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笔从戎
我于1938年在广州考进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十五期步兵科。因当时日机经常轰炸广州,学校由广州西江迁到肇庆,续沿西江等行到广西宜山县才定址受训。原定时间三年,后因战事紧,前方急需人员,因此改为两年半提前在1940年冬毕业。毕业后,我们几十名同学被分派至十二集团军军官补训团(团长余汉谋)当见习官,约过四个月,我又调到三团二营五连任少尉排长,团长李文伦,营长张惠民(海南万宇人)。约过两个多月,补训团改编为五十五师,归第六军指挥(军长甘丽初,辖四十九、五十五、九十三3个师)。编师以后,装备全部更新,团长把我从第五连调到团部特务排当排长,晋升中尉。
参加远征军
1941年秋,部队逐渐向南移动,编制上每个营又增添一个迫击炮排,由于我在军校时学过迫击炮,于是我又被从特务排调到二营迫击炮排当排长。部队继续向云南边境移动,过昆明到下关,那天正是1942年春节,全团在下关休息一天,欢庆春节,集体会餐。团长召集全团干部开会,会上团长宣布:“我们这个师甚至整个军都已编入远征军,配合第五军出国到缅甸同日本军作战。我们第六军为左翼挺进队, 第五军为右翼挺进队。第五军是装备最强的机械化部队,而我们这个军是步兵陆战部队……”副团长、团参谋长也讲了话。
第二天,团部下达命令,队伍朝西南继续前进。到达保山车站,只见到处停着数不清的车辆,车辆上全都写着“西南运输公司”的字样,探问之后,才知道都是海外侨胞赠送给祖国的。按照团部的安排,从一营一连起,按顺序乘车。单我这个排就占用了六卡车(包括九匹驮马在内)。卡车一辆接着一辆开得很快,只几个钟头,就到达畹町了。公路两旁都是华侨,他们听说国军入畹町作战,大受鼓舞。他们手中都拿着一面小旗,不停地摇动着,不断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缅甸去”、“我们祖国有力量,日本敢来侵犯,我们就坚决把它消灭”等口号,并向我们赠送罐头、香烟、瓜果等类的物品。
车再行十多公里,就到缅属的南山镇,黑夜队伍就在南山宿营。当夜我突然发高烧,被送进医院,经过两天的治疗,病情有所好转。第三天,团部的副官黄治中和我的勤务兵来,说团长要我归队,队伍明天就要出发。虽然我病还未痊愈,但作为军人只有坚决服从命令,副官为我办好出院手续,我们乘车到了团部。
半道受挫
第二天早晨,我们列队到车站乘车,车沿着两南方向驶去。经过一天一夜,到达“他希”火车站,拂晓下车的时候,团长即下达命令,各单位在车站附近,用最快的速度挖出临时的防空壕来,尽量避免敌人的空袭,做饭只能在野外做,除了警卫连和团部的军需处留下少数人外,不准在车站附近停留。当各连队刚撤到野外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就到了,一来就是18架,从东方窜入车站的上空平行飞去,大家都以为没事了,谁料过了车站十几公里又转回头来,在车站的上空盘旋,并用水平投弹的方式投弹,炸弹像雨点般落下来。顷刻间,火车站变成浓烟弥漫的火海。飞机过后,人还不敢接近车站,因为留在车站的军用品枪支弹药等,不断地爆炸着。下午清查时,估计伤亡270多人,战马也死的死,跑的跑了。从那天起,任何连队都是在火车站附近野外露宿,就这样部队在“他希”火车站停留了几天。第六天再次出发,既没有车又没有马,只凭每人两条腿前行,并且夜晚行军多于白天。
遭受奇袭
经过两天两夜的艰苦行军到达缅甸的南方,团长正召集各营连主官,到前方侦察地形,其余原地休息,置锅做饭。大家全身都是汗泥,纷纷解衣准备跳到河中洗澡。这时,突遭埋伏的敌人奇袭,一时枪声四起。团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大声喊着:“冲啊!杀啊!”在这紧急关头,大家奋起应战,三五成群自觉地向敌人冲杀,就这样打了一场恶仗,一直打到下午五时,才将敌人杀退,敌我双方死伤严重,我军和敌人的尸体混在一起难以分辨。下午六时四十分,团长急令单位清查人数,据全团统计,伤亡人数将近三分之一。团长当即布置警戒,清扫战场,把伤员送到后方并向师部报告战斗情况。当夜召开全团军官紧急会议,安排作战方案。
报仇雪恨
第二天,睛天无雨,在这高山老林之中,天气比中国还要热。夜晚蚊虫又多,难于入睡,待我将要睡着时,小河之滨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夹杂着稀稀拉拉的枪声。我暗自猜测,部队可能摸哨去了。大约过了半个钟头时间,施营长真的带着队伍胜利归来了。营长说:“看来敌人很骄狂麻痹,在桥头放了一个排哨,只有一个敌兵怀中抱着一支枪坐在桥上打瞌睡,其余的都在桥下的草坪上围着一堆大火,背靠背睡着了。我们沿着河边慢慢摸了上去,到了跟前,他们还没发觉,我一挥手,各人都取出手榴弹,打开盖盒拉引导火线等哧哧地冒出烟来才投了过去。敌人在爆炸中,死的死,伤的伤,不死不伤的到处乱撞也溜走了。”这次共计缴获敌人“三八式”枪48支、背包52只、钢帽30顶,打死打伤敌人多少就不知道了。
战略转移
凌晨四点多钟,各连排已经作好战斗准备,东方吐白,部队按计划行动。团长特别交待我说:“炮排今天的任务,就是用炮封锁那座石桥,掩护我们前进。”这时,一营副营长李志辉,由于一营的编制已散,便主动到我排来当观察军士,在我们进入炮兵阵地后,他爬上高高的大树中,帮我选择瞄准点。根据他报的距离850公尺,炮轰向右42.8,我查览射表,寻数据,把两门炮赋予射向,等待他再次报信。李志辉在大树上喊:“基准炮先试射一发。”我即发出口令。“先试射一发。”他又喊道,向左修正12.5,我亲自调整射向,第二发射出后,他喊:“命中了,继续射击。”这时我这两门炮就发挥威力了,把这座石桥及石桥的前前后后都封锁得严严实实。
今天的仗打得很好,我们继续向敌逼进。步兵渡河,我们也跟着过河。过河的任务和封锁石桥不同,迫击炮是配合步兵行动,主要任务是消灭敌方的死角,使敌人在棱线的后面找不到容身之地。渡河后,当我们换第二次阵地时,有两个敌兵来了。当时发现敌人的是我的传令兵,他轻声对我说:报告排长,有个敌人向我们这边摸来。我说你怎样知道?他说敌人戴的是钢帽,我们戴的是布帽,以帽识别。我从传令兵手中把步枪取过来,上了子弹,利用依托点把枪架好,向敌人利用的土包瞄准好,等待他出现。不一会,他抬起头来,那钢帽在太阳照射下,明亮清晰,左顾右盼,我就趁这刹那,给他放了一枪,敌兵就闻声而倒。这时,勤务兵对我说,可能是打中了,我便利用地形掩蔽,向敌接近,发现敌兵真的死了。那天的战斗,我方步步顺利,敌人节节惨败。
到了下午三点多钟,忽然营部的传令兵来了,向我报告说:营长命令要迫击炮排立即撤退到后方待命。我即带领士兵背起炮盘,扛起炮架,抬着炮身向后疾退,随后队伍即继续向前疾行……
撤离缅甸
当我们急行退却,大约走了十几公里,到公路旁的一个小山丘后,听见营长的声音,他也认出了我和士兵们。他问我,你还有多少人。我说:只有18人了,步枪7支,两门炮尚在。他说:敌人已把缅甸包围了,我们危在旦夕,能否回到祖国,看来是凶多吉少了。
在这十分困难的处境下,我请示营长:现在我们才18人,这么多的武器搬移实在不易,士兵们几日都没有饭吃了,这样下去,不被敌人打死也被饿死,你看怎么办?他叹了口气说,算了吧,炮弹都已打光了,要他何用!干脆把它抛掉,免得成为我们的累赘,但是那瞄准器,并不十分笨重还可以携带,炮万一被敌人捡去,没有瞄准器也等于一堆废铁,你就照这样办吧!就这样我们把炮身炮架盘找个偏辟的地方丢了。此后我们跟着营长向山上慢慢爬行,意在离开大路。走约一公里多到了一个小村子,团部不知什么时候已先在那里了。
过了一夜,团长召集我们干部开个小会,共商下一阶段的行动。大家讨论了一下,一致认为,我们当前的兵力少,战斗力不强,加上又缺乏给养,都已精疲力竭,还是坚持下去,绕小道,慢慢地往北方向走。于是,团长便下令:各新编的连排明天继续向祖国方向撤退。
死里逃生
当天深夜,我的旧病又复发了。天一亮,团部开拔,而我是病人,走得很慢,大约走了两公里,此时我头晕眼花,昏了过去。幸得郑应新同学带着几个士兵为收容队,应新同学用手扶着我后背腰部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估计大约走了四五公里,太阳渐渐西斜了。我想按照这样的走法,我们一辈子都不能回到祖国,我们两人都一起完蛋。我就要求应新先走,这时他停下,泣不成声地说,那你就在此好好休息,我走了。
我独自在田野边一个小山丘处,那里有一棵大榕树,在树下倒头就睡着了。太阳落山的时候,朦胧中听见有两三人说话的声音,其中有一个人走到我身边,用手摸摸我的额头,口中喃喃有词说:还有气,没有完全死掉,并伸手把我的手枪摘下了,连胸章领章也一起撕去了。可怜我一时不能动弹,只好静静让他离去。
天将亮了,东方显出鱼肚色的曙光,这时自己感到体温有所降低,然而动弹仍感到笨重,勉强坐了起来。忽然间,听见有车轮转动发出的声音,车由远而近,徐徐而行。大路距我卧的地方是一箭之地,看见牛车上有男有女,还有三个小孩,不用说,定是逃难的难民。当他们接近我的时候,听出他们是海南华侨。我拼命地爬到大路边,用海南话和他们搭话。后来,车主和那位女人交头接耳片刻,对我说:那你就上车来吧,我赶忙拼命地向车上爬,找个空地方坐下,车子继续向前行。车上他问我:你得的是什么病?我说,发高烧。他伸手向箩筐中摸出一个药瓶来,打开盖子,倒出几粒药丸,叫我咽下去。我看那药正是军队常用的“亚得平”,美国制造的。车边行我们边谈,好像是老故交。
回归祖国
经过四天行程,估计已走200多公里了,我精神渐渐恢复,沿途人烟也渐渐多起来了。当我们车子在一个市上停下的时候,车主林有伦把牛栓在一棵树上,大家都下了车,我看见市中心有一间小瓦房,墙上贴着一张布告,写的是中国字,知道这里是云南省车里县勤笼区(即现在的西双版纳),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了……
忆往事,峥嵘岁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已由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变成了头发花白的老头了。然而,过去的一切包括第六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溃败,我和我的战友们九死一生的前景,都一幕幕浮现在我的脑海。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0-11 16: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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