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中,我们俩曾在冀中地区做过医疗卫生工作,现根据记忆,对冀中平原游击战中收治伤病员的工作,作一些简要的回顾。
冀中平原,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粮仓,也是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的重要地区。日军不仅占据着城镇,而且严密控制着铁路、公路沿线的村庄。并大修公路据点,频繁进行“扫荡”。这些都为我们在平原游击战中收治伤病员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在冀中平原的农村,我们党的工作基础好,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军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为了保护我军伤病员的安全,不惜牺牲身家性命,这是我们坚持在平原游击战中收治伤病员最根本的条件。同时,冀中腹地的白洋淀,渔村星罗棋布,周围苇塘一望无际,是收治伤病员理想的隐蔽地。淀内盛产鱼虾大米,便于为伤病员改善生活。在冀中东北部的津西地区,还有3 处广阔的沼泽地,一处是雄县以南、大清河以北的老苇滩;一处是文安县的文安洼;另一处是津西东淀苇塘。它们不仅是我游击健儿袭击敌人的重要阵地,也是我军隐蔽伤员的有利场所。夏、秋季节,平原上的青纱帐更是我军隐蔽伤病员的天然屏障。还有平原上的村庄,到处挖有交通沟和地道,也是我军转运和保护伤员的重要通道。在极其艰难的平原游击战中,我们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勇敢机智地采取多种形式,使伤病员得到了及时的收治。
组建医院、休养所
抗战初期,敌人只控制着铁路沿线,其他地区基本上掌握在我军手中。根据这种形势,1938 年春,我冀中军区和各军分区先后建立起后方医院(军分区后方医院后来改为休养所),并吸收了一批爱国医学专家担任领导工作。冀中军区后方医院院长周之望是北平协和医院外科大夫,后任院长陈洪园是留学日本的小儿科专家,医务处长殷希彭是留学日本的病理学博士;副院长薛克铮,医生王育荣、张禄增、罗廷贵等也都是医科院校毕业生或肆业生;此外,还吸收了一批护校毕业的护士。这些同志不仅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抗战热情高,工作认真负责,吃苦耐劳,是我们医院建设和医疗的骨于,同时他们也以自己精湛的技术,带出一批医疗人员,抗日战争进人相持阶段后,敌人对冀中的“扫荡”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在反“扫荡”斗争中,医院要经常带领伤病员转移,目标大,行动也很不方便。为了在游击战争中,保证伤病员有个安定的治疗环境.1939 年春,军区卫生部决定,把军区后方医院分批转移到冀西山区完县的清醒、杨家台、宁庄子一带村庄。1940 年以后,斗争更加艰苦,各军分区的休养所,除留一两个所坚持在平原敌后收治伤病员外,其余均转移到冀西山区。
分散治疗,就地收治
1942年日军“五一大“扫荡”后,冀中斗争更加残酷.敌人占领了冀中大部分城镇和村庄,大搞“治安强化运动”,出动大批兵力反复“扫荡”、“清剿”,敌人所到之处,烧光、抢光、杀光。恶劣的斗争环境,给我们收治伤病员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为此,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采取了分散治疗,就地收治的方法。
分散治疗,就是把原来实行集中治疗的休养所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医疗小组,每组2 至3 人,以医生或护士为组长,分散到各县各区各村进行治疗。就地收治,就是部队在什么地方打仗,伤员就留在附近的村庄。由当地医疗小组负责收治,不再向后方转送。
每个医疗小组都划定活动地域。在敌人“扫荡”、“清剿”的时候。各小组就在指定的地域与敌周旋,敌来我走,敌走我来,与敌人绕圈子,但又不跳出圈子、各医疗小组紧密依靠群众,利用两面政权,独立工作,各自为战.医疗小组在选择住宿村庄时注意了三个条件:一是两面政权确实掌握在我们手里,村长和联络员绝对可靠;二是群众基础好,没有投敌叛变分子;三是有良好的地道。选择住户一般是选择在靠近村边的抗属、干属、贫雇农和堡垒户家中,家里有秘密的地道口。在医疗小组组长的选择上,我们尽量选些本县、本区、本村的人,这样人杰地灵,便于展开工作。外乡外地同志,则分别安排到各小组内。9 军分区女护士张陶喆是高阳县人,她哥哥是高阳l 区区长,就把她带领的医疗小组分配在高阳一带活动.女护士李淑英、徐瑞兰、张兰英等是蠡县3 区人,就把她们分配在蠡县3 、4 区一带活动。为了解决分散治疗中伤员手术的间题,分区手术组采取了不定期地到各组巡回手术的方法。
为了保证分散治疗,就地收治,安全隐蔽,医护人员和伤病员都化装成农民,与住户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事先协商好是什么亲属关系。这样万一遇敌盘问,就能对答如流,使敌人找不出破绽。伤员分住各村,医护人员到各村给伤病员换药或巡回治疗时,男同志一般化装成下地做农活成赶集做小买卖的,女同志梳起髻来,化装成回娘家或去婆家的。
在分散治疗中,医疗小组一般只能做到为伤病员治疗换药,伤病员的饮食、护理和安全,则全部由房东包下来。冀中人民对子弟兵有着真诚、纯朴、深厚的感情,他们把伤病员当作亲人,喂水、喂饭、端屎、端尿,并尽一切可能,为伤病员做可口的饭菜吃。一次,一个下肢骨折的重伤员,住在任丘是东王庄刘大娘家里,伤员因为发烧,吃不下饭。刘大娘就用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香油给伤员烙饼、炒鸡蛋,伤员感动得流下了热泪.遇到敌人搜查,发生危险情况时,房东挺身而出,机智勇敢地掩护伤病员脱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也要保护伤病员的安全。
女护士王桂平小组,住在蠡县杜各庄。一天拂晓,突然被敌人包围。她们把5 个重伤员隐蔽在夹壁墙内,而后与轻伤员迅速钻人地道。地道口在牛棚里,她们钻地道后,房东的老牛正好卧在地道口上。这时敌人窜进院子,逼房东老大伯要八路,老大伯坚定地回答说:“没有!”敌人就翻箱倒柜到处寻找地道,还到牛棚想把老牛赶走,老牛就是不动,牵不动,就打,老牛还是纹丝不动。敌人找不到地道,便气急败坏,毒打老大伯,老大伯被打得死去活来,周身是伤,但他一口咬定:“不知道了”敌人走后,王桂平出来一看,隐蔽在夹壁墙内的5 个重伤员已被敌人拖到院子里,横躺竖卧在地上。她听伤员们说,伪军曾欺骗说他们也优待俘虏。伤员们怒斥伪军:“收起你们的那些鬼花招吧,当八路军就不怕死,怕死就不当八路军!”听到这里,她立刻意识到,敌人不杀害重伤员是个阴谋,是想放长线钓大鱼,留着重伤员,诱捕工作人员,不能上当,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医疗小组连夜把伤员全部转移了。果然第3 天敌人又包围了村庄。
还有一次,肃宁县卫生所的支部书记刘福林、护士长赵华臣和两名护士住在高阳县庄头村。这时正是麦收季节,村东头的张大伯、牛大嫂两户贫农缺乏劳动力,赵华臣同两个护上商定,趁月夜为这两户去割麦子。拂晓,他们赶着满载麦子的大车回到打麦场的时候,突然发现场边的椿树上栓着儿匹军马,四五个横眉竖眼、歪戴军帽的伪军,正围坐在场边吸烟,见他们来了,一下子包围上来.怎么办?这时,牛大嫂正带着她不满3 岁的儿子斗儿和张大伯在场边等候卸车。只见牛大嫂大声地对赵华臣说:“斗儿他爹,你把斗儿带走,叫他找奶奶去,水缸里也没水了,你去担两担水!车,我来卸。”赵华臣马上心领神会,抱起斗儿离开打麦场。接着张大伯又故意大声说:你们小哥儿俩卸完这车麦,把大洼里割的麦子拉回来再吃早饭!”两个护士卸完麦子,又赶起大车走了。伪军在一旁听着看着,对这“一家人”打消了怀疑。刘福林头天晚上因写材料睡得晚,对被敌包围毫无察觉。起床后,他在街上被伪军看见,正要盘查他,村妇救会主任刘凤芝看见,急忙赶过来,指着刘福林的鼻子气呼呼地喊道:“你这懒东西,我早就叫你起来去割麦子,你磨磨蹭蹭不起来,这会儿老总们来啦,还不赶快挑担水给‘老总’们饮马”伪军见此情景,一齐笑了,以为这是怕老婆的“窝囊废”。刘福林担了水,趁敌人饮马当儿溜了。
在高阳,一天拂晓,敌人包围了北窝头村,挨门挨户地搜查八路军。住在村南头焦大娘家的伤员在炕上动不了,屋里的药味和脓腥味很大。敌人在大娘邻居那边的翻箱倒柜声、打骂声和小孩的哭声隔墙传来“怎么办?出于对人民子弟兵的高度热爱,大娘急中生智,从厕所里拿了个大尿盆,捞上半盆屎尿,倒上半盆水.在炕上、地上倒了一片,药味、腥味被臭味代替了。等敌人要进门时,满脸泪痕的焦大娘端着 尿盆和敌人碰了个照面。“可别怪我老婆子,儿子正闹病,看把这屋弄得不象个样子,可苦了我老婆子了!”,敌人嘴里骂着,捂着鼻子争先恐后地跑了。
在献县军王庄,一个下肢骨折的伤员住在王大嫂家里。一天,王大嫂正给伤员喂饭,突然闯进来一个伪军,指着伤员问道:“他是什么人?”王大嫂回答:“我男人!”伪军用刺刀挑伤员的被子,王大嫂厉声说:“不准动他,他害的是伤寒病!”伪军一听是伤寒病,吓得扭头便走。
在蠡县握扭庄,一天,敌人要把一个轻伤员抓走,村长齐振耀挺身而出,以性命担保,说伤员是本村的“良民”,敌人看村长态度坚决,信以为真,就把伤员放了。还有一次,7 军分区的王泽清医生,在定县安家营遇到敌人,医生马炳南在安国县境内被捕,这两个医生都由他们所在的村庄以本村“良民”的身份用钱赎了回来。
分散收治,我们大体上坚持了两年时间。到1943 年下半年,冀中形势逐渐好转,1944 年愈趋好转,可;是各分区休养所又先后恢复集中收治。
挖掘地道,建立“地下医院”
在冀中,敌人常借碉堡林立,公路如网的条件,对我军实行突然袭击,这给我们收治伤病员带来了很大危害。为了防止伤病员受害,最初我们是利用群众的菜窖、夹壁墙把伤病员隐蔽起来应付紧急情况。但这样隐蔽易被敌人发现,吃过亏。吃一堑,长一智。后来,我们又和群众一起研究,创造了用挖地道的办法来隐藏伤病员,这样,安全才有了较为可靠的保障。8 军分区献(县)交(河)大队医生杨国藩是献县军王庄人.1940年10 月,他奉命回本村建立医院从1941 年起,他就同村干部共同设计挖掘地道,在地道内收治伤员,名之曰“地下医院”,又称“地道医院”。这所“地下医院”主要是依靠村党支部和群众的积极支援办起来的。脱产的只他1 个医生,而伤员的最大收容量曾达到过100 多人,在l 年多时间里.累计收治伤病员600多人。
有了地道,我们收治伤病员就安全多了,但开始的地道,多是一家一户地挖,进出口只有l 个,有的地道口不够隐蔽,有时还会被敌人发现。后来,聪明的人民群众,巧妙地把地道口设在牲口棚内,碾盘、磨盘下面,甚至灶膛内;不少地道挖了两个以上的进出口,这样,敌人就很难找到地道口,就是找到一个口,我们的人还可以从另一个口出去。以后又挖了连户、连村地道。这就更安全了。
9 军分区护士张兰英小组,住在蠡县潘营村抗属刘大娘家里,大娘待她们象亲生女儿一样,关怀照顾,无微不至。大娘善良忠厚,寡言少语,但在关键时刻却非常坚定。一天拂晓,敌人突然窜来,张兰英她们带领伤病员迅速钻入地道。敌人进院毒打刘大娘,逼她说出地道口在什么地方,伤员藏在哪里?大娘坚定地回答:“不知道!”敌人把刘大娘打得口吐鲜血,遍体鳞伤,但始终一口咬定“不知道”,终于保护了同志们的安全。
7 军分区的王君平所长和看护员赵志义,住在定县土厚村杨二嫂家中。一天,被敌人包围,他们钻进地道,但不小心把一枚手榴弹留在外面。敌人捡起手榴弹向杨二嫂要八路军。机敏的杨二嫂没有被这意外的险情吓倒,她面不改色,从容不迫地对敌人说洲手榴弹是孩子在街上玩的时候拣来的,我家如果藏着八路军,我能把手榴弹摆在明处吗?”敌人将信将疑,毒打她一顿,又逼问她,她忍痛始终不改口。敌人只好拿上那枚手榴弹没趣地走了.我们不仅利用地道保护伤病员的安全,还利用地道给伤病员进行治疗。当时的地道,一般是高1 . 5 米,宽1 . 2 米,有通气孔,并利用群众做饭的风箱不断输送新鲜空气。伤员坐着躺着都可以换药,还可以做简单的扩创手术。
后来我们还利用地道存放或制作药品。8 军分区卫生处曾在献县孝巨村、泅水岸村,饶阳县大宋驾庄等地利用地道开办过小型地下制药厂。9 军分区卫生处也曾在任丘县檀庄建立过地下药房,在白洋淀小梁庄建立过地下制药厂。
利用芦苇荡,建立水上医院
在抗战初期,9 军分区就曾在白洋淀采蒲台、 圈头、小梁庄一带建立起了休养所和制药厂。白洋淀内一个个渔村,就象海上星罗棋布的群岛,没有船休想进村,伤病员住在这里比较安全。同时每个渔村的周围,遍布藕塘、苇塘,夏季来临,藕塘内“映口荷花别样红”,茂密翠绿的芦苇,一望无际,景色十分优美;秋季到来,天高气爽,湖天一色,微波荡漾,渔船往来,傍晚,夕阳西下,晚霞如火,令人心旷神怡。真是为伤病员治疗的好环境敌人对白洋淀也不断进行“扫荡”。白洋淀家家捕鱼,户户有船。休养所的工作人员和轻伤员,都向渔民学会了使船、捕鱼。在敌人“扫荡”时,休养所的全体同志便马上驾驶小船,带上伤病员,同渔民一起,钻进浩瀚的芦苇荡隐藏起来。住在船上,吃在船上,治疗在船上,同志们称之为“水上医院”或叫“船上医院”,这时常常是:白天太阳晒着,夜晚暴雨淋着,秋天蚊虫叮着,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情绪很高,敌情稍有缓和。便可听到他们激情满怀的抗日歌声。
在反“扫荡”和冬季结冰期间,休养所就化整为零,实行分散治疗。在白洋淀也会遇到危险情况,一次,休养所在采蒲台就险些被敌人包围,他们刚转移出去,敌人就把采蒲合包围起来,没有包围住伤病员。
1944年春节,我9 军分区42 区队端了大清河畔苟各庄的炮楼,消灭日军20 多人,伪军60 多人。第2 天敌人就来白洋淀进行报复性“扫荡”,任丘休养所护士卢杰等同志,带着8 名重伤员,坐上白洋淀结冰后的快速交通工具一冰床子与敌兜圈子。敌人到这村,他们到那村,敌人进村,他们出村。最后终于在渔民掩护下安全脱险。
8 年抗战,白洋淀大部时间控制在我军手里,只有1942 年几个月的时间被敌人控制。在此期间,我们把休养所转移到大清河北的老苇滩实行分散治疗,到1944年夏又回到白洋淀,直到抗战胜利。
10 军分区卫生处于1943 年,将一部分重伤员转移到津西东淀苇塘进行治疗,医护人员充分利用茂密芦苇做隐蔽,在苇塘深处建立起一所“芦荡医院”。开始他们住在小船上,后因伤病员逐渐增多,小船容纳不下,他们又自己动手利用芦苇搭起多处芦苇病房。他们还到苇塘内打渔、捕野鸭,积极为伤病员改善生活,使伤病员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敌进我进,到敌占区治疗
“五一”大“扫荡”后,日伪军活动十分猖狂,“清剿”,搜捕,整天闹得鸡犬不宁。这时,我们又采取敌进我进的办法,利用关系,把少数重伤员送到敌人占据的县城或被我控制的敌人据点内,以合法身份,公开医治,并派医疗小组带一部分伤员到敌占县城的附近村庄隐蔽医治。9 军分区李桂云小组带10 余名伤员到瑟县城附近的沈河庄、黄庄隐蔽;李淑英小组带7 名伤员到距安平县城3 . 5 公里的贾屯隐蔽;徐瑞兰小组带5 名伤员到离安平城2 . 5 公里的张家窝村隐蔽;9 军分区卫生处处长王恩茂带几名工作人员隐蔽在清苑县老河头敌人的据点村开展王作。7 军分区开始采用这种办法时,有的同志担心安全上没有保障,卫生处领导马伦同志就亲自到定县城附近的东堤阳村搞试点。这个村过去曾被视为敌占区的“爱护村”。马伦先找到分区通信班战士安东海〔东堤阳村人),向他了解了村里的情况,傍晚,即带着安东海和警卫员张振华、刘银喜进村住在安东海家,并很快与抗日村长、共产党员安洛尧和支部书记安进福接上头,他们把马伦等人看作亲人,提供不少重要情况。当时村的党组织不公开,但党支部组织健全、工作很活跃,应付敌人的村长安可敬、联络员安洛星都是在党支部的领导和控制下进行活动的。通过不断的工作,该村很快成为分区卫生工作的中心阵地,分区推广了这个经验.
许多医疗小组,在敌占区依靠当地党组织,利用两面政权,紧密依靠群众,园满完成了收治任务。但在完成任务过程中,也并不风平浪静。9 军分区护士李淑英小组在安平县贾屯坚壁时,住在副村长(地主)家里。后来副村长怕受牵连,在黑夜把她推出门外。她只好去找村长(共产党员),村长把她领到一个两眼失明的贫农老大娘家里住下,大娘亲切地对她说:“闺女不要怕,你就在我这儿住吧,来查,我就说你是我的亲闺女,别看大娘穷,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大娘拚着老命也要保护你。”几句话说得李淑英心里热乎乎的。
不久,这个小组转移到另一个村庄,李淑英又住在一位贫农大娘家里。一天,敌人突然包围了村庄,把全村的男女老幼都赶到广场上搜查八路.大娘歹顾亲闺女的安危,却紧紧拉住李淑英说:“你蹲下,装肚子疼,看大娘眼色行事。”野蛮残暴的敌人,从人群中拉出一个青年,硬说是八路,捆在树上活活地给烧死了,还在光天化日之下,把青年妇女赶到一个大院去轮奸。忽然一个伪军窜到李淑英身边逼问道:“你在这儿蹲着干什么?起来”,大娘不慌不忙地说:“她是我闺女,肚子疼,你看不见她两手按着肚子啊!”伪军看了一眼就走了。
在对敌斗争十分尖锐,环境十分残酷的情况下,我们冀中广大医务工作者,发扬救死扶伤的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士,发挥聪明才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采取多种办法,成功地开展了收治伤病员工作,这在中外战争史上是少见的。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思想的无比正确。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军的最强大的靠山。伟大的中国人民,过去是,现在是,也将永远是我军克服任何困难,战胜任何敌人的最可靠的力量。
责任编辑:叶子 最后更新:2018-10-22 09: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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