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扬：难忘的抗战岁月
2018-10-20 11:48:18  来源：抗战老兵口述资料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接受新任务

　　1943年以后，抗日战争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转入战略反攻，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中央和毛主席高瞻远瞩，及时地发出了“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的工作提到同等重要地位”的指示，山东分局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会后，鲁中区党委即按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城市工作方针，迅速从老根据地抽调干部，打入城市交通要道和矿山等敌区工作。

　　1943年，我在新汶煤矿做地下工作，任煤矿工委组织部长，在地委领导下，工委发展煤矿工人党员百余名，成立15个党支部，并且组织了四五十个工人中队，工作开展比较好。1944年5月的一天，地委书记刘莱夫同志告诉我，区党委副书记高克亭同志找我。我接到通知，立即赶到鲁中区党委所在地——孟良崮背面的穆柯寨。

　　高克亭同志见了我高兴地说：“党组织研究决定，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我听说有重要任务，满口答应说：“坚决完成任务!”

　　高书记笑着对我说：“小鬼，你知道是什么任务?”

　　“高书记，我都25岁了，还小吗?”

　　“噢，成大人了!准备派你到最困难、最危险的地方去工作。”

　　“叫我去除奸反霸?”我两眼紧紧盯着高书记。

　　“不!这次是搞文的。”

　　“怎么，搞文的?让我去写文章吗?”

　　高书记看出我有些着急，语重心长地说：“对!是去写‘文章’，而且是一篇奇伟壮观、丰富多彩的文章——派你到济南去任市工委委员、组织部长，并准备打入市内领导党的地下工作。”

　　党把这么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我非常高兴，同时，又有点畏难。高书记看透了我的心思，对我说：“党委相信你能挑起这副担子。你在煤矿领导过工人罢工，争取缩短劳动时间，增加工人工资，都搞得不错，特别是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很有成绩，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所以，党委才决定让你去挑这副担子。”

　　领导的鼓励，组织的信任，增强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可是，我觉得自己没有城市工作经验，又不熟悉城市的生活习惯，而且，在济南一个熟人也没有，担心完不成任务，辜负了党组织的希望。高书记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在济南没熟人，这正是件好事，人们都不认识你，更便于你按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城市工作方针开展工作。我党的地下工作，是单线联系，不发生横的关系。遇事一定要胆大心细，沉着应战，特别要注意搞好群众关系，处处依靠群众，克服困难，完成任务。”接着，高书记又详细交代了具体任务、工作原则、注意事项和接头方法等。

　　原来，前济南市工委书记被捕后，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时不能开展工作。这次党派我担任济南市工委组织部长，是协助新的市工委书记张洪涛、副书记蒋方宇，恢复和壮大党的组织。同时，让我打入敌人内部，利用合法身份，进行瓦解敌人的工作。

　　打入治安军

　　接受任务以后，我就在区党委所在地参加学习和培训，明确了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研究了济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及敌人兵力情况，并对官场周旋、应酬答对等旧礼俗，进行了必要的准备。比如，进城以后，不能见人叫同志了，要会说当地的时兴话;用钱不能叫汉奸票，改叫联合票;见了男人称先生，见了年轻的姑娘叫小姐，见了结了婚的妇女叫太太，见了当兵的叫“老总”等等。因为日后要在敌人上层社会里搞工作，这些客套是少不了的。

　　1944年7月的一天，我从历城郭店乘火车前往济南，去同伪治安军济南医院院长湛寿春接头，并住在他家中。

　　湛寿春，后改名干将。他早年在东北参加抗日联军，后来，部队被鬼子打散，他考入了医科大学，以后分配到伪治安军在平度的医院里当院长。不久，他同胶东区党委取得了联系，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3年冬天，他调到济南任伪治安军医院的院长。这时，胶东区党委一面派张寄平同志随同湛寿春同志专程来济南工作，一面电告山东分局，把他俩的党员关系转到济南，交济南市工委领导。

　　根据市工委的意见，决定先派张金梁同志和湛寿春联系后，再商定我到济南和他接头的时间、地点和方法。

　　我从历城县郭店乘火车，上午10点就到了济南北关车站。刚出站，就看见一个身穿日本军服的人站在那里，我一见有鬼子，手不由自主地摸了摸别在腰间的二把匣枪，但很快又放下手来。张金梁同志向那个“日本”军官点了点头，我便明白了。于是，我们3人乘上黄包车到了湛寿春的家里，同时见到了张寄平同志。

　　以后，我脱去了便衣，换上了伪治安军的军官服，变成了伪治安军医院院长的副官，同湛寿春住在一起，建立了秘密地下工作基地。当时，住在我们周围的人多是特务、警察，因此我们处事十分小心。

　　争取花团长

　　由于抗日军民的英勇奋战，战场上不断传来胜利捷报，根据地在一天天扩大。上级党组织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准备在日伪内部发展党的组织，千方百计地拉武器，搞枪支弹药，以适应将来解放济南的需要。

　　遵照上级指示，我们和日伪上层人物展开了广泛的交往。根据我们几个月来接触到的日伪军情况，认为争取伪治安军二团团长的条件比较成熟。二团团长花培基，有一定的民族意识，是湛寿春的亲友，曾因日本宪兵监视该团多次发泄不满，看来，他对在日军手下卑躬屈膝并不甘心。我是院长的副官，接触花的机会比较多，记得初次同花见面时，湛寿春曾指着我对花说：“这是我的副官，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有胆有谋，年轻有才华，今后还要老兄多照应。”因此，花培基也特意对我表示亲近。

　　市工委根据我反应的情况，认为可以做花培基的工作。记得1944年的夏秋之交，我又到花培基的团部去，谈话之际，花培基又一次流露出对日寇的不满，说八路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共产党有人才，办事光明磊落。我听到这里，觉得时机已到，便趁机展开了思想攻势，严肃地对他说：“我早就听说花团长很有民族正义感。既然如此，何不另找一条出路呢?”

　　“你说什么?你是什么人?”花团长吃惊地看着我。

　　“现在我给你说了吧，我就是共产党、八路军，是共产党的干部。花团长，望你能够认清形式，迅速做出决断。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日寇发起反击，一切投靠日寇的人，将同日寇一同灭亡，难道日本投降后会把你带到日本去吗?”

　　这时，花培基并不那么紧张，只是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子说：“共产党、八路军抗日到底，我花某钦佩之至。不过还有一点想请教，我的队伍如何办?”我明白他是怕整编，当即告诉他，眼下并不要他把队伍马上拉出来，只要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不和八路军作对，暗中帮助共产党办事，待我大军解放济南时里应外合。我还明确告诉他：“你的职务不变，人员不调，队伍不编，只是暗中和共产党来往，表面上不要有任何的暴露。”

　　过了一段时间，花培基表示愿意为我们工作。这样，我就把张金梁同志派到治安军二团领导他。在花培基的安排下，张金梁当了团部传令兵班长，可以自由出入团部，而且消息灵通。传递情报快，便于开展工作。

　　驻守济南的伪治安军还有一个团，团长很坏，经常给我们制造困难。为了打下他的气焰，我泰山军分区打算狠狠地揍他一家伙。不料，在攻打治安军一团的头一天，一、二团突然互换了防地，结果错打了二团，消灭了他的一个营。事后，花培基大为恼火，湛寿春也很着急，他二人来找我，我只好冷静地向他们解释误会的原因，要他们顾全大局。伪治安军司令部对此事追查很紧，后来按失职给花培基以撤职处分。

　　继任二团团长的是治安军司令部的田参谋长，是花培基的把兄弟。这样，我又和张金梁、湛寿春、花培基商量，共同争取田团长。不久，田团长也答应为我们做工作。经请示市工委，我又把孙明同志派到田团长那里领导他，也当团部传令兵班长。

　　掌握宪兵团

　　在济南，除驻扎伪治安军外，还有伪宪兵团。该团是我党地下工作的一大障碍。如果能把伪宪兵团抓过来，对我们开展地下工作将会十分有利。

　　对于伪宪兵团的情况，我进行了仔细摸底，认为做好工作也是有条件的伪宪兵团团长姓王，是东北人，和湛寿春是老乡，平时二人来往密切，关系甚厚，他称湛为大哥。而且，王团长有些民族气节，在我同他的几次接触中，他曾多次表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恨。特别是在酒过三杯之后，经常大骂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慨叹铁蹄之下的东三省民不聊生，他还称赞八路军的抗日民族政策。对此，湛寿春也有所了解，同意一齐做他的工作。

　　1944年11月的一天，湛寿春给母亲做寿，亲朋好友都前去拜贺。吃饭时，他有意把我和王团长安排在一个桌子上。席间，湛同王团长谈起时局，当谈到鬼子快要投降的时候，王团长叹了一口气说：“我们也要留条后路呀，湛大哥，你深谋远虑，又有张副官相助，看问题是高人一着呀，今后我听大哥的，望你多加指教。”我和湛寿春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从此以后，我利用一切机会做王团长的工作。例如，他的二太太，只有一个姑娘，整天想生个儿子，有一次，我就开玩笑地对他说：“二太太，你想要儿子，可得多做好事啊!”谁知我这么一说，他当真起来，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张先生，我能做什么好事啊!”我说：“王团长最听你的话，你要让他多做好事，多积德，儿子就来了。”

　　第二年，二太太果然生了个儿子。王团长也很高兴。有一天，他请我去喝酒，并说有要事商量。席间，我们谈到日本鬼子已经投降，蒋介石的几百大军看来也不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对手时，王团长很是郁闷。我见时机成熟，便单刀直入地问：“王团长何不另找出路呢?”

　　“出路，在哪里?我杀过共产党，人家能要我这种人吗?”

　　“只要你立功赎罪，共产党既往不咎!”

　　王团长吃惊地说：“你是共产党?”

　　“对!我就是共产党派来的干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抗日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只要你今后不与共产党为敌，出路还是有的。我们希望王团长顾全大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反之，后果将不堪设想，何去何从，由你决断。”

　　“张先生，我愿和你们走同一条路。”

　　“欢迎，欢迎!”我拉住王团长的手说：“你现在的任务是等待解放济南时里应外合，有什么情况我会来告诉你的。”

　　王团长端起满满一杯酒说：“张先生，真、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我端起一杯酒紧接着说：“从现在起，你可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说完，我们都笑起来。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湛寿春有意识地多接近王团长，对他进行形势及我党的方针、政策等方面的教育。后来，我派张金梁同志到伪宪兵团当王团长的副官，实际是去领导他。

　　当时时局发展很快，我们在市内的地下工作，一切都是为了配合解放济南。后来，根据斗争全局的需要，决定暂不攻打济南，准备攻城的部队调往东北作战略转移。这时，驻城外的济南市委立即派交通员通知了市内工委。我们根据这一变化，从思想到工作，都作了新的准备。

　　有一天，我刚吃过早饭，王团长派人把我找去，非常秘密地告诉我说：“昨天上午治安军司令部开会，说共产党不打济南了。”我就告诉他，我们也是刚刚接到通知，并即刻向他解释计划改变的原因，希望他继续跟党走。

　　巧计运枪支

　　抗日战争的硝烟未尽，国民党反动派不顾人民的强烈反对，又燃起了内战的烽火。

　　为了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上级指示我们，要尽快把搞到的枪支弹药运往根据地。当时，敌军在城内控制很严，来往行人稍有可疑就有被抓走的危险。市区主要街口都设有双卡，街上还有流动哨，戒备很严，要把枪支弹药安全运出城，的确不是件容易事，假若出了漏洞，使这批枪支弹药落入敌人之手，那将是很大的损失。为此，我感到责任重大。如何稳妥地把枪支弹药运出城去，我整天苦苦思索。

　　记得那时有几天阴雨连绵，天像被捅漏了似的。唰唰地下个不停，满街都是泥水，雨水把大粪冲到了马路上，又脏又臭。行人咒骂着这鬼天气，看到冒雨行路的大粪车远远就躲开。见此情景，我就到山水沟找做小商人的老魏(进步群众)商量，把我们搞到的枪支弹药装入大粪车趁雨天拉出去，哨兵和特务见了，不也会躲得远远的吗?我把这个想法报告了工委，工委同意了我们的计划。

　　第二天，我们把枪支装进麻袋里，子弹装进坛子里，然后，又把麻袋和坛子装进大粪车里，找了几个可靠的群众拉车。为慎重起见，我又弄到一个宪兵团的证件，远远的跟在粪车后面，以防万一。

　　大车刚走出不远，就听到一个哨兵大叫起来：“大车往哪里去?快过来!”我听到这喊声，心中一惊，随即紧走几步，到哨兵跟前，装作认识而又亲切的样子说：“是你的岗，在雨里站岗可真够呛。”哨兵端详 着我发愣，一见身穿军官服，又急忙立正。我递给他一支烟又胡乱同他扯了几句，大粪车就走远了。

　　再向前走，就到了城门。出入城门盘查很严。大粪车离城门只有十几米了，拉车的人把大粪车盖打开，故意慢腾腾地走着，车里的大粪臭气冲天，来往的行人都捂着鼻子走。城门的哨兵一见这般光景，大声骂道：“妈的，还不快走，臭死人了。”这时候，拉车的更沉住气了，其中一个还故意问：“老总检查一下吧!”“还不快滚!”哨兵大声喊着。就这样，枪支弹药稳妥地出了城门，运到了根据地。

　　1945年10月，伪治安军调到德州，花培基等人到了北平，我和张金梁同志遵照市工委的指示，也随着到了北平，于北平市委接上了关系，把情况向北平市委书记刘仁同志做了汇报。此后，按照党组织决定，张金梁同志留在北平工作，我回到渤海区党委，后又转回济南市委、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责任编辑：叶子 最后更新：2018-10-20 11:4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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