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7 年12 月,第129师根据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决定以我为司令员、晋冀豫省委书记李青玉为政委,率领由第385 旅769 团的3 个步兵连、1 个机枪连和386 旅的1 个骑兵连组成的东进纵队,挺进冀南平原,开辟抗日根据地。
冀南地区是指河北省平汉路以东,卫河以西,沧石公路以南,漳河以北的平原地区。这个地区是连接山西省和山东省的纽带,又是控制南北交通的重要地区。
当时,冀南地区的情况异常混乱。河北省的石家庄、邢台和山东省的德州失陷后,国民党在冀南的军队,如宋哲元等部,已经南逃。日军南下占领大部分县城之后,主力继续南进,留在平汉、津浦路及抢石、邢(台)临(清)公路的部队,收买、利用一些民族败类在各县筹组“维持会”、“皇协军”,以建立伪政权。各地的土匪、失意军人等,到处招兵买马,一时匪迹遍野,“司令”如毛;地主、商人、政客等则打着“防匪自卫”的旗号,组织民团和各种道会门,以维持其统治。这些土匪、民团、游杂武装,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在日军、汉好的挑拨下,互相火并,并肆无忌惮地好淫烧杀,抢撩敲诈,闹得民不聊生,田园荒废。广大人民目睹家乡沦陷,又遭土匪、汉奸和各种游杂武装的蹂脆、渴望社会秩序迅速安定,武装起来杀敌救国。在我们去之前,我地下党已经组织了一些武装,井在土匪、游杂武装中做了一些宣传和争取其抗日的工作,129 师已派胥光义、孙继先等30多名干部组成挺进支队进入冀南地区,了解情况与开展工作。但由于我党我军在当地的力量比较小,还不能扭转这一混乱的局面。
我接受任务后,与随军东进的地方千部一起,对冀南的形势和如何开辟这块,抗日根据地等问题作了反复研究。大家认为,冀南地区当时正处在国民党的军队、政府逃跑了,我党领导的全面抗战的局面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上的各种力量都在活动的特殊时期;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高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紧紧团结和依靠广大群众,把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都争取到扰日的道路上来,才能打开局面;只要我们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定能够打开局面,建立起巩固的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
(二)
1938 年l 月15 日,我们跨过平汉路,到了河北省隆平县(今隆尧县)的魏家庄,谁备向冀南腹心地区― 巨鹿和南宫县前进。巨鹿和南宫离铁路较远,敌人尚未占领。1935 年在我党的领导下,这里曾举行过暴动,群众基础较好。我们准备以这两个县为立脚点,开辟整个冀南工作。到了魏家庄后,胥光义等同志和群众告诉我们,巨鹿一带在打仗。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我们决定暂时住下。
住下后的一天,我们正在开会,侦察参谋突然领着1 个衣衫槛褛、面带倦容、年约30 岁的老乡来见我。不等参谋介绍,这个老乡就伸出两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眼里含着泪花,兴奋地说:“可找到了!”原来他是冀南地下党派来给我们送信的同志。这真使我们喜出望外。我叫他先吃饭,休息一下,他怎么也不肯,急忙取出缝在棉衣里的信,然后向我详细地报告了巨鹿一带的情况。原来,正在打仗的是巨鹿县保安团和土匪刘磨头、史汝南、邱庆福、王子耀等部,为争夺地盘和势力而在互相火并。他们在巨鹿城西一带摆开了1 条10 多公里长的战线,已经打了阳多天。刘磨头等本是当地的惯匪,近来打着“抗日义勇军”的旗号,收容了一批国民党溃散的官兵,裹胁了一些群众,居然扩大到六七十人。他们到处烧杀好虏,群众对他们恨之人骨。巨鹿县保安团长王文珍、警察局长甄福喜、县政府秘书刘建三等,是当地封建势力的代表。早在1935 年他们就残酷地镇压过我党领导的暴动,屠杀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现又秘密接受了日军的委任,筹组“维持会”。他们的保安团有近千人,人数虽没有土匪多,但老兵多,装备好,战斗力较强,同时又有相当深厚的封建统治的基础,不少群众还受其欺骗和蒙蔽。
巨鹿是进人冀南的一个门户,必须正确地处理这一事件,否则,我们不仅无法进入该县,而且对打开局面,开辟整个冀南抗日根据地也很不利。于是,我召集负责同志进行研究。大家一致认为,两方面我们都不能帮助,因为一方虽打着抗日旗号,却是土匪性质的部队,另一方是已与日军有勾结的当地的封建势力。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双方晓以抗日大义,进行调解,争取他们在我党的领导下团结抗日。我们佑计这是有可能的。从巨鹿保安团的情况看:他们害怕土匪,如果土匪打进城,他们的统治也就完蛋了;他们虽然接受了日军的委任,但在广大群众积极要求抗日和我军威震华北,并已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情况下,还不敢公开投敌;他们虽然害怕共产党、八路军,但由于土匪已危及其生存,靠日军的势力一时又靠不上,因此,只要我们能晓以大义,说明我党不念前仇,不计旧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主张,他们是可能接受的。土匪刘磨头等,虽然人数较多,却是一群乌合之众,内部矛盾也多,他们嘴里喊着“打开巨鹿过年”的口号,实际上也知道进攻巨鹿,捎灭保安团实非易事,同时他们现在还打着抗日的旗号,我们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道理说服他们停止进攻也是有可能的。
根据讨论的结果,我们一面派人赴刘磨头指挥部,劝说其停火,一面写信送到巨鹿城,要保安团深明大义。为了对双方施加压力,我们还将部队移至紧靠火并地区的邢家湾。刘磨头在我方代表的耐心说服下,见正义难违,同时惧怕我军与保安团联合起来消灭他们,便见阶下台,答应停火。王文珍等第2 天也复信,欢迎我军派代表进城商谈调解。于是我们就派张子衡等同志到巨鹿城进行商谈。王文珍、甄福喜、刘建三等对我方代表表面上奉承迎合,内心里却打着鬼算盘,企图借我军之力,迫使刘磨头撤退,但又想阻止我军进人巨鹿城:以便继续维持其统治。因此,停火问题虽很快达成了协议,土匪退出巨鹿县境后,保安团也退至城内,但对我军入城间题却借故拖延,一直谈了两天多,在我方代表耐心地宜传了我党的各项抗日政策,严肃指出了他们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他们才不得不同意我军的主张,答应我军开进巨鹿城。l 月25 日一早,我和李普玉率部队由驻地出发,下午3 时到了城西关。这时,城门口已站着一大堆人,他们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穿着西服或军装。看到我们便哈腰鞠躬、拱手作揖。可是就在这些笑脸后面,城墙上、城门口刀枪林立.我们的人装做没有看见,正要人城,掌握该县实权的县政府秘书刘建三,急忙向前深深地鞠了一躬,满脸陪笑地说:“敝县城内房子很少,难民甚多,贵军在此下榻,恐使官佐身受委屈,吾辈同人商议,想请贵军暂且退驻城西一带,务期察谅东进冀南努石民困。粮草概由政府筹办。”显然这是他们耍花招,拒绝我军入城。我们考虑在此情况下,如我军强行入城,就有可能发生武装冲突,不利于分化其内部,争取和团结广大群众。因此,李箐玉同志留下进城继续谈判,我则将部队带至城西北2 公里多的张家庄住下。
第2天拂晓,我派骑兵连绕过巨鹿县城到城东南去警戒威县之敌。骑兵连有意拉开距离,经沙地向东南方向奔驰时,沿途尘士飞扬,兵力莫测。王文珍、甄福喜疑神疑鬼,认为我军是在包围巨鹿城,于是急忙以巨鹿县政府、保安团、警察局、名流士绅等名义联名请我去吃饭。为了对他们施加点压力,第l 次我以“军务在身”为理由没有去。他们又派人来请,我以同样理由推辞了。这下他们慌了,只好恳请李青玉同志亲自来请我进城。李蔷玉同志对我说:“你不进城,他们连觉都睡不着啦I ”我考虑他们既然反对我军入城的态度在表面上有所收敛,可趁机做些工作,就带着3 个骑兵警卫员进了巨鹿城。在宴会中,刘建三有气无力地再三解释不让我军人城的理由,请我切勿误解。王文珍、甄福喜等也灰溜溜地坐在我对面,一声不吭。但是,有几位开明士绅,对我军调解巨鹿事件再三表示感谢。针对这种情况,我又将党的政策,特别是统一战线政策宣传了一番。说明我们八路军东进纵队是奉命为破坏津浦路,配合台儿庄会战,发动和领导冀南人民扰日游击战争,建立冀南抗日根据地而来的,不仅巨鹿城要进,冀南一切地方我们都要进。接着,我又严肃地说:“诸位当中不少是有志抗日之士,但也有个别人,曾杀过共产党,手上沽满了人民的鲜血,现在又接受了日军的委任,准备组织维持会,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当我说到这里,只见刘建三、王文珍、甄福喜等,把头低下去,不敢看我一眼。但当我说到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仇、不念旧恶,要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扰日的时候,刘建兰等人才抬起头来连声说道:“共产党宽大为怀!”最后,我又明确地提出了3 点要求。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接受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保安团听候我军改编。我讲完话,那几位开明士绅立刻前来向我敬酒,表示坚决拥护。王文珍、甄福喜等则急忙向刘建三递了一个眼色。刘建三不得不强自振作地站起来,宣布他们完全接受我提出的条件,表示今后一定参加抗日,井准备明日欢迎我军进城。
27日上午,我率部队开进了巨鹿城,群众夹道相迎。进城后,我们与地下党举行了公开会合,并成立了“巨鹿县战地急动员委员会”,委派了县长。接着又将保安团改编为东进纵队第5 大队。同时也派了一些干部到刘磨头部,进行抗日教育和改编工作。
“巨鹿事件”的解决,是我们到冀南后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第1 个重大胜利。我党我军这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实际行动,不仅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井且也消除了一部分地主士绅的疑虑。使倾向抗日的更加依靠我们,一部分动摇者,也迫于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和我军的声威,不得不向我军靠近。因而在“巨鹿事件”解决后,南宫、清河、冀县、新河等县的各界人民纷纷派代表请我军前去安定社会秩序,领导他们抗日。2 月8 日,我们进驻南宫城,与冀南地下党领导机关胜利会合,井遵照中共北方局指示,成立了中共冀鲁豫省委(不久改为冀南区党委)。同时,派部队协助地方党组织,又在新河、清河、冀县建立了抗日政权,收编了一部分地方保安团队。并深人乡村,大力宣传我党政策,建立和改造区村政权,组织各种抗日群众团体,成立了“抗日军政学校”,招收了上午名青年知识分子,为以后的发展准备干部。我们还以先期到达冀南的挺进支队为基础,增派一部分千部和部队组成两个挺进队,一个西向平汉路东侧的隆平、尧山(今隆尧)、任县一带,一个东向津浦路西侧的武城、夏津、高唐一带,积极活动,打击敌人,摧毁伪组织,建立抗日政权,发动群众。并派部队南向邢临公路,对敌伪展开攻势,争取了威县伪警备旅反正,将其改编为独立第2 师。翼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终于打开了。
(三)
我军以南宫为中心,东向津浦、西向平汉路、南向邢临公路的发展,都获得了预期的胜利。但是向北的发展却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这时,在武邑、衡水、枣强、景县、阜城、故城、武强等l0 余县,盘据着赵云祥的“河北民军2 路”、段海洲的书青年抗日义勇军团”以及临清的赵狗旦等游杂武装和土匪。赵云祥原是国民党军第29 军的1 个营长,七七事变后丢盔弃甲,丧魂落魄地从保定一直逃到景县、武邑一带。在这里,他打着抗日的招牌,利用其社会关系,收编了大量的散兵游勇,组成了两个旅,并以武力威胁收编了盘据在景县一带的大土匪头子葛桂斋部、衡水县自卫团长邵伯武部,一时竟扩大到近万人。赵云祥自恃实力雄厚,还想把段海洲部收编为他的部下。段海洲是一个失意军人,抗战前在河北省博野县四存中学任军事教官,七七事变后,率领着一些学生和失业工人流亡到武强、交河,饶东进冀南257 阳一带,并以此为基础,收编了一些散兵游勇和土匪,趁势也扩大到六七千人。赵、段两部是当时冀南游杂武装中最大的两股,能否争取和团结其共同杭日,或暂时争取共对我军保持中立,不仅关系到南宫等县的巩固,而且关系到整个冀南抗日局面的打开。因此,我军进人南宫时,就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议由三方派代表举行会议。但这一建议,被赵云祥坚决拒绝,段海洲也表示犹徐,因而一直未能实现。当我军已在南宫、新河、清河、冀县等处展开时,赵云祥又迫不及待地想用武力吞并段部,这两股武装冲突时有发生。段海洲为了保存实力,派陈元龙为代表与我谈判,想依靠我军,以摆脱赵云祥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召开专门会议进行了研究,确定要进一步争取段海洲,对顽固不化、争取无效的赵云祥必须采取孤立和分化政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决定由我出面邀请赵云祥、段海洲在南宫县城举行会议,商谈共同抗日间题,并派马国瑞同志亲赴段部进行争取工作。段海洲很快就表示同意我们的提议。赵云祥内心里虽然坚决反对,但不敢公开放弃抗日的旗帜,同时,又害怕我军和段海洲联合起来对付他,因此也不得不表示愿意参加会议。
会议的前一天,段海洲就来了。我们向他解释了我党的政策,并初步交换了意见。赵云祥来时,带着1 个骑兵连,头一天住在城外,开会当天将近中午时才到城内。显然他对我军存有戒心。会议开始后,我首先说明了我们三方面如何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问题,并着重解释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接着,赵云祥耀武扬威、神气活现地说了一通什么他是“国军”,为联合起来共同抗日,需要有一个领导等一派胡言乱语,最后又把段海洲恭维了一番,解释了过去发生冲突如何不幸等等。他这一番话,显然是想争取领导权,并拉拢段海洲,共同对付我们。但是,他的阴谋未能得逞。段海洲为自身利益,揭露了赵云祥企图春并他的阴谋,列举了赵云祥主动向他进攻,挑起武装冲突的事实,请赵云祥答复。赵云祥一时神色有点紧张。我当即向赵云祥严肃地说:“今天我们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大家联合起来抗日的问题,至于谁来领导,那就要看谁抗日最积极;人民拥护谁,谁就是领导。赵先生不去打日军,却积极进攻抗日部队,危害人民,这怎么能受到人民的拥护和领导抗日呢?”接着,我建议成立军政委员会,提出各部必须共同遵守的三项要求: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各部队由军政委员会统辖;不得扰乱地方,危害人民。段海洲对我方的提议,立刻表示赞成,并提出增加“划定驻区,各部队不得越界行动”,以及由我任军政委员会主任,他和赵云祥任副主任两项建议。段海洲的提议当然有他个人的目的,但对我们也有利,因此我表示支持。而赵云祥则提出种种“理由”,反对成立军政委员会和各部队由军政委员会统辖;对其他各项虽不同意,但却不敢公开反对。争论很激烈,段海洲怕会议没有结果对其不利,便又提出:如果赵云祥不同意成立军政委员会,就由我军和他共同组成。这时,赵云祥为避免自己陷于孤立,才“勉强表示同意”。
军政委员会的成立是我们在冀南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第2 个重大胜利。这一组织的成立,对以后我军改编段海洲部,分化赵云祥部,进一步打开整个冀南抗日局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8 年3 月中旬,129 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为加强冀南的领导和我军的力量,又派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同志率骑兵团来到冀南。宋任穷同志和骑兵团到达后,将部队迅速展开,协助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并坚决消灭了已公开勾结日军、坚决反对我军的土匪刘磨头部。同时,加紧对段海洲部的争取和团结,进一步孤立和分化赵云祥部。段海洲自从南宫会议后,因为公开和赵云祥撕破了面皮,更加向我们靠拢。加之我们派到段部工作的同志,积极宜传了我党的政策,团结了一部分青年军官和广大士兵,他们积极要求改编为真正抗日的八路军。期间,我129 师副师长徐向前同志还把段海洲邀请到南宫住了几天,亲白跟他谈话做工作,并派386 旅参谋长李聚奎同志到段部做工作。从而不断坚定了段接受我改编的决定。5 月中旬,段部由武强开至南宫改编为“青年扰日游击纵队”。赵云祥自南宫会议后,更加反动,不断向我挑衅。群众不堪赵部的蹂晌,纷纷请求我军为他们除害。在此情况下,赵部内部矛盾更加尖锐,特别是所属葛桂斋和邵伯武两部对赵非常不满,经我争取、教育后,葛、邵两部自愿合编为东纵第5 支队。于是,我们在葛桂斋和邵伯武原来盘据的景县、衡水、武邑、故城、阜城等县建立了抗日政权,打开了冀南北部的局面。至此,冀南地区的土匪、游杂武装,除赵云祥等尚有1 000 余人盘据着冀县、枣强一带外,其他大部为我改编或解决,冀南的混乱局面基本改变,社会秩序日益安定,我们在20 多个县里建立了抗日政权。从苦难的深渊中重新获得了自由和光明的广大人民,在抗日的旗帜下发动起来了,积极地组织各种抗日团体,踊跃地参加我军,东进纵队由原来的5 个连,很快发展至3 个团及若干个支队,共2 万余人,并组建了5 个军分区。这时,我们召开了第一次军、政、民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冀南军政委员会筹备会”,宋任穷同志任主任。这样,在我党领导下,不仅进一步统一了冀南军队的领导,而且统一了政权的领导,进一步打开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
(四)
1938年4月,129 师主力在太行山粉碎了日军的9 路围攻。党中央指示,要抓紧时机,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根据党中央这一指示,1938年5月初,129 师徐向前副师长率领385 旅的769 团、115 师344 旅的689 团和第5 支队等主力部队到达冀南,大大加强了冀南我军的力量,加速了各项工作的进展。徐副师长到达后,指示我们要大力加强已占领地区的群众工作,强调指出,要“把广大的人民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群众造成游击队的人山。”同时要我们集中必要的兵力,更加积极地向敌伪军展开进攻,以便继续扩大根据地,提高群众的抗日信心。根据徐副师长的指示,我们抽调了大批干部深人乡下,协助地方党组织展开了反对贪污、反对按亩摊派、实行合理负担的群众斗争,改造村政权。同时在徐副师长的亲自指挥下,对邢临公路沿线的日军展开了进攻。当时,邢临公路沿线的敌人为清水和高桥两个大队。清水大队部率1 个中队驻威县,其余中队分驻平乡、南和等地。高桥大队部驻临清及其以东地区。这些敌人,象毒蛇一样地横躺在冀南腹地,不时四出骚扰,破坏我根据地的建设。尤其是威县之敌,距南宫城只有20 余公里,对我威胁很大。根据这些情况,徐副师长决定,以689 团袭击威县,769 团等部位于平乡、威县之间的高阜镇地区,准备伏击由平乡向威县增援之敌;另以骑兵团、东纵1 团等部,伏击可能由临清出援之敌,井相机袭占临清城。
5月9日夜晚,689 团隐蔽地接近了威县城墙,敌人警戒疏忽,对我部队的行动毫无察觉。我由城东北角进攻的两个连,立刻竖起梯子,爬上了城墙。从东门进攻的部队俘虏了正在打磕睡的敌军哨兵,并乘机占领了城楼。这两支登城部队继续向前发展,后续部队陆续登城。这时敌人才发觉,乱作一团,仓皇应战。我军在城内与敌展开激烈巷战。战至次日中午,歼灭日伪军近百名,缴获步枪100 余支及轻重机枪各l挺。
威县战斗,给了邢临公路之日军以很大打击。战后,各城日伪军紧闭城门,恐慌万状。为避免被歼,临清、南和、平乡之日伪军,于14 日前后弃城向邢台逃窜。我军当即收复上述各城,并乘胜分兵向东、向南发展。我率7 的团、689 团、东纵2 、3 团等部于临清西南之朱庄、唐元等地歼灭伪军张殿卿、李守兰等部2000 余人,并占领临清,攻克夏津,高唐等城。山骑兵团政委邓永耀同志率领的骑兵团,连克永年、肥乡、广平、成安等城,捎灭伪军40 。余人。6 月初,386 旅771 团由太行山进到永年、肥乡一带,配合东纵一部和骑兵团,消灭了盘据在临漳一带的伪军,生俘伪军军长苏明启以下2000 余人。不久,385 旅汪乃贵支队也进到宁晋、赵县、束鹿、奕城、覃城一带,打击日伪军,相继在宁晋、赵县、束鹿等县建立了抗日政权。至此,我党我军控制了整个冀南地区,开辟了拥有800 万人口的冀南抗日根据地。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9-14 08:5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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