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东(1883年10月24日-1945年10月4日),湖南湘阴县人,出生时取名源让,字明俊;后改名为范锐,字旭东。他是中国化工实业家,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被称作“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民间资本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市民社会开始建立,自由主义经济盛行,以此为基础,中国民间资本在1936年达到了一个巅峰。然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最好的时代结束了。国难当头,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也遭受到了空前的损害与牺牲。
时至今日,我们仍感慨60年前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们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爱国行为与经商之道。他们不仅在逆境中奠基了中国的现代工业,也留下了实业救国的精神。
范旭东:用实业挑战侵略
“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语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浴血8年的抗日战争结束。
当天,天津塘沽的一个工厂里,许多职工正用大把的刷子,从桶里蘸上石灰水,拼命地刷去“共存共荣”、“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
这家工厂是中国第一家精盐工厂——天津久大精盐公司。它是著名民族资本家范旭东化工实业帝国中的一员,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人强行占领。
范旭东是中国近代化工的奠基人,麾下不仅有当时中国第一座精盐厂,还开办了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永利化学公司碱厂,以及远东第一化工厂——永利南京硫酸厂。
1914年,有着留学日本经历的范旭东,开始实践自己实业救国的志向。他先后在国内建立了多家工厂,吸引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其中包括职业经理人李烛尘(解放后曾担任食品工业部部长,第一轻工业部部长)和技术专家侯德榜(“侯氏制碱法”的发明人,解放后曾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 )。
此后,范旭东的事业蓬勃发展。1926年,永利碱厂开业8年后,其生产的“红三角”牌碱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轰动世界。
1937年,范旭东又获得了一个胜利,他在南京兴建的永利硫酸厂生产出中国的第一批硫酸铵产品。
“硫酸铵不仅能生产化肥,还可以生产硝酸,制造炸药。因此,该厂的重要性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张利明告诉《商务周刊》。
但就在这一年,一场巨大的灾难降临到中华民族身上。“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日本军舰开入天津塘沽港。
“从那时起,我的祖父(李烛尘)就开始接管天津的事务,组织工厂后撤内迁。”现居住在天津的李明智对《商务周刊》说。范旭东与李烛尘是世交和合作伙伴,范主要负责久大和永利企业的资金筹集和产品推销,而企业的生产及对外事务多由李操办。
国难当头。“当时远在香港的范旭东抱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电告当时留驻在天津的我的祖父,‘拆迁设备,退出工厂,留津待命’。”李明智说。
反抗强盗逻辑
在整个亚洲都首屈一指的盐碱大王范旭东和他的化工厂,能够生产重要的化工产品和军需物资,自然是日本人眼中迫切想占为己有的“蛋糕”。
塘沽沦陷后,日本军队把久大、永利厂包围。李烛尘按照范旭东的要求,指派员工将厂内留下的部分蓝图和资料集中在制碱炉内烧毁,部分图纸资料则秘密保存,以为到后方建设碱厂做技术准备。
随后,李烛尘又派人以复查测绘为名进入塘沽永利碱厂,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是拆散处理掉石灰窑顶部的分石转盘及遥控仪表;二是拆除当时属最新技术的蒸馏塔上的温度传感器;三是拆毁碳化塔的部分管线。拆下来的仪器和图纸一起,在当年的8月底由碱厂职工携带分批乘船南下,再经香港转道武汉和长沙,之后又陆续转移进川,成为在大后方重建盐厂、碱厂的重要财富。
1937年秋,日本军部华北开发公司授意其下属兴中公司夺取永利碱厂。由于永利碱厂在国际上负有盛名,日本人起初还有所顾忌,兴中公司代表刀根曾几次“拜访”李烛尘,大谈“日中亲善”,企图与永利合作经营。李烛尘避而不谈。碰壁的刀根找来过去与永利有过一段合作关系的日本三菱公司,由三菱公司出面向李烛尘提出,他们以民间财团的名义提供技术和资金进行投资,由两家合办永利。
“侵略者的伎俩,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在我祖父眼里都是露骨的强盗逻辑。他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李明智说。但三菱公司的代表仍纠缠不休,李烛尘搬出永利碱厂的章程说,“我们是民营企业,公司章程明文规定,必须是华籍人士才能入股。我个人是无权更改公司章程的。”
日方并未就此善罢甘休,又几次找到范旭东,要求把永利碱厂买下来。范旭东气愤之极,回答说:“厂子我不卖,你要能拿走,就拿走好了。”
与此同时,永利碱厂过去的主要竞争对手英国的卜内门公司华行的总经理吉勒理,也派其华人董事孙仲立多次找到范旭东和李烛尘,建议把永利制碱厂改为中英合办。卜内门公司愿意用在日本银行的存款30万银元做抵押,作为合作的前期投股。
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张利明说:“卜内门公司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一方面他们为了保全自己的资金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另一方面,趁此机会将其资本加入永利,准备在战后作为永利碱厂合作的依据。”范旭东、李烛尘对此建议也都予以拒绝。
日本军部再也耐不住性子。1937年12月9日,日方代表刀根拿着预先拟好的将碱厂交给兴中公司接办的协定文本,逼迫李烛尘在文本上签字。李烛尘忍无可忍,一改往日斯文儒雅风范,怒斥道:“世界上哪有强盗抢了东西还要物主签字的道理!你们做强盗也太无勇气了。”
第二天,日军下令强行接管永利碱厂。刀根及日本兴中公司的人员进入厂内。范旭东在塘沽的产业全部落于日本人手中。
“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
位于南京的永利厂同样没能逃脱日军的侵害。
“如果毁坏了永利厂,就等于毁了半个南京城。”这是毛泽东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时下的保全命令。永利南京硫酸厂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在抗战初期,作为永利团体的重要公司——永利南京硫酸厂就已能生产大量当时极为匮乏的化工产品。刚竣工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工厂改生产化肥为生产硝酸铵,赶制炸药,以供应军需。
然而,“七七”事变后不到半年,日本军队的炮火已经蔓延到上海,工厂的存亡迫在眉睫。日本深知永利南京厂战时可以生产硝酸,于是一再要求合作。但范旭东和厂子的领导层发下誓言:“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日本军部无奈,出动飞机三次轰炸厂。
在沪宁战争进入最危险的时候,范旭东痛下决心,命令凡是可以搬动的机器材料、图样、模型都抢运西移。笨重巨大无法移动的设备,则将仪表拆走,其余设备拆下投入长江,并布置全部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向内地转移。
12月,日军占领南京。日本三井公司将永利厂据为己有。1942年,日本又将厂的设备拆运到日本,安装在九州大牟田东洋高压株式会社横须工厂,为日军生产炸药。
“决定后撤内迁在当时的民营资本家中并不是主流,只有抛开商人的身份,才可以明白范旭东的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虞和平副所长对《商务周刊》说,“范旭东是出于民族义愤,坚决要求拆迁,拒绝支敌。考虑更多的是民族情感而不是经济利益。”
“不是逃难,是创业”
损失巨大的搬迁,严重匮乏的资金,交通辗转难行,人员拉家带口,这诸多困境没有让范旭东屈服。他决定首先打破“逃难”的心理,利用这个时机,为中国在内地再造一个化工中心。
1937年末,范旭东派人去湖南和四川两地勘察厂址。经过调查研究决定,当时四川产盐,制碱工业选址四川;湖南化工原料比较丰富,决定在此新设硫酸厂。但日军继续推进,国土连续沦陷,战事告急之下,湖南建厂无望,范旭东将硫酸厂也设在四川“新塘沽”——四川省犍为县岷江畔五通河的老龙坝,积极为抗战提供军需物资。
在四川恢复永利后,直接面临的是资金问题。当时的国民政府答应贷款两千万元,但直到1939年12月30日才定下合同。为了恢复生产,永利从美国购买碱厂器材,但运输异常困难。器材从美国运往四川,当时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经滇缅铁路,从越南海防直达昆明;二是用火车,从海防到同登,再用汽车接运,经广西、贵州到四川。
然而,1940年,法国在越南崩溃,永利未运出的机件还约有500吨,为日军拦截而去。永利进口的器材不得不改由路程更长、路线更崎岖难行的滇缅线内运。当时由官办经营运输的机构难以为永利服务,在此情况下,范旭东抱定自力更生的决心,于当年9月亲赴美国,购置福特牌载重汽车200辆,又转赴缅甸首都仰光进行运输准备。但是等汽车运到,已经是1941年的秋季,这时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范旭东被围困香港,直到1942年3月才绕道回至重庆。“屋漏偏逢连阴雨”,这时的缅甸仰光已经失守,永利购买设备历经千辛万苦,最后还是功亏一篑。
除了设备之外,迁到四川的永利还面临着更大的难题。抗战前的永利一直使用的是用廉价海盐作为原料的苏尔维制碱法,而在四川只能使用昂贵的井盐,只有研究出符合井盐的制碱法才能生存下去。
战火弥漫,颠沛流离的动乱年代,范旭东没有气馁,他派侯德榜远赴美国进行新的制碱方法的研究,并在国内成立相应的研究试验机构。功夫不负有心人,侯德榜终于不负众望,研究出新的制碱法。1941年3月,范旭东将新的制碱方法命名为“侯氏制碱法”。
虽然历经千难万阻,在大后方,永利也只能说是经营惨淡。最艰苦时候,经济困窘几乎将永利川厂压垮,甚至到了每人每月只发给白米三斗,每三口人发一块银元的零花钱。范旭东和他的永利仍激情未减,继续生产抗战急需物质。
李明智介绍说:“当年范旭东和我祖父后撤内迁到四川,虽然经营的很不顺利,但我祖父从未对当年的内迁后悔过,认为那是完全值得的。”
1945年10月4日,范旭东在重庆逝世,终年62岁,让他安心的是,他终于看到了抗战的胜利。毛泽东特地送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联表示悼念,他后来多次强调,在近代中国,讲实业,不能忘记搞化工的范旭东。
责任编辑:李祖琨 最后更新:2022-12-27 15: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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