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燕：我是一个地下交通员
2018-09-24 10:56:43 来源：山东省情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时期日本鬼子把北京、天津、保平、石家庄都占领了。敌后抗战武装要在城市开展抗日地下工作，吕正操写了一封手书给我父亲，派冀中军区一位部长骑马到我们住的地方找到我父亲，交代吕正操给的任务，派他到平、津、保、石去开展抗日地下工作，还给了我父亲二百块现大洋，作为开展工作的开支经费。我父亲在平、津、保、石做买卖，有一部分熟悉的商人，通过他找关系，在平、津、保、石开展抗日地下工作。我父亲带着我二哥，两个人先到平、津、保、石找熟人关系，最后落脚到石家庄，当时石家庄叫石门，被日本鬼子占了叫成了石门。我父亲通过商界的一个姓杨的叫杨清川通过他，在桥西石化院东一村仁义里十号，租了一个院子，把全家安置。我们算站住脚了。当时没有生活来源。我当时才十四岁，42年，十四岁，我就在通过我父亲的商人关系找了一个刻字店，在那里做学徒。学刻字，学了半年，到了年底，掌柜的一份钱也不给发，没有工资。掌柜的说：“过年了，你们回家去歇几天吧。”我给掌柜的说：“掌柜的，我穿着布鞋，一个脚一个洞，大母脚趾都磨破了，给我买双鞋吧。”掌柜说：“买双鞋才四毛钱，”看了看我，“行了，回家换去吧”。从那以后我就不再学徒了，干了半年，一分钱没给。光是干活，管饭，买双鞋四毛钱都不给，我就不干了。不干了以后，我父亲又通过他的关系找了性杨的他儿子，把我介绍到铁路大厂当童工。在那里干了差不多半年，当一个月的童工，下来以后一个月给十五斤杂和面。什么叫杂和面，就是高粱皮、稻糠皮、麦麸皮、谷糠皮，用磨子磨了以后，一点淀粉也没有。实际上没有淀粉。不光是我，铁路工人都是杂和面，有二十斤的，年岁大一点，技术高一点，给你三十斤，像我们童工，一个月就给十五斤。
我在学徒当学徒时，小日本鬼子的车间有办公室，学徒给师傅弄下脚料，搬运成品、半成品。小日本鬼子有办公室，办公室里有十来个日本人，他们管理车间。有一天，一个小日本鬼子叫饭田奈，喊我，“小孩，过来过来”我说：“过来干什么”他说：“壶，打水。”让我去给他打水。我拎着壶，给他从锅炉房灌了水以后，茶碗的，他们日本鬼子喝的茶叫红茶什么的，碗里有十来个茶杯，让我给他们倒水。我一边倒水，他拿我当小孩，因为我才十四五岁嘛，拿我当小孩打我的头。我后来我把壶一放，说：“倒水可以，打头不行”“啊，小孩，什么‘打头不行’”还继续打。我当时从八路军根据地到城里来，我不懂这啊那啊的，就恨日本鬼子。我的同学那么多都被杀死了，我没有参加抗日破五活动，我就恨他们，他还打，我就气急了，用拳头照日本鬼子的肚子“咣”一拳。他见我打他，他也要打我，他追我就跑，围着日本鬼子的办公桌跑。后来日本鬼子那个办公室主任一直喊，他就不打我了。他拿桌子螺丝的样品，“哗”地一泼，我一蹲，就没打到我。后来日本鬼子办公室主任，把我叫去。“小孩过来”
我过去了。“你什么的干活”我说：“他让我打水，我给他倒水，他打我的头”他说“你的，多大了?”我说：“十五岁”“十五岁，小孩一样，你要是十八岁二十岁，八路一样脑袋拿起。”气的我不行，他这么一说，从那以后，我在铁路大厂干了半年就不干了。不干了以后就没有生活来源，街上有扫街的，拉垃圾的师傅拉木斗车，拉的费劲。当时不是马路，不是石头路就是土路，他上坡上不来。我帮了他一把。他后来说：“行啊，小伙子，你来给我拉小袢吧”绑了一个绳子，帮他拉小袢。一天挣一毛钱，饼子特别便宜。棒子面饼子，一毛钱可以买五个。一天挣五个饼子，这就是我干的工作。后来这也不行了，因为太累了，我们家在东一村仁义里有个院子，我们家是抗日地下联络站，这是冀中军区，给的任务，我父亲让我哥哥带上一些资料、情报送到根据地。出去以后半路什么地点我都不知道了。有个冀中军区xx部的叫汪鑫武，还有一个叫赵林导，给这两个人联系，有什么材料啊交给他们，他们送回冀中军区，然后我哥哥再返回。在这个当中，我家的抗日地下联络站，北房四间是我们占的，南房四间是地下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我家住的地下党书记叫乔志模。我父亲知道我学徒也不干了，铁路大厂也不干了，拉垃圾扫马路，一天才挣一毛钱，五个饼，这可怎么办啊。
当时我父亲虽然有二百块现大洋，但那是地下工作的活动经费，轻易不能动。这样的话我们地下党支部书记乔志模就给我父亲，联系了一下让我参加地下工作。这时，我父亲又通过商界的熟人，给那个官面上的熟人，把我和我二哥两个派到敌人警察署里。不叫警察局，日本鬼子是叫警察署。我二哥是在警法科，抄写材料。我是小孩，文化又低，小学没毕业，16岁在警察署的收发室，搞送信，向敌人的南兵营、北兵营、东兵营、西兵营、集中营各区警察署、保安团，铁路警卫队、宪兵队等部队送信。我当时，拿着信件往外送时，让我做地下工作者得有贡献，我把信件拿了以后不送到敌人单位去，我先回家，把信封用水湿，湿布闷了以后把信封打开，把内容和交通员陈来一起抄下来。然后再用浆糊粘上，晾凉，在炉子边烤干了，再给敌人送出去。头一天的信不送，压到第二天再送。所以敌人机关有什么活动，有什么会议、有多少枪支、有多少人、都是武器他们表上都显示，通过抄写信件，内容送到根据地。开始我们是冀中军区，后来因为敌人大扫荡，环境艰苦。敌人在铁路上修了两个炮楼，又向外发展。把地方割据的不远的几个村围下来，成一条线。在石家庄周围挖了深沟，防御沟，防止八路军来打他们。防御沟八米宽、七米深，如果你要出市、或者进市，必须要用吊桥到达那边以后，通过检查，看你带什么东西，身上有什么，检查完了以后，才让你出进市。
我通过信件，办了一部分情报资料，再有就是地下工作者从根据地进来，到我们地下联络站来联系、开展工作。现在叫身份证，过去叫良民证。我们通过关系，给管办证的警察送东西，慢慢给地下党的同志办了良民证。另外，原来我们归冀中军区，后来归七分区，最后归到十一军分区xx部领导。那时我们的地下党支部在我们家住，有时不在我们家住。因为石家庄有好几个地下联络站，桥东桥门有、立村那边也有，说不定去哪。给我们下的指示是：有什么事直接说。根据地没有药品，需要西药像盘尼西林、青霉素、链霉素等。盘尼西林是消炎用的，我们战士或伤员需要这些药品。悄悄地在这个药房买点，在那个药房买点。一下子买整箱，敌人会怀疑。天天买，放小包里收起来。因为我向外送信，所以通过敌人关卡吊桥比较方便，慢慢就和(守门)的认识了。“干什么去啊?”“我上外面执行任务去。”他一看我背着包，其实里面全是药品。我公开地穿着警服，背着包就出去了。出去后，东边二十里铺，有地下党人员接应，我把药品交给他，他再送到根据地。除了药品以外，还有枪。我们当时在警察署，枪不像现在这么严格，敌人有枪，他们内部都知道。有时通过他们内部买手枪，不可能买到大枪，买手枪篓子盒子，一般的篓子我往外送过七支。枪也是不能明着背到外面，也装在书包里。“干嘛?”“执行任务去”从步哨口出去，到二十里铺完成任务后。绕一个圈从怀集这个吊桥口进来。出去背着背包，回来空了，会引起敌人怀疑，从这个口出去，完成任务后把枪支、药品交给地下人员以后，我绕到别的口放吊桥进来。石家庄市的防御沟，围着周边有三十多里地，一共有11个入口，吊桥。我44年，十六岁参加工作，到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了，8·15投降以后，敌人军、政、警、县、特都没了。都知道日本投降了，八路军要进来，这时候市场就混乱了。我在这当中沉住了气，我是地下工作者。
1945年6月，日本鬼子投降前，因为我尽搞些资料、药品、枪支、弹药领导看着贡献比较突出，成绩比较大。因为这个，地下党书记根据地那的交通员给我带回了个条：经过同意，批准谁谁谁为中共地下党员。那时入党和现在不一样，还得有什么预备期，然后转正、宣誓、举手，那时没有这些，就这么简单，加入地下党。
责任编辑：叶子 最后更新：2018-09-24 10:5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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