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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其明:怀念管荫深老师 ——回忆战争年代的一段往事
2018-09-24 14:27:15  来源:《大江南北》  点击:  复制链接

  时间过得真快,不觉之间,管荫深老师离开我们已经19年了。想起他生前的往事和我们共同战斗的经历,使我无限思念。

  管荫深是我的启蒙老师之一。我们共同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上世纪40年代初,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阶段。新四军二师淮南抗日根据地处在日寇、伪军、顽固派的夹击之中,日本鬼子频繁“扫荡”,斗争非常残酷,生活十分艰难。剧团和部队一样,吃的是苞米面、绿豆、白薯,菜很少、盐也很少,剧团经常随部队日夜行军,演戏、教歌、宣传鼓动,做群众工作。

  淮南抗日根据地有两个主要的剧团,一个是属新四军二师政治部领导的抗敌剧团,团长是张望;另一个是属淮南联防办事处(即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最高政府机构。主任是方毅,汪道涵是办事处的一位科长)领导的大众剧团,正副团长是张泽易和孙铮。

  与管荫深老师第一次见面是1942春。有一天,在紧张战斗的间隙,我们抗敌剧团和大众剧团联欢。张泽易团长说:“我向大家介绍管荫深先生。管先生曾就读于著名的上海音专,是一位音乐专家。现在请管先生讲话。”在热烈的掌声中,他腼腆地走到大家面前。他穿一身淡色的便服,一条白毛巾围在脖子上,声音很轻地讲了来根据地的经过。后来,大家欢迎他表演一个节目,他也是轻声地说,他唱一首《爬山》(也许名字不准确)。他双手拉着白毛巾,一开口,比讲话音量大数倍地唱着“努力、努力”!把我吓了一跳,没想到他的声音是那样洪亮、有力。这一唱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皖南事变后,军部为了支援新成立的七师抗日根据地,1942年底,决定从军部和二师抽调大批干部去七师文工团工作,管荫深前往担任文工团的音乐指导员。

  1943年春,一天鬼子集中五万兵力对皖江抗日根据地(巢无地区)进行“扫荡”。师部当晚向东北方向转移,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伸手不见五指,经过一夜艰难的行军,来到大山中,发现已被鬼子包围了。山头上,我们的部队与鬼子展开了肉搏战,头顶上飞机机枪扫射,文工团有同志中弹受伤。直到中午,师部决定分散突围。团里组织了若干个分散小组,谢明带领管老师、我和6位同志,下山躲藏在靠村近千米的山洞里。没有吃的怎么办?有一天晚上,谢明带着我和管老师偷偷下山来到老乡家里。老乡看到我们很紧张,特别是看到管老师就来火了,说:“你这人,现在还爱漂亮,还不赶快把眼镜摘下来!”管老师哭笑不得,取下眼镜说:“老乡,你戴上看看。”老乡拿去试戴了一下说:“什么都看不见了。”管老师说:“戴眼镜不是爱漂亮,而是眼睛有病。”这时老乡才消了气。为了换得一些干粮,管老师还把上海带来的一件皮大衣脱下来交给了老乡,这才免去七天中完全断粮的危险。

  歌剧《银山下》的演出,对七师文工团来说,是一件大事。管老师在调往七师的途中,于1942年底1943年初,在津浦路西作短暂停留时,与剧作家许平合作,写出了具有独创性的独幕九场歌剧《银山下》。这部歌剧对宣传党的政策方针起到很大作用。抗战中期虽出现了国共合作的局面,但国民党顽固派不打鬼子专打新四军。歌剧及时地宣传了不要自相残杀,要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政策。作者借鉴西洋歌剧的手法,运用咏叹调、宣叙调、独唱、重唱、对唱、合唱等多种形式来反映抗日的严肃政治题材,以七种色彩的服饰来展现复杂的戏剧性发展和人物关系;同时,歌剧的民族风格浓郁、曲调优美、流畅,符合普通观众的审美需求。这是歌剧《银山下》获得好评并受到热烈欢迎的最主要原因。

  小乐队以风琴为主,由管老师弹奏。我在这部歌剧演出中,担任两项任务,既拉二胡又管灯光(点汽灯)。另外,乐队里还有中国笛、口琴、曼德林等伴奏。

  1944年春节,师领导决定晚上先召开干部大会,最后演出《银山下》。天黑之前,我们管灯光的三个人——陈先达、陈涤和我,早早来到后台,为天黑点汽灯做好了一切准备。一小时后,会场内已经坐满了指战员,我们开始点汽灯。不知何故,汽灯就是点不着,只要一打气,汽灯纱罩就掉下来了。已经掉下好几个,我们三个人非常着急,累得满头大汗。会场在黑暗中,人们已经有些不耐烦了。这时,七师曾希圣政委先走到我们身边,看我们趴在地上忙着,就问:“小鬼,什么时候台上能有灯光?”我们支支吾吾答不上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会场还是没有光亮。这时政委发火了,生气地叫文工团团长的名字,团长来到首长身边。“你干什么去了?!(这时会场内顿时一片寂静)你文工团连汽灯都点不着,你还当什么团长,我撤你的职。”曾政委又说“今天的会不开了”,非常生气地走了。另一位领导宣布散会。过了几天,文工团调来了一位新的团长。因为这件事的发生,师领导决定派人到上海购买演出用品。最佳人选当然是管老师了。这一趟上海之行,不仅彻底解决了演出的照明问题,而且也购买了大量其它演出器材。他 从上海带回的另外三件东西,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一件西洋乐器曼德林;一本贺绿汀翻译普劳特著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还有用可可粉作原料的一大瓶扣子糖。

  管老师历来有着一颗童心,也有很浓的童趣,因此,他和我这个十三四岁孩子很合得来。一天中,他分几次给我几粒扣子糖,而曼德林就归我保管了。那本书,后来管老师教我学和声,成了我的宝贝。

  夏天,大家都喜欢游泳,管老师是个旱鸭子,怕水,大家偏偏要逗他,把他扔进水塘里,他故意喊“救命啊,饶了我吧”,乐得大家开怀大笑。管老师没有架子,和大家相处亲密,不分彼此。管老师又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人,他高兴时走路跳着走,嘴里哼着熟悉的曲子。有一次午睡,一只苍蝇在他脸上飞来飞去好几次,他生气了,当再飞来时,他用力一打,同时很恼怒地说:“谁跟你开玩笑!”这句话说得那么严肃,那么认真,我们在一旁的人都乐了。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决定新四军七师从皖江抗日根据地撤出,大部队战略转移到山东。1946年4月,在鲁南枣庄一带,举行了我父亲吕惠生的追悼会后,我就离开文工团到淮阴去了。1947年,我从河北临城的“黄河大队”长途跋涉奔赴渤海,投奔华东军区文工团,原因有三:一是有我的老团长张望(1940年就是我们文工团团长);二是有管老师在;三是可以圆我拉小提琴的梦。我庆幸来到一个纪律严、作风正的文艺团体,感到由衷的高兴与欣慰。那时十七岁的我,对音乐越来越专注,兴趣也越来越浓了。管老师将《和声学理论与实用》这本书赠送给我,我如获至宝。从此我在紧张的工作、演出、行军、拉琴之余,在自画的五线纸上做和声习题。管老师尽心地教我,他是我专业音乐创作的启蒙老师之一。

  长相忆,相忆情难尽——在这无尽的思念中,首先我要深深地感谢管老师,并永远铭记在心。愿老师在天之灵永远安息!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9-24 14:2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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