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汉章：我党对丁树本部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回忆
2018-09-06 08:50:06  来源：《大名文史资料》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九三八年五月，陈明韶率三旅挺进到南乐、大名(三八年的大名含元城、魏县)一带。大名城里住有日本鬼子。敌人经常带领伪军打家劫寨，奸淫烧杀，四处抢掠，无所不为，广大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陈明韶率三旅到这一带后，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提出“有少，出力，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指出“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不当汉奸、亡国奴，保国才能保家。”同时，袭击了龙王庙的日寇、伪军，伏击了五花营的伪军，还一度冲进了大名城。又派出便衣队经常出入于前线。这就打击了日寇、伪军的嚣张气焰，保卫了群众的利益，得到了群众的好评和拥护。部队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实践证明，我党关于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广大人民群众是拥护的。

　　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强调所谓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之最高准绳。“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大肆宣传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为“限共溶共”大造反革命舆论。一九三八年秋，卫立煌在洛阳召开反共会议，丁树本曾派入参加。回来以后，由于其阶级本性所决定，就接受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在三个旅里搞“限共溶共”。一方面胡说什么“只有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等等，言下之意，就是共产党的主张在部队里行不通，应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他们挑动事端，大搞磨擦，我们在地方上发动群众成立抗日救国会，他们就背着我们建立动委会，并制造借口，不准群众集会，不发给给养;三旅七团团长了佩尧。是丁树本的亲侄子，他趁我党特派员因公外出，就偷愉地检查特派员的包包，把发展的党员、民先队员登记表偷走，并以此为借口，不准在军事干部中发展党员和民先队员。妄图达到他们“限共溶共”的罪恶目的。在这一情况下，我们在各县地方党委的密切配合下，提出“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但这一工作由于受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错误方针影响，使工作遭受到严重的损失。这是要引为深刻教训的。

　　一九三九年八月以后，丁树本变本加厉的进行反共，妄图把三个旅所有的政治工作人员集中到濮阳司令部，以便按照他们的阴谋计划达其“限共溶共”的目的。这时，我驻濮阳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同志早有察觉，并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正确地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发展。党员、民先队员除了个别的不坚定分子陷入圈套外，都坚定地遵守党的纪律，听从党的指挥，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一九三九年十月，叛军石友三的部队溃退到大名、南乐、清丰、濮阳等县内，打乱了丁树本原有的计划。接着我大军南下追击石友三的部队，丁树本自知末日来临，也随同石友兰叛军望风而窜。至此，我在丁树本部队里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进步人士、青年学生，还有一部分思想进步的工作人员，都先后脱险而出，由我办事处作了适当安排，重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指出:“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又指出:“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徉适用的。”实践证明，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关于统一战线的方针、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对国内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和政治态度作了科学的分析而提出来的，是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反击国民党反共投降活动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这一实践活动中亦受到很大的教益。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9-06 08: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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