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了讨生活,很小的时候便和大自己八、九岁的大哥逃荒到了安徽的洪泽湖地区,1945年4、5月份,我于盱眙县泗洪参军入伍,加入了新四军二师师长罗炳辉率领的部队,当兵后部队发给我一把七九步枪、头十发子弹、一个手榴弹、一套灰布夏季军装、一双老百姓做布鞋和绑腿。我的大哥对此很支持,此后我的大哥独自流浪到了苏南溧阳,我则在二师六旅十六团三营营部通信班任通信员,随部队活动于安徽的盱眙、六合、天长地区,转战于张家港、自来桥、火烧桥等地,当时的通信班里一共有十二个人,主要负责跑步送信传达口令,每次作战时班上要有六名通信员跟在三十多岁的营长安徽人张民庆身边,以随时向三个连的连长传达命令,营长张民庆会根据战场形势,随时向各连传达进攻固守或撤退的命令,所以我们班上有时会是好几个人,甚至是所有人到同一个连去传达命令,三营的各个连长听到命令后,便会立即按命令行事,也就是在传达命令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九连的陈连长。刚当兵后,没有经过集训的我便跟着部队在名叫自来桥的地方第一次与日本鬼子作战,当地因有一座坐落在山涧小溪上的桥名叫自来桥而得名,虽然是一场小仗,但是在战斗中我与日本鬼子之间,面对面相隔几十公尺,原本我并不知道打仗会死人,当战斗结束后看到死人,我感到了害怕,我的班上十二个人只剩下了他一个人,但是我意识到既然自己已经当了兵,那么打仗时别人冲锋,自己也应该跟着冲。在之后的战斗中,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感到害怕,但打着打着管国桂便不知道害怕了。
就这样3、4个月后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但是当地少数日本鬼子仍未投降,我随部队与日本鬼子一直作战到10月份。起初我以为自己当兵,便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但是之后教导员安徽人郭崇庆党代表组织找到我进行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入党,我说:“我不是已经参加中国共产党了!怎么还要入党?”郭崇庆向我解释说:“参军不代表入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于是我表示愿意入党,经过组织上一年左右的考察后,我在教导员郭崇庆的介绍下,于1946年8、9月份在盱眙县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本教导员告诉我有三个月的候补期,当时部队与国民党作战,经常转移,直到4、5个月后,才由教导员郭崇庆召开营部党支部大会,我在营部十几位老党员的见证下正式入党。1946年冬我随部队前往涟水准备包围涟水,在过黄河上的浮桥的时候,我遇到了自己家以前的邻居老八路军项声才,虽然我们在不同的部队,但是都是前去保卫涟水,到达涟水后,我随三营修建了一个月的工事,在涟水西边十几里的张渡第一道防线进行防守,但是战斗爆发后,我所在的三营的九连在一天下午便被打光了,只剩几十人,我随部队同敌人打了三天三夜,部队基本被打光,于是我的邻居项声才便误以为我牺牲了,项声才回家后便将我当兵和牺牲的消息告诉了我的父母,于是我从小定的娃娃亲被取消,自己家也被定为烈属。
1947年为策应刘邓大军在大别山作战,我随所在的34旅100团于1947年11月进入安徽淮南作战,1948年2月34旅101团、102团进入淮南,此后100团在四十里长山山顶上与位于山腰的国民党的一个团进行对峙,于是三十四旅拟定101团和102团从后驰援形成包围圈,准备彻底消灭国民党的这个团,100团同国民党军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原本按照计划包围圈已经形成,就要达到预定目的,但是打到下午,我们从山顶山发现敌人应该不止一个团,一个团按道理只有两三千人,但是山下竟有一万人,于是营长命八连排一个排的战士下山去抓一个俘虏上来,当时两军两军最近相隔二十多公尺,所以很容易便抓到了一个俘虏,经过讯问,我们才得知原来昨天夜里青年军的203师一个旅的兵力从安徽前来增援,加上原有的一个团,山下的国民党军共四个团一万余人,而34旅只有三个团,想要消灭敌人已几乎不能了,而当时山上只有100团三营一个营在固守,两旁部队都在几十里外,于是营长张民庆和教导员郭崇庆一合计,认为目前情况已经很危险了,两人决定采取先声夺人的策略,之后教导员郭崇庆带着我坐到了山边的石头上,将目的告诉山下的敌人,告诉他们已经被包围,想要以此吓退敌人,但是当时两方相隔只有二、三十公尺很危险,我对郭崇庆说:“教导员,敌人会打到你的!”郭崇庆不怕的说道:“你怕什么!什么事没有。”之后仍继续喊,然而就在这时教导员郭崇庆被敌人击中脑门,我立即将教导员背起,连拖带背的送往不远处的营部,营长看到时教导员已经牺牲。而此时已经到了预定时间,于是两旁的101团、102团立即从后面进攻敌人,而且敌人进攻山顶已经一天,却仍久攻不下,于是国民党军便全线溃退,退往盱眙,原本这场战斗中三十四旅可以至少消灭敌人一个团,但是只得消灭了一千余人,而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二天国民党军共十三个团前往四十里长山准备围攻三十四旅,但是由于三十四旅携带的物品过多,没能提早转移,于是34旅同101团、102团立即向津浦路转移,我所在100团则留下来与敌人的13个团周旋在六合地区的大山里,在与敌人周旋四十多天的过程中,我们没有补给忍饥挨饿,甚至有一次被敌人围困在六合的一座大山中,由于火炮过重只得埋在了山里,我们每天都与敌人作战,一天要打好几仗,最终100团整个团被打散,只能以营为单位,就这样在与敌人周旋一个多月后,国民党军认为100团大部分已被消灭,便放松了包围,最终我随部队在三次下山都失败后的第四次突围中突出了国民党包围。此后我随部队参加淮海战役,我随所部队攻打邳县,在打了一天一夜后结束战斗,而后转战邳县南边,之后在邳县驻扎了两天,淮海战役结束后,我所在的通信班的武器都换成了汤姆逊冲锋枪,之后我随部队攻打伍佑、便仓等地。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整编,我被编入第8兵团第34军102师305团三营通信班,随部队从镇江西边的十二圩(13)渡江至句容,于4月25日攻占句容后,随部队驻扎在汤山,而我所在的34军改为南京警备部队后,我调至南京警备司令部通信班任副班长,仍负责跑步送信。
1950年9月,空军第五师在徐州成立后,我调至空军第五师,在徐州担任军械兵,苏联派了一个师飞达徐州后,我跟随苏联人在伊尔-10飞机上学习,当时苏联人讲话我听不懂,苏联人先示范,再由我实践操作。当时一架伊尔-10飞机的地面部队由机械师、机械员、机械兵、军械员、军械兵和特种设备携带员组成,而我负责维修检查和护理飞机上的火炮、机枪、炸弹、照相系统、瞄准系统、信号系统。飞机上有2门23厘米的机关炮,三挺12.7口径的机枪,两颗一百公斤的炸药,每门炮150发炮弹共300发,飞机飞行时乘坐着一名飞行员和一名射击员,飞行员操纵飞机和机关炮,射击员负责机枪以保护飞机。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人坐火车离开,将三十几驾伊尔-10飞机交由空军第五师使用,11月我随部队调往东北参加抗美援朝,我最初和部队驻扎在东北的沈阳北边的开源机场,之后驻扎在吉林九莲沟机场(待查)。
1953年部队的飞机也换成了喷气式的米格—15。此后我随部队调至大连瓦房店机场,担任管理四架飞机的军械师,由于长期保证飞机飞机安全,立了三等功。当时部队的军官每年有四十天的休假期,部队里流行谁的家乡好玩,休假的时候大家便互相一起去玩,我当军械兵的战友李泽功家住在北戴河,那里有风景区,于是我与战友们打算一起去北戴河,但是由于去的人太多,无法容下那么多人,于是我便没有去,就在部队里休假,在休假的时候,我与师里招待所的一位招待员确立了恋人关系,但是我的战友李泽功回北戴河后,觉得自己的姑姑和我很合适,于是回到部队后,便把自己的姑姑介绍给了我,我说想请李泽功的姑姑到瓦房连见一面,当时李泽功的姑姑初中毕业后,在北戴河北边的昌黎县留守营做幼儿教师,家中姐妹三人,还有一个大哥,父亲是农民,哥哥是税务所所长,姐姐则在在秦皇岛。双方见面后,女方觉得我身体健康为人忠厚老实,于是两人便在一起了。但是当时我的战友帮他隐瞒了年龄,有人便对李泽功的姑姑说:“你怎么跟了这么个老头子!”李泽功的姑姑说:“谁说的,你看看,哪里像老头子了!”1956年年底,二十八岁的我与自己十八岁的妻子在部队里结婚。结婚后我们住在招待所,第二天天亮我的妻子去上厕所,当时我的前女友正在刷厕所,一排四个位置,已经清洗了三个,于是我的妻子便在刷好的地方上厕所,结果对方说:“才刷过,你没看见吗?”我的妻子说:“你这个招待员是什么态度呀!正因为刷过我才用的,没刷过的我怎么用!就让你再冲。”回去后妻子将这件事告诉了我,我说:“干嘛又要让别人冲。”妻子也知道了,原来是女招待员因为没有能和我结婚心里有怨气,所以才这样。由于部队认为我很有前途,我曾先后三次被派往文化学校学习文化。婚后的1957年我第三次前往东北空军文化速成中学学习,然而到下学期底反右派运动起,我们被迫停止学习。1958年3月份中央认定学校是右派学校,当时学校里大部分人都是文人,结果学校里有数十位文人被定为右派,最终中央下令上至校长和政委,下至炊事员,集体转业到北大荒垦荒生产,不允许回原部队,不去北大荒的人一律作为退伍军人回家,已是副连长的我认为自己没有错误,于是作为退伍军人转业回到滨海。
一年后,我的妻子来到滨海,此后我与妻子共育有三个儿子与一个女儿。当时的王宝贵任乡长,杨家兴任公社书记,我回家后便参加劳动,乡长王宝贵先后三次请自己到大队任职,但是我都谢绝了,1958年之后体制改革,当时几个乡成立一个公社,几个大队又成立一个管理区,王宝贵再次请我任职,于是我出任了副主任,半年后管理区解散,重新划为各个大队,我被安排至新河大队做了十六年的大队书记,后调至公社做了公社党委委员和十五年的公社办公室主任。回忆往昔战斗生涯,共产党之所以能胜利,靠的就是老百姓的支持!我很庆幸打仗时,伤皮没伤肉,没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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