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回忆山西新军
2018-09-15 08:49:06  来源：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点击：  复制链接

　　这支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骨干的部队，是中国共产党倡议建立的，名义上归属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实际上一直受我党的领导。经过抗日烽火的银燎，它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到1 939 年底发展成为9个旅(辖50 个团)、5 万余人的坑日武装。1940 年初，粉碎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以后，这支部队实际上加入了八路军的战斗序列。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牟代里，山西新军配合和协同八路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浸路者，经受了火与血的考脸。在外河内山、群峰壁立的山西战场上，到处留下他们抗敌御侮的足迹，上万名为国捐躯的干部、战士长眠在那里。往事如昨，历历在目。回首当年的战斗岁月，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

　　我党统一战线策略的产物

　　山西新军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政治军事斗争形势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政策和策略的产物。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鲸吞全中国，步步进犯，直逼华北。寇深祸巫，民族危机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这不能不引起国内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1 935 牟我党中央在长征途中，提出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万的总口号。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在当年12 月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当时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由它独占的殖民地，我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扰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基本策路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反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的浪潮席卷全国。

　　这时，长期统治晋绥的阎锡山正处在重重矛盾之中。20 多年间，他通过横征暴敛，占有两亿元(银元)左右的资本，主要是工厂，兼营铁路、银号和商业。他想方设法要保住这笔巨额财产。本来，阎锡山同日本军阀的关系很深，可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从维护其统治地位和保持实力的根本利害考虑，对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又不能不有所提防和戒备。1936 年初，日军提出要“借路刀绥远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并策动和胁迫阎锡山带头搞“华北5 省自治运动”，他没有答应。因此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日趋尖锐。晋绥军于1 936 年秋在百灵庙进行的局部抗战，就带有这种矛盾激化的性质。

　　阎锡山和蒋介石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1930 年阎锡山、冯玉祥倒蒋战争失败之后，这种矛盾表面上虽有所缓和，但仍时伏时起，有时很激烈。蒋介石在政治经济上的攻势，受到阎锡山的全面抵制。他用自己的政治团体抵制蒋介石在山西的势力，用晋钞、士货抵制法币、外货，甚至在修筑同蒲路时用窄轨抵制南京政府规定的标堆轨，如此等等。当东征红军于1 936 年5 月撤离山西后，蒋介石指令当初增援山西的关麟征部5 个师继续驻扎在晋南，暗中策划河东道 独立，企图分裂和控制山西，并且不择手段地收买阎的高级军官，挖阎的墙脚。对于蒋介石的所作所为，阎锡山极为不满。

　　反对共产党是阎锡山长期坚持的反动立场。在山西，由于他的镇压，加上我们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白20 年代中期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十分严重。然而，红军的东征，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又使阎锡山感受到共产党的巨大威力和影响。面对我党领导下汇成的抗日洪流，他审时度势，又不能不有新的考虑。

　　阎锡山在中国共产党、蒋介石、目本帝国主义这三种力量中间周旋，企图左右逢源，面面俱到。可是，形势急剧变化，日军进犯迫在眉睫。阎锡山不得不准备抵抗一下日本的进攻，同时也要对付蒋介石的逼迫。

　　可是，阎锡山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当时又正值山西经济濒临破产，民怨沸腾。内外交困、势单力孤的阎锡山，急于寻求暂时的同盟者，帮他渡过难关。于是，他想到了共产党。共产党对他是个很大威胁;但是，他也看到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他反复权衡利弊，认为“联共”可能是条出路。

　　他设想用“联共”的办法挽救危局，进而壮大实力。他知道，这要冒很大的风险，可是没有万全之计，这个风险不能不冒。他相信，共产党斗不过他，成功的将是他。他常对部下说：“做头等好事的人，可以团结头等好人，做二等好事的人，只能团结二等好人;做坏事的人，只能团结坏人。”我也多次听他这样讲过。在他看来，共产党是做头等好事的人，因此只能团结圣贤那样的人，而圣贤很少，所以共产党不会成功，蒋介石惯于搞阴谋兼并，是做坏事的人，所以只能团结坏人，坏人也很少，因此也不能成功;而他自己则是做二等好事的人，唯独他才能赢得多数，才能成功。所以，他是把“联共，作为暂时的手段，其最终日的还是为了求得他的成功，即巩固和扩大其反动统治。

　　阎锡山依据他的反动的“唯中哲学”和“一切为了存在，存在就是一切”的统治经验，提出一条合乎他的逻辑的独特的政治路线，即：“抗日、和日”, “拥蒋、拒蒋”, “联共、反共”。他说：“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对了。抗日不要忘记和日，拥蒋不要忘记拒蒋，联共不要忘记反共。”他想在夹缝里做文章，谋求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尽管如此，阎锡山追于形势，总还是朝着联共、抗日的道路犹犹豫豫地迈了一步。我党中央很注意这种动向，在1936 年5 月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发表《 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之后，毛泽东主席又致书阎锡山，倡议联合抗日。阎锡山向他的核心组织“山西省自强救国同志会”的干部委员们提出.在日军进逼晋绥的情况下，应否联共抗日了表示赞同者超过半数。这种在阎锡山集团内部发生的有利干抗日救亡的一定程度的分化，也促使阎确定走有限的联共、抗日道路。但是，阎锡山不愿意明确提出联共抗日的政治主张，更不愿意直接接受共产党的口号。因为这样做，表现不出山西的“独立性”;而且是冒更大的政治风险。于是，他构思一种“新”策略：起用一些坚决抗战又在山西有一定号召力的共产党人，但以山西的杭日进步分子名义，而不能以共产党的代表或共产党员的面目出现，采取共产党的某些进步口号和措施，但在提法上换成“山西语言”;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但要打着山西的旗号.实际上允许共产党员的坑日活动，但不准共产党在山西公开化、合法化。1936 年秋，他成立新的团体“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以下简称牺熟会)，就是运用这种“新”策略的最初尝试。

　　成立牺盟会，最初是由“山西省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宋劲文、戎子和、刘玉衡、张隽轩等倡议的。他们积极响应中国井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对于促成这个组织起了重要作用。牺盟会原取名“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 因阎不同意而更名为“山西栖牲救国同盟会”，才得到他的批准。这个抗日救亡团体，是在1 936 年9月18 日，即九一八事变5 周年纪念日发起组织的。10 月15 日公开发表成立宣言和工作纲领，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不分党派联合起来”的口号，10 月18 日在太原海子边公园召开万人宣传大会，散发了《大会告同胞书札这在全国以至海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进步人士和抗日团体发来函电表示热烈支持。日本帝国主义愤怒地向阎锡山提出抗议。蒋介石的外交部以及阎锡山周围的反共顽固势力，也一再要求取缔牺盟会。这引起阎的疑惧，刚刚成立的牺盟会，工作就被迫停顿下来。

　　其实，阎锡山还是想把牺盟会办得有点声色，帮他打开点局面。他知道，要做到这一点，需延揽一些真正的共产党人。以前，他从北平请过进步教授，让他们讲学，没有起更多作用;他还任用过我党的几个变节分子，但这种人名声不好，不能帮他多大的忙，有时还帮倒忙。

　　从我党来说，在蒋介石依然拒绝第2 次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很有必要在华北突破一点，去影响和推动全局。当时，摆在华北地区党组织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坚决执行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在这一工作中，既要团结反日的基本力量，又要通过谈判、协商和必要的妥协，让步，争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一切可能合作的分子，包括阎锡山这样的地方实力派，以利于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发展。

　　那时，华北杭日救亡运动的形势很好，一些地方党组织迫切要求上级派干部去领导开展工作。可是，干部十分缺乏，派不出去。北方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积极设法进一步营救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里的共产党员，使他们免遭毒手和早日出狱为党工作。我和几位同志就是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被派往山西的。我是1926 年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共产党的，先后担任过支部书记、部委(区委)书记、山西临时省委委员。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被反动当局通辑，于是离开山西去夭津，在顺直省委(后改称北方局)军委工作。1931 年，在北平被奉系军阀逮捕，和其他一些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一同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分院，即草岚子监狱。1936 年8 月下旬，我和其他一些同志正淮备出狱，阎锡山派郭挺一来邀我回山西工作。郭是我的同乡、同学，大革命失败时被捕，坐牢8 年后投靠了阎。见面后，我以为他还是共产党员或者同党保持着联系，便告诉他，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反省政策”, “家里”正在营救我们出去(郭回太原后把我讲的都报告了阎)。他提到阎邀我返晋工作事，我当即婉言拒绝。过了几天，阎锡山又电请我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我及时向北方局指定的联系人徐冰同志作了汇报，并表示不愿回山西工作。因为我过去一直做党的秘密工作，从未做过上层统战工作，也不愿意同阎锡山这样的人打交道。

　　当时，北方局的书记是刘少奇同志，他也是党中央的特派员，化名胡服。第2 天，徐冰同志告诉我.胡服同志说，现在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阎锡山派人找上门来，机会难得，不想去，大概还是认为我们只应当做基层群众工作，不应当同阎锡山合作抗日，这是对正在发生大变化的形势认识不足。

　　我请求先回离开近10 年的山西了解些情况，看能否有所作为，然后再定，北方局同意了。我于1936 年9 月回到太原。到后第2 天，阎锡山就派梁化之(阎锡山的表侄和最主要的幕僚，阎把他作为政治继承人培养)来约见。我要求推迟见面，得到他们同意后，便开始访问和调查工作。当时我党在山西的地下组织虽遭严重破坏，但仍有少数党员在秘密进行工作，几个有联系的党员向我提供了一些重要情况。此外，我又我到几个同学，并通过有关人士介绍，接触了1个同阎历史渊源很深的叫傅存怀的老军阀和几个常在阎身旁的人，包括阎的l 个儿子，从他们那里了解了一些内幕。

　　我了解到，阎锡山之所以邀我回山西工作，除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这个主要因素之外，他的亲信赵戴文(曾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长)、赵丕廉(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和梁化之的推荐也起了重要作用。二赵是我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前后任校长，梁是我的同乡和高我两年级的高小同学。阎的封建意识颇浓，素重乡土、师生等关系。赵戴文、赵丕廉、梁化之也是这样。所以，他们一再建议邀我回来“帮助阎先生做点事”，其中梁化之更为积极。

　　经过l 个月左右的了解情况，我认为在山西可以有所作为，于是向梁化之提出，我有些事倩还需要同远方的朋友们商量一下。随后他告诉我，阎先生说这是应有的一着。我回到北平，向北方局作了汇报。我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尚未形成的时候，山西出现的变化十分重要。它有利于我们发动群众和培养千部，在山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通过我们的工作，可以把山西当局的有限抗战发展为真正抗战。

　　我还提出回山西后的工作方针，主要是：一、首先争取站稳脚跟。不搞“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不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做山西当局根本不允许做的事情。二、踏踏实实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不怕到山西当局上层机关去活动，不怕戴“官办团体”的帽子。但要注意不图虚名，不做“清客”，不“抬轿子”。三、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积聚力量。四、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领导权向题上决不含糊。

　　北方局批准了这些方针，并决定成立由北方局直接领导的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员会(公开)，由杨献珍、董夭知、韩钧、周仲英同志和我组成，由我担任书记，立即去山西工作(以后又陆续增加了11 位委员，都是经过北方局个别派去的，他们是：冯墓平、廖鲁言、王鹤峰、傅雨田、李力果、刘有光、侯振亚、唐方雷、牛荫冠、刘亚雄、谷景生同志)。这个公开的工作委员会，是做抗日救亡的公开工作，包括在阎锡山那里做抗战的准备工作，但组织是秘密的。北方局规定，它同张友清同志负责的专门领导党的秘密工作的中共山西临时工作委员会(1937 年10 月改称中共山西省委员会)，在重要政治行动上相互配合，但不发生横的联系。公开的工作委员会没有专门的会议制度，也没有用它的名义做过成文的决定和指示，我们基本上是用碰头的方式来商量工作和进行领导。

　　1936 年10 月下旬，我们5 个人作为抗日救亡活动家到太原。我很快同阎锡山见了面，在座的有赵戴文、梁化之。寒暄几句之后，我说山西当局对我是有通缉令的。阎当即表示：通缉令取消，这次是请你回来的。我说：这次回来，是在阎先生领导下做工作的，有几件事，用家乡话来说，“先小人，后君子”，说清楚才好共事。阎说，以后是自家人了，有话好说。我提出3 点要求：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刃说话、办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我要经常宜传抗日救亡，不应受到限制，第二，我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给予实权和方便，对我荐用的人要保障安全。阎一一表示同意。赵戴文在一旁说，还有一条，就是不要挖山西当局的墙脚。我笑着说：可以放心。从此，我们逐步与阎形成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阎锡山明知我们是有党的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除了郭挺一从北平回去向阎证实了这一点之外，国民党情报机关和国民党组织部长张厉生等也一再向阎通报过这方面的情况。而阎正是想利用一些共产党员帮他完成“保晋大业”，即保住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和利益。我们也明知，阎锡山不会根本改变他对共产党的立场，他不会同我们真正走一条路，同他的合作只是在抗日这个交叉点上走到一起的暂时同盟。

　　我们也正是要在合法斗争中，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前途如何，双方信心都很大，关键就看形势的发展和策略的运用了。我们要在阎锡山的地盘上和组织里发展抗日的力量，一定要取得阎的信任。阎为人狡诈，城府很深。我们尽量采取以诚相待的态度。我们不回避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当然也不公开讲明。我们常说有的事要同“远方朋友”商量，我们用‘远方朋友，介绍来的人，阎锡山都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们讲真话，他倒觉得可以共事，反而比较放心了。在工作初期，我们十分谨滇，尽可能说“山西话”，使用阎锡山“创造”的比较进步的名词，不办山西当局不允许办的事。这样做，我们就取得了合法地位，站住了脚。

　　我们首先接办和改组了牺盟会，阎锡山仍任会长，梁化之仍任总千事，由萤天知、韩钧和我加上原来的戎子和、宋动文、刘玉衡、张隽轩等组成牺盟总会的领导班子，实际工作由我负责。我们按照“站稳脚跟，抓住实权，多做实事，反对空谈”的方针，当时侧重反对冒险主义的思想和做法，逐步展开了工作。行将夭折的牺盟会开始活跃起来。

　　工作重点转到掌握武装上

　　1936 年冬，形势继续严重恶化，日军己经侵入山海关，直接威胁平津，战火将在华北大地燃起。武装斗争必将成为抗日的主要形式。根据党的指示，牺盟会十分注重组织群众，培训军政干部，为建立武装做堆备。

　　这时，阎锡山也想扩军，并且想改用新的旗号。他在一次高干会议上要大家讨论：如果日本人打进山西来，我们怎么办?参加会议的人都发表子意见，但他一直不表态。他到底在想什么份公开工作委员会经过研究，认定阎锡山想扩军，又苦于无力征兵，于是让董天知同志去试探一下。董在一次会上向阎表示：日军进逼，晋绥首当其冲，不成立一支保卫桑梓的强大部队，就不足以抵抗日军人侵。阎锡山听了喜形于色。成立一支新的部队，这也是我们竭力主张和争取的。为了给建立一支能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军创造条件，我们提出趁各大中学校放寒假的机会，招收部分青年学生，接受短期训练后即派往各县进行抗日救亡的宜传工作，并在这个基础上征集2 万名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学员。同时，‘建议改组和扩大军政训练委员会领导的军政训练班，组建民训干部教练团，以培养抗日救亡的军事、政治干部。这些建议得到阎锡山的同意，并决定由粱化之协同我主管上述训练工作。

　　与此同时一，牺盟会决定组织一支抗日宜传队，命名为“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训练班集训了960多名来白太原的进步学生，然后派到各县。当时正值绥东抗战胜利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群情高涨，仅3 个多月，就发展了20 多万名牺盟会员，并动员1. 3 万多名知识青年报考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接受政治、军事训练。同时，加强城市群众的发动工作，组织以城市工人和青年为主体的抗敌救亡先锋队。

　　先后举办的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13 个干部训练机构，共训练了2 万多名知识青年。其中，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千部教练团是两个主要训练机构，在这里学习的4600 多名学员中，除山西青年外，还有从全国22 个省市来的青年以及来自东南亚的华侨。这些训练单位，实际上成了我党的军政干部学校。经过培训的进步青年，后来绝大多数成为山西各级党组织、新军各部队和各地民主政权的骨千。

　　1937年7 月7 日，中国人民的伟人抗日战争开始了。事变后的第2 天，中共中央发出宜言，号召实行全国总动员，各党各派各阶层人民和一切军队一致抵抗日本的侵略，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 月，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指示全党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北方局随即向我们指出：1 年来，你们在山西站住了脚，打开了局面。但是，一定要看到，全国的政治形势随着抗战的开始已经进入新的阶段，现在是来潮，是高涨。不要等待，要大胆前进。要遵照洛川会议精神，努力使自己成为抗战的核心，不要怕打破阎锡山的框框，要切实掌握领导权。只有我们的力量壮大到足以控制局面，同阎锡山的合作才能继续保持下去。在重大的形势转变关头，党中央和北方局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斗争的方向。

　　抗战开始后不久，日军即占领北平、天律，很快又侵入山西。晋绥军和前来增援的蒋介石中央军，相当一部分一触即溃，或者闻风而逃。阎锡山对旧军已失去信心。于是，我再次建议组建新军，对阎说：看来仅靠旧军不行，必须尽快组建一支新军。他很快同意了，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要我负责先搞1 个团，试试看。我当即报告北方局。刘少奇同志说：好.赶快去!要抓枪杆子_不要说1个团，就是1 个营l 个连，也要坚决搞。

　　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精神，不失时机地把工作重点转到组建和扩大新军上来。这是适应形势变化而作出的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当时，建立武装这件大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高于一切。固然，投有群众的发动和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就不可能建立白己的武装，而当前者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客观形势又有迫切需要，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这时如果能建立并掌握比较强大的武装力量，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就会失去一切。后来斗争形势的发展充分证明这一点之特别重要。

　　山西新军初建的那个团，原来拟称“青年抗日先锋队”。阎锡山说参加的人都要有誓死的决心，于是改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它是以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8 团、9 团各一部组成的，在1937 年8 月1日成立时，我任政治委员，阎锡山派旧军宫担任军事指挥。在l 个多月里，决死队迅速发展成为4 个总队(相当于团)。

　　9 月间，八路军第115 师、120 师、129师，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下，先后开赴山西战场。9月25 日，在平型关消灭日军坂垣师团1000 多人，取得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l 个大胜利;10 月18 日，在雁门关伏击敌人，歼敌300 多人，毁敌汽车20 多辆，10 月19 日夜袭阳明堡机场，毁伤敌机20 余架。稍后，连续在正太路沿线歼敌1000 余人。这些胜利，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从此，华北抗战出现了新的局面。

　　牺盟会1 年来在组织城乡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组建新军等方面所进行的颇有成效的工作，为八路军进入山西迎击日军和创建根据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八路军挺进敌后，英勇作战，又极大地振奋了山西人民和全国人民，对牺盟会工作的展开和山西新军的壮大，对山西抗战形势的扭转和发展，无疑起了巨大的以至决定性的作用。

　　为了独立自主地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党中央和北方局十分关注在山西和华北地区由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发展。在八路军进人山西的同时，刘少奇同志向华北地区党组织提出在3 个月内扩大部队到10 万。当时有少数同志不赞成，担心会破裂统一战线。那时，周恩来同志正在山西，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明确表示：“胡服提议3 个月扩大到10 万，我赞成。”并且在具体部署扩大部队时，把决死队和牺盟会游击队包括在内。这个方针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同意。后来华北抗战形势的发展，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根据中央关于扩大部队的要求，我向阎锡山提出再组建5 至10 个旅的新军。阎锡山以第2 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先给了5 个旅的番号，由我全权负责从速组建。于是，决死队由原来的理个总队很快就扩充为4 个纵队(旅)，我提名各纵队的政治委员由薄一波、韩钧，董夭知和李力果担任。在任命前，梁化之来同我商量，说政治委员都选用山西籍的是否好些。这实际上是阎的主意。我答应了。即改由我和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同志，分别担任第1 至第4 纵队政治委员。韩钧、董天知、李力果同志分别改任第2 、3 、4 纵队政治部主任。同时组成的工人武装自卫队(团)，不久发展为纵队(简称“工卫旅，)。当时，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给决死队4个纵队和工卫旅的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l 、2 、3 、4 旅和第即7 旅。

　　1937 年深秋，我带领决死队第l 总队，在从五台往孟县的路上，遇到朱德总司令。他是率领部队到晋东北五台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的。突然的相逢，使我喜出望外。我汇报了准备在五台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打算，朱总司令说：五合地区是战略要地，北上可以威胁北平，南下可以直趋太原，八路军准备在这个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你们不要在这里了，要设法得到阎锡山的许可，把决死队开到晋东南的上党地区去。他还告诉我们，离开延安时，毛主席谈论过，我们打的是持久战，军队要插到敌后去，和下围棋一样，先做几个活眼，准备在华北同敌人长期周旋，首先要占据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这3 个战略要地。我们听了中央的战略部署，更增强了深人敌后长期坚持斗争的信心。

　　上党地区是著名的军事要地。阎锡山本已同意发给托派分子张慕陶一些枪支，让他带些人到上党地区去活动，并委任他为上党游击司令。张慕陶正积极招募人员。我向有关同志传达了朱总司令的意图，决定在阎给张发枪以前，派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去张那里报到，领到枪后马上离开。张慕陶没有组成武装，反而丢了许多枪，阎锡山大为不满。这时，我去见阎，说我想去晋东南。他问我为什么要去那里?我说晋东南的地理形势好，在那里可以建立一个抗战的落脚点。他附庸风雅地谈了一番历史，说自古都说山西是形胜之地、表里山河，其实上党古郡才是表里山河的表里山河呢。历代都把那里看作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得了上党，跨过黄河就是洛阳，就可以得天下。最后，他同意我带决死队1 总队去，并委仟我为山西第3 行政区政治主任。这正是旧军溃败，阎走投无路，进步倾向最为明显，把希望主要寄托在新军身上的时候。于是，已经开到五台地区的决死队l 总队，转而南下到晋东南沁县地区。

　　巍巍太行，耸立在晋冀之间，与黄河互为表里，确实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遵照朱总司令的命令，我们在主力大军未到之前，把这个地区合法占领了。

　　在向朱总司令汇报的时候，我曾要求派一些八路军的军事干部到决死队来，以便把军事指挥权切实掌提在我党的手中。朱总司令爽快地答应要多少给多少。后来陆续给新军派来近千名红军军事千部和其他各类千部，他们发挥了骨干作用。这是八路军对山西新军的重大支援。

　　在雁北战事正紧的时候，周恩来同志来到山西。他一再开导阎锡山，促使第2 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在雁北13 县的沦陷区成立。由周恩来同志主持起草的工作纲领规定，这个委员会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d 阎不同意。我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去说服阎锡山，对他说：现在把收复的沦陷区交给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是最大的人情，可以加强合作抗日。那些地方是八路军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的或者就要夺回来的。如果不让，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要坚持，也无可奈何，连个人情也落不到。阎锡山觉得也只好如此，战动总会的工作纲领也就勉强通过了。

　　1937年9月，战动总会正式成立，由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和各群众团体的代表组成，日常事务由常务委员会处理，续范亭同志任主任委员。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衰等同志参加了战动总会的领导工作，对工作的开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战动总会除在察南、绥远活动外，主要在同蒲路北段长城内外的沦陷区，深人发动和武装群众，活动区域达50 多个县。战动总会在晋西北组建的近万人的13 支游击支队，经常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袭击敌人的据点。L 939 年，整编为陆军暂编第1 师，辖4 个团又1 个支队，由续范亭同志任师长，是山酉新军的一部分。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和八路军的强大支援，山西新军有了迅猛的发展。至1939 年冬，已有：( 1 ) 4 个决死纵队，各辖3 个总队和3 个游击团，合计24 个团，( 2 ) 1 个工人武装自卫纵队，辖3 个团;( 3 ) 3 个政治保卫旅，每旅各辖3 个团欠65 团，合计9 个团，还有3 个游击支队(团), ( 4 ) 3 个保安司令部，各辖两个团，合计6 个团;( 5 ) 1 个暂编第1 师，辖4 个团又l 个游击丈队(团)。以上共计50 个团。其中46 个正规团，4 个游击支队(团)，共5 万多人，超过了山西旧军。这支抗日武装，分别活动于晋东南、晋西北、晋西南等地区。

　　在反侵略的战火中成长

　　在抗日战争中，山西新军依靠军民结合的伟大力量，在八路军的强大支援和直接指挥下，作战数千次，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保卫了人民，锻炼了队伍，提高了战斗力。L937 年秋至1938 年春，主要进行阻击日军进攻的战斗，1938 年至1939 年，主要进行反围攻战斗.1940 年参加百团大战，以后，主要进行反“扫荡冲战斗，直至抗战胜利。1 942 年至1943 年，还参加了著名的围困沁源的斗争。经过长期锻炼，一些团队逐步发展成为我军的主力部队。

　　山西新军一成立，就面对着日军的疯狂进攻。各部队大都是刚刚武装起来的群众，他们有同仇敌汽的决心，但是未经过严格训练，更没有战斗经验。我们党派到新军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我白己，都没有直接指挥过象样钓战斗了大部分旧军官虽然打过仗，但许多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公，不敢接敌。我们这文战斗素质差、在军事上受旧军官统制的部队，不把不愿意、不接受改造的反动顽固钓旧军宫撤下来，代之以有抗日决心的新军官包括学会指挥作战的政解工作人员(这是一场严酷的斗争，能否改造成为一支抗日新军的关键所在)，不经过实战的锻炼和考验，就不能形成比较强大的战斗力。因此，我们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反侵略的战火中成长。

　　从太原失守到临汾失守，即从1937 年11 月8 日到次年2 月28 日，山西的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都已被日军占领。阎锡山逃到陕西宜川。山西新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不断打击敌人。例如.1938 年2 月下旬，决死1 纵队1 支部队在襄垣夏店附近袭击日军，毙敌五六十人。随后转至三不管岭袭击日军，致敌死伤逾百，并切断敌补给线，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129 师主力在神头岭进行的歼灭战。还有一次，临汾之敌1000 余人携炮10 门出动，决死3 纵队以1 支小翻纵袭击其尾部，尔后迅速撤离，诱使敌先头部队与后续部队互相射击，死伤颇多石同年了月间，敌一运输大队300 余人、汽车100 余辆，由阳城开向沁水，我7、8总队各一部，于翼城、沁水间的东坞岭设伏，激战竟日，将敌全歼。

　　日军进占临汾等地后，先后对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进行大规模“扫荡。在八路军的带领下，新军各部积极参加了反“扫荡”战斗。

　　1938 年春，日伪军集结1 万余人分两路围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120 师集中兵力，迎击敌人，经过多次战斗，毙伤敌军1 500 余人，粉碎了这次围攻，收复了座县城。决死4 纵队和战动总会、牺盟会领导的各游击支队和工卫队，参加了这次战斗，破袭同蒲路北段和太汾公路、汾离公路，配合主力部队围困奇岚和追击残敌，胜利地完成了阻击和袭扰任务。

　　在晋西南，政卫队从1938 年2 月开始，先后进行黑龙关、三关峪、古城镇、秦王岭、店头村、王庄等战斗。政卫1 支队活动于汾河、黄何、同蒲路之间的翟王山地区，依靠群众，打击敌人，取得了不少胜利。活动在汾何以北、同蒲路以西的政卫2 支队，1 年间作战100 余次，毙伤俘日伪军共500 余人。

　　1938 年4 月，日军分兵9 路对我晋东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即“9 路围攻”。八路军129师主力在游击队的配合下，于武乡县长乐村附近歼灭敌108 师团1500 余人，粉碎了围攻。在这次战斗中，决死1 纵队的1 总队在安泽县和川地区与沁源县中峪店附近伏击敌人6 次，毙伤敌100 余人，随后在同浦路上伏击修路之敌，先后毙伤敌即余人。2 总队尾追由长治撤退之敌，先后在襄垣的虒享和长治，高平地区进行战斗，收复长治县城。4 月27 日，2 总队配合八路军344 旅在屯留地区的张店侧击撤退之敌，歼敌近千。

　　决死3 纵队也打了不少胜仗，其中尤以4 月20 日夜袭沁水城之役最为激烈。9 总队分数路一举攻人沁水城，到处与反扑之敌激战。敌人伤亡大半，被打死近百名，不得不撤离沁水，我军随即收复该城。

　　7 月，敌越过盗河向我3 纵队8 总队防地秦岗进攻。敌我力量悬殊，8 总队2 大队阵地被突破，3 大队被包围。干部战士奋战终日，毙伤敌四五百人。在这次战斗中，我军伤亡400 余人，3 大队队长李荫汉同志和2 大队副大队长王鸿献同志英勇栖牲。

　　同年10 月，日军对晋西地区发动大召扫荡”。我2 纵队5 总队在灵石县罗汉村，夜袭敌清水旅团混合大队，歼敌300 多人，受到纵队的通报嘉奖，被誉为“首创反‘扫荡，杀敌之壮举。在截至1939 年8 月底的两年中，决死2 纵队作战328 次，毙份俘日伪军共5009 余人。

　　在晋西地区活动的战动总会游击队，1938年进行战斗100 余次，毙伤日伪军近2000 人，改编为保安2 区队后，又进行了多次战斗。

　　l939 年的麦收季节，日军的I 个联队2000 多人南下向我们进攻。我们按照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派l 个团从正面限敌，两个团侧击，在太岳山区韩洪镇展开战斗。部队打得很英勇，但是由于缺乏较大规模作战的经验，这一仗没有打好。这是决死队受到的一次严峻考验。

　　在扰击日军的严酷战斗中，山西新军不少干部、战士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方面的事例是相当多的。

　　李林烈士就是一位英勇献身的女英雄。她是抗战前随父母从印度尼西亚回国的华侨，后由上海经摘七平转至山西。1936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牺盟会特派员和专署秘书主任。在创建晋绥边区根据地的斗争中，她组建和领导的游击支队，屡建功绩，威震敌伪，1940年初，日军对晋绥边区进行大义“扫荡”。我行署机关干部和工、农、青妇训练班学员以及正个骑兵连共1 000 余人被敌包围，形势十分危急，骑兵连的指挥员又被隔在包围稠外。李林同志便一马当先，带领骑兵连向突围的相反方向冲杀，将敌人火力吸引过去，千部和学员们乘机突出了包围圈。可是李林同志为掩护战友们脱离险境，自己陷人重围，身负重伤，宁死不降。牺牲时，年仅24 岁。党中央妇委特为此发出唁电，表彭李林同志“不仅是我女共产党员的光荣摸范，而且是全国同胞敬爱的妇女英雄”。

　　在夜袭沁水的战斗中，重伤被俘英勇就义的决死3 纵队7战士也堪称楷模。这7 名战士，在夜袭沁水的战斗中，勇敢攻入城内，白刃相搏，身负重伤，敌人用各种手段胁迫他们投降，都被严词拒绝。临刑前，他们怒视敌人，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壮烈栖牲。守敌头目黑田大佐为“教育”其部下替日本军阀继续卖命，特将我7 烈士遗体合葬祭奠，立了“支那勇土之墓”的墓碑。

　　粉碎十二月事变

　　山西新军在按照我党确定的政治方向，配合八路军英勇抗必日军的过程中，同山西的顽固分子不断发生矛盾和1939年冬首先在晋西发生的十二月事变，就是透种矛盾激化的一次总爆发。这次反共事变，以旧军的失败和新军的胜利而告终。

　　随着我们在山西的上层统战工作的展开和斗争的深人，北方局曾一再提醒我们：阎锡山老于世故，惯于在政治上翻云覆雨，我们要准备两手，既要积极争取他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又要防备他在形势逆转的时候可能反水。我们始终铭记这个重要的指示。

　　太原失守后的半年多时间里，阎锡山为了扭转危局，积极支持新军和牺盟会，我们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大力开展工作。当新军配合八路军在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打击并箱制敌人，稳定了山西局势之后，阎锡山看到共产觉的影响迅速扩大，广大群众发动起来，新军、牺盟会逐渐形成独立力量，他不把这些看成是好事，而是认为超越了他所许可的范围，难以控制了，便开始从合作扰日的立场上倒退。临汾失守后，阎锡山退到吉县。他进一步意识到借共产党的力量复兴山西的办法不灵了，控制新军的办法失败了，新军即将被共产党全部掌握，于是，他加快倒退步伐，决心取消决死队又牺盟会以及战动总会和进步群众团体，重整旧军。1 938 年8 月，在吉县古贤村召开的晋绥高级军政千部会议上，他煽动旧军反对新军，旧派反对新派。说什么：农民是一只老虎，不发动是个空子，发动起来是个乱子。善为政者，须手执电鞭而发动之，既不蹈虚，又不为乱，尽为我用。还说：临渴挖井，小事大做亦无益，未雨绸缪，大事小做亦成功。如此等等。他唆使伯军政官员起来“奋斗求生”公开反共。

　　吉县会议后，阎锡山来电催我去“谈谈形势”。见面后，他假惺惺地说.旧军不行，还要靠新军，今后你们的担子加重了，等等。企图用谎话掩盏他决心夺回新军领导权伪真实意图。当时，我似已得到梁化之正在同几个心腹密谋“收回”新军的情报，但不知其洋。

　　1939 年1 月，反共投降的逆流在全国酝酿着、发展着。国民党五届王中全会制定了一整套“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政策。英美正在加紧策划“东方慕尼黑”。日本公开扬言如阎停止抗日，积极反共，可以发还阎锡山集团资产的49% ，对阎锡山进行诱降。阎派梁化之去重庆见蒋介石，蒋表示支持阎反共。在这同时，阎让在山西停止活动7 年多的国民党省党部重新挂出了牌子，就是为反共采取的一个步骤.阎一再向旧军官们说：创天快下雨了，我们快准备雨伞”。“天快下雨了即，是指形势要起大的变化，和日将要代替抗日广幼准备雨伞、就是要打击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山西的力量，首先从决死队和牺盟会下手，妇清他妥协投降道路上的障碍。

　　1939年3月下旬，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千部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对日妥协投降做堆备，首先夺取新军和取消栖盟会。续范亨、韩钧、戎子和、张文昂、雷任民、刘玉衡、牛荫冠、纪雨秀、王竟成等同志和我参加了会议。会上，阎锡山先制造和谈气氛，散布杭战的前途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他公然说：不能抬着棺材抗战，仗总要有个了结，汪先生(汪精卫)走的路，未尝不可取。这种投降论调，受到我们的严厉驳斥。：他还提出“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人事和待遇”的所谓“统份方案”，目的是把新军统一于旧军，并且提出取消决死队的政抬委员，取消决死队4 个纵队和工卫旅的名义，取消战动总会和进步群众组织。

　　阎锡山的反动措施受到与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坚决抵制。特别是围绕政治委员制度的存废问题，展开了极其尖锐的斗争。阎借口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有文官不兼军职的规定，要求解除兼任专员的戎子和、张文昂和我的决死队政委职务。雷任民虽不兼专员，也要取消他的吐纵队政委职务。事情很清楚，取稍新军的政抬委员，就是要解除我们的军权，而在一定的意义土说，没有政怡委员也就没有决死队。我们坚决不同意。阎锡山又请赵戴文、赵不廉找我和张文昂谈话，说什么现在你们帮帮阎主任，以后阎主任不会亏待你们.遭到我们的驳斥和拒绝。僵持了两三个月，没有结果。这时，在杨尚昆同志主持下，扎方局指示用各地牺盟会、决死队和有关专署名义，接连打电报给阎锡山，要求让我们参加会议的同志尽早回去，否则发生间题难以应付。最后，大部分同志被允许回去，但阎不让我离开。为求脱身，我向阎表示，可以考虑不兼政治委员，但必须有个过渡：时间。尤其是决死1纵队，我不回去安排一下，怕发生大向题‘阎这才同意放找回去。

　　在秋林会议后期，到会的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成员和牺盟会、寿山西新军的领导同志，开过几次会，并利用散步的机会，多次碰头。我们分头做工作*‘帮助信心不足的同志坚定起来，同时做了应变的具体部署，一再嘱咐参加会议的新军和牺盟中心区、专区的负责人，要不怕同阎锡山翻脸、破裂，牢牢掌握部队，掌握政权，保住枪械，保住钱粮;要告诉下边，政治委员铁定要当，决不退出。并且明确提出：抓紧把顽固的旧军官坚决从新军中清除出去。由于决死2 纵队、3 纵队的处境孤立，商定如发生事变，2 纵队可向北靠近八路军120 师和决死4 纵队，或向东跨过同蒲路靠近1 纵队，3 纵队可东靠八路军129 师称弧4 旅，或北靠1 纵队;县区的游击队、自卫队，都要切实掌握起来。

　　离并秋林后，我把这个部署报告八路军总都和北方局。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同志都表示赞同，并就此通报了新军各部，同时通报了阎锡山的通敌使节往来于秋林、太原道上的情况。与此同时，雷任民同志返晋西北前，受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的委托，绕道到延安，向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汇报。汇报时毛主席也来了。当汇报到阎锡山说要推备“雨伞”时，毛主席说：阎老西”要准备“雨伞”，你们也要准备“雨伞”。当汇报到阎锡山要取消各决死纵队的政治委员制度时、毛主席说.天下大乱，到处为王。叫我们不听阎锡山那一套，要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敢于打开新局面。毛主席还会见了参加秋林会议后经延安遮晋西北的续范亭同志，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

　　1939年9月2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 。10 月初，北方局对山西反逆流反投降的斗争作了具体部署。10 月10 日，中共山西省委发出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 的宣言。新军的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积极展开反对妥协投降、淮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工作.。除个别部队外，这一工作都做得比较充分夕因而赢得了时间和主动。 年底，国民党对我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达到高潮。在第l 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充当了急先锋。阎锡山早就决定进攻新军。他是这样作力量对比的：决死l 纵队是共产党的，2 纵队是一半对一半，3 纵队基本上是他的，驻扎在晋绥军防区的4 纵队和工卫旅不成多大间题。他据此作了比较周密的部署‘集中驻在晋西的6 个军先解决2 纵队，得手后北上进攻驻扎在晋西北的通纵队、工卫旅等新军和八路军，利用其高级将领孙楚控制的晋东南行署，依托驻扎在中条山的国民党中央军消灭3 纵队。以上为其预谋的主要部分。对于1 纵队则伺机下手。12 月初，他命令决死淡队队向同浦路日军驻地进攻，同时又命令旧军10 军和61 军紧跟背后“配合”，企图在日、阎军两面夹击中消灭2 纵队。2 纵队负责人韩钩同志警觉性很高，给阎回电陈述道理，拒绝执行石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阎诬2 纵队为“叛军”，下令“讨伐”。这就是十二月事变的开端，是国民党顽固派在第1 次反共高潮中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的进攻。

　　我党中央密切注视着山西事态的发展。事变爆发时，中央军委在致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同志的电报中指出.这次“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此种冲突可能扩大，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即警惕，谁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

　　决死2 纵队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在晋西南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坚决还击顽军。其他新军部队纷纷打电报给阎锡山，表示坚决站在2 纵队一边。2 纵队等部和八路军晋西支队(115 师独立支队)苦战数日，先后击溃顽军两个多旅。但顽军势众，我回旋余地狭小、弹药奇缺，为保存力量，越过离牢公路向晋西北转移。19390年12 月23 日，也就是晋西新军反击旧军进攻的战斗打响以后，中共中央发出对时局的指示，号召全党“在一切地方准备对付局部的突然事变，” “凡遇军事进攻，淮备在有理又有节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极大地发挥自己的顽强性，绝不轻言退让。”同日，中央军委也明确指示晋西北新军，“立即准备作故，继续巩固新军”。

　　于是，活动于晋西北敌占区和接敌区的决死4 纵队，工卫旅、暂编1 师等部，以及彭绍辉同志率领的八路军358 旅，先后投人了反对顽固派的战斗。

　　当时，旧军在晋西北的力量超过我军，而且多半驻在远离日军的各县。12 月27 日晚，旧军高级将领赵承绶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以，店县为中心集中兵力，阻止决死2 纵队等部与晋西北我军会合。参加会议的续范亨同志得知后，不顾个人安危连夜赶回，向区党委报告后，亲自率领暂l 师两个团，抢占赤坚岭的重要阵地，使我军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

　　从19 40年1 月2 日至12 日，决死4 纵队等部经过连续作战奋击溃赵承绶统率的骑1 军，将顽军压缩于临县县城附近。正当4 纵队与2 纵队等部合攻临县县城及其周围顽军的时候，中央军委派滕代远参谋长到达晋西北，统～指挥八路军和新军。他传达了中央指示：接应2 纵队等部北上，;驱逐赵承绶等部，以汾离公路为界，完全控制晋西北多晋西南留给阎锡山，给他个出路。l 月13 日夜，旧军在顽抗失利后放弃临县县城仓皇逃走。新军又向盘据在河曲、保德、哥岚等县的旧军进攻.经过3 天战斗，旧军不支，向西渡过黄柯逃至陕西榆林地区。至此，晋西北地区的顽固派势力被我肃清，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连成一片。

　　在晋东南长治地区，旧军和蒋军力量大大超过新军，决死3 纵队的处境险恶。但蒋阎军的防地之间空隙不少，3 纵队可以向东越过长治到晋城的公路，靠近八路军部队。当时，纵队的主要领导人思想上严重麻痹，在事变前实际上放弃了政治委员的领导权，未采取果断的应变措施，曾经决定清洗197 旅旅长、反动军官赵世铃，也迟迟未见行动，留下了后患。12月22 日晚，8 总队的了连连长戴海长和8 连连长李志刚两同志，曾写信给纵队党组织的负责人，报告3 营营长张德修暗中策动叛变，要求把他抓起来，但未得到批准a。第2 天，l97旅和9 总队在赵世铃的策动下叛变，8 总队、7 总队也被反动军官拉走，共产党员和政工人员全部被逮捕或驱逐。纵队部也同时发生叛变，游击11 团被反动军官拉走约l 个营。这次叛变，3 纵队损失3500 多人。沁水、阳城、晋城、浮山、长治等5 县的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上千人被绑架，二三百名共产党员、进步分子被杀害，其中有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多人。这个严重损失，令人十分痛心。

　　3纵队的一些部队浴血奋战，冲出重围。游击10 团在团长雷震同志率领下，越过临屯公路同决死1 纵队来会合的，还有了总队的卫个连。游击11 、12 团的各1 个营，越过白晋公路，在高平以东地区集结。5 专区保安司令部的9 团、10团团部靠近八路军，旧军未敢贸然进攻，基本上未受损失。1940 年3 月，这些部队重新整编为决死3 纵队：，随即配合八路军新l 旅、344 旅，在晋城、高平之间，全歼继续进犯的阎军独8 旅和国民党中央军黎明支队，重振了军威。

　　驻扎在晋东南太岳地区的决死l 纵队，背靠八路军，驻地附近没有晋绥军，国民党中央军大部分撤到岳南地区。但是1 纵队并未放松应变工作。秋林会议后，我们坚决地做了反投降斗争的堆备。阎锡山原来从其主力部队派到1 纵队的旧军官，大多数人很顽固，贪污腐化，破坏部队，早已被我们陆续赶走。接替他们的旧军官虽多属杂牌军，仍然同我们存在着争夺部队领导权的严重斗争，在紧要关头这种斗争更带有你死我活的性质。事变发生后，我们立即采取比较妥善的方式，把包括纵队长梁述哉、旅长台耀西在内的全部l 日军官约400 名(其中少数人还是比较好的)调离部队，送往太行区的抗大学习，从旅到排的各级军事指挥员，大都改由政工人员担任‘认真进行战斗准备和调整部署。这时，阎军对驻在晋南樱王山地区的政卫2 烬旅和驻在晋南中条山地区的政卫213 旅也加紧了包围。213 旅旅长郝玉玺同志，由秋林返回部队途中被阎军杀害。这两个旅的党组织，遵照北方局的指示，采取紧急措施，逮捕反动军官;切实掌握部队，并决定立即向决死1 纵队靠拢。部队辗转突围，苦战兼旬，于1940年初在沁源同1 纵队的接应部队胜利会合了。

　　1940 年l 月中旬，蒋介石调令国民党军第93 军、27 军一部向临屯公路以北撤进。阎锡山令暂编1旅和新编第2 师，策应北犯的国民党军，进攻决死l 纵队。这时，129 师386 旅主力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人太岳区，与决死1 纵队等协同作战，沉重打击了27 军，全歼阎军暂编1 旅和歼灭新编第2 师大部。

　　在秋林的牺盟会总会，也同顽固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把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和进步青牟，以派出检查工作等名义分批疏散到各根据地，其中大部分到了晋西北。民族革命大学的教师和学员四五百人，先后转移到延安。接替牛荫冠同志负责牺盟总会工作的吕调元同志，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完成了这次组织转移的重要任务。当他最后准备离开秋林时，被阎锡山以“策动青年到延安”的罪名逮捕。在狱中，他长期坚持斗争，1946 年在太原惨遭杀害。

　　经过l 个多月的战斗，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被粉碎了。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我八路军主力部队象巨人一样屹立在新军后面，阎锡山不得不顾忌这个威慑力量，这对新军是个巨大的支援。阎锡山玩火自焚，招致修败。其19 军61军，特别是骑1 军、38 军等主力损失惨重。除了由他派到决死3 纵队的反动军官拉走该部的3 个总队以外，别无所获。3 纵队失去的沁水、高乎、阳城、浮山、晋城、陵川地区，曾被国民党军占领。后来日军“扫荡”，国民党军溃退，八路军和决死队随即挺进该区，从日伪军手中收复了这些失地，扩大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山西新军在自卫反击取得重大胜利婚进行整编。在太岳地区活动的决死l 纵队仍保留原番号，与政卫213 旅以及决死2 纵队和政卫209 旅各一部，合编为5 个团，加上政卫2 旅所辖的3 个相当于营编制的团，共约l .3 万人左右。由原游击J0 团和转移至长治以东地区的决死3 纵队，整编为1 个旅，辖3 个团，约3500人。以上两部，纳入l 加师建制。在晋西北地区，成立新军总指挥部，总指挥为续范享同志。除政卫209 旅同八路军晋西支队合编外，其余整编为7 个团和成个相当营编制的团。新军总指挥部共1 . 2 万余人，纳入晋西北军区建制。各县游击队、自卫队也进行了整编。从此，山西新军即分别在晋级地区和晋豫地区括动、在刘伯承、邓小乎同志主持的129 师和贺龙、关向应同志主持的晋西北军区的领导下，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直到扰战胜利。

　　应当着重指出，在十二月事变前后，为促使阎锡山悬崖勒马，继续抗日，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奉党中央指示，曾经仁至义尽地对他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

　　1939 年12 月中旬，彭德怀副总司令从延安来到秋林，当面告诫阎锡山：如果想搞垮牺盟会、决死队，那与共产党、八路军就做不成朋友了，蒋介石也不会把你放在眼里。可是，、阎执迷不悟，继续扩大事态。

　　12月下旬，牺盟会和决死队的领导人联名致电阎锡山，指出：在抗战处于危难之际，陈长捷、王靖国、孙楚等指挥所部“向决死队猛攻，解散牺盟组织，摧残抗日政权，大举搜村，迫害志士，牺盟同志之惨遭屠杀者达两千有余扣无辜民众之被殃及者，尤不可胜计。民族元气，由是大丧、山西阵地，顿呈混乱，寇好扮掌，国人见笑，此诚意想不到之奇祸，实亦山西莫大之不幸。”表示：“虽牺盟会决死队同志惨摧浩劫，惨痛牺牲，心有不喻之隐，难言之痛.惟念死者已矣，苟能挽国运于垂危，扶山西于将倾，决仍本我不牺牲、谁去栖牲之旨愿，忍痛不咎既往，再申和议，俘保团结，加强进步，继续抗战。”阎锡山仍未置复，继续一意孤行。

　　1940 年1 月间，当时山西新军已稳操胜券，顽军败局已定。毛泽东主席和八路军政治部王稼祥主任致电在山西前线的朱德、彭德怀、杨尚尾、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等同志，指出应该领导山西栖盟会和新军，和平解决山西内部何既争取阎锡山继续合作抗日。1 月27 日，又以肖劲光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表示愿意调解新旧军冲突，使山西恢复团结杭战的局面。

　　2月20日，中央拟好电文，指示以我的名义致电阎锡山，电文说." 3 个月来，山西内部倪墙之争，中外惊疑敌扮掌、而演变所极，尤属痛心，盖我为鹉蚌，人为渔人。此渔人者不但有一日本帝国主义，更有一顽固势力。彼挟其地位以临吾人，企图挑拨吾新旧两军，取吾两军而置其囊中，先取其一，使钩座陷于孤立，续取其二，使钩座陷于绝境。然后分之裂之，摧之折之，而晋绥军尽矣。设此企图而能实现，非但抗战不利，钧座不利，新军不利，即归军同人亦绝无所利，为今之计，巫宜有钧座调和，新旧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两军虽一时以兵戎相见，然新军全属自卫，绝无成见。荀利抗日，无不服从钧座之指挥，想旧军同人亦必不固执己见，钧座一纸团结之令，则和协之局立现，抗日战线重整于三晋之间矣。一波知遇之恩，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敬祈速决大计，俘有遵循，大局幸甚。”

　　2月25日，中央派肖劲光、王若飞同志持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到秋林，向阎锡山面述我党关于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建议：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和敌对宜传.新军仍属晋绥军序列，不接受蒋介石方面的改编，实行阎锡山公布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 ，统一于进步，恢复电台联络和人员来往。这时，阎锡山已别无出路，只好接受我党的主张。经过谈判，决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分界线，晋西南为晋绥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区域。3 月5 日，在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写的《 中央军委关于晋西事变后我之基本政策的指示》中明确提出：严我们的基本政策是继续团结阎锡山，巩固旧军力量于阎的指挥下，不使发生不利于我们的分化，保存阎在吕梁山脉的地盘，不使某方进驻，八路军与新军亦不进驻，恢复新军与阎之指挥隶属关系，以利华北与西北之抗战，此种政策在现在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叹中央还规定了必须实行的10 项具体办法，包括：党的工作转入秘密状态，在晋东南以临屯公路为界，八路军及新军不向路南发展‘停止政治攻击，恢复往来关系，恢复两军团结;加紧新军内部团结，巩固党的基础，防止任何外来破坏行为，等等。还特别指出：必须向新军千部说明，只有与阎锡山及其旧军恢复团结，才能将外间一切阴谋家在阎及旧军方面的严重挑拨离、幸灾乐祸行为，加以击破，过去武装自卫是正确的，现在恢复团结也是正确的。

　　5月9日，周思来副主席在给阎锡山的亲笔信中说.“此间同志，对山西之团结，夙所关怀。荀先生对团结有进娜步解决，来等无不愿尽棉薄，以挽危局，似利抗战。夫唇齿相依，患难与共，处今之世，惟先生能熟察之也。’在我中央一系列正确政策的指导下，经过多方努力，一场山西旧军进攻新军、新军奋起自卫的大冲突，得到了暂时的解决。虽然新眨军划地分治了，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保持了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国民党顽固派于王941 年1 月发动第2 次反共高潮时，阎锡山就没有轻举妄动。毛泽东同志在考关于打退第2 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中说：“上次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阎锡山，这一次就站在中间立场。

　　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我党尽量拉着阎锡山抗战，同他的统一战线关系勉强保持到抗日战争胜利。其间，我们有些军事电文仍抄报给阎，他既不退回，也不答复。抗战胜利后，阎锡山错误地佑计了形势，积极配合蒋介石发动内战。在1 945 年底和1946 年上半年，我曾两次写信劝阎改弦更张，他均未答复。1946 年下半年军调小组去太原时，阎的集团军司令郭宗汾捎来口信，实际上拒绝我们的劝告。由于阎锡山顽固反共，最终彻底破坏了山西的统一战线局面。山西新军正式加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制，奋起参加了全国解放战争。

　　1946 年，我曾借陈赓和韩钩同志在太原军调小组工作之便，分别捎信给阎锡山劝他回头是岸，并说如能这样，全国解放后会有他应得的地位。在解放战争接近全国胜利的时候，我党又向阎锡山伸出争取之手。但阎执迷不悟。1948 年，太原战役之时，阎对他的左右说，只剩太原一地，不能不守;我侍奉蒋先生大半辈子，现在改换门庭去侍奉毛泽东，老了，不需要了。他让人把这话透给我们。太原解放前夕，他逃到南京，再逃广州、台湾。这个土皇帝在山西38 年的统治，终于覆没了。

　　群众力量大，形势比人强

　　1943年9月我到延安后，向中央汇报了栖盟会、决死队斗争的情况，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认为这一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成功的一个例证。毛泽东同志欣慰地说：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山西的局面是共产党创造的。同年，刘少奇同志在《 6 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 中指出.“没有山西的新派，以及新派如果不在旧派的进攻下胜利地打击旧派，那末，我们在山西以至华北坚持抗战的困难是要大得多的。山西新派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也给了旧派投降敌人的企图以很大的打击。”同时还论述了党领导牺盟会、决死队取得的胜利和主要经验。他说：“阎锡山是封建性很重的统治者，由子敌人对山西的进攻，他需要‘守土抗战’，他在抗战中需要实行一些进步的办法，目的是保持他对山西的统治。因此，他的进步是有限的，是暂时的。但是他能抗战与实行进步的办法，是好的，对革命是有利的，我们应援助他抗战。然而，如果新派的势力及群众运动的发展超过他所需要与允许的范围时，.他就无所顾忌地来镇压群众和新派，他不需要真正的群众运动，他对抗战也是动摇的不彻底的。因此，我们就决定了这样的方针：(一)与阎锡山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随时戒备他来反对我们与群众;(二)用一切方式援助新派力量的发展，并设法参加新派，使新派实际地统治某些地区;(三)和新派一起，尽可能利用‘牺盟会，的形式，独立自主地去开展群众运动;(四)新派在拥护阎锡山的口号下与旧派斗争，直到进行武装斗争，使旧派投敌或在山西造成反动的局面成为不可能。上述方针执行的结果，使新派取得了胜利，也使我们取得了胜利。山西新派的成功，是统一战线中左派的成功。 “我们在帮助阎锡山抗战的过程中，使山西的抗战坚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进了，也使我们前进了。因此，这个经验是值得注意的。

　　“总起来锐，华北党在这个时期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灵活地执行了中央路线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没有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而是在克服了许多错误的意见之后，正确、及时地决定了前进的方向，并且动员和组织孑数百万群众朝着我党指定的方向前进了。”

　　显而易见，党中央和北方局的评价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历史告诉我们：山西新军和牺盟会作为山西新派力量，在伟大的抗日斗争中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中国共产党适应当时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积极倡导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是我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依托八路军，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胜利。

　　抗战末期，阎锡山慨叹自己一时“失算”，曾经说过.真没想到这一回没有斗过那么几个年轻人!这是全国解放后，傅作义将军和几位山西老朋友告诉我的。阎锡山这个整了大半辈子人的老军阀政客，有这种看法不足为奇，因为他从来都是固执地迷信自已的权谋、手段和实力。

　　应当说，在反动统治者当中，阎锡功是很有一套“办法”的。这个人无论对内对外都一贯见风使舵，遇河搭桥，过河拆桥。当他走这步棋时，就重用与之相适应的一种组织，走另一步棋时，就重用或换用另一种组织。在这个组织那个组织的浮沉交替中，他自己生存下来。在用人方面，今天用这个，明天用那个。一个一个地重用，又一个一个地被贬滴或者甩掉。他还善于用种种手段，制造矛盾，分而治之。他在扶植一个力量的时候，就已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削弱成者整掉这个力量了。在待人方面也是这样，见什么人说什么括，就连办公室的摆设也因人而异。接待进步人士时，挂孙中山像，接待南京代表时，挂蒋介石像;接见日本人时，就挂他当牟在东京同后来成为军阀政客的一些目本同窗好友的合影。如此等等。这就是他的统治术，他的“二的哲学”的应用。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在反共的“山西主张公道团”继续存在的同时，他又赞同成立并支持过牺盟会，在继续用顽固旧派的同时，他又用了一批主张抗日救亡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他既要依靠旧军，又想借重新军，这是因为当时他遇到难关。当危局有所扭转;他就向进步势力进攻，必欲去之而后快。

　　但是，形势比人强。阎锡山的哲学和种种权谋、手段，这次却失灵了。这决不是如他白己所说的什么一时失算，这是形势使然，历史使然。他的对手，也决不是如他用轻蔑口吻所说的几个年轻人，而是共产党、八路军和广大群众。以山西新派面目出现的共产党人，在党中央和北方局的领导下，根据党的方针、策略，依靠并协助八路军，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带领群众和武装群众，从而在山西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山西新军是我党倡议建立的，又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在重要关头，党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对山西新军和牺盟会都给了重要指示。这包括内部在有的重大原则上发生争论时，我们都得到了明确指示和坚决支持。在接办牺盟会之初，山西临时工委有几位同志力主把它更名和改造为抗日救国会，把“山西青年抗敌先锋队”，改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们认为，不然的话，我们帮这个“官办组织”做出了成绩，都记在阎锡山帐上，那就是“右倾”。我们不赞成这种意见，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充分理由，报告了北方局。刘少奇同志明确指出：栖盟会的好处恰恰在于它是“宫办”的，杏则就不会让我们放手工作，抗日救国么民族解放先锋队，阎锡山不准建立，我们不能那样办。但争论仍在继续着。后来，在1937 年5 月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 张友清同志曾代表我们两人提到这个争论.党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也批评了反对‘官办组织”的意见。抗战开始不久，决死l 、3 纵队开赴晋东南，两纵队的政委分别兼任山西第3 、第5 行政区主任。晋东特委有的同志就坚持说不能再戴阎锡山的“帽子”，认为那是违反独立自主原则的。我们不同意，认为那样会破裂统一战线。

　　这个争论提到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1938 年3 月在太行山区，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同志说，目前绝对不能去掉这顶“山西帽子”l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大局，而且你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军队也受八路军的指挥，戴这顶“山西帽子”有许多便利之处。直到十二月事变被粉碎后，中央还指示继续在名义上保留山西新军的建制，并且批评了决死队某旅同八路军某支队在组织上完全合编的做法是错误的。

　　山西新军在军事工作上，也得到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左权等领导同志的很大帮助和指导，1938 年夏，八路军总部在山酉沁县西林村为决死1 纵队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副参谋长亲自授课，对提高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起过重大作用，当时被称为“西林整军”便是一例.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了山西新军。委员会的拓名委员，都投身到组织和掌握武装这一中心工作中来。多数委员担任了新军各纵队的主要领导职务，未在新军中任职的委员，也都参加了组建新军和掌握武装的工作。新军从上到下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各纵队的政治委员，除207 旅外，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他们实际上是部队中的党代表。山西新军的《 政治委员条例》 规定，政治委员是部队中的最高首长，拥有最后决定权。团、营、连的主要政治工作人员，也多为共产党员担任。在新军中普遍运用八路军的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经验，建立一套政治工作制度。在建军之初，从新军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自下而上的广泛民主，发挥士兵委员会的监督作用，同旧军宫专制，无理要求，绝对服从的统治方法进行了坚决斗争。当时成立士兵委员会，看起来，很有点“极端民主化”，其实这是为了同顽固旧军官斗争所采取的一种成功的策略。经过遂步教育、改造的艰苦工作，一部分旧军宫争取过来了，一部分顽固旧军官逃跑或者被撤换了，结果绝大多数军事指挥员都改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担任、这时，也就完全地夹行八路军的政治军事工作制度。所有这些有力地保证了党对山西新军的领导，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个别纵队在同旧军的斗争中一度吃了亏，主要是由子未能坚决贯彻执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忽视和放松了对部队的政治领导所致。

　　党领导下的抚日救亡组织的发展和群众运动的深入，是山西新军成长、壮大和取得胜利的坚央基础和可靠保证。到1 939 年夏，以栖盟会名义组织起来的山西农救会会员发展到l70万，工救会会员发展到20 万，妇救会会员发展到3D 万，青救会会员发展到30万。包括这些团体会员在内，牺盟会的全体会员发展到30 万左右。如此广大的群众力量，有力地支援了武装斗争。向时，建立和切实掌握坑日民主政权，这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山西省有7 个行政区，其中5 个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主要领导，这些行政区的县政权完全由我们掌握。在另两个行政区里，我们也掌握了部分县政权。全省105个县中，有70个县的县长是共产党人。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当时地方党委已经普遍建立起来，它们在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方面，工作做得更多些，不少事情，决死队和牺盟会是配合地方党委做的。也应该说到，在建立地方党委过程中，公开工委傲了许多工作。根据北方局指示，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必须分开，公开工委委员不得直接介绍党员，我们切实执行了这个原则。同时.公开工委同临时工委合作，于1 937 年春举办栖盟特派员训练班，作为在全省发展党员的一个重要步骤，先是从学员中积极发展党员，然后派到各县，利用合法地位协助建党，起了很大作用。

　　总之，山西新军和牺盟会的成就，是在党中央、北方局以及山西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八路军的全力支援和指挥下，党、政、军、民团结～致共同奋斗的结果。在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组建武装力量，发展统一战线和进行反顽斗争等方面，广泛地运用栖盟会和山西新军这一合法组织形式，给党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当然，在当时那样复杂的形势下和艰难的环境里，无论从组织或者个人来说，对工作的指导都不可能没有任何失误。刘少奇同志总结敌后工作时说过：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在路线上虽然是正确的，但在个别的政策上及个别的工作上亦不能免除自己的错误与缺点。”这种情况，我们是有过直接感受的。例如1 938 年初。北方局曾主张把党中央关于“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内组织秘密支部，的规定搬到山西新军中来‘一度要解散决死队中的觉组织，以致造成思想止闲组织上的较大波动和某种混乱。好在这一失误很快就由少奇同志自己纠正了。

　　我们在思想上工作上也有过一些偏差。比如：当局面己经初步打开，形势也大大向前跨越了一步，而我们却还没有及时冲破阎锡山的框框放手开展工作，经北方局以至中央指出后才得以纠正。后来，北方局也曾纠正过我的一次“左”的行动。当时国民党复兴社在太原办的《华闻晚报》 ，久为群众所不满。1937年9 月雁北失守时，它又谎报军情，暴露太原防空设施，我就抓住这个机会让群众把它捣毁了。这个违反统一战线原则的做法，曾受到刘少奇同志的严肃批评。毛泽东同志常说，做统一战线工作要象“制钱”那样“内方外圆”。而我有时候却表现出内方外不圆，强调了原则性，忽略了灵活性，处理向题有过火的地方。有的朋友曾经善意地批评我“好擂野鸡翎”。“好插野鸡翎，这种气势有时还得要，可以压倒顽固沁但在有些情况下，容易把事情闹僵。

　　1944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曾经写了一份材料，检讨上述的以及其它方面的缺点错误。毛泽东同志作了批示，指出：“个人，同整个党一样，都有一个觉悟过程，文内所说，都是这个觉悟过程中的事。其中有些我还没有做到，我还要努力。”毛泽东同志的批示，亲切感人，帮助我正确对待缺点和错铸启发我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觉悟，把工作做好。至今，每念及此，非常感激毛泽东同志对我的勉励和帮助!

　　如前所述，“牺盟会”、“决死队”和其它新军部队，都是由我党发动组建，并始终在党的领导和指挥下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可是，在10 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却极力歪曲和伪造历史，公然把山西新军诬为伪军，把“牺盟会”诬为‘反动组织”。

　　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1979 年0 月12 日，我写信给邓小平同志，说明应按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山西栖盟会和新军所作的肯定评价，恢复参加这些组织成员的革命历史和荣誉，并请尽快做出定论。邓小平同志于第2 天即作了肯定的批示。他说：“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应予澄清。”

　　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经报请党中央同意，于同年12 月7 日发出通知规定：

　　“栖盟会”、决死队和其它新军部队，都是由我党发动组建、并始终是我党领导指挥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所有‘决死队’(包括工卫旅、政卫队、暂1 师等部队)成员的这段历史，都应从他们参加决死队之日起计算军龄。”

　　至此，在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下，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由我党领导的牺盟会和山西新军斗争历史的本来面目终于恢复了。它们创造的业绩，作为伟大抗日斗争史册的一页，又重现光辉。我和许许多多同志一样，感到无限欣慰。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9-15 08: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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