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山玉等：华侨的骄子——李子芳
2018-09-28 15:17:48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1910年5月3日，李子芳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县永宁岑兜村。父亲李菲螺，早年出洋菲律宾谋生，当码头工人。母亲施荷糖，在家务农，在子芳5岁时被瘟疫吞噬了生命。不久，父亲在海外营业破产也患病辞世。为谋求生活出路，14岁的李子芳，被迫随乡亲飘洋过海，侨居于菲律宾岷里拉，在店铺里当学徒，后得亲友资助，以半工半读形式人岷里拉中西学校读书。在这期间，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书报，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

　　1927年初，正当国内处于大革命高潮中，李子芳回到了祖国，先后就读于泉州的培元、晋中和黎明高中等校。这时他进一步攻读革命理论和进步书刊，如《向导》、《新青年》以及他从南洋携回的有关唯物史观等哲学著作，开始寻找革命道路，逐步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理想。时值蒋介石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但他不畏艰险，坚持斗争，抨击时弊，组织学潮。因此，他被学校当局认为是“过激派”，被开除出校。1931年，他到泉州东郊清江小学任教，这时他仍用多种形式，在学生中：葭传革命道理，更加激怒了反动当局，受到当地国民党党部的监视，一学期未满，就被迫离开。不久，他前往南京中央大学旁听，随后又转回家乡，加入了“反帝大同盟”和“革命互济会"组织，在泉州、厦门一带从事地下革命斗争。

　　参加红军长征

　　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李子芳于5月间经厦门互济会介绍，赶赴漳州石码参加红军，被分配在红4军政治部组织部任统计干事。6月，东路军回师江西，他随部队进入中央苏区。年底，红四军政治部改编，他调任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干事。在中央苏区，他参加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围剿”的激烈战斗。1933年4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错误，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蒋介石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被迫于1934年10月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中，李子芳仍任红1军团组织部干事，其中一度调任军团直属队政治干事。在空前艰险恶劣的环境中，他虽是知识分子出身，在部队中还被称为“大学生"，但他非常能刻苦耐劳，始终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大无畏精神，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难关，他还尽力关心和帮助战友克服各种困难。当时部队大量减员需要补充，干部调整变化频繁，他都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卓有成效地协助军团领导做好各种繁重复杂的组织、政治和思想工作。由于他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和在斗争中显示的突出才干，在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后，1936年他被提升为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并当选为军团党委候补委员。

　　随后，李子芳参加了东渡黄河的东征，出师秦陇的西征，迎接2、4方面军北上会师等一系列重大活动。西征期间，我们党为争取实现西北地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对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开展了统战工作。在此期间，战事稍缓。红1军团政治部抓紧时机，他组织师以上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等基础理论，请军团政委聂荣臻和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长邓小平等亲自授课。每次考试，由聂、邓出题，邓小平评卷，李子芳和1师师长陈赓总是名列前茅。尤其是考世界知识，他俩都考了上110分——因为成绩殊优，邓小平特嘉奖10分。平时，李子芳还给同志们讲解天文、地理、航海等常识，颇得同志们好评。1937年秋，李子芳到“抗大”参加第三期学习。

　　年轻的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再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我党领导的南方八省游击队奉命组成新四军，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抽调了大批干部充实新四军的各级领导，李子芳也于1937年10月奉调担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1月底，他与40多名党政军干部告别延安，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于12月初抵达武汉。在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见到了叶剑英、叶挺。随即投入了组建新四军的紧张工作。当时，军政治部正、副主任袁国平、邓子恢均未到职，李子芳除参与全军的组建工作外，还特别肩负起筹组政治部的一切事宜。他遵照叶军长、项副军长关于兵马未动，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先行的指示，向全军发出号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完成新四军大会合。按照我军政治工作的要求，带领政工干部迅速把政治部机关组织起来，并对新四军的政治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干部工作、青年工作，还有保卫、宣传、民运、特工等工作，都做了具体分工，较快地开展了工作，为保证新四军各支队的集中、整编、教育和动员、开赴抗日前线，起了积极的作用。李子芳有一句名言：“组织部是干部的家。”在他领导下的新四军组织部，工作有条不紊，充满生机，干部到了组织部，就好l像到了自己家里，亲切温暖，心情舒畅。李子芳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对党的事业有高度的责任感。凡是上级布置的任务，不管困难多大，他都千方百计去完成。他有着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坚强的毅力，干起工作来有一股拼命精神，经常为完成一项任务，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干，同志们称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为了提高同志们的马列主义水平，他坚持不定期地举办干部学习班，亲自为他们上课，还经常深入学员宿舍，帮助学习，与学员促膝谈心，深得学员的爱戴。他还经常了解干部的工作、学习、生活、身体等情况，处处关心干部的疾苦和进步。李子芳在干部问题上很讲原则，讲团结。他是从八路军调到新四军工作的，他常说：“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兄弟。”他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一道工作。l针对新四军是由红军游击队从各个山头下来组成的状况，李子芳认为首先要承认“山头”和地域问题;其次要照顾“山头”和地域之间的关系;最后要克服“山头”和“地域”观念，否则，部队会成为一盘散沙，就不能同心协力地去打击日本侵略者。他领导下的组织部还建立了干部交流制度，促进了“山头”、圈“地域”问题的解决。在他领导下的组织部，工作雷厉风行，办事效率很高，如3团连长林浩成要求到教导队学习，便去组织部找李部长，不巧他开会去了，由组织部干部科符科长接待，符科长问明林连长的来意，立即打电话与团长黄火星联系，经同意后，林连长马上就在组织部办好了去教导队学习的手续。

　　李子芳时刻记住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他处处以身作则，模范带头，关心群众疾苦。如当部队驻防在泾县田坊一带时，遇有很多从京沪一带逃难来的群众。一天，子芳同志经过一个破庙，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大娘躺在地上，面呈菜色，他心中十分难过，便把仅有的一件毛线衣和刚发的零用钱，送给了这位老大娘。这位老大娘感激不尽，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口中连连叫着：“红军是救命恩人。”李子芳身为高级干部，却无半点架子，平易近人，因此同志们都乐于和他接近。星期天，大家经常到组织部和李子芳那里去玩。同志们把李子芳看成是自己的亲人。

　　战斗在上饶集中营

　　1941年1月，蒋介石国民党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事变发生前，军部决定先把老弱病残的指战员撤至江北。李子芳因阑尾炎刚刚开刀，且有严重肺病，也属军部指定的先撤人员，但他坚持要与部队一起行动;他不顾自己的病痛，坚决贯彻军部决定，领导组织部迅速办理其他所有先撤人员的组织手续，使许多年老体弱多病的同志得以事先顺利渡江，安全撤至敌后。

　　“皖南事变”爆发后，新四军军部及部队9000余人，遭到国民党军队8万之众的重重包围。军部领导再次决定李子芳与宣传部长朱镜我(胃病出血)先行撤出，但他俩都坚决不肯。李子芳表示：“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部队，要死，就和大家死在一块!，，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临危不惧、革命到底的伟大献身精神!

　　在敌众我寡的恶战中，我军全体指战员同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伤亡十分惨重。李子芳也因极度疲劳，病情加剧，时时吐血，但他始终强撑病体，从容镇定地率领政治部机关随军冲杀。当战斗到了最后关头，叶军长决定部队分散突围，李子芳立即组织政治部机关和从各处阵地撤退下来的部队，进行突围战斗。他蚕鼓动所率人员：“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夺血路而走。”他还以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的必胜信念勉励大家：“突围出去后，不管情况濯如何，对革命不要灰心丧气……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远的了。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我军经七昼夜浴血奋战，弹尽粮绝，最后仅有少数部队突出重围，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李子芳也因身体有病，十分虚弱，行动艰难，不幸也落人了敌人的魔掌。李子芳被俘后，被皖南国民党部队监禁了一段短时间，即与我军其他被俘人员六、七百人，分别被押送到人间地狱——江西上饶集中营。他们中还有叶挺军长、3支队司令员张正坤、新2支队司令员冯达飞、军政治部秘书处长黄诚、敌工部长林植夫等高级干部。

　　从被俘的第一天起，李子芳就置生死于度外，下决心为革命捐躯，斗争到底。还在被押解途中，他就抓紧对战友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号召大家不要悲观失望，不要丧失革命斗志。他说“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者，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原则，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持抗战到底。事情并未了结，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要坚持革命气节，坚持斗争。”李子芳还关切地嘱咐被俘的女同志：。。敌人对你们会使用各种卑鄙手段，拉拢、软化、威逼、利诱等等，你们之间要亲密地团结，不要给敌人分化。同志们要翟坚持斗争，坚持团结，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他还严肃地暗示政治部被俘的同志“不要忘记我们(政治部)应该做的工作，这是对兰仃警竺考验。”

　　在上饶集中营，李子芳起初与一批战友被囚禁在国民党第3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李村的一个牢房里。这个牢房与叶挺军长的单独囚室紧邻，两室间同敌人抗争、斥骂之声互可听见，李子芳与难友们经常利用机会与叶军长传递纸条，向军长报告牢中情况，表示同敌人斗争到底、直至胜利或牺牲的坚强决心。叶军长当时尚未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同志们的英勇斗争使他深为感动，也给他带来了党的关怀和力量，他殷切地勉励大家：“团结一致，斗争到底!”

　　1941年7月，李子芳又被转押至石底监狱，这里仅有一幢房屋孤悬于三座小山之中。敌人为了隔离我军负责干部和其他被囚同志的联系，特在这里设了专门的禁闭室，同时被转押到这座监狱的还有黄诚、军部军医处副处长王聿先、5团团长徐锦树、军部人事科长廖振文、敌工科长陈子谷以及指导员胡崇德、王传馥等我军重要干部十来人。

　　李子芳到石底监狱不久，便很快地建立了秘密党支部，他被推选为支部书记，黄诚、徐锦树为支部委员。根据当时严峻的形势和恶劣的斗争环境，李子芳要求大家对于严酷的斗争“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强调“只能在斗争中求生存，放弃斗争就会落人敌人的陷阱"。党支部组织党员认真总结、吸取“皖南事变”的惨痛教训。李子芳还用长征的事迹，教育大家“学习当年红军那种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象红军那样，去向敌人进行百折不挠的斗争。”针对敌人的欺骗、利诱和劝降活动，党支部对党员加强了革命气节教育。有一次，特务头子姜移山向大家劝降，党员同志一起高声背诵文天祥的《正气歌》，从而挫败了敌人的阴谋，取得了狱中斗争的胜利。敌人妄图迫使我军负责干部屈服、自首，不惜软硬兼施，费尽心机，使尽解数。但是，在李子芳和秘密党支部的领导下，同志们顶天立地、英勇刚强，经受住了敌人非人的折磨，痛斥集中营特务头子张超的无耻谎言，揭露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破坏抗战、诬陷新四军的罪恶行径，挫败敌特们一次次的诱降、迫降阴谋，取得了狱中斗争的重大胜利。

　　关于在狱中斗争的前途，李子芳提出：要力争越狱，“设法、逃出去，为党、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同时也要做好不能越狱的最坏打算——“斗争到底，准备牺牲”。李子芳估计到敌人不会放过他，而自己身体又不行，越狱跑不动，他坦然而安祥地对大家说：“我从被捕开始就作了牺牲准备的。敌人要下毒手就让他来吧，只可惜我为革命做的工作太少了!”他的肺腑之言和他那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大家。

　　这年深秋的一个夜晚，风雨交加，伸手不见五指。徐锦树、廖振文、胡崇德三同志经李子芳和党支部批准，先行越狱，他们顺利地越出事先挖好的墙洞，迅速向预定地点奔跑。但不幸因天黑迷路，最终没能逃出虎口，徐锦树在与追兵搏斗时英勇牺牲，廖、胡二人也相继重新被投入囚牢。事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张超带着一帮爪牙来到监牢，杀气腾腾地威逼李子芳和黄诚承认他们是越狱事件的“指使者”，并要交代所谓“阴谋计划"。李子芳大义凛然，义正词严地痛斥张超：“徐锦树他们的越狱完全是正义行动，也是狱中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意志!今天你们既不敢公开审判我们，监禁就是非法的，因而我们也有越狱斗争的自由和权利。我们在这里受尽你们的折磨和迫害，老实告诉你，我们要不是身体衰弱，也会越狱的。如果这样，那又是谁来指使的呢?”他还正告敌特们：“想威胁我们，办不到!真理和正义，是不可战胜的!”

　　越狱事件后，敌人加强了镇压措施，刑讯逼供，不少同志被打得皮开肉绽。李子芳和黄诚被钉上脚镣，一举一动受到严密监视。敌人为割断李子芳和黄诚对囚室战友的联系，先后把王传馥、王聿先、陈子谷等调出石底监狱。当战友们分别之际，李子芳坚定地指出：“敌人的怀柔政策，软化手段已经破产，凶残的镇压将更加残酷，斗争将会愈来愈艰苦。但是，不管情况如何恶劣，我们都必须坚持革命气节，决不妥协屈服。”他指出战友们到新牢房后，要多想些斗争办法，只有斗争才是出路。同志们没有辜负李子芳的教育和期望，他们到了新囚牢后，更加英勇坚强地投入了战斗，大大推动了其他监狱的斗争。不久，王传馥、陈子谷和其他战友一起组织领导了威震敌胆的茅家岭暴动;王聿先也随后参加了著名的赤石暴动。

　　“留得青山上云霄”

　　石底监狱剩下了李子芳、黄诚、廖振文和胡崇德4人。在敌人淫威面前，李子芳始终泰然自若，坚贞不屈。1942年春夏之交，日寇大举进攻浙赣线，进逼上饶。国民党反动派不战自溃，第3战区长官司令部要后撤，上饶集中营也决定向福建转移。刽子手在匆忙逃跑前，竟然丧心病狂地杀害我军一批负责干部和革命同志。5月上旬，李子芳和三位战友被特务们秘密地毒杀于狱中，李子芳牺牲时年仅32岁。李子芳同志牺牲了，但他在狱中写下的铿然有声的诗句，永远为人们所敬仰。诗云：

　　铁军战士不弯腰，岂能怕死去求饶。

　　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青山上云霄。

　　铁军战士不发愁，革命何须怕断头。

　　留得子胥豪情在，三年归报楚王仇。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9-28 15: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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