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县第四区组织抗日武装是从一九三七年八、九月间开始的,至一九三八年春建立起大名县第四区抗日自卫大队。到一九四o年春改编为冀南军区游击第二支队,同年秋又编为冀南军区第九旅廿六团。
建立的过程。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占平(北京)津(天津),大名一带呈现一片混乱,国民党政府逃走,土匪蜂起,学校停办,一部分知识分子外逃,认为过了黄河可以苟安一时。散在农村的一批中学生、小学生都处在苦闷不安之中,抗日前途如何,是胜利还是当亡国奴,已成为广大人民最关心的大事。这时解蕴山同志邀集几位同志〔李大磊和我)研究以“反对外逃坚持就地抗战”为口号,联系当地的中小学生,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并着手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除联系本县本地区一些知识分子外,并联络了广平县的栗汇川、馆陶县的张祥甫、梁毅民等同志,组成了大(名)广(平)馆(陶)抗日救国会,工作任务是扩大组织,吸收了不少青少年农民和小学生为会员,宣传抗日,广泛地散发抗日传单,教唱革命歌曲,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有效地消除在一部分群众的“恐日病”。
同年八、九月间蕴山、大磊和开明绅士张步庭等三人出面抓枪杆子,组织抗日武装。一开始就和国民党县长马运昌发生冲突,开展争夺守望队的斗争。守望队原来是按照国民党政府的法令组织起来的地主武装,为防匪保护地主利益的反动组织。
伪县长马运昌想把守望队改编为他的保安旅,作为他升官的资本,当保安旅旅长。对此地主阶级是不甘心的,他们怕马运昌把守望队拉走,怕失掉这部分枪支,怕失去自卫能力。蕴山、大磊就利用这个矛盾,提出抗日自卫的口号与马运昌对抗。当时住在杨家桥的伪警官李俊德,将此情况报告了马运昌,马恼羞成怒,把李大磊、张步庭扣押起来,经蕴山设法与大名的进步绅士联系,遂把他们保释。斗争的结果马运昌的阴谋未得逞,守望队一度为我们掌握。枪支未外流,建成四区大队所依靠的还是这批枪支。应当说这是一个胜利。
十一月间日寇南侵,占领了邯郸,又进攻大名县城,在广平、大名两县之间,甘九军(宋哲元的部队)与口寇对峙了十几天,大名失守。日寇到处烧杀,为我改编的守望队,因缺乏训练,纪律很差,恐日病严重。地主的子弟扛着自己的枪跑回家了。改造守望队的工作失败了。
第二次是在同年的十一月间,解蕴山同志想争取改造一小股政治动向不明的武装,人数不多,有人说可能是新搞起来的一股“土匪”。蕴山同志与其负责人谈判约法三章:抗日、不抢夺、不扰害群众,要严格遵守纪律。但行动起来却不听指挥,不按规定的条款办事。看来改造困难,于是摆脱了他们。原想以这股武装为基础发展抗日武装的愿望又破灭了。
第三次又以防匪为号召,联系当地乡绅,重新组织自卫团,由一位绅士朱振英担任团长,解蕴山同志任参谋长,军事指挥权不在我们手上,我们的话不灵。
大名第四区抗日自卫大队正式成立是在一九三八年二、三月间,这是第四次抓武装的胜利成果,约三百余人,成立了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长李贯一、政治指导员王一尘(即王纪明),后为赵北原;第二中队长崔炳南,后为郭俊之,政治指导员廉伯雅;第三中队长朱慰轩,政治指导员张靖华,该队驻在西店,因离大名城较近,思想麻痹,遭到敌伪的袭击,虽人员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主要领导人消极情绪严重。重新改编第三中队,改组后的三中队领导人,队长张作三,政治指导员王一尘,后为傅香阁。这支部队建立起来后随即建立抗日区政府。形成了小块抗日根据地,壮大了群众组织。到一九四0年春,赶走石友三,丁陈随石逃走,冀南军区以第四区大队为基础,吸收第三区大队、第五区大队,改编为冀南军区游击第二支队,支队司令员李大磊,副司令员查茂德,政委王嘉善,政治主任邱新野。各大队的领导人员,四区大队队长赵北原,三区大队队长裴香斋,五区大队队长郭俊之。一九四0年秋,又改编为冀南军区九旅廿六团。调冀南第五军分区驻防。
为什么第四次抓武装成功了呢?
第一、人民武装一定要掌握在党组织的手中,掌握在抗日积极分子的手中。前几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掌握领导权,而把绅士抬出来当团长,我们当助手。
第二、纯洁了部队的成分,前几次队伍中拿枪的人都是地主子弟或雇用来的人,是应付差使的,没有抗日的决心。这次我们动员吸收救国会会员、青年农民和青年学生为队员,枪是动员地主献出来的,从上层到基层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成功的主要原因。
第三、前几次失败是对党的影响估计不足,儒家寨一带早有党的活动,从二七年开始到抗日战争,有杠子会的活动,党在广大贫苦劳动群众中有深远的影响。解蕴山、李大磊等都是共产党人,当时许多群众粗浅地认为跟着解蕴山走,就是跟着共产党走,现在解蕴山、李大磊当了抗日自卫大队正副队长,因而群众都热烈拥护。
第四、在我们周围抗日力量迅速发展。南边有四支队的建立,东边有鲁西游击队的活动,在北方、西方是八路军活动的地区,特别是冀南军区已经成立,行署也已经建立.抗日救国斗争到处展开,广大群众进一步认识了抗日的道理,懂得了亡国的痛苦,大大减少了恐日心理,因而参加武装斗争的积极性也就更加高涨。
第五、这支武装建立以后,学习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一套作法,履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群众保持了鱼水关系,虽然处在敌人包围之中,仍能打击敌人,巩固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
第六、四区抗日自卫大队建立的同时,建立了四区抗口区政府,对推行抗日政令,贯彻抗日政策,维持社会秩序起了积极作用,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了。
(二)大名第四区抗日自卫大队反磨擦斗争
首先要说明的是丁、陈的来历。
丁树本原系国民党政府属下的濮阳五县专员,兼保安司令,副司令为陈明韶,兼三旅旅长。名为三个旅,实际人数不多。
“七·七”书变后,中国人民抗击口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在敌后展开了。我党坚持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丁树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主张为丁树本所接受。
一九三八年五月间,陈明韶进到南乐大名两县边境,打出大名县政府的招牌,原来成立起来的大名第四区抗日自卫大队无形中倒成了陈明韶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区大队成立以后即建立了抗日区政府,准备进一步成立大名抗日县玫府的时候(冀南军区已收复广平县),陈迫不及待就乘机窃夺了大名县这块地盘。
陈明韶到大名之后,开口讲马列,闭口谈团结抗日,装得很像一个进步分子,很像一个执行统一战线的模范,他的这一手蒙蔽了不少群众,首先把原四区大队的队长解蕴山同志请去当他县政府的民运科长,由于解蕴山的威望,大批知识分子参加陈的政府和部队工作,人数约在四、五十人。比较知名的如刘亚南、刘今生、陈蕴贤、司枕亚、杨友云、冯洋舟、鲁持久、田佩等。
陈窃夺大名县长之后,采取种种办法控制四区大队。
四区大队开始成立时,手无寸铁,为了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便于发展壮大,命名为大名县四区抗日自卫大队,谁知却成了陈明韶限制四区大队的紧箍咒,把我们的活动范围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地区内,东西不到六十华里,南北不到五十华里,西靠敌伪的封锁线,平大公路(北平至大名),距广平敌伪据点不到廿华里。东为敌伪的封锁线卫河,南为大名县城,是日寇侵华的一个战略据点,处在这种环境之内不断遭到大名、广平之敌的袭击、合击,幸亏我们有广大革命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在大队的编制人员方面也同样受到限制,我们开始成立时为三个中队,到三八年的下半年又发展一个四中队,陈就下令要我们解散。这本来是毫无道理的,那时的抗日力量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但我们为了顾全大局,把四中队的番号取消了,把四中队人员充实到原来三个中队中,每个中队增一个排。此外又要我们取消宣传队,对此我们是坚决顶着干的,对群众的宣传是不能消弱的。
在开展群众运动方面,我们原先组织抗日救国会,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影响深远,而陈明韶却要发展战地动员会和我们对着干。
一九三八年陈明韶调四区大队布防在金滩镇、娘娘庙一带守卫卫河,以阻击日本人的进攻。这一带为日寇的攻击点,守卫在娘娘庙的一中队,阻击日寇打了一天的硬仗,当陈明韶的主力部队撤退时还要一中队担任后卫保护他们部队撤退。并且下令四区大队随他南逃,我们看穿了这一手,无非是改编或收缴我们的枪。这样就不能当逃兵,我们全队回到四区,坚持抗战。我们与陈明韶的关系等于公开决裂了。
陈明韶畏敌南逃以后,约半年多的时间,对大名全县仍然没有改变他原来的政策,变本加厉的想进一步控制四区。三九年秋后又卷土重来,设立以崔炳南为首的四区行署.成为四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实际上代替了四区抗日区政府,进一步在供应上限制四区大队。崔可以无限制地扩充自己的武装,借以对抗四区大队。
不能说陈明韶没有吃掉我们的野心,我们对此是有所警惕的。例如三九年冬,陈明韶派其县府秘书杨钟样带一个营的兵力偷偷地来到四区活动,事前事后都未与我们取得联系,却突然通知我们去和他的部队联欢,我估计葫芦里装的不是好药,但又不能示弱,联欢会还是要参加的,但严防缴我们的枪。在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都做了充分准备,以防万一。队。崔可以无限制地扩充自己的武装,借以对抗四区大队。
不能说陈明韶没有吃掉我们的野心,我们对此是有所警惕的。例如三九年冬,陈明韶派其县府秘书杨钟样带一个营的兵力偷偷地来到四区活动,事前事后都未与我们取得联系,却突然通知我们去和他的部队联欢,我估计葫芦里装的不是好药,但又不能示弱,联欢会还是要参加的,但严防缴我们的枪。在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都做了充分准备,以防万一。
联欢会实际上是一场大辩论,杨钟样唱的还是老调调,什么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解蕴山同志理直气壮地批驳了杨的讲话,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抗战到底,这一篇激昂的讲话,大大鼓舞了士气,战士们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士气激昂,结果联欢会是不欢而散。
几年来与陈明韶的斗争所以能取得胜利,是由于我们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对群众,对战士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进行毛泽东思想和抗战必胜的教育;坚持用八路军一套政治工作制度,作为我们的准则。
由于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认真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四区大队是我们独立自主搞起来的,同时我们是讲统一战线的,如崔炳南、金国栋等人,开始他们都在四区大队任职,工作一段时间,后来他们投靠丁、陈,干起反共的勾当。
我们的武装是依靠党的领导壮大起来的。四区大队在成长过程中,与四支队、冀南军区、冀南三分区的支持分不开的。鲁西的抗日武装互有来往。所有这些都是我们部队发展壮大,与反磨擦斗争取得胜利的基本因素。
从磨擦的表面现象上来看,是四区大队与陈明韶的斗争。实质是大名县有史以来国民党与共产党长期斗争的继续,大名党派的建立正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大名国共两党也不例外地分裂了,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过不同形式的长期斗争。抗日战争期间,陈明韶进驻大名时,其羽毛还不丰满,就利用先进分子为他打天下,到了三八年秋,丁、陈参加了卫立煌在洛阳召开的反共会议,丁、陈投靠了蒋介石,随后崔炳南,金国栋建立了大名县国民党县党部,从此推行限共、溶共、反共政策,国共两党的斗争在不同的场合下表现出来,陈明韶的反动本质也就大暴露了。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9-05 09: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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