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沦陷期间广东的鸦片
2018-09-13 11:50:52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  点击：  复制链接

　　福民堂和售吸所

　　广州于1938年10月沦陷，在汪伪政府成立前，由彭东原、吕春荣等组织广东治安维持会，临时执政，经费的一大来源靠鸦片烟饷。全省毒品贩运的专利权为一个叫陈思齐的台湾人取得，陈少时在广州广雅中学读书，战前毕业返台，投靠日人，随日军来广州后，有“中国通”之称，成为日本南支派遣军特务机关长矢畸的亲信，因而取得专利权。搞了一间亦官亦商的贩毒机关叫福民堂。福民堂是广东唯一的贩毒机关。于1939年3月成立，资金由陈思齐及烟商王某人以及王的妻舅区鉴波等人用小股埋大股的方法筹集，陈任总经理、王任副理，占用十三行路华南银行原址为堂址，二楼办公，楼下作煮烟工场，立约每月向维持会纳饷50万元军票(编者按：沦陷区有几种货币，一是军票，由日本发行，叫大日本军用手票;二是广东省银行原日发行的银毫券;三是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的大洋券;四是汪伪政府成立后于1942年发行的储备券。四种货币的比值天天不同，以军票较为稳定，币值也最高，50万元军票约值黄金千两以上)。福民堂的经营方法是：在东北采购烟土，回广州煮炼成烟膏供售全省。烟土委日本的军用船只运来，多是“大连土”和“热河土”，每件100两，状如枕头，名叫“枕庄”，货到由该堂楼下的工场加工，工场制烟的规模不少，分三部分：1、煮烟部。有铜镬30个，煮烟师傅20多人，每日生产烟膏2000~2600两;2、入盅部。秤烟入丸盅，销售广州市，有女工60多人;3、(第三部缺资料)，用“孖金钱”商标。

　　福民堂建立后，广州市马上开设了70多家售吸所(烟馆)，供烟民吸食，一时烟馆林立。多设在靖海、惠福、太平等闹市区，也有设在偏辟地方的。售吸所分甲、乙、丙三等，甲等限开烟灯16支、乙等12支、丙等8支。福民堂在市内设惠福、芳村花地、河南、永汉、东山、陈塘六个分销处，生产的烟膏通过分销处销给售吸所。至于省内各县，另设分销商，由福民堂供货，让烟贩自由采购。凡福民堂售出的烟膏叫公烟，贴了印花，是“合法”的。售吸所要向分销处申请领牌照，指 定配购公烟，并规定每日每灯须承销公烟0.25两。

　　广东禁烟局

　　汪伪于1940年4月搞所谓“国府还都”，成立伪国民政府，5月10日，伪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成立，陈公博任伪省府主席、陈耀祖代主席。当时伪政府宣称要禁绝鸦片，同年8月，成立了广州市禁烟局，实施禁政。陆续成立一些戒烟机构和戒烟留医所等，并要实行铲烟苗和焚烧鸦片、烟具等，看来像是执禁，其实是骗人的。禁烟局只禁无牌私烟，而维护专利公烟，强化征敛。禁烟局设在一德路南益市场楼上，局长雷遇春，是汪精卫亲信，与汪妻陈璧君有裙带亲，他的女婿陈伟培是陈的亲侄，所以雷始终稳坐这肥缺的局长宝座。该局成立时叫广州禁烟局，随着业务范围扩大，1941年6月改为广东省禁烟局，隶省财政厅，局设总务、行政、捐务三个科和一个缉私烟的检查队;外设禁烟公局，这时烟祸横流，烟民日增，凡是沦陷区，均遭荼毒。禁烟局的情况，将分述于下面各节。

　　戒烟药膏专卖所福民堂

　　禁烟局成立后，为了宣示假禁令，将烟膏称为戒烟药膏，将福民堂改为戒烟药膏专卖所;分销处改为戒烟药膏分销处，改名不改姓，照样开门营业。

　　福民堂对外改为戒烟药膏专卖所，但因与前伪政府的约期未满，对内仍用原名，饷款每月50万则改缴交新的伪政府。1941年3月合约期满后，陈思齐续投两年，但至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运输困难，海上交通几乎断绝，大连烟土来货锐减，改向香港进货，利润大不如前，不久香港沦陷，印度和中东无货到港，陈思齐经营到1943年5月合约满期，福民堂结束，由禁烟局接办为直属单位，正式改名为广东禁烟局戒烟药膏专卖所，全体员工留用，禁烟局也过来一起办公，直至日本投降。

　　福民堂的利润高得惊人，陈思齐等人经营了4年，人所共知大发横财，作者不知具体数字，推算一下烟膏成本与售价便知大概：一两烟土，煮制时加半两烟灰，混合煮溶过滤后再加波斯胶或布胶半两，便成烟膏。即是一两烟土煮成将近二两烟膏，烟土东北进价每两7元(军票，下同)，烟 膏广州售每两25至28元，如此算来，7元变50多元，一天煮售2000多两，利润3万多元，每月除缴饷50万元外，还可赚数十万元。

　　福民堂结束时，大小职员皆发金牌一个，当作“纪念”，并发每人不等的福利金。

　　陈思齐成了暴富，后来开设了一间典当业的福大公司，又出资买得广州城西方便医院董事长头衔，充作善长仁翁，1945年日本投降前不久携眷乘日本船“白银丸”去香港，船在途中触雷沉没，陈全家葬身鱼腹。

　　副理王某人也成暴富，在广州开设了洪记金铺和中华油厂，收购了黄祥华如意油药行，买了楼宇百多间，建了美轮美奂的花园别墅，后因妻妾纠纷，忧郁过度，又遇美机来袭，惊悸失常，得癫狂症而死。

　　其他高中级职员，也多已脑满肠肥，甚至腰缠万贯，只举一例便可说明：胜利后，原福民堂女通译郑某入狱，花了38两黄金向肃奸委员会行贿，获得释放逃往外地。

　　戒烟所(售吸所)

　　禁烟局成立后，售吸所归口该局管辖，对各售吸所采取了几点措施：一是改名为戒烟所，重新登记换发牌照。每家收牌照费100元，除原有甲乙丙三等外，增发丁等牌，名为私家牌，烟民领丁等牌后，可以在家吸食。甲、乙、丙牌每月每灯缴牌照费2角，丁等却收每灯2元。其实在家吸食的原已十分普通，凡有体面的人都不上售吸所，而且在家设烟床。禁烟局不放过这些烟民，发丁等牌，开了一条财路;二是准许各戒烟所(售吸所)自行开镬，每月煮烟一次，理由是利用其烟灰混煮，使各所多得利润。各所煮的叫开口盅，每两20元，比配售的公烟低5元。这实际上准许各所煮私烟，内幕要禁烟局先与各所局讲妥数，循例派人监煮，每次由所方给来人车马费5元。

　　鸦片烟馆在广州断断续续已存在百年，不论你叫售吸所也好，戒烟所也好，老百姓就是叫烟馆，烟馆是抽烟的，人皆知叫戒烟所是掩耳盗铃，事实确是这样，在禁烟局的维护下，这些戒烟所(烟馆)越开越多，越开越大。1939年广州只有70多家，1940年成立禁烟局后发展为110多家，1943年7月达到171家，公灯2100多支。开烟馆的都是有恶势力的人，广州人叫“捞偏门”。过去不少恃势私自开镬，现在允许开镬，私烟便大行其道，禁烟局只好视而不见，如桨栏路的“冠环 球 ”，三层的石屎楼房，是番禺县侦缉长杨某人开设，擅增烟灯30支，私灯就是售私烟;文明路的“凝云”，是警务处的科长陈某开设;和平路的“柏庐”，是日本西(区)宪兵侦缉队长唐某开设，均有私灯20至30支。这些大型烟馆，陈设华丽，可留烟客住宿。因当时的酒店旅店，常有侦缉或日本宪兵检查骚扰，带了贵重物品或私货的旅客，在烟馆住宿最为稳妥，还可以代客保管私货。还有一种特权，烟馆出来的道友(广州称烟民为道友)，宵禁时间日兵岗哨也准许通过，是否日兵也有分肥，不得而知了。

　　烟馆的利润也很高，公烟每两赚5元，私烟更高得多，还有弄假渗杂，有些将承销的公烟私运外地出售，有些丸盅公烟换铜盅，作“孖金钱”销外地等等，总之弄钱的办法很多，171家烟馆都赚了钱，具体多少就不清楚。多少烟民，倾家荡产，卖儿卖女，最后沦为饿殍，当时的社会，到处可见烟民的凄惨情景。

　　检查队和检查员

　　禁烟局检查队的任务是缉私烟，初时队员4人，作者是其中一个，队长雷某，禁烟局改组为全省禁烟局后，该队队员扩充至40人，改由伪省府情报处长郭某任队长，设承审员2人，自办私烟案件，缉获私烟可按公烟价5倍至100倍科罚，实则是通通没收，罚没所得，40%充作奖金，当中，全局职工占10%，线人10%，检查队占5%，经办缉获人占5%，协缉人10%。

　　私烟来源多是港澳走私进口，也有不少来自市郊各县。私烟省去福民堂的高额利润，逃避税饷，售价约为公烟一半。

　　检查员(缉私员)也是个肥缺，他不在乎奖金，因奖金仅得5%，为此得失人不值得，遇有私货不时卖人情放水，反而有利。检查员揾黑钱的门路不少：可以利用职权开烟馆，私运烟土，私查烟膏;有些家设私灯，自招烟客。当时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务处的头面人物，多介绍亲属充任检查员;有些烟馆老板，出钱买个检查员名衔;有些检查员自愿不要工薪，让局里吃掉薪额。

　　当检查员也有碰钉子的，作者于1943年一次奉令到中华中路(今解放中路)纪纲街某宅缉私烟，进入内室时，有妇人拦阻说：此系财政厅秘书长卫某人住宅。接着卫某人在烟榻徐徐坐起，放下烟枪，拿起一盅烟膏对着我说：“这盅孖金钱系‘雷公’(禁烟局长雷遇春)送我的，你来拉我 吗?”我知已碰钉，连忙赔礼，并请门外警察证明没有骚扰卫某大府，签名具结才得脱身。卫某人硬要“雷公”收其内侄冯某当检查员，此事才作了结。

　　铲烟苗运动

　　由于烟土好价，纷纷种植罂粟(罂粟果可取汁多次，晒干即成烟土)。市郊嘉禾、龙归、人和、南村、北村、竹料、钟落潭一带的产品叫“禺北土”;沙河、西坑、天平架、同安、同和、榕树头、长湴、龙眼洞一带的叫“禺东土”，石牌、员村、程界、车陂、棠下、朱村、黄村一带的叫“黄埔土”，东莞产的叫“东莞花叶”。上述各地，大概种了一万多亩，禺北收成较快，产量也好，九种三收，即农历九月下种，明年三月收成，这些烟土，多成为私烟入市。产烟区便成为禁烟局的生财之地，禁烟局凭着禁令，提出所谓铲烟苗运动。每年农历十一月下旬，派出大批人员，分头巡视，局长雷遇春也择地出巡，每次我亦随行。九月下旬，十一月是长烟苗的时候，巡视目的是察看烟苗生势，种植面积等情况，声言实施禁令，谈判结果必然是所谓体恤烟农，转作待收成后罚款处理，订定每亩罚210元，详细登记了面积，责成县、区长负责执罚上缴。执罚时不收现金，而是作价每两7元折收烟土，即是每亩收30两。当时收购价每两13~14元，作价7元只得半价，实际是加倍执罚，这笔收入，非常可观，禁烟局这一手，明似掠夺，实则分肥，至于铲烟苗，每年三月初真的派人到处走铲，也是雷遇春亲自领队，出动伪军动辄一营，浩浩荡荡，所到的是已收了果的烟田，铲了正好换种其他作物。他们来时，当地殷勤招待，吃喝了还送钱送物。铲烟回去时，用几部大卡车满载罂粟树(树上果实是已取了汁的空壳)，张开大横额写着“广东省禁烟局铲烟苗队”，大张旗鼓巡游市内。

　　焚烧鸦片及烟具

　　1942年夏，禁烟局搞了一次当众烧烟及烟具的把戏，事前在报章上作了几天宣传，说是实施禁政，缉获的私烟及烟具一律烧毁，并公布了待烧物品数目。果然，按时在戒烟留医所门前当众举火。烧的到底是什么?一切东西，已经偷龙转凤。所谓私烟，烧起来没有烟味，而是烟屎和布胶的混合气味，不是“道友”，也能鉴别。至于烟具，计烧了烟枪100多支，烟灯100多支、烟盅、烟盒1000多个、烟斗刮和针等一大堆，这些都是下等劣货，所谓“扫把炳”、“沙煲耳”之类的东西。 烧的是废品，不是缉私来的，缉来的却没有烧，特别是有些名贵上品，如“双溪斗”、“双吉斗”、“香娘斗”和每支百多元的“崖洲行”烟枪，还有镶银圈或金质圈、镶象牙或金象牙的烟枪等等，都不知到那里去了。

　　戒烟留医所

　　1942年，有几个社会团体由广州妇女会领衔，要求伪政府有所制约，陈璧君也出头，表示“支持”，是年夏，禁烟局便开了戒烟留医所，所址在南海学宫，由福民堂给开办费3万元，另每月给经费4000元。为什么福民堂给钱?是陈璧君找了陈思齐，陈对思齐说：你福民堂赚了大钱，应做点“福民”的事。一句话便解决。该所有所长霍某、总务主任冯某、医务主任曹某，医生一名，男女护士6名，还有杂工和其他人员等;有病床60张，设留医特别室三间，医疗器械及比较贵重的药品一批，后来设警察4名，脚镣10多副。此是后话，下面再表。

　　开办初期，留医者40~50人，多是伪府高级职员家属或富家子弟，过了几个月，贵重药品用完，没有补充，就没有“高贵”的病人了。这时只用些普通胃药，治疗方法是在静脉抽血，注回臀部肌肉内，人称之为“以其人之血还治其人之身”，效果不大，后来病人寥寥无几。曾有两次日本观察团来参观，因没有病人，便搜罗贫苦烟民50多人充数，条件是免费食宿三天，观察团走了便没事。

　　当时有些烟犯，何谓烟犯?是抓获那些贩私烟、吸私烟的人，在科罚之前，一般寄押在各警察分局，待弄清其贫富环境后择肥而噬。这些犯人常年有几十人，为免警察分局分肥，反正戒烟留医所空着，1943年秋，将全部烟犯40多人移押于该留医所，名为烟犯戒烟，不久，留医的全部是犯人，留医所变成禁烟局的烟犯拘留所。富裕的烟犯加脚镣和派警察，要交开镣费，多交钱可住舒适的特别室，罚款与黑钱交后便可离所。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9-13 11: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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