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局批准了这些方针,并决定成立由北方局直接领导的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员会(公开),由杨献珍、董夭知、韩钧、周仲英同志和我组成,由我担任书记,立即去山西工作(以后又陆续增加了11 位委员,都是经过北方局个别派去的,他们是:冯墓平、廖鲁言、王鹤峰、傅雨田、李力果、刘有光、侯振亚、唐方雷、牛荫冠、刘亚雄、谷景生同志)。这个公开的工作委员会,是做抗日救亡的公开工作,包括在阎锡山那里做抗战的准备工作,但组织是秘密的。北方局规定,它同张友清同志负责的专门领导党的秘密工作的中共山西临时工作委员会(1937 年10 月改称中共山西省委员会),在重要政治行动上相互配合,但不发生横的联系。公开的工作委员会没有专门的会议制度,也没有用它的名义做过成文的决定和指示,我们基本上是用碰头的方式来商量工作和进行领导。
1936 年10 月下旬,我们5 个人作为抗日救亡活动家到太原。我很快同阎锡山见了面,在座的有赵戴文、梁化之。寒暄几句之后,我说山西当局对我是有通缉令的。阎当即表示:通缉令取消,这次是请你回来的。我说:这次回来,是在阎先生领导下做工作的,有几件事,用家乡话来说,“先小人,后君子”,说清楚才好共事。阎说,以后是自家人了,有话好说。我提出3 点要求: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刃说话、办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我要经常宜传抗日救亡,不应受到限制,第二,我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给予实权和方便,对我荐用的人要保障安全。阎一一表示同意。赵戴文在一旁说,还有一条,就是不要挖山西当局的墙脚。我笑着说:可以放心。从此,我们逐步与阎形成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阎锡山明知我们是有党的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除了郭挺一从北平回去向阎证实了这一点之外,国民党情报机关和国民党组织部长张厉生等也一再向阎通报过这方面的情况。而阎正是想利用一些共产党员帮他完成“保晋大业”,即保住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和利益。我们也明知,阎锡山不会根本改变他对共产党的立场,他不会同我们真正走一条路,同他的合作只是在抗日这个交叉点上走到一起的暂时同盟。
我们也正是要在合法斗争中,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前途如何,双方信心都很大,关键就看形势的发展和策略的运用了。我们要在阎锡山的地盘上和组织里发展抗日的力量,一定要取得阎的信任。阎为人狡诈,城府很深。我们尽量采取以诚相待的态度。我们不回避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当然也不公开讲明。我们常说有的事要同“远方朋友”商量,我们用‘远方朋友,介绍来的人,阎锡山都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们讲真话,他倒觉得可以共事,反而比较放心了。在工作初期,我们十分谨滇,尽可能说“山西话”,使用阎锡山“创造”的比较进步的名词,不办山西当局不允许办的事。这样做,我们就取得了合法地位,站住了脚。
我们首先接办和改组了牺盟会,阎锡山仍任会长,梁化之仍任总千事,由萤天知、韩钧和我加上原来的戎子和、宋动文、刘玉衡、张隽轩等组成牺盟总会的领导班子,实际工作由我负责。我们按照“站稳脚跟,抓住实权,多做实事,反对空谈”的方针,当时侧重反对冒险主义的思想和做法,逐步展开了工作。行将夭折的牺盟会开始活跃起来。
工作重点转到掌握武装上
1936 年冬,形势继续严重恶化,日军己经侵入山海关,直接威胁平津,战火将在华北大地燃起。武装斗争必将成为抗日的主要形式。根据党的指示,牺盟会十分注重组织群众,培训军政干部,为建立武装做堆备。
这时,阎锡山也想扩军,并且想改用新的旗号。他在一次高干会议上要大家讨论:如果日本人打进山西来,我们怎么办?参加会议的人都发表子意见,但他一直不表态。他到底在想什么份公开工作委员会经过研究,认定阎锡山想扩军,又苦于无力征兵,于是让董天知同志去试探一下。董在一次会上向阎表示:日军进逼,晋绥首当其冲,不成立一支保卫桑梓的强大部队,就不足以抵抗日军人侵。阎锡山听了喜形于色。成立一支新的部队,这也是我们竭力主张和争取的。为了给建立一支能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军创造条件,我们提出趁各大中学校放寒假的机会,招收部分青年学生,接受短期训练后即派往各县进行抗日救亡的宜传工作,并在这个基础上征集2 万名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学员。同时,‘建议改组和扩大军政训练委员会领导的军政训练班,组建民训干部教练团,以培养抗日救亡的军事、政治干部。这些建议得到阎锡山的同意,并决定由粱化之协同我主管上述训练工作。
与此同时一,牺盟会决定组织一支抗日宜传队,命名为“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训练班集训了960多名来白太原的进步学生,然后派到各县。当时正值绥东抗战胜利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群情高涨,仅3 个多月,就发展了20 多万名牺盟会员,并动员1. 3 万多名知识青年报考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接受政治、军事训练。同时,加强城市群众的发动工作,组织以城市工人和青年为主体的抗敌救亡先锋队。
先后举办的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13 个干部训练机构,共训练了2 万多名知识青年。其中,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千部教练团是两个主要训练机构,在这里学习的4600 多名学员中,除山西青年外,还有从全国22 个省市来的青年以及来自东南亚的华侨。这些训练单位,实际上成了我党的军政干部学校。经过培训的进步青年,后来绝大多数成为山西各级党组织、新军各部队和各地民主政权的骨千。
1937年7 月7 日,中国人民的伟人抗日战争开始了。事变后的第2 天,中共中央发出宜言,号召实行全国总动员,各党各派各阶层人民和一切军队一致抵抗日本的侵略,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 月,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指示全党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北方局随即向我们指出:1 年来,你们在山西站住了脚,打开了局面。但是,一定要看到,全国的政治形势随着抗战的开始已经进入新的阶段,现在是来潮,是高涨。不要等待,要大胆前进。要遵照洛川会议精神,努力使自己成为抗战的核心,不要怕打破阎锡山的框框,要切实掌握领导权。只有我们的力量壮大到足以控制局面,同阎锡山的合作才能继续保持下去。在重大的形势转变关头,党中央和北方局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斗争的方向。
抗战开始后不久,日军即占领北平、天律,很快又侵入山西。晋绥军和前来增援的蒋介石中央军,相当一部分一触即溃,或者闻风而逃。阎锡山对旧军已失去信心。于是,我再次建议组建新军,对阎说:看来仅靠旧军不行,必须尽快组建一支新军。他很快同意了,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要我负责先搞1 个团,试试看。我当即报告北方局。刘少奇同志说:好.赶快去!要抓枪杆子_不要说1个团,就是1 个营l 个连,也要坚决搞。
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精神,不失时机地把工作重点转到组建和扩大新军上来。这是适应形势变化而作出的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当时,建立武装这件大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高于一切。固然,投有群众的发动和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就不可能建立白己的武装,而当前者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客观形势又有迫切需要,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这时如果能建立并掌握比较强大的武装力量,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就会失去一切。后来斗争形势的发展充分证明这一点之特别重要。
山西新军初建的那个团,原来拟称“青年抗日先锋队”。阎锡山说参加的人都要有誓死的决心,于是改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它是以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8 团、9 团各一部组成的,在1937 年8 月1日成立时,我任政治委员,阎锡山派旧军宫担任军事指挥。在l 个多月里,决死队迅速发展成为4 个总队(相当于团)。
9 月间,八路军第115 师、120 师、129师,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下,先后开赴山西战场。9月25 日,在平型关消灭日军坂垣师团1000 多人,取得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l 个大胜利;10 月18 日,在雁门关伏击敌人,歼敌300 多人,毁敌汽车20 多辆,10 月19 日夜袭阳明堡机场,毁伤敌机20 余架。稍后,连续在正太路沿线歼敌1000 余人。这些胜利,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从此,华北抗战出现了新的局面。
牺盟会1 年来在组织城乡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组建新军等方面所进行的颇有成效的工作,为八路军进入山西迎击日军和创建根据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八路军挺进敌后,英勇作战,又极大地振奋了山西人民和全国人民,对牺盟会工作的展开和山西新军的壮大,对山西抗战形势的扭转和发展,无疑起了巨大的以至决定性的作用。
为了独立自主地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党中央和北方局十分关注在山西和华北地区由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发展。在八路军进人山西的同时,刘少奇同志向华北地区党组织提出在3 个月内扩大部队到10 万。当时有少数同志不赞成,担心会破裂统一战线。那时,周恩来同志正在山西,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明确表示:“胡服提议3 个月扩大到10 万,我赞成。”并且在具体部署扩大部队时,把决死队和牺盟会游击队包括在内。这个方针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同意。后来华北抗战形势的发展,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根据中央关于扩大部队的要求,我向阎锡山提出再组建5 至10 个旅的新军。阎锡山以第2 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先给了5 个旅的番号,由我全权负责从速组建。于是,决死队由原来的理个总队很快就扩充为4 个纵队(旅),我提名各纵队的政治委员由薄一波、韩钧,董夭知和李力果担任。在任命前,梁化之来同我商量,说政治委员都选用山西籍的是否好些。这实际上是阎的主意。我答应了。即改由我和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同志,分别担任第1 至第4 纵队政治委员。韩钧、董天知、李力果同志分别改任第2 、3 、4 纵队政治部主任。同时组成的工人武装自卫队(团),不久发展为纵队(简称“工卫旅,)。当时,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给决死队4个纵队和工卫旅的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l 、2 、3 、4 旅和第即7 旅。
1937 年深秋,我带领决死队第l 总队,在从五台往孟县的路上,遇到朱德总司令。他是率领部队到晋东北五台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的。突然的相逢,使我喜出望外。我汇报了准备在五台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打算,朱总司令说:五合地区是战略要地,北上可以威胁北平,南下可以直趋太原,八路军准备在这个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你们不要在这里了,要设法得到阎锡山的许可,把决死队开到晋东南的上党地区去。他还告诉我们,离开延安时,毛主席谈论过,我们打的是持久战,军队要插到敌后去,和下围棋一样,先做几个活眼,准备在华北同敌人长期周旋,首先要占据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这3 个战略要地。我们听了中央的战略部署,更增强了深人敌后长期坚持斗争的信心。
上党地区是著名的军事要地。阎锡山本已同意发给托派分子张慕陶一些枪支,让他带些人到上党地区去活动,并委任他为上党游击司令。张慕陶正积极招募人员。我向有关同志传达了朱总司令的意图,决定在阎给张发枪以前,派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去张那里报到,领到枪后马上离开。张慕陶没有组成武装,反而丢了许多枪,阎锡山大为不满。这时,我去见阎,说我想去晋东南。他问我为什么要去那里?我说晋东南的地理形势好,在那里可以建立一个抗战的落脚点。他附庸风雅地谈了一番历史,说自古都说山西是形胜之地、表里山河,其实上党古郡才是表里山河的表里山河呢。历代都把那里看作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得了上党,跨过黄河就是洛阳,就可以得天下。最后,他同意我带决死队1 总队去,并委仟我为山西第3 行政区政治主任。这正是旧军溃败,阎走投无路,进步倾向最为明显,把希望主要寄托在新军身上的时候。于是,已经开到五台地区的决死队l 总队,转而南下到晋东南沁县地区。
巍巍太行,耸立在晋冀之间,与黄河互为表里,确实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遵照朱总司令的命令,我们在主力大军未到之前,把这个地区合法占领了。
在向朱总司令汇报的时候,我曾要求派一些八路军的军事干部到决死队来,以便把军事指挥权切实掌提在我党的手中。朱总司令爽快地答应要多少给多少。后来陆续给新军派来近千名红军军事千部和其他各类千部,他们发挥了骨干作用。这是八路军对山西新军的重大支援。
在雁北战事正紧的时候,周恩来同志来到山西。他一再开导阎锡山,促使第2 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在雁北13 县的沦陷区成立。由周恩来同志主持起草的工作纲领规定,这个委员会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d 阎不同意。我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去说服阎锡山,对他说:现在把收复的沦陷区交给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是最大的人情,可以加强合作抗日。那些地方是八路军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的或者就要夺回来的。如果不让,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要坚持,也无可奈何,连个人情也落不到。阎锡山觉得也只好如此,战动总会的工作纲领也就勉强通过了。
责任编辑:叶子 最后更新:2018-10-22 09: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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