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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牧:回忆“新旅”总干事徐之光
2018-09-29 16:58:14  来源:上海市新四军暨中华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  点击:  复制链接

  1935年的春节刚过,一位18岁的少年,从他的老家安徽省繁昌县大有圩,独自来到了江苏淮安新安小学。

  他就是徐志贯,后来改名叫徐之光。他穿一身半新的学生装,高高的个子,留着分头。

  那白皙的长方脸上,有一双浓眉和乌黑的大眼睛。见着谁,他总是眯眯一笑。

  “咦!你还有颗大金牙呀!”小同学张早最先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叫唤起来。

  “小调皮!金牙又怎么啦?”他用手往张早的脑袋顶上一按,顺手从后往前抹了下来。张早倏地闪开了。

  那时候,有钱的人时兴包金牙。可他这只金牙,却是根治牙病才装的。金子是富有的象征,而谁富有,谁就可以高人一头。徐之光不愿人们这么看他,就总想把他那只金牙藏起来,可是只要他开口一笑,细心的人一眼就能察觉到他是装了金牙的。

  他对汪达之先生说:“把这颗金牙换掉吧!"汪先生笑笑说:“又不是太显眼,何必又去花那份钱呢?算了吧。"

  1934年寒假的时候,他还在济南念高中,再过一个学期,就可以考大学了。在20世纪30年代,全国还没有多少大学;不管北方还是南方,几家有名的大学,多半是外国教会办的。学生念完高中,还能念得起大学的人很少很少,能念得起教会大学的人就更少。徐之光的学业成绩很好,完全有能力考取大学。他家又是繁昌县上等水平的地主,家里很富有。他是父亲最疼爱的小儿子,所以,只要他愿意,想从家里要多少钱,都是容易的,何况上大学深造呢。

  可是,徐之光没有走升学的路,却私自跑到淮安,到这个连固定学制都没有的贫穷的新安小学,甘当一名基本学生。

  徐之光一到新安小学,顿时成了学校的一大新闻。当时,新安小学的基本学生已经有了十几个人,从年龄最大的21岁的朱金山,到我们几个十二三岁的小同学。谁也不会想到,像徐之光这样来自富有家庭,自己马上就要跨进高等学府的人,却背着家庭,跑到这里来和我们“同学”。这自然是件大新闻了。

  在生活会上,汪先生向大家介绍他的时候说:“徐志贯同学,我们早就认识了。"他笑眯眯地说:“快10年了吧?那时你小学二三年级?"徐之光说:“汪先生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要不,我也不会找到这里来了。"他是到安庆找到汪先生后,才决定来新安小学的。

  1926年前后,汪先乍曾在繁“农村教乡村小学,那时候徐之光就是他的们的学生了。

  那是中国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时代,革命的新思想、新潮流,到处传播起来,徐之光所在的那所“新林小学”的青年教师叶启宽、陈仕奇、汪达之等,也对学生讲起了“耕者有其田”,农民收获归自己才能翻身等道理,这给童年的徐之光留下了深刻印象。

  徐之光的妈妈是个贫农的女儿,3岁死了母亲,9岁被送到徐家当童养媳。因为出身卑贱,深受种种苦难。徐之光很爱妈妈,对妈妈的身世深表同情。他看到妈妈的遭遇,目睹周围穷人的苦难,便在心灵上埋下了要背叛这个地主家庭的种子。

  12岁的徐之光小学毕业之后,就在家乡办起了农民夜校。他要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明白的道理再教给农民。但是,他的爸爸不允许,逼着他进了芜湖的广益中学读书。

  广益中学是教会学堂。凡是外国教会办的学校,在旧中国的身价自然也就高,许多人以能进这样的学校为荣。可是徐之光却和洋人老师闹翻了,他这才跑到济南去读书。

  “九一八”,接着又是“一二八”,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大片国土相继沦丧,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的浪潮一日高似一日。北平的学生组织示威游行,要求出兵抗日。随之天津、上海、武汉……各大城市都纷纷响应,济南自然也不例外。

  爱国的、革命的思潮,不断地冲击着少年徐之光。封建的地主家庭,却逼着他念书,升学,做官。

  徐之光苦闷之中,找到了汪达之。他倾诉了自己的一切,要求断绝和地主家庭的关系,参加汪达之将要组成的新安旅行里,到全国各地去,为唤起四万万同胞共同抗日而奋斗。汪达之对他说:“你要做的事,可以不要家里赞成,但你要到哪里去,还是应该说一声,尽量把关系处理好了,就到淮安来吧!"

  他到新安小学没有几天,就和大家混熟了。

  我们睡觉,是在楼板上放一张芦苇席,硬邦邦的。冬天楼房漏风,冷风逼人。

  我们吃饭,要自己轮流去做。早晚餐大半是玉米面糊,炒黄豆或煮黄豆当菜,中午是玉米面饼加一碗缺少油水的青菜豆腐。如果吃上一餐大米饭,或者自己磨一次豆浆喝,那就是大大改善生活了。喝的水,要到一华里以外的运河里去抬。吃的蔬菜,全靠自己种。总之,生活中的一切,全靠自己动手。别说做饭、种菜这些事要花很大的力气,而且它也有许多知识和技术。像去运河里抬水吧,肩头从没压过扁担的人,只要抬上一趟,肩膀也能压得红肿起来。至于种菜要刨菜畦、挑大粪、戽水、浇灌等等,不但劳动强度大,而且不会干的话,就要闹出许多笑话来。就是抬了一桶大粪,也能溅上一身臭水。我们原以为,这一切徐之光是难以适应的。只要过些日子,他就会觉得苦了,那时他就会走的。可是,他很快都适应下来了。这样一来,无论是几个年龄较大的同学,还是小同学,人人都很尊重他。这不仅因为他生活、劳动能和大家打成一片,文化程度高,还因为他的思想敏捷,遇事主意来得快,处理问题也有魄力,和每个人都很亲近,深得大家的信赖。汪先生对他也比较器重。这样,他很快就成为基本学生中的核心人物了。

  汪先生的主要助手

  1935年秋天,“新旅”筹建工作完成了。9月底,旅行团决定在辛亥革命纪念日出发。在汪先生的倡议下,“新旅”正式组成了三个人的团务干事会,由两个年龄最大的同学,朱金山和20岁的纪宇作团务干事,徐之光被推举为总干事,汪先生自己任“顾问团员”。从此,他就成了汪先生的主要助手。

  徐之光在“新旅”工作了5年。这5年,“新旅”走遍了半个中国的广人城乡,既是取得巨大的社会影响和抗日宣传工作成绩的5年,也是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刁难、压迫,直至要收编或解散相威胁作斗争的5年,是战胜重重经济困难,自力更生取得胜利的5年。在这段时间里,徐之光全力协助汪达之,带领“新旅”全体人员,坚持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在实际斗争的锻炼中,也使自己在政治上日渐成熟起来。

  1936年夏,他深感自己要做好革命工作,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不行的。他知道党在领导着团体,但在团体内部如果建立了党的组织,不是就能更好地保证党对团体的领导吗?可是,到哪里去找党呢?他凭自己的政治敏感,断定在上海经常指导“新旅”工作的国难教育社的丁华、王洞若,就是代表党来领导“新旅”的人了。可是,当他向王洞若提出自己的意愿时,却受到了一次很严肃的批评。王洞若对他说:“我也知道共产党抗日最坚决,做好抗日工作,要有它的领导。可是,除了苏区以外,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像你这般乱撞,不光自己的脑袋危险,你们这个团体在社会上还能存在下去吗?”

  这一批评的背景,据王洞若1 938年在武汉时说,那时上海党组织,在遭到敌人严重破坏之后,正处在紊乱之中,连他自己也找不到上海组织了。徐之光在当时当然不可能了解这些,他只认为,这只是我们自己的入党条件不够,今后要更加多多努力罢了。从此,他更加小心谨慎了。

  “新旅”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1937年冬天,他终于实现了加人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他取得汪先生的赞同之后,秘密地由甘肃平凉潜赴陕甘宁边区庆阳,向特委黄欧东报告了“新旅”的情况,提出了建立党支部的请求。黄欧东派牟永春来团后,在“新旅”团内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徐之光也成为这个支部的第一任支书,直到他去延安工作为止。

  1940年春天,正是“新旅”在桂林顺利进行工作的时候,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要求,“新旅"全体人员应该和政府的其他公教人员一样,必须在半个月左右时间里集体参加国民党。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指示,由王达之和另一名非党团务干事纪宇参加国民党加以应付,以此来掩护整个团体的工作。李克农也考虑到徐之光在总干事岗位上已工作多年,出头露面很多,因而同意了徐之光本人的请求,调离“新旅”,去延安学习。这样,徐之光在1940年的春天,乘坐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从桂林经重庆、西安去延安了。

  久别重逢在北京

  23年后的一天,我在北京又见到了他,我们畅叙了阔别20多年后的一切。这时,我才知道,他到延安以后,在中央青委做了巡视员,经过中央党校学习之后,迎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随军来到了热河,任过赤峰市的区长、热中专署的秘书主任。1949年,在全国人民欢庆埋葬蒋家王朝的欢呼声中,他又随军到了江西,先后担任了从县长一直到省计委负责人的工作。那一次,他是来出席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

  熟悉徐之光的人都说,他对党的工作,从来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去努力完成的。由于他肯动脑筋,刻苦学习和钻研,在工作中注意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提高很快,在经济建设工作上有“活算盘”之称。这一切,同他在“新旅”5年里任领导工作受到的锻炼是分不开的。

  在“十年动乱”中,听说他的肋骨被“造反派”打断了7根,经过多年的折磨,染了一身重病。1972年恢复工作时,他的肺结核和肺气肿加肾炎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但他仍然带病坚持工作,担任了重点新建企业——燎原化工厂的党委书记。在“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之下,要保证如此巨大的工程迅速建成,其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他仍然带病和工人劳动在一起,同甘共苦,终于战胜重重困难,完成了建设和生产任务。他也因此在1976年因过度劳累而去世。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9-29 16:5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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