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晋杰、卢兆洛：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
2018-09-30 14:44:35  来源：抗战老兵口述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文化队驻扎在秀丽的中村河边的清水湾，队长何士德，年轻时曾在上海国立新华艺专音乐系及上海音专音乐系，跟随国防音乐大师黄自先生学习音乐。上海沦陷后，来到江西南昌，担任南昌市抗战救亡歌咏协会的总指挥，他是共产党员，由军部电召来皖南组建文化队。副队长邵惟，是位戏剧家，曾和田汉一起组织过“南国社”。政治指导员殷扬(扬帆)，曾在南京国立戏剧专科举校任职，抗战前后担任过上海地下党的文委戏剧支部书记。还有军事干部周干事，政治干事刘桂英，文化干事林庆元。全队教职员和学员共70余人，设男、女学员两个排，男学员40多人，组成一排四个班，排长彭贤忠;女学员30多人，组成二排三个班，排长杨凤珍。学员一部分是戏剧训练班转来的，另一部分是从教导总队各队选拔来的，还有少数是从部队文化工作者中调来的，学员都经过何士德、邵惟严格面试，合格后才录取的。学员们动手，将中村清水湾畔一座破庙整修打扫成一座整洁的营房。尽管房子破旧，面积很小，把稻草往地上一铺，席地而卧，还是感到很舒适的。几块门板让给了二排女同志。她们在门板下垫几块砖头，铺上稻草，这就是当年享受优待的“高级卧铺”了。

　　生活是极其艰苦的。为了节省每一个铜板支援前线和敌后作战，在云岭的同志，伙食费每月三元五角，生活津贴费每月干部三元，战士一元五角。穿的是不合身的衣服，有大有小，男女一个样。衣着尽管简朴，可是青年人个个生龙活虎，英姿勃勃。文化队学员多数来自沦陷区和大后方，但革命的豪情使他(她)们自觉地接受了党的教育和红军的优良传统。他们毫不犹豫、也绝无勉强地脱下皮鞋、高跟鞋，换上草鞋，并引以自豪。一些女同志还将毛衣拆了，编打草鞋。每天出操，每次到云岭参加集会，不分男女，都得打好绑腿，背上背包，挎着水壶和搪瓷碗，班长还肩负一支老套筒步枪，50发子弹。身上负担虽重，但一路走一路歌的教导队队风，始终坚持发场。生活虽然紧张艰苦，但大家都以苦为荣，都愿在这革命熔炉里锻炼坚强的革命意志。半年的学习生活，是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中度过的。

　　在革命战争时期，党要求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学习文化业务的同时，必须刻苦认真地学习军事，学习政治。文化队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都是高标准严要求的。叶挺军长、周子昆副参谋长、冯达飞教育长，都亲自给文化队讲授过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班排连营进攻与防御、各类武器使用须知以及队列、制式教练等军事课。政治课则由袁国平主任讲党的领导和党的工作，朱镜我部长讲我军的优良传统作风，冯定讲社会进化史，薛暮桥讲政治经济学，夏征农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课则由王淑明和黄源主讲文学概论和文艺写作。军政课听完后，还由队部的军事干事、政治干事分别辅导。学员们对所学课程都颇感新鲜，觉得是在今后实际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革命武器，所以积极性很高，如饥似渴地接受党的教育，认真刻苦地学习。

　　文化队专业学习内容很丰富。主要分两大类：一是音乐，二是戏剧。音乐课由何士德主教，有声乐、指挥、作曲、乐理等。戏剧课由邵惟主教，有导演、编剧、剧务等。同时还请铁婴教美术和木刻，沈光教舞蹈。

　　鉴于学习的需要，为保护学员的嗓子，部队给每人每日发一只鸡蛋，这是唯有文化队的学员能享受得到的优待，大家喜出望外。但是，却又规定鸡蛋要生吃，同时还不准吃辣椒，不准吃花生米。这可就难了，特别是几个江西、湖南籍的学员。因为当时菜金很低，蔬菜很少，当地食盐也困难，豆腐乳等腌制品大多数是用辣椒泡制的。在如此清苦的生活条件下，买一个铜板的辣椒下饭，馋时吃几粒花生米，亦算是颇有乐趣的享受了……但学员们很快就认识到，在战争环境中做宣传鼓动工作，需要有个好嗓子，它是文化战士的乐器、武器，如果嗓子出了毛病，就难以完成战斗任务。从而，大家都自觉地遵守这一规定。

　　发声和音程、音阶等基本练习，是每天清晨的必修课。五时半起床后，整理好内务就到操场列队出操，早操后即进行声乐的基本训练。何士德队长每日都来主持教练。邵惟副队长教练时，要求吐音清，发音洪，送音远。练声时要练好发音时的呼吸。练声初期，往往发声不齐，音阶不一，于是两位队长便常到队前批评纠正。有几位同志还经常做单个教练，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上指挥课时边学理论边实践。按规定每人做了一支木质指挥棒。何士德队长要求很严，凡不符合要求的，都加以修改或重做，一丝不苟。练习指挥要在指定的业余时间里，不许拿指挥棒乱挥舞或开玩笑。行军时指挥棒必须插在右腿绑腿里。年青人爱开玩笑，有时用指挥棒挑逗人，但一旦被队长看到，便集合全队进行批评，指出指挥棒是统一演唱演奏的指示信号，必须像军人使用武器一样，要持严肃负责的态度，要稳重，绝不允许拿指挥棒来开玩笑。大家懂得了这些道理以后，也就自觉了。

　　在作曲课的教学中，为了加深理解作曲理论，学会曲调运用，妥善安排节奏旋律，采用调查研究联系实际的方法。何士德要求每人都要把所知的民歌写出歌谱来，或在同学与驻地居民中调查访问。于是，每个同学都将童年唱过或听过的民歌、山歌，进行回忆记谱。结果，几乎每人都谱写了一支歌，作为作曲课期终考试的答卷。记谱活动，为后来部队创作战斗歌曲开拓了一条途径，同时，在音乐创作的民族化上，也颇有启发。当时文化队的高材生、而后成为放军著名作曲家的沈亚威，他的处女作就是产生在文化队的学习过程中。长期从事音乐工作，后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女作曲家，曾为《光芒万丈》、《龙须沟》、《青年鲁班》等影片作曲的苏民也是毕业于文化队的。

　　戏剧方面，学的内容也很多。从新戏剧史到剧本编写、导演手法、演员和角色，以及化妆、道具、灯光、布景、效果等都要学。邵惟副队长讲课详细而饶有风趣，有说有表演，生动活泼，深入浅出，易记易懂。学员中后来长期从事部队文化工作、在创作上或表演上成为名家的，有《东进序曲》的作者顾宝璋，有在皖南、苏北演剧成名的常竹铭等。

　　文化队的演出活动，备受上下欢迎，各方赞誉。在皖南，军部集会是很多的，几乎每周或十天，总有一次大的集会。集会成了形势教育和政治教育的一种形式。军直机关和教导队是参加集会的主要成员。文化队成立前，会场上拉唱歌的主要目标是教导八队;文化队组建后，因在会场上曾有几次演唱轰动了云岭，此后拉唱歌的主要目标就转为化队了。在大约半年的时间里，文化队在学习过程中演出的戏剧节目主要有《第四十一》、《最后一计》等。与军部服务团联合演出的有《一年间》、《魔窟》、《人约黄昏后》、《中华儿女》等。在各种集会上，为配合时事教育和政治教育而临时排演的活报剧就更多了。军部观看演出有个特点：演出一结束，幕布刚闭上，观众就即席展开了对剧本、演出、效果等的评论。有的演员来不及卸装就参加了讨论。有时争论很激烈，一次讨论不完，就连续讨论几次。这种群众性的文艺评论活动，对提高编剧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对演员艺技的升华和演出效果的注重，都有莫大的益处。对于台上台下、演员观众打成一片，也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这种评论活动，从事军队文化教育工作的军直各单位，几乎都有负责同志出席。如：政治部的英诚秘书长，宣传部的朱镜我部长，服务团的朱克靖、谢云晖团长，以及冯定、夏征农、彭柏山、黄源等人，还有国际友人、名记者史沫特莱。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殷扬(扬帆)，他是现场评论会的发起人和主持者。大多数会上他总率先发言，提出问题，从而使会议十分活跃。他对剧本、演技等都作具体的评论，肯定好的，指出缺点。这样，每次演出都使演员得到教益。

　　文化队的演唱，是与专业学习进度紧密结合进行的。选择节目，亦注意与政治形势相配合。如1939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制造了“平江惨案”、“确山惨案”，军部隆重召开追悼会，抗议反共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文化队即由顾宝璋作词，何士德作曲，创作了悼念死难烈士的《追悼歌》，并在短时间内，突击教练;在追悼大会上演唱时，全场哀恸，群情激愤。又如，为庆祝党的生日，在“七·一”的庆祝大会上，演唱了《国际歌》和《新四军军歌》。

　　经常演唱的歌曲，混声四部合唱的有《国际歌》、《抗敌歌》、《旗正飘飘》、《垦春泥》等。二部合唱的有《新四军军歌》、《到敌人后方去》、《军民合作歌》等。齐唱的有《义勇军进行曲》、《八路军军歌》、《大刀进行曲》等。每一次演唱，全队抱着认真负责的严谨态度，使会场气氛热烈，情绪激昂，因而博得好评。有一次，演唱《国际歌》、《旗正飘飘》以后，史沫特莱惊喜异常，一跃而起，连呼“Wandcrful”(奇妙极了!)接着说：“我到新四军来，路过国民党地区，他们对我说新四军是‘土匪’。试问‘土匪’有这样鲜明的抗击侵略者的政治激情吗?能够这样精采地演唱歌曲吗?这显然是荒唐的造谣中伤!”

　　那次演唱会后史沫特莱到文化队来看望大家，拍了许多照片，准备向国际上报道。还邀请了冯定、彭柏山、何士德、黄源、邵惟等到她住处的草地上，座谈军队文化工作问题。她以赞赏的态度热情地说：“你们运用文化艺术这个武器，在军队内从事抗日宣传，鼓舞反侵略的士气，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是收到重大效果的。希望在今后的文化艺术活动中，我们更好地合作，加强宣传反法西斯的一致立场，为打倒法西斯侵略者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皖南军部遭到日军飞机空袭后，文化队的生活更加战斗化。他们加强了军事训练，增加防空课，经常变换营地。课堂也转移到山上树林中。宣传任务加重了，演出次数也增多了，更多的是演出街头短剧。当时条件差，每次演出都是队员自己搭舞台，演出后把搭台的门板送还老乡。每到新区，更加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演出地到宿营地，他们抬着幕布、汽灯、道具等，行进在乡间小道，稍不小心，便会一脚陷进泥浆里，一转到大路上，疲倦不堪的人们，往往边走边打瞌睡。指导员见状，立即传下命令：“前面发现敌情，大家战备行军。”队员们听令一惊，顿时驱走了瞌睡虫，振奋精神，握紧枪支，加快步伐，很快地安全到达宿营地。国民党顽固派为了抵制和消除文化队的影响，伸出了迫害的罪恶黑手。文化队开办后不到3个月，他们便借口“军队不是文化团体”强令撤销。经军部据理力争，终于改用“军部战地服务团二队”的名义，并搬到汤村附近的小村子。这样，才把文化队实际上保留下来，并一直坚持到9月按计划结业，项英、袁国平、李一氓等领导参加了毕业典礼。

　　经过党的几个月教育，文化队的学员不仅在专业上有所提高，更重要的是思想上明确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文化艺术工作是为部队的建设、战斗、正规化、革命化，和向人民群众宣传而服务的。它的每一件作品和每一场演出，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宣传党的思想。半年的学习成就，全是党教育的结果。毕业时，队员们要求上前线的热情很高，纷纷向组织提出申请。组织上根据学员的志愿和工作需要，合理地将大家分配到大江南北的各个支队和军直机关。四分之三到了前线部队，四分之一分到军直机关，他(她)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至全国解放以后，都把从文化队学到的专业知识，贡献于革命事业。有的从事业余音乐创作，如林晖，在苏中和在浙东部队的工作中，就写过不少战斗歌曲。有的继续给部队教唱革命歌曲，如童树民，她曾为新四军党代会和军直机关的一些单位教唱《新四军军歌》，在1940年新四军军部举行的纪念“三·八”节大会上，也是她指挥全场演唱《新四军军歌》和《国际歌》的。有的长期从事音乐工作，如解放后在西安音协工作的王博、现任中央民族歌舞团声乐教师的曾渭贤。最使人难忘的是诸锦麟烈士。他是上海的知识青年，从文化队毕业后，任新四军老一团文化教员，还是连里的青年队长。在1940年春，父子岭战斗时，随部队守卫在一高地上，日寇蜂拥而来，他甩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炸死了七名鬼子，自己身上也被日寇刺伤七八处，不幸流血过多而壮烈牺牲。军医处的文化教员英劳(女，原名邱彩霞)，皖南事变时，部队被打散，最后与3位战友一起，被国民党顽军包围在一个山上密林里，4人端坐一圈，高唱《国际歌》，当顽军逼近时，他们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兵同归于尽。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9-30 14: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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