辖两个步兵团扩充为三个步兵团，“旅”的番号被取消，实际上我这个“二十七师师长”直辖三个团。

　　阎冯倒蒋战役失败后，阎锡山潜逃大连，山西省军政大权归徐永昌、杨爱源等人掌握。当时晋军由奉军代管，薪饷由奉军关发。晋军在张学良领导下原封未动。

　　阎锡山逃大连后，感到前途无望，曾打算出国旅行。后来他又派周熹文、钟建奇二人到江西调查蒋介石能否消灭共产党。据周熹文回来报告说：蒋介石不能消灭共产党。阎这才取消欧美之行，感觉到蒋介石既消灭不了共产党，也就无余力打晋军，所以他又坐日本飞机回大同后，就直奔其家乡五台县河边村，并未回太原。当时他曾向蒋介石表示以后不再过问军事、政治，蒋介石因鞭长莫及，对阎也无可奈何，也就算了。几个月后，阎锡山忽然回到太原，徐永昌、杨爱源等当然就把军政大权原封不动地交还阎锡山。阎锡山当时成立了一个“晋绥军军事整理委员会”来整理军队。

　　当时晋绥军最危险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官兵吸白面、大烟，又嫖又赌，以至军队腐败，战斗力很差;第二件是军队一度归张学良领导后，大部分带兵官都吃空名子，甚至一团、一营、一连的空名子都有。当时奉军点验官因受晋军长官之贿，也装着不知道，所以晋军军官趁这时发了些财，以至多数军官贪污腐化。阎锡山回太原后，才下决心先从整理晋绥军着手。阎整理军队后，晋绥军吃空名子的风气才被压下去。晋绥军军事整理委员会又实行戒烟办法，将军官分别调验后，染毒的才陆续减少。整理委员会只是整理内部，并未缩减军事编制。

　　阎锡山当时还不敢公开抓山西的军政大权，在军事政治方面他假意认输了，所以他一方面整理晋绥军，一方面实行他的所谓“造产救国计划”。首先，他建立了“西北实业公司”，秘密整理兵工厂，以巩固其经济和武器装备的基础，另外又修筑同蒲路，实行兵工筑路计划，并采用窄轨制，以防外面势力侵入山西。他当时曾编有所谓《将来希望歌》，记得歌中有这样的词：“无山不树林，无田不水到;无村不工厂，无乡不职校;无人不劳动，无人不入校;无人不当兵，无人不公道。”

　　阎锡山在其羽毛未丰满前，采取的是“自顾防守”的策略。

　　自1934年到1937年，我到“陆大”学习深造，这一阶段据我所知，晋军无大变化。

　　抗日战争开始后，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下辖两个集团军：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是杨爱源;第七集团军总司令是傅作义(当时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是朱德总司令，名义上属二战区指挥)。

　　此外又成立所谓“新军”四个旅：第一旅旅长鲁英麐，政治部主任薄一波;第二旅旅长艾子谦，政治部主任张文昂;第三旅旅长李廷秀，政治部主任戎子和;第四旅旅长梁浩，政治部主任雷任民。另有一个工人武装自卫队，负责人是郭挺一，实力编制等于一个旅。

　　阎锡山当时所以要成立新军，是因为他感到原旧军不能抗战，想利用一批有为的青年来领导军队，同时并组织“公道团”、“牺盟会”、“同志会”，用意都是防止人们背离他。新军编制与旧军同，一个旅辖三个团。新旧军的区别是：新军有政治领导，不仅旅有政治部主任，团，营，连都有政治主任或指导员。在武器装备方面，比起旧军来，新军用的是山西兵工厂新造出的武器。

　　新军在“牺盟会”的领导下，不同意阎锡山对日本的投降办法，最后脱离了晋军，起义参加了革命。阎锡山还曾派王靖国、陈长捷率领所部追打新军第二旅，一直追到晋西北。新军第二旅和新军第四旅汇合了，阎锡山没有达到消灭的目的。其他新军两个旅就近在晋东南与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取得了联系。

　　抗日战争中，忻口战役失败后，阎锡山决定退出太原，而却令第七集团军傅作义部固守太原。傅作义部经几天血战后，经汾河退往晋西北回绥远。从此，傅作义部队渐渐脱离了阎锡山而直接归国民党政府指挥了，但原第七集团军的番号仍留在二战区未动。到了这个时候(1939年)，阎锡山的实际兵力就剩下了一个第六集团军的兵力了。

　　后来阎锡山为了维持面子，又请求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增加了两个集团军的番号，即除原第六、第七集团军之外，新增加了第八、第十三集团军，合起来就有四个集团军的番号了。这四个集团军是：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后改为陈长捷，杨升副长官);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

　　四个集团军一共辖八个军，每一集团军辖两个军，每军辖二、三个师，每一师辖三个团。

　　同时，二战区又设立南、北区军总司令部。北区军总司令部设在孝义，司令是楚溪春;南区军总司令部设在吉县，司令是彭毓斌。抗战胜利后，南区军到晋东南与八路军作战，全军覆没，彭被击毙，一些高级军官被俘，南区军总司令部撤销。

　　阎锡山的四个集团军是兵团性质的部队,集团军总司令全驻在二战区长官部，其兵团部队以军为单位，机动的换防、调动，分别属南、北区军总司令部指挥。南区军总司令部撤销后，晋南各地由晋军以“军”为单位驻防指挥作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阎锡山除有原四个集团军兵力外，又收编了投降的日本兵近万人，分三个纵队，统归赵承绶接头办理，详情不知。

　　一九四七年部队整编，将“军”编为“师”，“师”缩为“团”，以致军官失业的很多。阎锡山为了收容这批军官，又成立了军官教导团，当时军官的情绪很愤怨。

　　以后，我和阎锡山意见不和，脱离了晋军。

　　晋军的军官干部，除一部分高级将领实录大、日本士官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主要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外，大部分是阎锡山自己设立的“学兵团”、“北方军校”、“教导团”、“青年军官教导团”等学校培养出来的，绝大部分都是山西人。

　　二、“铁军”的内幕

　　阎锡山为了加强对晋军官兵的控制，保持他个人的独裁统治，曾在抗日战争中期组织了一个“铁军”组织。

　　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所给晋军薪饷，多被阎锡山挪用开销，以致晋军的服装、伙食非常困苦。当时官兵苦到吃山药蛋粉的程度(吃这种东西不经饿)，军衣破破烂烂，尤其冬季制服都是旧棉花，不能御寒，因之军心低沉，战斗力差。因此，阎锡山就玩了一手阴谋，组织了这个“铁军”组织，来加强控制。

　　我当时在孝义兑九峪指挥北区军对日抗战。有一天，一个名叫高冰的，奉阎锡山差派到兑九峪来，晚间向军事高级官员讲话时，提到我，称呼我为“楚铁委”。我很奇怪，会后问他，他才告诉我，原来阎锡山组织了一个铁军组织，并内定我是“铁军委员”。我对这个组织的经过和内幕，当时一点也不清楚。

　　几个月后，我回到二战区长官部(在山西吉县)，阎锡山就命我宣誓入铁军组织，并由王靖国事先拟好誓词，交我背诵。

　　第二天上午三点钟鸡叫的时候，我被王靖国(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副长官)请到一个布置的很庄严的小窑洞里去。一进门，看到正面挂着阎锡山的相片，桌上摆着阎锡山亲笔写在一幅红缎子上的铁军誓词，桌上两边点着一对大红蜡烛，气氛很令人恐怖。我再一看，阎锡山就坐在桌子左前方，态度很严峻，王靖国和杨爱源站立阎锡山的两旁。

　　我双腿跪在地上,举起右手背诵了一遍我事先已背熟了的誓词(现在已记不清了)。随后，阎锡山亲口将桌子上那张他亲笔写在红缎子上的几句守约念给我听，我现在还记得是这样几句：“铁血主公道，大家如一人，同子女财产，共生死厉害”，另外尚有纪律八条，详细地我已记不清楚了。宣誓完毕后，王靖国亲手交给了我一根钢针，叫我将左手中指刺破，将中指血印印在自己的誓词上，然后起立又向阎锡山行九十度的三鞠躬礼。阎锡山这是站起来和我握了握手，说：“晴波，你很好，努力吧!”于是我同杨、王二人退出窑洞。

　　这就是我入铁军组织宣誓的情况。

　　就后来我所知道的,这个铁军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会长)是阎锡山，实际负责人是王靖国。“铁委”是高级领导干部。我记得铁委有杨爱源(尔后升为副会长)、王靖国、赵承绶、孙楚、杨澄源、郭宗汾、彭毓斌、楚溪春等。“铁委”又下设“二十八宿”(就是二十八个地位次于“铁委”的高级军事干部，多是军、师长一级的负责人，也有地位较低的)，这“二十八宿”是做实际工作的，由王靖国统一管辖。“”二十八宿“的军官姓名，我记不清楚了。

　　我入铁军组织以后，奉阎锡山命令回到孝义兑九峪北区军总部后，就开始着手发展铁军组织。我当时就命令当地“组、政、军、教、经统一工作委员会”中负责组织工作的人同负责军事工作的人共同商量如何发展组织，在军队发展那一类的军官。实际工作就归这两个负责人来管。我呢，就只是在他们宣誓的时候到场，装着像我在宣誓时阎锡山对我的那副架子。入铁军组织，是事先编好十个一组，分别陆续入堂宣誓。他们一进来就先给我鞠躬，然后就跪在阎锡山相片前，桌上也是摆上阎锡山亲笔写的红缎子的誓词，点上一对大红蜡烛。我呢，也是照样坐在桌子的左前方，两边站的是“组”、军两个负责人。他们和我过去入组织时的仪式一样，跪着举右手宣誓，然后我把红缎子上的誓词宣读一遍，他们也刺血印手印。礼成，我也如法炮制地同他们握握手说：“你们很好，努力吧!”

　　举行宣誓仪式都是在下午。当时入组织的很多，大部分的中、下级军官都入了“铁军”组织。

　　由以上看来，阎锡山为了挽救他的动摇的统治，才想出这个办法来欺骗、笼络他的部下，企图用原始的歃血为盟的办法把人笼络在一起为他卖命。实际上，反动的统治不管用什么手法，最后都不能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的。

　　此外，阎锡山还用“服务士”来监视军、师长，就是：他训练了一批十三、四岁的儿童做服务士，分配给军、师长每人两名(总司令以上官员不派服务士)。这两个服务士每天服侍军(师)长，扫地、倒茶，什么都干，你会客谈话都不能回避他们，他们并有随时出入你寝室的自由。每天晚上，这两个小服务士要把这个军(师)长的一天行动、言论统统写在报告上。直接寄给阎锡山。各军(师)长明知这是监视他，打小报告的，但绝不敢干涉，因为事先讲明：如有干涉，是要受处分的。小服务士写什么，这个军(师)长也不敢看，更不敢干涉，只能心里暗地害怕，无法阻拦。其实，这种办法只能使大家人心惶惶，增加对阎锡山的不满，起不了什么大作用。

　　三、“同志会”的内幕

　　抗日战争前，山西已有“公道团”的组织。抗日战争开始后，阎锡山在太原又成立有“牺盟会”的组织，当时参加的多是山西政界的文人，军人参加的很少。以后撤退到临汾温泉村的时候(一九三八年春)，阎锡山与薄一波、梁化之等人商量组织“同志会”。当时我任二战区参谋处长，“同志会”发起人共有“高干”十三人，我是其中之一。这十三人是：朱绶光(二战区参谋长)、贾景德(二战区秘书长)、续范亭(二战区高参兼西北区动员委员会主任)、王怀明(二战区军法处长)、王谦(省府秘书长)、邱仰浚(省府民政厅长)、杜春沂(卫队旅旅长)、梁化之(二战区政治部主任)、李冠洋(省府委员，给阎锡山办组织工作的人)、薄毓相(“公道团”负责人)、陈长捷(军长，当时在长官部驻防地)、彭毓斌(师长,当时在长官部驻防地)、楚溪春(二战区参谋处长)。

　　这个组织是军、政、民统一领导的组织，会长是阎锡山。从那时起，山西军政人员对阎锡山不称“司令长官”和“总司令”，一律称“会长”，渊源在此。

　　我虽是发起人之一，但详情我却不十分清楚。当时“同志会”负实际责任的是梁化之等人。后来军政人员如赵戴文充任“同志会”的副会长，杨爱源、孙楚、王晋国、赵承绶、薄一波、戎子和、雷任民、韩钧等也都充当“同志会”的“高干”了。

　　“同志会”的目的表面上由民族革命达到民族复兴;实际上是把山西的军政人员笼络在一起，为阎锡山效忠卖命。我记得还有这样的誓言：“终身不准脱离组织和背叛组织，如有背叛组织、脱离组织的一律自裁”;“如有人暗地对会长不满或侮辱会长的一律自裁”;“犯烟、赌、脏、欺之一者，一律自裁。”(烟就是吸大烟;赌就是拿赌具赌钱的，甚至拿赌具玩耍的也要自裁;脏是贪污，阎锡山对这条定的特别严，就是贪污一块钱的也要自裁;欺是指欺骗长官和部下而言，尤其是欺骗会长的，一律自裁。)

　　“同志会”的组织系统是：“会长”-“副会长”-“高干”-“基干”-“同志会先锋队”(同先)和“会员”。“高干”可以介绍多少人为“基干”，“基干”可以介绍若干人为“会员”。“高干”介绍的“基干”人数越多，在会里的势力也就越大，如梁化之、王靖国、赵承绶等都是介绍“基干”几十人入会的“高干”，所以他们在会里的势力很大。我只介绍过一人入“同志会”为“基干”，就是今天山西人民委员会民政厅厅长杨自秀。

　　当时“同志会”每年选举一次“高干”，按票数多少来决定“高干”的去留。按我在会里的势力，我只有一名“基干”，本应落选，但因为我担任“北区军总司令”的职务，所以每次选举时，阎锡山总要授意梁化之等人非要把我选出当“高干”不可，因为那时只有“高干”才能有资格当山西的军政大员。晋军军队里的军、师长大部分是“基干”，这些人后来又被提升为“高干”和“候补高干”的也不少。

　　我虽然是“高干”，但始终不知道入会的仪式是怎么回事。

　　我只知道有两件事，足以说明阎锡山是怎样利用“同志会”来起恐怖作用，残害部下，叫人终身唯唯诺诺，不敢脱离他，不敢犯他的“戒条”。

　　第一件事是，晋军师长刘墉之的自裁。这个人是河北省人,由山西学兵团毕业后又在陆大毕业，从当排长起一直跟随阎锡山，可以算是亲信。有一次他在防地上说过这样的话：“中央领到的款，完全被会长扣了，他还口口声声说怕我们贪污。”，“什么‘同志会’啊!简直是以‘同志会’为捆仙绳，将我们捆住，终身为他卖命，不准脱离他。”这几句话由他的参谋长姜焕章和当地的“组政军教经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这个职务权利很大)孟际丰密告给阎锡山。阎锡山就马上用电报将刘墉之调回二战区长官部问明事实。刘完全承认，并哀求阎锡山：“今后背后绝不再说侮辱会长的话。”而阎锡山却授意王靖国等几个“高干”开会(当时我在中条山作战，未参加会)，决定令刘自裁。决定后就由于振河、孙福麟两个军长给刘拿去一大玻璃杯鸦片烟浆水。刘墉之见事已至此，只好举杯几口喝下，左右手拉着于、孙两人的手痛苦说：“家中有七十多岁的老母及家室，请你们关照。”但是，他喝下大烟后许久总是烧不死，他们就用绵纸盖其面，喷以冷水，不久其气息即断。当时军政人员知此事后大部分不满，但没有敢说话的。

　　第二件事是，有一夜张子佩、郝梦九、曹大观、李生瀛四人在李冠洋家里拿牌九抓大头玩，讲明谁输了谁请吃饺子。这件事不知怎的被南村宪兵司令樊明渊的宪兵告发，阎锡山立即派人搜捕。张子佩马上蒙着被子装着睡觉。郝梦九是“同志会”会员，但不是“基干”，后来又有徐永昌来电保释，所以只受到驱逐出境的处分，跑到西安去了。李生瀛不是“同志会”会员，没有事。只有曹大观是“同志会基干”，于是就被决定自裁了。

　　从这两件事来看，这完全是阎锡山牺牲一些倒霉的人来增加他自己的个人威信，至于真正有势力的“高干”如王靖国等人，他们公开和部下眷属姘居和总总贪污行为，也从来无人敢告发，阎锡山也装着不知道。

　　抗战胜利后，“同志会”的做法就更加残忍了。当时有一个团长叫赵俊义的，原来驻在山西寿阳、盂县一带。他把与解放区对峙的地区划成真空地带，实行他所谓的“三自政策”(自清、自卫、自治)，也就是山西当时所谓的“赵俊义奋斗法”，对凡有共产党嫌疑的人，一律用乱棍打死。听说平遥一县，就打死了几百人。实行“赵俊义奋斗法”以后，据说被乱棍打死的人总共约有五千人以上。

　　当时实行这个办法是在晋中和晋东南一带，而我在晋北，虽未亲眼看到，但闻知后也甚感愤懑。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9-03 10: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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