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紧邻松花江边的依兰县迎兰乡,居住着一位抗联老战士,今年已经91岁高龄。她是最后一位抗联三军稽查处老战士,也是至今仍健在的最年轻的三军被服厂女战士。她14岁参加抗联部队,历经枪林弹雨;她身陷囹圄坚贞不屈,头顶清晰可见数厘米深的伤痕;她耳清目明,虽生活贫困仍乐观淡然。她就是刘淑珍。2010年7月和2012年7月,我两次踏访了她,倾听了她口述峥嵘岁月。
1922年腊月二十三,我生于依兰县德裕镇舒乐村北白家屯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三岁就失去了母亲。在跑腿窝棚里和父亲刘武、伯父刘文、叔叔刘双、刘宝、哥哥刘殿奎一起,勉强生活。1931年,生活维持不下,跟着家里人搬到了松花江南阿木达屯(涌泉乡)。当时,抗日地下工作者在周围活动十分频繁,当地成了抗日的红地盘,成立了很多抗日救国组织。我们家也成了抗日的堡垒户,父亲是抗联地下交通员。1935年春,我哥哥上山参加了抗联三军。这样,警察、特务就经常上我家来搜查。没办法,1935年冬天,我们又搬回了江北白家屯。
1936年春,我父亲认为我已经十四岁了,就让我参加抗日队伍。当时我父亲将我从白家屯领到迎兰乡北边小营盘一带的石头庙子,捎信给三军司令部,然后司令部就派常去我家的张喜山把我接上山,我被留在了三军稽查处。当时,稽查处有六十多人,是保卫三军司令部的,住在山边的沟里,离司令部有二十几里路,隔两个山头。地方工作员要往司令部送信,大多数都由我送信。因为我不识字,送信的时候就给我一匹马,让我骑着去。当时的领导是葛文魁副官、高品一副官,还有田队长、吴主任、周大队长。三军赵尚志军长、冯仲云主任都在我们这里住过。我就在稽查处当战士,有时给司令部送信、站岗放哨,有时候就去挖野菜、扒树皮,有时也为执行任务的同志送饭、送子弹,有时还侍候病员。
1936年七八月份,张寿篯(李兆麟)去山里四块石三军司令部,路过稽查处营地。当时张寿篯是带着爱人女洪一块去的,当时女洪二十多岁,长瓜脸、“黄白净脸”、很瘦,正在“坐小月”(流产)。我跑前跑后,给他们烧热水、煮饭。张寿篯见我忙前忙后,就问我有没有名字。听说我还没有名字,他看了看四面青山里到处都是大树,就给我起了名叫刘树针,后来叫来叫去的改成刘淑珍了。
这年的秋末冬初(笔者查日本档案记载为11月10日),由于抗日联军吃粮紧张,司令部派我哥哥刘殿奎下山去白家屯,找我父亲搞点粮食。我哥哥半夜回到家,找了邻居白老六和我们全家人一起研究,如何弄点粮食送上去。不料,我家的邻居家就住着一个姓焦的特务(他有个哑巴媳妇),只有一墙之隔,我哥他们说的话、研究的事,全被他听得一清二楚。这个汉奸连夜奔向舒乐河,报告了日本守备队。天刚拂晓,白老六进来要和我哥去抓蛤蟆,两人正缠着绑腿要走,我的叔叔从外边跑进来说,日本人的马队来了,让我哥哥快跑。我哥出门一看,敌人已经闯进了我的家门,把他们都堵在屋里,把我哥哥刘殿奎、父亲刘武、伯父刘文、叔叔刘宝,还有白老六全部绑上,押到舒乐河日本守备队里,一连审讯了五六天,让他们说出抗日部队的情况,但是他们五个人什么也没有泄露,只是说自己是老百姓,不知道抗日联军的事情。日本人见他们什么也不说,就动大刑,老虎凳、灌辣椒水,用开水烫头,有的腿被打断,有的头皮头发被烫掉,但是五个人始终不吐真情。日本人一看,就把他们五个人装进麻袋扎上麻袋嘴,一个一个扔到松花江里淹死了。
日寇残害了我的父兄叔叔大伯四位亲人和白老六以后,第二天又重来白家屯,一把火烧了整个村庄。全屯十八九户人家的房屋、仓房和衣物财产全部化为灰烬。幸存下来的一百多口人,也多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就是松花江西岸远近皆知的火烧白家屯事件。
我当时在山上,知道后心里很伤心。日寇火烧白家屯后,讨伐、搜山更加变本加厉。三天两头的就进山寻找和追捕抗日部队。这时我由三军稽查处调到了三军被服厂。当时三军被服厂在四块石山大西北的山沟里,原来有个做木头的大木板棚子,厂里只有三台缝纫机,两台脚蹬的,一台手摇的。有七个女同志做活。我们几个人就负责裁剪、缝制军服、军帽、子弹袋,缝补旧衣服、煮染白布。还有一个男同志姓车,当时有四十多岁,大伙都叫他车军事。我们做的衣服,由他来过数,过完数往下发,往各师各团发衣服。那时我们一年还发一元五毛钱津贴,由车军事管这点钱。
我们做军衣用的布,都是山外群众用小背(指群众自带粮食背运物资)背上来的白布,用山上的桑条等草木当染料,放到锅里煮成灰不灰、绿不绿的颜色。我们每人一条米口袋,就像种地用的点葫芦袋子一样。那时做饭舍不得多放米,一捧舍不得淘的小米加上小白菜、老蕨菜等野菜放在一起煮着吃。到了冬天,山外屯子里都归屯了,鬼子层层封锁,粮食运不进来。就扒榆树皮吃,把外面的疙瘩整下去,吃中间部分,用大盆熬粘了像冻子似的,就吃了。有时我们也套兔子、打狍子吃。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我们把小柏树棵子砍了,把树杈周围都剪齐刷的,人在上面,像踩高跷一样,还得拿个大棍子拄着,两人别齐堆走,这样走过去上面趟的不深下面一个窟窿,就像狍子走的一样,谁也看不出来那是人走的。赵尚志军长还和我们开玩笑,说咱们这叫林海雪原高跷队,抗联战士真不简单,一边打仗一边练踩高跷。等抗战胜利了,咱们住进大城市,我领你们扭秧歌。在深山老林里,我跟随抗联部队转战整四年。没有住过一次火炕,没有盖过一次被子。
那时我们在山里吃的和用的东西,都是靠山外的群众用小背来供应。在山下为抗日队伍操办这类事情的人,都是在屯里有一定威信的人,他们表面上和官府有来往,背后里支持抗日。城乡内外、公私两相都有我们的人,都能办事。像舒乐镇的刘八爷,每次背小背,都是他出头组织,一组织就是七八十人,把抗日联军所需要的物资送到指定地点,然后由部队的同志从山上来到指定地点,把物资背到山里去。但是,到1937年秋后,形势更加紧张了,日寇对山里山外进行严密封锁,一旦抓住背小背的群众不是抓去蹲监狱,就是就地打死。或者抓回去,经过审讯后再装进麻袋扔到松花江里淹死。
到了1937年末,三军被服厂就解散了。大金、小金、小李回到司令部去,我和小葛又回到稽查处。1938年春,大部队向苏联转移,只留下一小部分在山里坚持活动,我和其他一百五十多名同志留下来,我们的领导还是葛文魁副官,还有一个周队长,一个吴主任。由于日本鬼子不断讨伐,我们不得不继续向深山转移。每天都有战死的,或者掉队后被日本讨伐队抓去的。一天夜里,讨伐队追了上来,我们拼死搏斗,总算逃出了敌人的包围。但是葛文魁的三儿子和几名战士牺牲了,还有四五人被俘。
1940年农历四月间,葛文魁副官派我们三人下山,到依兰县城里买粮买鞋。我们走了两天,顺利地到了依兰县江北迎兰镇。迎兰镇有警察署,有自卫团,我们不敢进,就绕道西行,到了小庙街的江边老于家,也叫点灯房子(点航标灯人住的房子)。
老于家的户主叫于占海,他家有妻子和一个十三岁的儿子,也是抗日的支持者。当我们把情况说明后,他们一家人都表示愿意帮我们的忙。于是我们三人和于家三口人每天过一趟江,买够我们背的就回来,一连跑了五六天,买了五百多斤小米,雇了迎兰镇的王喜山、赵文奎、曹太来三人一台车,把粮食送到了烟筒山,交给了葛副官。买完了粮食还要买鞋,粮食送走后的第二天,我们六个人又过江到城里买鞋,谁想到,这次买鞋竟是我最后一次抗日活动。
农历四月,正是开春江冰解冻季节,冰层上已经顺着沿流水,当我走到江心,一块冰层踩漏了,一下就掉进江里。于占海和他儿子过来救人,结果六个人都掉进去了。这时过来一个姓赵的打渔人,他用一根很长的鱼叉子把我和于占海夫妇救了上来,可是其他人却被江水吞没了。过横江一下淹死三个人。这消息很快轰动了迎兰镇,警察和自卫团的人也闻讯赶到点灯房子老于家,于占海老婆在哭诉儿子时忘了情,暴露了我的身份。有个姓黄的警察追问我的来历,并要我的证明书,我拿不出来,就被带到警察署,审问我是什么人,干什么来了。一连审了半个多月,他们用牛筋鞭抽我,打在身上一拽皮就没有了。还用军刀背把我的头砍了一道很深的沟,现在还有伤。我当时就晕过去了,醒来后我什么也不说。他们只好把我押在监狱里,隔几天过一次堂。一个姓林的翻译同情抗联,就让伪牌长于老六联系别人给我作保,把我给救出去。于老六叫于占祥,他过去和抗联常联系,听说我是抗联的,就找了迎兰镇有名望的钱子厚甲长,横江摆渡的陈舵工,三人出头,花一些钱保释我“听审不误”。我出狱后在于家住了半个多月,这时候,我通过于占祥向山里联系过好几次,但都没有得到回音。不几天又被竹帘警察署把我传了去,三天一过堂,两天一审讯。每次都要遭到一次毒打,但是敌人始终没有从我嘴里得到什么东西。在这二十几天里,迎兰镇的于占祥、钱甲长、陈舵工他们又来到竹帘警察署,把我保了出来,条件是“听审不误”,此后每年都要向当地警察署交几张照片,出门办事接触外人都要受到警察的监视。一直到1945年光复前七八天还传我去审讯。当时我十分想找抗联部队,几次托进山打围的熟人打听抗联部队的消息,始终没有找到,就这样挨到了光复。结束采访已是中午,老人没有一点要求,窘迫的生活环境,快要倒塌的土房,因患小儿麻痹症一级残疾的女儿。老人没向我们流露出一点帮助呼吁的想法。这就是一个老抗联的心胸。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21-08-09 11: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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