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彪：一二O师的医疗卫生工作
2018-09-15 08:51:29  来源：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点击：  复制链接

　　在困境中奋进

　　晋绥抗日根据地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加之日伪军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极端困难。部队长期用不足量的黑豆和野菜等充饥。寒冬季节，被服供应难以为继，往往l 个班只能发两条被子，全班合盖。有一年冬天，由于棉衣不足，有的部队只好两人发一套，你穿上身，他穿下身。在大青山地区的骑兵部队，因皮衣鞋帽难以解决，每年冬季都有不少人冻坏耳、鼻、手、脚。指战员普遍营养不良，体质下降。有个时期，部队中患夜盲症的高达30%，患肠胃病的人就更多了。

　　同时，从抗战开始到1940 年，我们120 师部队从晋西北转战晋察冀的北岳区和冀中，接连不断的战斗，许多医务人员牺牲了，医疗卫生材料消耗后没有得到及时补充。1 940 年11 月晋西北军区成立时，我被任命为军区卫生部部长。当时军区所辖部队除1 20 师的6 个旅外，还有山西新军的两个纵队、l 个师、1 个旅和6 个军分区(1942 年增加到8 个军分区)。而卫生部的医务人员只有三四十人，医疗卫生材料只有两副药驮。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完成这么多部队的医疗卫生保障任务，真是困难重重啊!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面前，一个个的困难都被克服了。办法和途径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我们的贺龙师长是一位勇于克服困难，又善于在危难面前创造奇迹的人。他深知医疗卫生工作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指示我们，要克服困难，自力更生，首先要设法给伤病员创造一个安定的治疗环境，使伤病员感到有个“安全窝”;同时要逐步解决医药和医疗器材不足等问题。

　　根据贺师长的指示，我们首先着手建设后方医院。我带人到黄河边上访问察看了一个多星期，找到紧靠晋绥边区的黄河对岸，有一块长期进行过革命斗争的神府苏区〔神木、府谷两县的一部分)，党的力量很强，群众基础很好。干是我们准备在那里建设比较安定的后方医院。当我们向贺师长汇报这个设想时，他非常高兴，并亲自带领我们到神府县委和县政府，请求当地领导给予支持和援助。神府县的领导同志听了我们的设想，都表示积极支持，并当即将自己住的窑洞全部让出来做医院用房，他们搬到另一个小村去办公。贺师长还到我们选定的盘塘、贺家川等地的医疗网点进行视察，并指导我们制订了筹建计划，同时下令要供给部想办法保证各项卫生建设所需的物资和经费。师首长的热情关怀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大大地激发了我们全体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神府后方医院和贺家川中心医院医疗机构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1940 年夏、冬，我们先后在兴县黄河边的黑峪口、碧村召开了两次晋西北军区卫生干部会议，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研究制订改进措施。为了解决战场救护和群众性的防病问题，我们提出了从速增建医疗机构和培训医务干部等几项带根本性的任务。贺师长听了我们的汇报，鼓励说：“你们的会开得很好，决定要进行的各项卫生事业建设都符合中央的指示，也符合敌后持久抗战的需要”

　　为了加强我们师的医疗卫生工作，中央军委卫生部还给我们师派来一个由戴正华、祁开仁带领的10 余人的手术队口他们大多数经过专业训练，技术水平较高，经验也较丰富。我们把这个手术队和军区原有的中心医院合并，命名为和平医院，设在贺家川。在原有基础上，新修了一些窑洞，建成一个以外科为重点，并包括内科、妇产科、儿科的综合医院，为提高医疗水平创造了条件。

　　此外，在临县的青塘设立了一个民众医院，在黄河沿岸的柴园沟、魏家滩、万户峪、刘家湾等地，设立了五六个直属医疗所。这些院、所平时可收治伤病员2000 多人，紧急时还可增加收治量。同时，各部队和各军分区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卫生机构和医疗所。为了加快伤病员的转运，我们北从偏关、保德，南到媳蝴峪、佳县，在沿黄河数百里的两岸，设置了10 多处接送伤病员的渡口，使许多伤病员得以及时转送到后方医院治疗.据不完全统计，军区卫生部所属医院，在6 年内共收治重伤病员2 万余名，对保障部队战斗力和提高部队健康水平起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解决医务人员严重不足和医疗技术水平不高的问题，1940 年冬，我们把原军医处直属医训队改为卫生学校。校址设在贺家川，校长由和平医院院长祁开仁兼任。教员由该院各科医生兼任。学员是由部队选调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战士和连队卫生员。每年开办两个班，每班40 人左右，学制为l 年。教学课程有外科学、内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药理学，以及英语、日语、拉丁语、政治课和大众哲学等，教学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使学员既能在课堂上学到医药基础理论，又能到医院实习，掌握一些临床经验。这些学员毕业后，都能胜任连、营卫生工作。我们还办了两期1 年制的团卫生队长以上人员参加的高级班，培训较高级的卫生干部。卫生学校开办时，设备只有l 台显微镜、1 个血压计，条件很差。由于教员和学员都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教的认真，学的刻苦，学校办得很有成效，学员们毕业后到工作岗位上，大都是很得力的卫生干部。在5 年内，卫校共办了10 个班，培养了350 多名各类卫生干部。

　　与此同时，358旅、359旅和第2 、第4 军分区等单位的卫生机构，也都与他们所属的医院、医疗所相结合，开办了医训队，培训医生、护士和司药。各团卫生队使用卫校编印的统一教材，开办连、营卫生员轮训班，使基层的医疗卫生水平也有所提高。

　　总之，通过不同层次和多种形式的培训，较好地解决了医务人员不足和医疗技术水平较低的问题，保证了部队不断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的需要。1940 年冬，百团大战过后，敌人对我晋西北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实行最残酷的“三光”政策，给我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极大的损害;加上敌人严密封锁，使我们的医疗卫生工作，特别是战场救护工作，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最主要是药品和医疗器材严重不足。怎么办呢?还是要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一是派人冒着生命危险，深人敌占区的城市，购买一些必需的麻醉药、磺胺、碘片、碘化钾等药品和听诊器、血压计、手术刀具等医疗器械;二是发动敌占区的一些进步人士、爱国商人等，帮助我们购买和运送急需的卫生材料;三是自力更生办药厂。我们克服种种困难，首先在神府县的盘塘办起了一个制药厂，由许允安任厂长。制药厂发动医务人员上山采集中草药，请当地一些有名的中医议定配方，用锅、罐、盆、勺、铁碾、石磨等土办法，制成各种膏、丹、丸，散.这些自制药品，经临床应用，效果很好，颇受欢迎.于是，我们很快把制药厂的规模扩大，由6 人增加到60 多人，设立了制造股、材料股、采药队、采购组等，并陆续增添了3 台压片机和压水机，搞起了压棉床、干燥箱、升华炉等设备，修建了十几间厂房。药厂除生产几十种中成药外，还配制了部分西药片和针剂，生产了精制纱布，脱脂棉、石膏绷带和肥皂等。后来，军区卫生部还成立了卫生实验所，由李志中、姜恒明等负责，研究制造了破伤风抗毒素和类毒素，以及牛痘疫苗等。当时，破伤风和天花传染病对军民的威胁很大，自制的这类药品对防治传染病，保漳军民的健康，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而我们必须尽力保证和改善伤病员的生活，因为这是配合治疗的重要一环.为此，我们办起了供销合作社，自己腌咸菜、榨油、磨豆腐、制粉条、做甜酱，并派人到军区所辖以外的地区去采购油、盐、海带等各种副食品和日用品，按当时伤病员的伙食标准供给各医院。贺龙师长对伤病员的生活更是关怀备至。每次打了胜仗，他都派人把缴获的食品和日用品送到医院，给伤病员食用。一次，独立第2 旅贺炳炎旅长率1 个团，袭击了宁武县日军的一个放牧场，缴获大小奶牛四五十头。贺师长指示，把奶牛全交给卫生部养起来，挤牛奶给伤病员喝。我们按照贺师长的指示，派些有经验的人精心词养，每天能产100 公斤鲜牛奶，改善了伤病员的生活。

　　由于师首长的重视和关怀，根据地群众的大力支援和广大医疗卫生人员的积极努力，在不长的时间里，我们就为伤病员创造了较好的医治环境，有效地提高了治愈率，使许多伤病员很快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

　　一切为了伤病员

　　我们120 师和晋绥军区的医疗卫生工作队伍，是在党的长期培育下发展起来的。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广大医务人员继承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同部队指战员生死相依，患难与共。“一切为了伤病员”，是我们医护人员的共同口号。战斗一打响，无论是卫生员、护士、医生、所长、队长、科长，都和指战员们一起奔赴前线，战士们冲锋陷阵，勇敢杀敌，我们医护人员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

　　1940年3月，我们师独立第3 支队从晋察冀返回晋西北的途中，突遭日军袭击，在同蒲路边上的黄土坡村打了一场恶仗，有200 多人受伤。支队司令员贺炳炎和政治委员余秋里指示，务必把伤病员全部抬回来，并派1 个团负责掩护。支队卫生部长章德炎率领全体卫生人员，会同当地群众，迅速组成许多个抢救伤员小分队.对近百名轻伤员做好包扎、止血、固定等工作，护送他们随各团卫生队行动;把100 多名重伤员，连夜用担架抬送到静乐县民众医院。当时，敌人就在近旁，情况危急，时间紧迫，我军民合作，冒着生命危险，在一夜之间，圆满完成了200 多名伤员的抢救和转送任务，受到支队首长的热情赞扬。

　　1940 年7 月5 日，在山西兴县二十里铺战斗中，歼灭了大量日伪军，我军伤亡也较大。714 团团长顿星云也负了重伤，子弹从左肩脚部进，从中腰部出，是斜长线的大贯通伤，进口小，出口大，失血多，伤情严重。医护人员克服困难，日夜守护，积极抢救。待脱离危险后，又将他安全转谈到后方医院治疗。

　　1940 年秋天，在百团大战中，我120 师和晋西北部队共歼敌3500 余人，我们的伤亡也较大，仅伤员就有1200 余人。当时各医院床位短缺，收治全部伤员有困难。同时，由于营养不良，部队中患夜盲症的人很多。对此我们采取了三条应急措施：一是发动群众收集含维生素甲、丙的食品发给部队;二是将后方医疗力量统一编成若干接收站，配置在几条交通线上，负责接收各部队的伤员;三是要求各单位卫生部门尽可能多留治轻伤员，并加强抢救医治、转送重伤员等各项工作。这样，虽然此次战役有战线长、时间久、伤员多、物质条件差1、医疗力量薄弱等困难，但由于各级卫生人员夜以继日地努力，终于出色地完成了战场救护和收治全部伤员的医疗保障任务。1938 年6 月，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来到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深人到我们120 师部队指导工作。他一到前线，就急切地向医务人员提议说：“到伤员那儿去，哪里有伤员，我们就应该在哪里”他说到做到，身体力行。10 月底的一天，他翻山越岭赶到359 旅。王震旅长要他先休息用餐，他却坚持先去医院看伤员。到了医院他又立即给重伤员做手术，一直工作到深夜12 时。他说：“中国共产党交给八路军的不是什么精良武器，而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战士;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加倍爱护，宁可自己累一点、饿一点，也不能让他们多受痛苦”，他的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对我们全体医务工作者是很好的教育。

　　1939 年春天，白求恩又冒着危险，穿过敌人严密封锁的平汉线，到达冀中平原，探人到120 师挺进冀中部队的作战前线，抢救伤员。4 月下旬，齐会战斗打响了.白求恩大夫马上带领他的医疗队来到前线。贺龙师长为了他的安全，要他的手术室同师部住在一起。但白求恩坚持要尽可能地接近火线，以便及时救治伤员，减少残废和死亡。在3 天3 夜的战斗过程中，白求恩医疗队冒着生命危险，从火线上救治了70 多名危重伤员。白求恩大夫那种精益求精的医疗技术和极端负责的革命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医务人员，大家向白求恩学习，纷纷深人前线，忘我工作，抢救伤员。我们120 师部队在冀中期间，因为战斗频繁，离后方远，加之途中又有敌人的严密封锁，所以，伤员的转运非常困难。为此，我们的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尽量到前沿阵地去开展救护工作;同时依靠当地的人民群众，开展一系列应急救护措施。比如，有些重伤员一时不能转运，就分散在群众家里照料和隐蔽，我们派医护人员轮流上门治疗;当敌情紧急时，我们又发动群众把伤员抬到青纱帐里隐藏起来.敌人走后再把伤员抬回来;当伤员集中必须后送时，又动员群众组织担架、大车，昼宿夜行，隐蔽地通过敌封锁线;有时我们还通过做工作，争取伪军中那些有爱国之心的人士，帮助我们转送伤员过封锁线.冀中的人民群众为抢救、掩护我伤病员做了大量的工作，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我们毕生难忘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用鲜血和生命与我军凝成的鱼水深情。 1941 年秋天，日军对我晋西北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企图一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日军的攻势首先指向我第8 军分区。敌人兵力多，来势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抓夫抢粮，并强行并村，增设据点。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我8 分区全体军民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分区卫生部的医务人员，在部长张汉斌的率领下，积极投人了战斗。张汉斌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红军老战士，也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老医务工作者。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他不怕牺牲，不畏劳累，始终战斗在第一线，以熟练的技术和满腔的热情为伤病员服务。在一次危急战斗中，他冒着枪林弹雨冲上前线，将一名身负重伤的副连长背下阵地。这位副连长得救了，但张汉斌却不幸中弹牺牲。对张汉斌同志这种为祖国，为伤员而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至今我仍念念不忘。

　　在绥西武川县土城子战斗中，我大青山骑兵支队直属政治处总支书记颜青云被敌子弹打穿了右腿膝关节，伤势严重，血流如注。为了抢救他，支队卫生部派卫生员乔福专门护理他，依靠当地群众，设法自救自治。乔福背着颜青云先到一个叫骆驼场的小村里，通过一位裁缝师傅的帮助，在村外山沟的一孔土窑里住下。后来敌情紧张了，乔福又背着颜青云在山里打游击.以后又转到乌素图一个喇嘛庙的佛像后面藏了许多天。就这样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辗转，使颜青云伤愈归队。

　　在“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口号下，我们部队还形成了一套传统的医疗救护制度。连队副指导员在作战时，领导并协助卫生员救治和后送伤员，必要时组织专门救护组和担架队转运伤员;战斗结束后负责打扫战场，找寻遗留伤员，掩埋阵亡的同志。连的专职卫生员负责连队的日常饮食卫生、环境卫生，检查督促战士洗脚洗澡、晒衣服、剪指甲、灭虱子等个人卫生，并教会战士包扎、止血、固定等自救互救常识。营卫生所负责检查各连的救护工作，组织力量加强重点战场连队的救护，对集中到营救护所的伤员进行救治，并配有l 个担架班，及时把重伤员后送到团卫生队。团卫生队在战时任务很重，既要组织手术队、治疗组或临时医院，保证伤员的救治，又要进行前接后送、检查整复等一系列医疗工作，务必使伤员在6 小时内得到治疗。师军医处和野战医院伤员收容所等，在战时也组织救护组，伸向二线，协助二线进行战地手术治疗。与此同时，师军医处还要负责组织当地群众抬担架运送和隐蔽伤员等工作。这些制度，对于搞好战场救护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遵照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我们还多次设法救治过友军的伤病员。1937 年11 月，国民党军队在山西忻口防御战失利撤离时，丢弃川军团长黄国钧以下伤员200 多名。我715 团卫生队将其全部收容治疗。这些人伤愈出院时，个个挥泪相别，说不尽的感谢之情，深刻感觉到八路军是真心抗日救国的模范，从而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

　　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我们对俘虏的日军伤员，也同样予以精心治疗。当时，我“日本工农学校晋绥分校”的学员中，有数十名就是从战场上抬回来的日军伤员，经我们治疗后又送到学校来学习的。

　　1940 年6 月17 日，米峪镇歼灭战之后，我军民在打扫战场时，发现山沟里有一名半死不活的日军伤员，马上用担架送过黄河，安排到柴园沟医疗所进行治疗。他伤愈后十分感动，痛哭流涕地说：“我本来是替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人，做梦也未想到八路军不但不杀我，反而把我当朋友看待。我发誓，今后决不再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

　　我们在完成战场救护的同时，还积极开展了防病治病工作当时，由于营养不良，肠胃病、皮肤病、夜盲症等疾病，成了部队的常见病、多发病。为了尽量减少非战斗减员，我们坚持开展了“有病早治，无病早防”的讲卫生运动，并逐步建立起群众性的卫生防病制度。1940 年秋，我晋西北根据地的《 抗战日报》 专门开辟了卫生专栏，晋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了发刊词，为开展群众性的讲卫生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各部队也通过黑板报、墙报和口头讲解，向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宣传卫生知识，要求大家经常理发、洗澡、剪指甲，勤洗勤晒衣被，吃熟食，喝开水，用自己的毛巾和碗筷;部队营地住房、厕所周围要经常打扫、清理，搞好室内卫生和环境卫生.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对防止各种传染病的流行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在完成部队医疗卫生工作的基础上，还积极协助地方开展防病治病工作。当时，晋绥地区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又缺乏良好的卫生习惯，加之敌寇铁蹄践踏，烧杀淫掠，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霍乱、伤寒、痢疾、天花、疟疾等瘟疫不断流行传播，严重地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一旦发现疫情，我各级卫生部门立即派出医疗小组前去调查。积极治疗、扑灭。1941 年2 月，敌人在山西河曲县地区用飞机撒下带有鼠疫杆菌的老鼠，我们立即派卫生学校高级班学员和教员奔赴疫区，指导当地群众捕灭老鼠。1942 年3 月，又是河曲县巡镇一带瘟疫流行，每天都有不少人死亡，有的在几天内全家丧命。临县一区流行斑疹伤寒，死亡率比较高.驻当地部队各级卫生单位都急速派出防疫小组，下乡诊断防治，很快扑灭了疫情。

　　为了加强群众性的卫生防病工作，我们还抽调得力干部协助地方党政机关建立卫生机构。1940 年夏，师卫生部派秦雄等到晋西北行署建立起卫生科;1941 年春，又派人到兴县、保德等县政府建立起小卫生院;1942 年秋，又派罗享洲等到晋绥中央分局建立起卫生所。这样，在部队各级卫生部门的帮助下，根据地各县都有了自己的卫生机构.同时部队医院也担负地方群众医伤治病的工作，部队每到一地，都要走访群众，遇到病人就积极诊治，部队转移时，还去复诊送药。在战斗中群众遇难受伤，我们更是积极进行抢救，受到群众的热诚爱戴。

　　既当卫生人员又当战斗队员

　　为了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我们要求部队的卫生工作人员，不仅要做救死扶伤的医疗救护能手，而且还要做勇敢顽强的战斗员和指挥员。抗战初期，我们部队的医务工作人员，大多是红军时期的干部战士，不仅有丰富的战场救护经验，而且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作战能力。在战场上，他们既是卫生人员，又能当冲锋陷阵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1937 年12 月，我师715 团在同蒲路北段执行破袭任务，派出第1 连担任原平方向的警戒。正当破袭战斗胜利进行时，日军1个骑兵大队突然向l连冲过来，l连进行了坚决抗击。战斗打了整整1 天，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杀伤大量敌人，但1 连伤亡也很大。这时，营长傅传作派随军医生章德炎冲上去抢救伤员;当章德炎冲上阵地一看，1 连连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连队失去了统一指挥。为完成阻击敌人的任务，章德炎立即自告奋勇地代替连长的工作。他一方面指挥连队抗击敌人，一方面组织抢救伤员。在他的组织指挥下，战士们越战越勇，使敌人始终未能前进，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1939 年5 月初，我7 15团l 营远离师团领导，单独执行任务。当他们行进到齐会村附近的找子营村时，突遭口军骑兵的堵击。敌人先是用快速骑兵将l 营堵进村里，然后又与其后续步兵一起，将村子四面包围，妄图将1 营一口吃掉。我1 营全体干部战士依村固守，奋勇抗击.敌多次轮番冲击，却始终无法进村。在激烈的战斗中，l 营营长刘光海光荣牺牲，教导员陈云汉身负重伤，4 个连的连长、指导员也都负伤或牺牲。战至黄昏，敌人狗急跳墙，兽性大发，向村中施放大量毒气，企图将1 营干部战士和村里的群众毒死。在这危急情况下，1 营卫生所长杨鼎成主动担当起l 营的领导工作。他组织指挥全营人员英勇战斗，击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同时，指挥全营卫生人员积极搞好战场救护，采取防毒措施。到晚上9 点多，在夜幕掩护下，他巧妙地组织指挥全营突出重围，化险为夷。

　　类似章德炎、杨鼎成这样既当卫生人员，又当战斗队员的情况，是不胜枚举的。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我120 师暨晋绥军区的广大医务人员舍生忘死抢救伤员的革命精神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高度赞扬，同时也受到许多到过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国际友人的赞颂。1944 年9 月，美军派观察组来我区视察。一次，他们随我军参观攻打山西汾阳协和堡日军据点。他们看见我连队卫生员在行军途中个个身背行李、红十字药包和敷料囊，宿营时跑前跑后，检查督促干部战士的个人卫生和饮食卫生，战斗中不怕牺牲，积极进行战场救护，无不感到敬佩。有位叫凯士堡的少校军医感慨地说：“我在国民党军队中，不仅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卫生员，连这样有责任心和医务素质的军医也很少见过。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八路军作战勇敢，因为这支部队从上到下是有民族责任心的人组成的。”

　　是的，我们广大医务人员，都是具有民族责任感和高度政治觉悟的人，为民族解放事业和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9-15 08: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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