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年代我和一涵曾两次共事,结下了深挚的情谊。第一次是在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1938年我从浙江到武汉,长江局决定我到新四军去工作,于是我带了一批医护人员于7月底到达新四军军部,我分配在直属教导总队工作。教导总队肩负着在革命发展的形势下为部队培养军事、政治、文化干部的任务。总队长由军部副参谋长周子昆兼任,教育长冯达飞,训练处长薛暮桥,政治处主任余立金,组织科长刘先胜,宣教科长邱一涵,锄一奸科长梁国斌。总队驻地皖南泾县中村,那是一个富有江南色彩的地方,山峦重叠,溪流交汇,云雾缭绕,绿树葱茏,风景十分秀丽。乡间的清鲜空气和教导总队蓬勃的革命精神,吸引着长期在白区工作的我。在那里,我认识了一涵同志,和她一接触就留给我良好印象。她是经过长征的军中女杰,早在20年代就参加革命,有丰富的部队政治工作和实际斗争经验;她是袁国平的夫人。然而,在她身上找不到傲慢情绪与特殊感。而有的是一种温文尔雅柔中有刚的气质。她热情亲切,平易近人,主动为我介绍总队的情况。我被分配到训练处任主任教员,讲授《社会发展中》.一涵对政治教育是有丰富经验的。长征以前在江西时期,她就任瑞金九堡“彭杨学校”(为纪念彭湃、杨殷烈士命名的军事学校)和红军学校的政治教员。长征到延安后,在抗大总校担任过政治主任教员。她常鼓励我教好《社会发展史》,她认为,这是确立革命人生观重要的、关键的课程,只有懂得社会发展观规律,才能坚定革命的决心,坚持革命道路,明确革命目的。她的介绍对我很有启发,她担任教导总队宣传科长,面向十个连队:一至四队为南方八省坚持三年游击战的班、排干部;五至七队为来自沪、宁、杭等地的知识青年;八队为女生队;九队是上干队;外加文化队。她把抓好总俱乐部的工作作为重点,着力开展连队的宣传、文体工作。总俱乐部有20多位干部,都是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具有文学、音乐、戏剧、美术、体育等专长,如音乐家毛中玉(俱乐部主任),郑山尊(指导员),戏剧家沈西蒙、辛之,诗人陈亚丁,画家胡士杰等。知人善任,待人以诚,处事以公,是一涵突出的特点和优点。她对人谦虚、诚恳、平等,能团结各种类型的干部,发挥各人之所长。她尊重别人,关心别人,乐于帮助别人。因此,赢得了干部们对她的尊敬,在她领导下,齐心协力做好工作,总俱乐部设在一个宽大的祠堂里,四壁画着巨幅的红军长征和三年游击战争的组画,十分宏伟壮观。总俱乐部的干部经常深入连队,教唱革命歌曲,组织球类比赛。排练节目,指导出好墙报等,把连队搞得有声有色。每到军部参加大会,最活跃的是教导总队,各队歌声荡漾,你拉我唱,此起彼伏,震动了山谷幽林。总队的球类比赛搞得也很出色。1939年3月周恩来副主席莅临皖南,在短促的逗留中,曾专程到中村观看教导总队的篮球比赛。
1939年初,组织科长刘先胜调往前方工作,一涵接任组织科长,我任宣教科长。当时的组织工作,包含干部、党务方面的工作内容,一涵最善于做人的工作,她重视考察了解干部,掌握新老干部和外来知识分子干部的思想特点,按照党的政策团结、使用他们。当年在教导总队担任大队长的张日清、教导员彭德清、队长杜屏、干事唐炎等同志,对一涵关心干部,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务实精神至今印象很深,都称她为“邱大姐”。组织科干事陈念棣,调往机炮连当指导员,余志新调到地方当政指,她都同他们亲切谈话,鼓励他们努力工作,并指点工作方法。唐炎同志深有体会的说:“邱大姐工作细心耐心,能及时解决问题。”一涵重视建党工作,通过党课和个别教育提高群众的认识,端正入党动机,把发展党的工作立足于提高思想觉悟上。
1940年,我奉命调到江南指挥部工作,与一涵分手。1941年1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惨烈悲壮的皖南事变,袁国平在敌我殊死斗争中壮烈牺牲了。一涵失去了最亲密的战友和杀人,她受到了突然的、沉重的打击,陷于无尽的悲痛之中。她与袁国平相识于1928年,1929年结为伴侣,婚后感情深笃。一起转战于湘赣和中央苏区,后来参加长征。1940年,军部召开“三八”妇女节大会,会上表彰三对模范夫妇,有:袁国平和邱一涵,薛暮桥和罗琼,朱镜我和赵霞君。他们互敬、互爱、互助、互谅的精神在皖南军部传为佳话。袁国平牺牲,一涵的哀伤是极其深重的,幼儿皖郎在关山千里之外的湖南老家,战火相隔,杳无音讯。她以坚强意志战胜个人的不幸,把全部思想感情献给革命事业,把无限深情寄托给同志和战友。对每个同志充满友爱是不易做到的,只有具有崇高信仰的人才能做到,而她做到了。
我与一涵第二次工时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双十协定》签订后,中央号召全党全军为争取和平民主努力,同时保持清醒头脑,警惕内战危险。为争取解决国共争端,中央命令苏南部队撤至苏北。1946年4月,新四军军部决定,四师雪枫军政大学(原抗大四分校,为纪念彭雪枫将军更名为“雪大”)、苏中公学、华中随营学校,合并成立华中雪枫大学,地点在江苏宝应高邮县之间的界首与汜水镇。粟裕兼任校长,我任副校长,教育长是吴咏湘,政治部主任邱一涵,副主任许或青、余伯由,生产供应处处长杨恺。三校干部来自淮北(豫皖苏地区)、苏中、苏南,六个大队3000多学员有从江南北撤的地方干部,有来自蒋管区的知识青年,有前方来的排连营级干部,有起义军官,还有一部分团以上干部。由于教职员工来自四面八方,我和一涵等校领导思想上明确:必须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才能贯彻办校方针,完成教学任务,实现训练目标。对干部的配备使用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当时,校领导一班人思想统一,行动一致,关系融洽,因此保证了机关和各大队、连队干部团结一致,整个学校朝气蓬勃。在一涵任政治部主任时,以部内四位科长(马云涛、卢华、杜越凯、毕德林)完全以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工作做得很有起色。学校成立后,粟裕来校视察对我们的工作作了肯定。他称赞一涵是一位好政治部主任。粟裕对她的表扬是有根据的,抗日战争时期,她是各抗日军政大学中唯一的女政治部主任,在抗大四分校工作几年,培养了一支好的干部队伍,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为部队输送数以千计的学员,政治思想素质是好的。这与她坚强的政治工作领导是不可分的。在界首时,我和一涵同住在一个院子,我和徐真住东边,她住西边。她把彭雪枫的遗子小枫接在身边,由她照顾。在内战时期,袁国平、邱一涵与彭雪枫在一方面军三军团工作时就结下了深厚友谊,袁国平牺牲后,雪枫写信安慰她。以后她到四师在雪枫领导下工作,雪枫既是领导又是她的挚友,对她十分尊重关心。雪枫1941年至1944年给他爱人林颖的信中多次提到一涵,要林颖关心她,亲近她、慰其寂寞和减其悲伤。雪枫壮烈殉国时,性格坚强的一涵,得知噩耗后,曾与林颖相抱恸哭。英雄有泪不轻弹,失去一个亲密的挚友和理解自己的领导,对一涵同志也是一次沉重打击。以后,她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安慰林颖,要求林颖用坚强意志对待个人的不幸,鼓励林颖化悲痛为力量。由于林颖在工作中无法照顾孩子,她就把小枫接到身边,像对儿子样照顾他,每天吃过晚饭后,工作再忙她都要抱抱亲亲小枫,逗他玩一玩。那时小枫只有两岁左右,正摇晃着起步。我与一涵在“雪大”相处很友好。以后,她因病经华中军区批准去上海治病。行前,她不顾重病在身,还念念不忘学校的工作。
全国解放后,我们在南京重逢,同庆胜利。那时,我在军事院校,她在地方工作,虽然在不同岗位,但时常见面,我常去她那里作客。革命胜利了,她的生活仍然十分简朴清苦,平时粗茶淡饭,吃点豆豉炒辣椒,牛肉丝炒萝卜,平时爱吃炒黄豆。对来往的同志却总是很热情地招待。1954年她罹患肠癌,手术时已临晚期,老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都黯然神伤。1956年冬,得知她病危,我去医院看望她,她对我说想吃家乡的炒黄豆,第二天我们就送给她,她勉强地吃了几颗。那时,她的生命已经垂危,癌症把她折磨得消瘦极了,她紧握着我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之中。11月2日,我接到了她病逝的噩耗。11月5日,我参加了她的葬礼,葬礼是肃穆、庄严的,人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踏着沉重的步伐,怀着无穷的哀伤,与一涵最后告别。
一涵在人间只有48个春秋,她的一生是短促的。但是,她把青春年华和整个生命贡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她是永生的。她的思想,她的品德,她的意志,她的作风,以及她为部队学校政治工作作出的贡献,是永远会被后人所学习,所纪念的。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9-30 15: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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