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维东：新安旅行团之父汪达之
2018-09-29 14:43:02  来源：上海市新四军暨中华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  点击：  复制链接

　　在汪达之先生百岁诞辰(2003年4月可日)前夕，我们访问了汪先生早年的学生、新安旅行团最早的团员、享受中央副部级待遇的离休干部曹维东同志。他虽已80高龄，但仍记忆清晰，侃侃而谈，每句话都流露出对汪先生的崇敬与怀念。本文所记，是曹老的回忆。

　　20世纪30年代，江苏淮安河下镇莲花街有一所陶行知创办的新型小学——新安小学。校长是陶先生委派的汪达之先生。

　　我12岁那年，因5岁丧父、家境贫寒进了这所不缴学费还管饭吃的学校。我人学的第一天，看到汪校长正站在河里和同学们一起割蒲草，裤脚卷得老高，腿上沾着泥巴，微笑着向我打招呼。同学们都不叫他“汪校长”、“汪老师”，而是喊他“汪爸爸”。

　　汪爸爸原籍安徽黟县，出生在安庆。他是遗腹子，一家生计全靠母亲勤劳操持。他听说著名的爱国教育家陶行知在南京郊区办了一所晓庄师范，倡导“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生活教育理论”，推行教育改革，培养教育人才，献身平民教育事业，甘愿住茅屋，穿草鞋，吃粗粮，深受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称颂与爱戴。1928年，25岁的汪达之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南京，报考晓庄师范。可能因他身体虚弱，没被录取。但他并不灰心，一连4天在陶先生可能经过的路边等候，以便当面提出入学请求，直到第5天终于见到了陶先生。陶先生被这位渴望求学的青年深深感动，决定收下这位学生。

　　汪达之在晓庄师范的3个学期中，边读书边劳动，成绩优秀，名列前茅。他还在附近乡村教农友们识字，进行扫盲。他体弱多病，陶先生对他关怀备至，请厨房大师傅为他做点可口的有营养的饭菜，他非常感动。陶先生主张“教学做合一”、“手脑相长”、“即知即传”，反对“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更让汪达之铭记在心。学校图书馆的名字就叫做“书呆子莫来馆”。从中可看出陶行知的教学风格。

　　新安小学是陶行知于1929年6月6日应江苏省淮安县徽州同乡会与河下镇莲花街群众的要求而创办的，并兼任校长。因徽州的别名叫“新安”，校址是徽州剐乡会的“新安会馆”，断以命名为“新安小学”。陶先生工作繁忙不能亲到淮安执教，就委托他的得意门生汪达之担任晓庄师范特约中心学校——准安新安小学的校长。

　　新安会馆设在位于萧湖畔的古灵王庙内。汪达之来时，还有菩萨在内。经过他反复耐心地说服，附近农友们终于同意“请出”菩萨。他带领师生打扫粉刷古庙，使它焕然一新，变成明亮的教室。

　　新安小学有两种学生：走读生和基本学生。走读生是附近贫苦农民、渔民和小商贩的孩子，来校学习文化知识，回家参加生产劳动，不收学费。基本学生全部免费，住校学习与劳动，自己管理自己，老师负责指导。我是基本学生。到了1935年已有15名基本学生，既有家庭特贫的孩子和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子女，也有仰慕陶先生教育主张而来的较富裕人家的子弟，其中项英同志的女儿项苏云入学时只有5岁。

　　老师教我们学文化的同时，每天都要写日记，每周用手抄编辑一本《莲花周报》，学习陶先生主编的《儿童科学》丛书中的数理化及自然常识。天天放声歌唱陶先生写的《锄头舞歌》和进步歌曲《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汪校长经常教导我们人虽小也要关心国家大事，告诉我们“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于是，在我们的校园里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热潮。

　　汪校长和教师们生活十分清苦，吃穿和我们一样，不从学校支取一分钱薪水。1930年4月30日，陶行知在上海获悉汪达之跑了30里路，用两件大衣还当不得两元钱，饿着肚子跑回学校的事，十分敬佩他们这种献身乡村教育的精神，在筹款支援他们的同时，还署名“何日平”写信给汪达之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你们抱着这种精神去教导小朋友，总是不会错的。”他还特地把这句名言写成题词，赠给新安小学的教师。如今，这题词已永久地陈列在淮安新安旅行团历史陈列馆。

　　新旅诞生在淮安，却是在上海决定成立的。在淮安，汪先生组织基本学生讨论，我们一致赞成，喊出了“讨饭也要出去宣传抗日”的心声。他带着组织新旅的计划赶赴上海请陶行知支持。陶先生没有立即答复，汪达之心急火燎，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他知道中共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简称“教联”)支部正在认真地讨论此事。最后，党支部决定帮助汪达之成立新安旅行团，为了政治上的安全，确定新旅为少年儿童教育团体，用实践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宣传孙中山遗嘱唤起民众、共赴国难的名义，以旅行为方式，到全国各地去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陶先生将他母亲逝世所得500元人寿保险金全部捐出，并协助筹得一套“德发牌”无声电影放映机及《一二八淞沪战地写真》、《民族痛史》、《抵抗》等影片和《义勇军进行曲》等唱片，还有一台幻灯机。一些爱国工商业者捐献了毛巾、挂包和常用药品。

　　汪达之兴冲冲地赶回淮安，连夜起草了新安旅行团成立宣言和告国人书、告全国小朋友书，明确宣告：“我们民族整个浸在艰难里，从艰难中奋斗，是我们民族唯一出路。……帝国主义的明抢暗夺，有了一个‘九一八’，更来一个‘一二八’!”新旅的“长途修学旅行”就是要把社会当作学校，在生活中接受教育，阳符地民众宣传困难，团结抗日。

　　为了鲜明地体现新旅的宗旨，汪先生请田汉、张曙创作了《新安旅行团团歌》：

　　同学们，别忘了，我们的口号：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我们的家破产了，我们的国遇了盗。

　　听啊!到处是敌人的飞机和大炮。

　　同胞们，别睡觉，把一切民族敌人都打倒!

　　……不怕他水深，不怕他山高，

　　向民众报告，代民众喊叫，

　　我们是民众的小向导，小向导!

　　新旅的孩子们以“民族小号手”为己任，在繁华的上海、古老的北平、严寒的塞北、荒凉的内蒙古大草原，在兰州、武汉、长沙、桂林等地，进行无数次抗日宣传活动，参加的各族群众和少年儿童何止千万!记得我们在蚌埠一个公园里放抗日电影时，许多穷孩子买不起非常便宜的票，我们就让他们喊一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代替入场券，他们都非常高兴。

　　早在1933年，汪先生就组织由7名儿童组成的“新安儿童旅行团”，他们脚穿草鞋，头戴斗笠，打着三角小旗，没有老师、家长带领，单独来到大上海，参观工厂、码头和闸北“一·二八”战场故地，还应邀到大学演讲，慷慨激昂地高呼：“誓死不当亡国奴!打倒日本强盗!”使有些师生感动得流下热泪。在陶行知及“生活教育社”诸君的关怀下，他们活动了50天，报纸、电台作了广泛报道，引起很大反响。陶先生特地写诗赞扬孩子们的创举：“一群小光棍，数数有7根。小的12岁，大的没结婚。没有父母带，老师也不在。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

　　1935年10月10日，我们新安旅行团14位小团员，在汪达之顾问带领下，走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历时17年，行程5万里，途经22个省市与香港。先后参加新旅的约有600人。为打败日本强盗和解放全中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宋庆龄、陈毅等同志的亲切关怀与热情赞扬，在中国青少年儿童运动史上写下了独特而光荣的篇章。胡乔木曾题词说：“新安旅行团的光辉历程永远是全国儿童的典范。”

　　1936年7月28日，汪先生带领我们抵上海，先后住在胶州路愚园路口的民光中学(现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和巨籁达路慕尔鸣路(现巨鹿路、茂名路)的有英小学。

　　中共上海教联支部非常关心新旅团员们的成长，邀请艾思奇、孙冶方、骆耕漠、钱俊瑞、金仲华等为我们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农村经济问题、国内外形势和中共中央“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孙铭勋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经过及陕北见闻。我们还到商务印书馆、时事新报馆、申新纱厂、冠生园食品厂、联华电影公司等处参观，到大、中、小学校去演讲、开座谈会，还唱歌、放电影。在亚美无线电台播音和到百代唱片公司录制抗日救亡歌曲。汪先生还主动请洪深、张庚来讲授戏剧理论和导演常识，请冼星海、盛家伦、吕骥、周巍峙、麦新、任光、孟波等教我们乐理，进行声乐训练，教唱新歌。冼星海在创作《救国军歌》时，一边教我们唱，一边征求我们的意见，进行修改，直到定稿。“九·一八”事变五周年前夕，汪先生从地下党组织领来一批抗日传单，我们分散到南京路去散发。团员朱金山当晚没有回来，汪先生焦急万分，派人寻找。原来朱金山被巡捕抓去了，关了一夜，因无证据于第二天放了回来。在救国会领导下，新旅参加了3次大游行：抵制日货反对走私;纪念“九·一八”五周年;鲁迅先生出殡。在鲁迅先生葬礼那天，我们列队走在为鲁迅葬礼游行队伍的前面担任挽歌队，高唱挽歌：“在民族解放的斗争里，您不曾后退;擎着光芒的大旗，走在新中国的前头。啊，导师!啊，同志!您没有死，您活在我们的心底!”在万国公墓鲁迅墓前，我们聆听了宋庆龄的演讲。

　　我们在3个多月紧张的学习与战斗中，学到了许多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得到了很大锻炼和提高，为以后坚持长期的更艰苦的奋斗打下坚实的基础。

　　随后，我们沿沪杭铁路宣传抗日救国，不料在嘉善竞遭到国民党官员的无理阻挠，汪先生被暴徒打成重伤。但他毫不畏惧，更坚定地带领我们在抗日救国的斗争中继续前进。

　　1937年2月，上海地下党组成以新旅为主体的“上海文化界绥远前线慰劳团”，吕骥任团长，汪达之任副团长，带领我们赴绥远归绥(今呼和浩特)慰劳傅作义将军率领的抗日将士。慰问结束后，根据北平地下党指示，新旅沿内蒙草原、大青山下、黄河河套继续西行，宣传动员汉、蒙、回等各族同胞奋起抗日。特别是放映电影极受欢迎，从来没有看过电影的牧民们从数十里外骑着马、赶着车前来观看。蔡楚生获悉后曾称赞新旅“真了不起，是中国第一支电影流动放映队!”

　　在甘肃平凉，江先生同意派新旅总干事徐忠贯赴庆阳，找到中共陇东特委黄欧东汇报工作。黄欧东同志派人来新旅发展党员，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新旅在国民党统治区接受党的领导，主要是向兰州、西安、武汉、桂林等地八路军办事处负责同志请示汇报、接受指示。1938年6月，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汪达之和徐志贯一起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接见。周恩来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家乡出现了你们这支抗日儿童团体，我很高兴。你们跑了半个中国，走了几万里路，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要争取最后胜利，你们还要努力工作。”汪先生带领我们投入了保卫大武汉热火朝天的宣传活动。刚从国外回国的陶行知见到汪达之，格外高兴，写诗赞扬新旅孩子们说：“人从武汉散，他在武汉干。一群小好汉，保卫大武汉!”

　　在桂林，新旅在周恩来、李克农同志指示与帮助下，扩大招收新团员，全团达到近百人。还在郊区致和村恢复了新安小学.汪达之任校长。新旅成为桂林最活跃的抗日宣传团体之一。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加紧了对新旅的迫害，停发了原由周恩来争取来的经费。新旅遵照周恩来指示，分批化装经香港、上海安全转移到苏北根据地，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文艺工作与儿童工作。1942年3月的一天，新四军领导人在军部驻地单家港接见新旅全体同志。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同志赞扬新旅“是一个有光荣历史的革命团体，工作有很大成绩，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他还称赞汪达之是“党外布尔什维克”(汪达之于1944年1月人党)。陈毅代军长要求新旅在3年内组织起苏北10万儿童团员，支援新四军抗战。之同志和全体团员受到极大的鼓舞。

　　抗战胜利后，新旅进驻淮阴。新安小学也在淮安复校，仍由汪达之同志担任校长。1946年5月20日，毛泽东主席从延安亲笔写信给新旅，信中说：“来信收到，极为感谢!祝你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新旅随解放大军南征北战，渡过长江，进人新上海，1952年改编为上海歌剧院。

　　在党的领导下，新旅成了培养各类人才的摇篮，许多团员成长为党政领导干部、将军、光学专家和核潜艇专家、著名导演、剧作家、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作家和编辑、外交家、教育工作者等等。这些成就，使汪先生感到莫大的欣慰与自豪。

　　汪达之为了“新安事业”(新安小学、新安旅行团)长年费心劳神、无私奉献，过早地白发满头，直到43岁才同杨南琛同志结婚。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样一位把一生献给党与人民的教育家在他担任海南广东民族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时，竞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遭受残酷迫害，以致长期瘫痪在床。1980年3月27日，他在北京友谊医院不幸病逝，终年77岁。由教育部主办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悼词高度评价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教育家”。遵照汪达之先生生前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新安小学原址——淮安河下镇莲花街旁的萧湖之畔。他终于重新回到他的第二故乡——淮安，回到热爱他的父老乡亲和新安小学师生之中。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9-29 14: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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