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霖：我所亲历的日俘改造（一）
2018-10-22 09:39:23  来源：北京晚报  点击：  复制链接

　　我是一名八路军老战士,当年在烽火硝烟的抗日前线,我亲身参与了对日本战俘的改造。我1918年2月生于广东顺德,青年时代在广州求学,1938年广州沦陷后,我辗转来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因为曾学过日语,被编入抗大三分校五大队敌军工作训练队(简称敌训队),并跟随两位日本俘虏进行日语学习,之后再赴八路军军政学院深造。1941年5月,我被派到八路军前方野战政治部工作,之后又赴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敌工部任职,主要负责日本战俘改造工作。

刘国霖

　　“优待俘虏”不是口号

　　八路军有个口号叫“优待俘虏”。八路军对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不会加以歧视、侮辱,更不会杀掉他们,而是给予安慰、解释、教育,使他们逐渐认识到侵略战争的本质。特别是在当时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在生活上给予这些日军战俘超过八路军一般干部水平的物质待遇。

　　1938年以前,日本俘虏多数是负伤后被俘的,在缺少会说日语干部的情况下,大部分战俘是经过简单的宣传教育(如印些传单给他们看),根据本人自愿,释放回去,也作为我军不杀俘虏的宣传员。只有少数俘虏出于种种动机(怕回去受军法处分,想看八路军是什么样的等等),愿意留下来。这少数俘虏,实地看到了八路军官兵平等,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看到我军干部对他们平等相待,使他们对日本军队动不动打耳光、侮辱人格的体罚有了鲜明的比较。加上阅读一些读物:例如河上肇著的《第二贫乏物语》、早川二郎的《唯物辩证法》,还有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他们逐渐建立起新的世界观。

　　最早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留下来的3名日本俘虏:前田光繁(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在新年联欢晚会上正式要求参加八路军。朱德总司令还上前和他们一一握手,并说:“我代表全军指战员欢迎3位日本青年参军。今天这3位日本青年参军,证明了八路军俘虏政策的正确。虽然今天只有3个人,以后一定会变成几十个人,几百个人。” 这3位日本战俘从被俘到参加八路军,时间仅有七八个月,思想已彻底转变,他们认为要使反战工作打开新局面,必须把更多日本战俘组织起来,于是在敌工部同志的帮助下,日俘的“觉醒联盟”成立了,这也是我军第一个建立的日本人反战组织。

　　1940年8月百团大战以后,日军俘虏越来越多,愿意留下的人也日渐增加。我到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时,“觉醒联盟”已经有了约20名盟员。1942年2月反扫荡中,有一名从敌36师团工兵联队逃跑过来的日本兵,名叫斋藤米藏,那时日本兵主动投降是件稀罕事,当时《新华日报》当作一条大新闻发表。当时惯例,联盟对新来的日本俘虏都派有经验的老盟员去作详细了解。这些老盟员经历过日军的军队生活,对日军很了解,斋藤米藏说是自动投诚,经过老盟员三问两问,就漏洞百出,只好坦白交代他是日军派出的间谍,任务是伺机放毒,但过来之后,八路军对他态度很好,很有人情味,不像长官说的那样坏,决心不再干这伤天害理的事。问他毒药在哪里,他说偷偷扔到山上的荒野里了。他表示决心和大家一道反对战争。但后来,又发生了斋藤米藏偷窃手枪的事件,这说明日俘改造是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当了俘虏还要“花姑娘”

　　1942年的5月日寇开始了新一轮“扫荡”(日方文件称“十七春太行作战”)。我当时已到了太行第三军分区,5月21日下午,分区得到敌人开始进入根据地的情报,马上动员分散行动。到下良镇时,被告知当天清晨民兵经过激烈肉搏抓到一名日本兵,已交给了385旅安排在附近的侦察员,关在一口枯井里。我对他们说我是师政治部敌工部的干事,让他们把那俘虏带来见我。

　　过了一个小时,俘虏被押送过来。这个日本兵面目呆滞,下穿着日本军装裤子,上身穿着只有一只袖子的衬衣,一副狼狈相,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了“新鲜”的日本俘虏。往日学过的接待新俘虏的日语顺口而出:“你吃苦了!”这个日本俘虏一听我说日本语,立刻显出惊奇而又喜悦的表情说:“你会说日语!我和他们说什么也不明白!”我问他:“你叫什么?哪个部队的?”他用日本兵对军官说的敬语说:“我叫小西政贤。”我还问他的名字用什么汉字,他用手指在掌上面比画,我才知道是个“贤”字。

　　我接着说:“什么ヨ部队,还不是36师团吗?你们师团本部不就是在潞安(今长治)吗?你不就是秋田县人吗?”小西政贤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的?”“我们八路军里有许多日本人,你们36师团的被俘虏人中,秋田县人很多,我听你口音就知道!这样你就应该明白八路军绝对不杀俘虏,而且作为兄弟看待的。你放心好了。”他一个劲地说:“嗐!嗐!”他知道不会杀他,露出了很放心的表情。

　　“其实你也用不着逃跑,过几天你见到那些早就在八路军工作的日本人之后,如果想回去,可以放你回去。”

　　“我不想回去。回去会被送到军法会议受处罚的。”

　　这时我知道他肯定不会跑了,就让侦察员给他弄点面条和两个鸡蛋吃了。在我和小西政贤谈话过程中,许多当地老百姓听说“抓到一个日本鬼子”,都拥进院子里看热闹。到了下午四五点钟时,侦察员来找到我,拿来了一张小纸片,说是那个俘虏写的。我一看,上面竟用日文写着:“早先到院子里来的姑娘能借给我一晚上吗?”这简直把我的肺都气炸了,这个日本鬼子当了俘虏还想要个“慰安妇”!真想去揍他一顿出口气。我就把这情况向当地的吴县长汇报了。侦察员把小西政贤带了过来,吴县长手拿他写的条子,大声喝问:“这是你写的吗?”我用日语翻译。小西政贤一看这个形势不对,马上摆出立正的姿势答道:“是的!”

　　“混蛋!你知道你是我们八路军的俘虏吗?”

　　“知道。”

　　“当了俘虏还要找花姑娘,简直是死不悔改的家伙!全世界有像你这样的混蛋吗?你如果不悔改,我就把你按我们八路军的军法处罚你!明白吗?”我把预先想好的训斥他的日语一句句地说出来,我也不听县长说的什么,只一段一段地骂他、训斥他。我和县长两个人其实是各说各的。这个日本兵不懂中国话,吴县长不懂日本话,反正让他产生畏惧不敢胡来就行了。骂完之后,又把他交给侦察员看管。让战俘有用武之地

　　1942年5月反扫荡结束之后,6月初,我奉命返回129师政治部。带领觉醒联盟的日俘到主力部队如385旅和分区的主力团去教喊日语口号是我的一项任务。最早的口号是“老乡,缴枪不杀,举起手来,优待俘虏”之类。经过几年努力,许多部队的连排干部和一些战士都学会了。后来根据延安的指示,为了我方人员的安全,一般不在战斗中喊话,只是在战斗快要结束时喊,内容也有所改变:“你们被包围了,抵抗只是无谓的牺牲”、“八路军不杀俘虏,当作兄弟待遇”这两句改得非常重要。因为以前的口号太生硬,当了俘虏还要优待,满脑子受军国主义教育的日本兵,根本不能理解,徒增反感。后来经过修改的口号也是盟员们根据经验提出来的,效果好很多。

　　刘伯承师长经常阅读俄文军事著作,但手中没有中俄字典,甚感困难。部队缴获了一本《露和辞典》(即俄日辞典)送给他。释文许多都是汉字,多数一查就明白了,但还有部分是用与汉文意义不同的汉字或者干脆就是日文假名解释的,他就照样画葫芦用纸描出,过段时间,让警卫员拿到王堡(他住在邻村赤岸)来找我们问。一次刘师长看到我说:“刘国霖同志,你字写得太小了,我很费力气才看得出来,写大一点好吗?”之后他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比画一个圈。我这才想到,刘师长受伤只有一只眼睛,而且又是近视老花,顿时羞愧难当。

　　抗战期间,我军的刺杀技术,一直使用日式的。抗战初期,为解决白刃战难题,训练部门参考日军教程编写了《刺杀教范》。但光有这还远远不够,必须有实战练习才行。经研究,决定在觉醒联盟中选拔刺杀技术好的日俘去当教员,向部队传授到连排一级干部中,我带领他们去部队兼当翻译。我硬着头皮自学一遍《刺杀教范》,到司令部找个参谋先学了一阵,又找日本同志为我演练一下,弄清有关名词、口令的中日对照。1943年的夏天到385旅的连排干部刺杀训练班去时,受到部队的热烈欢迎,因为教员也是未来实战对刺的对象。通过“真正鬼子”的传授,战斗中刺刀见红时就有把握,不会吃亏了。

责任编辑：叶子 最后更新：2018-10-22 09: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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