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庭光：新四军教导总队的沿革
2018-09-30 15:37:19  来源：抗战老兵口述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在将南方湘、闽、粤、赣、浙、鄂、皖八省13个地区的游击队集中改编同时军部于1月间在南昌筹建成立教导队，由赵希仲任队长。1938年3月，教导队已有两个队，其中一个军事队，一个政治队。队的负责干部有袁大鹏、程业堂、刘品玉、刘先胜，学员大多是从各个游击队陆续抽调的骨干。朱云谦、彭加珠、张日清等同志即曾在这一期学习;也有一部分刚参军的知识青年。现江苏省委宣传部顾问陶白是最早来到教导队的政治教员。

　　1938年4月4日，教导队随同军部进驻皖南岩寺。4月10日，新四军江南部队的三个支队在岩寺集中改编完毕。教导队扩建为教导营，营长刘世湘，副营长谢祥军，教导员龙树林，管辖三个队，学员300余人。6月间，教导营随同军部经太平向泾县开进，移驻左坑、云岭附近时，它已扩大到四个队。

　　1938年下半年，上海及浙南温州地区的党组织向皖南新四军军部输送了一批党员，近千名工人和青年学生。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有70万以上难民先后到“租界”避居各个行业共设立了约六十个难民收容所。中共江苏省委为此成立了难民工作委员会，并在20余个难民收容所建立了临时党支部。1938年7月，经省委难民工作委员会及其所属党织秘密动员，由上海各界慈善机关总联合会出面，以遣散难民回乡，到江西、浙江等地垦荒为名，组织了第一批共700余人前往皖南参加新四军。他们于8月问启程，由朱启銮、周林、汤镛、陈一诚、彭柏山、焦明等同志秘密率领，租用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船只从上海到了州，再由军部先后派来的余立金、刘先胜、丁公量等同志负责将他们送到皖南。经过沿途克服重重困难，约有500余人于9月下旬到达新四军军部。第二批200余人，由李云、卓飞等同志率领，于9月间经同一条路线从上海前往皖南。此后，还有几小批共约200余人陆续到达皖南军部。从上海和浙南温州地区来参加新四军的青年，大多数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有抗日爱国热情，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加过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他们有很高的政治积极性，早已向往延安抗大的学习生活，迫切希望到皖南军部以后也能够有一次进延安抗大那样的学习机会。

　　此时，新四军各个支队相继进入苏南、皖中敌后和皖南前线。江南部队6月17日在镇江西南韦岗首战告捷，随后接连攻进新丰车站、句容县城，两个月内进行百余次大小战斗均获胜利，军威大振，并极大鼓舞了我军活动地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苏南地方党领导的日游击武装也相应地有所发展，其中管文蔚领导的部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丹阳游击纵队。江北部队5月16日在巢湖以南蒋家河口首战获胜。1938年冬，张云逸由军部渡江北上，指挥新四军江北部队，展开了皖中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苏皖敌后抗战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扩大，大批知识青年和工人参军，使得大规模地加紧培训干部成为我军建设的重要环节。

　　在上述情况下，1938年9月，军部决定将教导营扩建为教导总队，由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兼任总队长，冯达飞任教育长，余立金任政治处主任，赵希仲、薛暮桥任训练处正、副处长，名称是教导总队，实际上是抗大分校。无论教育方针、课程设置、培训目的以及学校传统和作风，教导总队都依据抗大总校的有关规定，参照抗大总校的办学经验，结合新四军的部队实际来制定、实施或者大力提倡、培育和发扬的。教导总队的主要负责人和干部，有不少来自延安抗大总校。周子昆调新四军以前曾任抗大训练部长。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后，中央从延安派出多批干部加强新四军，有不少抗大的干部和毕业生分到教导总队。教育长冯达飞曾任抗大总校的大队长。教导营的教导员龙树林，后来任教导总队大队长、教导员的谢祥军、贺敏学、刘文学、程业堂，担任大队政治主任教员的王淑明，担任队长、指导员的杜屏、周星五、朱诚基，以及女生队队长于晶等同志都是从延安抗大调新四军后分配到教导总队工作的。只是当时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项英出于皖南地区新四军所处地位的特殊考虑，希望避免给予国民党政府和三战区以干涉的口实，才不用抗大分校的名义，而由新四军军分会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教导总队。

　　教导总队学制为半年。在总队成立以前教导营原有四个队，作为第一期，于1938年9月毕业，从1938年10月到1939年3、4月为第二期。有两个大队，10个队，学员1000余人。学员来源除前述上海等地党组织输送参军的党员、工人和青年学生以及各部队抽调的干部之外，从国统区的浙江、江西、福建等东南各省，甚至远及南洋各地的侨当中，也有不少知识青年前来参军。其中从菲律宾来的就有数十人，多数分到教导总队学习。

　　第二期从1939年初设立大队。2个大队主要负责人和各队培训对象是，第一大队为军事队，大队长贺敏学，教导员刘文学，管辖3个队，学员从部队抽调，很多是老红军干部或战士。一队培养训级连级军事干部。二、三队培训排级干部。第二大队为政治队，大队长谢祥军，后由饶守坤接任，教导员彭德清。二大队也管辖三个队。四队学员全部是党员，大多数是老红军，培训连级政工干部。五、六队是知识青年队。

　　直属总队部的有四个队：七队、八队、入伍生队和青年队。七队、人伍生队也是知识青年队。1938年10月开学以后到来的学员一般不插队学习，一部分到七队，一部分到入伍生队。大体上，在1938年底、1939年初参军的新学员，离第二期毕业时间只有2～3个月，即在七队和入伍生队学习一段时间，然后转入第三期学习。女生队编为八队。青年队的学员年龄都不到15岁，实际上是少年队。原上海市委副书记杨堤当年就是青年队学员。

　　从教导营扩编为教导总队时起，总队部移驻中村。两个大队部和十个队分别驻在沿中村河一带的村庄。

　　第三期是教导总队学员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期。一方面，我军在敌后展开，开辟了大片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新参军的青年干部大量增加;另一方面，武汉失守后，南方各省去延安交通不便，加上国民党顽固派蓄意阻止拦截，有相当一批本来打算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转往皖南参加新四军。

　　从1939年4、5月至10月为第三期，各队开学和毕业时间前后有些交错。第三期共十三个队，学员1200多人。第一大队三个队，大队长林维先，后由张日清接任，教导员程业堂。一队培养连级干部。二队是知识青年队，从二期七队、入伍生队和三期五队、六队学员中考试挑选政治文化素质较好的100余人，准备重点培养为部队军事干部，这个队于1939年6月1日开学，到12月毕业。分配时有少数人留在教导总队担任军事教育干事和政治教育千事，如严振衡(原装甲兵顾问)、金冶(原南京军区副参谋长)、陈安羽(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阮世炯(原上海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夏光亚(原二十三军政委)。三队培养训练班、排长。第二大队三个队，大队长饶守坤，教导员彭德清，四、五、六队的培训对象同第二期。

　　总队部直属有七个队。第三期没有七队，而有2个人伍生队。由4、5月间开学后报到的学员组成。女生队增加到两个队，即八一队、八二队。八一队即前述第二期的女生队。大多数学员于1939年4、5月毕业;八二队成立于1939年初，9月毕业。另外，还有九队、文化队和青年队。

　　新设上干队即中高级干部队，编为九队，培训对象是团营级干部，队长黄元庆(原三支队六团参谋长，现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支部书记曾昭铭(原三支队五团政委，1939年在皖北无为地区牺牲);支部委员有曾昭铭、黄元庆、张藩(原一支队一团副参谋长、新四军挺进纵队参谋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卢胜(原二支队四团团长、福州军区顾问)、钟国楚(原二支队三团政治处主任、南京军区顾问)、钟德胜(原二支队四团组织股长、20世纪50年代任赣南行署主任期间病故)。这一期上干队学员约有30余人，除黄元庆、阙中一(原舟嵊要塞区政委)等两三人是随主力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来调新四军工作的之外，大多数是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老红军干部;也有几位知识青年干部如忻元锡(原上海市副市长、财政部副部长)。

　　文化队队长何士德、副队长邵惟、指导员殷扬(扬帆)。文化队在原戏剧训练班的基础上扩建，学员有70余人，除原戏剧训练班学员外，还有一些是从部队文化二作者或教导总队各队学员中考试挑选的。

　　正当教导总队蓬勃发展、影响日益扩大之际，国民党极力限制和削弱我军，由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出面对新四军进行无理指责，要求缩编教导总队。说新四军地处敌后前线，不应有教导总队这样庞大的训练机构，要着予整编;军队中更不应组训妇女，八队应予裁撤;军队任务是作战，不应训练唱歌演戏的文化队，等等。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从浙江、江西进入皖南的通道，阻止国统区爱国青年前来新四军。教导总队学员的来源受到一定影响，转为主要从各部队和游击区抽调学员。由此，军部在1939年9月间决定，将教导总队改名为教导队，训练处改名总教室，训练处长薛暮桥改称总教。女生队在第二队毕业后停办。在此之前，文化队已于6月底改为军部战地服务团第二队。

　　尽管如此，教导队第四期仍有十个队，学员近1200人。第一大队大队长张日清，教导员程业堂，一、三队培养对象与第三期相同，二队改为培训排级军事干部，第二大队大队长马闯初(后任军特务团政委、福建、江西军区政委)。四队培训对象与第三期相同。五、六队培养排级一般政工干部和连队文化教员。上干队仍称九队，队长林维先(原四支队参谋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支部书记梅嘉生(原苏皖支队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还有张锤秀(原二支队营长，昆明军区司令员)，王直(原三团政治处主任，福州军区副政委)。总队部直属的还有机炮队和工兵队(亦称机炮连、工兵连)。机炮队有重机枪两挺，八二迫击炮两门，训练部队的机炮手。工兵队训练排级工兵干部。

　　在八队和青年队撤销以后，军部决定举办新四军抗日军人家属学校，隶属于教导队建制，相当于教导队的一个队，学员是文化程度较低的随军家属和干部子弟，以学习文化为主。

　　在第四期后期，1940年1月到3月，教导队还办过一个指导员训练班，在前线抽调在职的正副指导员30余人进行短期训练。队长余炳辉，指导员王集成(原二支队政治部主任，铁道兵政治部主任，已病故)。此外，军部有一个特务连(警卫连)归属教导队建制。

　　第四期于1939年10月起，先后分批开学，1940年3、4月毕业。第五期接着开学。此时，教导队恢复教导总队的名称。周子昆仍兼总队长，冯达飞任副总队长兼教育长，余立金任政治处主任，薛暮桥任训练处长，朱毅、张元寿任队列处正副处长。由于皖南形势日趋严重，军部开始疏散家属和非战斗人员，抗日军人家属学校于4、5月间解散。上干队亦停办。包括机炮队和工兵队在内，全总队共两个大队，八个队，学员800余人。各队培养对象未作变动。

　　上干队停办后，1940年6月至10月办了一期军政教员训练队。下设军事、政治两个分队，队长梅嘉生，支部书记杨进(教导总队政治教育干事，原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学员约近50人，一部分是原来从部队抽调准备到上干队学习的团营级干部，有林维才(原二十军参谋长)等十余人，一部分是浙江等地因环境恶化而撤到皖南的地方党县委一级干部，有舒文(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杜大公(全国科协未来学会会长)等10余人;还有一部分是从教导总队抽调的政治教育干事陈安羽、陈敏之(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这个队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基础理论教育，开设了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等课程，并有哲学辅导。讲课时，总队部和各队的干部可以旁听，它又叫干部训练队。

　　第五期的各队始终处在紧张备战和进行战斗的环境之中，原定学习期限6个月，后宣布延期毕业。11月初，有部分学员分配到皖南新建的部队工作，也有少数人回原来部队。全部队缩编为六个队，第五期大部分学员继续留在教导总队直到皖南事变。

　　1940年秋季，由于项英副军长拒不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不愿及时将军部及其直属部队撤离皖南向敌后转移，反而错误地采取深沟高垒，准备在军部驻地云岭一带固守的方针。教导总队全体干部和学员在7～9月基本停课。花了整整两个多月时间在中村附近云岭、雪岭一线的高山上构筑工事修建地堡。

　　10月份，皖南前线日军调集第十五师团、第十七师团、第一一六师团各一部，共1万余人，以空军配合，于4日向南陵、泾县进行“扫荡”，企图消灭云岭地区我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我军在三里店、汀潭、小岭战斗中痛击日寇，并收复被国民党军队放弃的泾县县城。此次反“扫荡”战役，共毙伤日军1000余人。教导总队有两个队参加这次战役，在叶挺军长直接指挥下，参与收复泾县的战斗。其余几个队撤往小河口方向，掩护军部兵站、修械所、印刷所和后方医院。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限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同时密令其数十万军队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由此开始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多次指示和催促之下，新四军军部决定北撤。1940年12月，军部后机关人员分两批先行北撤，每批约1500人。第二批由宋裕和、汤光恢、薛暮桥率领。教导总队的撤离干部由薛暮桥率领，总队部机关和训练处所辖教育干部编成干部队，临时集中的皖南地方干部编成地干队，共约300余人，为第二批先遣支队的一个大队，在12月13日离开中村驻地，前往苏南，干部队中有不少人后来到达盐城，在抗大五分校工作。

　　1941年1月初，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北撤。教导总队改称教导团，编人中路纵队(其中主要是军部直属队及东南局机关)，随军部一同行动。此时，冯达飞调任中路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教导团由余立金统一指挥。皖南事变发生后，教导团较好地完成了中路纵队的后卫任务。当所有作战部队被敌分割包围之后，教导团依然保持较完整的战斗力，成为叶挺军长直接指挥用来进行突围作战的部队，在最后几天进行了激烈的战斗：1月8日高坦战斗，9日至12日的东流山战斗。13日火云山突围，教导团全团奋勇作战，非常顽强，一直战斗到最后时刻。

　　皖南事变结束后，教导团有少数人以余立金为首突出重围，到达长江以北我军活动地区。因分散突围而不幸被捕的同志在上饶集中营进行了英勇斗争，坚贞不屈。有不少同志积极参加了1942年5月25日的茅家岭暴动和1942年6月17日的赤石暴动。这两次暴动的规模之大，在我们党的监狱斗争史上是空前的。暴动的组织者当中，多数是教导总队的干部或学员。他们用生命和鲜血为教导总队的历史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9-30 15: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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