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钉银钉。
银钉亮,银钉明,长空万里满布星。
星儿多,多得数不清,多不过英勇战斗的小英雄。
小英雄,有本领,戴着月,披着星,黑夜里摸到敌军营,枪声就放不停。
又喊杀来又冲锋,手榴弹儿拼命扔。
轰轰轰!炸死东洋兵,我们得了胜。
小英雄,笑盈盈,满天星,亮啊亮晶晶
20世纪40年代初,这首歌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很流行。牛背上的放牛娃,塘边洗衣的姑嫂们,村口放哨的儿童团,就连那些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新四军战士,都会唱,都爱唱。这首歌歌词的作者,是年仅16岁的范政。
范政是新安旅行团的团员。我们新安旅行团自1935年成立后,奔走在长江两岸和广袤的大西北,宣传国难,呼号人民反对内战,团结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又在武汉、长沙、桂林等地,宣传、组织民众,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坚持抗日、团结、进步。皖南事变后,桂林政治形势恶劣,党组织决定新安旅行团分批秘密转移至苏北抗日根据地。范政是先遣小组的成员,第一批到达了盐城新四军军部。我们先后到达根据地不久,就投身到激烈的反“扫荡”之中。
1941年初夏的一个夜晚,我们随盐阜区党委和行署驻在阜宁县小陈集。范政和大家一起,躺在摊在打麦场上的芦席上乘凉,仰望着满天繁星,沉浸在半个月前反“扫荡”获得胜利的喜悦里,争先数说着那些参战的少年儿童动人心魄的英勇事迹,直到深夜。第二天一清早,范政捏着张纸片来到我们面前,他挥动手臂,朗诵了昨晚大家人睡后他写成的这首儿歌。
这首儿歌琅琅上口,形象生动,感情真挚,大家都说好,还帮他出主意,去请也住在小陈集的诗人林山指教。林山看了也称好,他说,作曲家贺绿汀就在军部,如果他愿将这首儿歌谱上曲子,一定能成为一首流行的抗战儿童歌曲。贺绿汀收到歌词后,很快就将它谱写成了至今仍在苏北平原上流传的革命历史歌曲。
在桂林即兴创作告别诗
范政的年纪虽然比我们小,但他喜爱文学,能诗能文,才思敏捷,这是大家公认的。皖南事变后,桂林的政治形势十分恶劣,《新华日报》被禁,生活书店被查封,新安旅行团住地四周,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转悠,大家处在被监视之中。我们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安排一些和家庭仍保持着联系的团员回家读书,将另一批团员介绍去其它进步团体。团内留下的40多人,则迅速分散隐蔽,积极准备分批秘密转移去苏北抗日根据地。
离别的时刻到了,大家依依不舍,落下了痛苦的眼泪。一片唏嘘声,气氛十分沉闷,谁都不愿意分开,但又不得不惜别。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话,而此时却是相对无言。忽然,范政站出来了,他用手背擦去了眼泪,忽闪着泪汪汪的眼睛,紧握着拳头在胸前摆动着,大声地朗诵道:
啊!同志,朋友,
让我们的眼泪向心里流,
让我们把仇恨记在心头。
今天的离别,
正是为了明天的战斗。
今天的离别,
将是我们迎接胜利的前奏。
再见吧,让我们紧紧地握着手。
再见吧,再见在黎明来到的时候!
这是一首歌,这是一团火,这是一面旗。他的诗表达了大家的心声,鼓起了我们的斗争热情。同志们擦去泪水,相互间紧紧地拥抱,彼此激励今后更好地战斗。
范政不仅会作诗,也能写文章。1939年的春天,在桂林的金山等戏剧家组成剧团去南洋群岛宣传抗战,他们演出的《中国万岁》一剧中有一个儿童角色,向我们团体商借一名小团员。我们几个支部委员酝酿后提出的名单,竟和我们的顾问汪达之不谋而合,都推荐范政。范政在武汉时就入党了,临行前他庄重地向支部书记徐志贯提出保证:到海外一定将工作做好,而且还要在海外侨胞中扩大新安旅行团的影响。正如他所许诺的那样,他在海外工作得很好,侨胞们的爱国热情也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回到桂林后,他作了多次海外见闻演讲,还写了纪实文学《海外一课》。司马文森很喜欢,并将它推荐给桂林文化生活供应社,成为《少年文库》中最受欢迎的青少年读物之一。
1941年粉碎了日寇的第一次“扫荡”以后,我们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同志,在盐阜地区汇合了。在单家港,我们见到了刘少奇同志和陈毅代军长。他俩和蔼可亲,象长者一样对我们关怀。少奇同志鼓励我们说:“国民党反动派不准你们宣传抗日,不准你们组织少年儿童起来打鬼子;共产党欢迎你们,支持你们。只要你们有本领,我们把苏北和华中根据地的少年儿童工作都交给你们做。”陈毅同志的讲话非常风趣,他说:“我希望你们在3年之内组织起10万儿童,帮助新四军打日本鬼子。我们新四军争取在3年之内消灭掉10万个日、伪军。我们新四军向你们挑战,到时候看谁坐飞机。”“坐飞机”是他刚从我们的墙报上看到的内容。我们团内的工作、学习、生活经常进行评比,成绩最优秀的被誉为“坐飞机",次之则是“坐汽车”、“坐牛车”,最差劲的则是“坐乌龟”。这种办法是从八路军学来的,陈军长的话我们感到特别亲切,大家的巴掌都拍红了。
16岁的“老报人”
两位首长的讲话,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提出的任务,使我们感到既光荣又艰巨。当年初冬的一个夜晚,团内开团务干事会,专门讨论如何完成这个艰巨而又光荣的使命。我们在油盏里多放了几根灯草,屋内被照得通亮。大家的发言很热烈,提出了不少主意。有人还提议让范政专门从事创作,多编写一些演唱节目,使我们的宣传工作收到更大的效果。范政激动地站起身,眨着明亮的眼睛说:
“组织10万儿童,只靠我们几个人到各村去跑,到处去说,实在太慢了。如果我们办一张报纸,印上几千份,就等于有几千双腿、几千张嘴去宣传了,它的力量多大啊!在大后方我们无权出版自己的报纸,根据地是我们自己的天下,为什么不用报纸来开展工作呢?我们办一张儿童报吧!”听了他的建议,我们几个老团员不由得相互对视,频频点头:办报好,好主意。办报的人就在眼前:范政。范政虽然只有16岁,应该说,他已经是个“老报人”了。他12岁就当过编辑,当过记者。
那是1937年2月6日,天寒地冻的北平街道上行人稀少,然而在前门外打磨厂那爿极其简陋的天达客栈里,却是热气腾腾。清早,北平、天津的几家大报的记者,纷纷拥进这家小客栈楼上的大统房里,采访由音乐家吕骥和新安旅行团顾问汪达之率领的“上海文化界绥远前线慰劳团”。傅作义将军在绥远奋起抗日,全国人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这个团体是上海地下党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名义,由我们新安旅行团全体成员组成的。我们正路过北平,准备到绥远前线去慰劳正在绥东抗日的傅作义将军和他的部队。前一天下午在溏沽下的船,当夜赶到北平,住在这爿小客栈里。
一位《北平新报》记者拉着一个头戴深灰色鸭舌绒布帽子、身穿朱红色黑条花格布棉袄的小朋友,向我们说:“这位小朋友名叫李易难,也叫李万万,是敝报儿童副刊的撰稿人、编辑,也是我们的小记者。我想慰劳团的小朋友一定会欢迎他的吧!”
“欢迎!欢迎!”我们都鼓起掌来。
“李万万,你几岁了?”汪达之拉住他的手和蔼地问。
“汪先生,我12岁了。”他大大方方地答道。
“听口音你好像不是北平人,家在哪里?”
“我家在吉林延吉,家乡被日寇占了,回不去了,如今成了个小亡国奴。”
他说这话的口气虽然很平静,但每个字都裹着一团炽烈的怒火,我们的心都被震动了。他又说:“我家流浪在北平,我在学校里读书。前年纪念‘一二·九’我反对不抵抗,要求打回老家去,学校里说我闹事,把我开除了。”
“噢!小朋友要求抗日也有罪。”记者们也都愤愤不平。
我们都很同情他,因为我们1935年10月在南京时,也有类似的遭遇。我们之间很快就熟悉了。他几乎天天来,带来了他编的儿童副刊,将他写的几篇文章给我们看,也仔细阅读了我们过去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他和我们一起唱歌,一起学习,还一起去南苑慰劳曾在长城抗日的29军将士。
李万万的父亲是当时中共北平市地下党的市委书记李常青,母亲在学校教书。他们在李万万的要求下,亲自将独生儿子送到了新旅驻地,要求吸收他为新安旅行团团员。机灵的李万万刚放下鼓鼓囊囊的行李袋,就向我们宣布道:“从今天起,我随母亲的姓,姓范名政,大家就不要叫我李万万了。”从那时起,范政便和我们一起去了绥远、宁夏、甘肃,在荒芜的草愿上奔波……
现在,我们若能在苏北根据地办份报纸,让他这个曾经当过小记者、小编辑的“老报人”负责,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儿童生活》的主编
我们办报纸的建议,得到盐阜区党委宣传部长王阑西的大力支持。组织上拨了一笔钱,购买了铁笔、腊纸和油印机。报纸定名为《儿童生活》,由范政担任主编,还派了王德威、张渔等同志参加。他们到各地采访,编写稿件,发展通讯员,建立通讯组织。办报纸异常艰苦,一张小小的8开4版报纸,先要将刊登的文章计算好字数、行数,定好标题、插图的位置,然后在蜡纸上刻满密密麻麻大小相同的字体。算少了版面上会空出许多地方,算多了又放不下。他们伏在昏暗的油灯下,工作到半夜三更。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9-28 15: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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