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暴风雨前夜的增江
2018-10-27 09:32:56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  点击：  复制链接

　　我的童年正在多事之秋，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本来有几十万东北军，可是一枪不发几个月就断送了东北全境。日本帝国主义接着于一九三五年制造了华北事变，华北的政治、经济实权都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整个中国都面临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我们神圣的国土、同胞被践踏、被蹂躏，亡国灭种迫在眉睫。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及全国各地爆发了工人、学生的反日罢工、罢课，风起云涌，要求抗日。

　　我原名徐汝就，当时本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死读书、读死书”的所谓好学生，读书只求一技半艺谋生，图个温饱，所以与世无争，更不求什么达官显贵。

　　华北事变前后，我十四、五岁，在增城中学初中读书，逐渐懂些事了。眼看国破家亡的危急关头，国民党怎样抗日?环顾许多社会现象，使我迷惑不解，如国民党政府出布告禁烟(鸦片)、禁娼，但县城五丁街一带的烟馆未减少过，变成了冠冕堂皇的“戒烟室”“俱乐部;娼妓也没减少，还在旅馆公开活动。又如袁虾九(袁照华)等增城著匪，昨天仍在勒收行水，打家劫舍，横行乡里，却在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什么司令。县城的讼棍廖进，挑动农民打官司，凭姓族械斗发财，终日无所事事，却财运亨通，大肆挥霍，荒淫无耻。“五四”时代就提出打倒孔家店，为什么这时又提倡尊孔读经，要学校把它作重要课程，要青年尽忠尽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些客观的现实，一个接一个冲入我的眼帘，在我那单纯而幼稚的心灵中激起了层层波浪，使我百思不解。到底国民党、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是好是坏?使我不能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了。

　　一、启蒙——组织读书会

　　我兄徐辛雷(原名徐诚贵)，受老师姚德润的一些影响，一九三四年在增城师范读二年级时，开始阅读进步的文艺刊物、书籍，如鲁迅的《呐喊》、《彷徨》;茅盾的《子夜》、《春蚕》;巴金的《家》、《灭亡》;曹禺的《雷雨》、《日出》……;外国的高尔基、果戈里等的如《我的大学》、《母亲》、《毁灭》、《死魂灵》……。他订阅了《生活周刊》、《自修大学》等进步杂志，后来逐步扩展视野，涉猎到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

　　增城师范附设在增城中学内，教师多数是兼的，辛雷既是我兄，也是我同学，无论在家、上学、放学都形影不离，他读的书，有一些我也跟着读。

　　另一位教师梁劲夫，笔名马特，梅县人，上海复旦大学毕业，是个进步人士，一九三四年秋来增城中学。他任我们初中二年级的国语、经训教师、班主任，他到任的第一节国语课，就讲为什么要读书?撇开书本，讲得新颖，很有意思，虽然他的普通话带有很重的客家口音，听起来很费劲，但是他的主题哲理，却深深的吸引了我们幼小的、纯洁的心灵。他深刻的分析了对于“读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目的，有的是为了“学而优则仕”，因而他们认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美颜如玉”。有的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是为了文凭，为了学历，有文凭、有学历，就有了找职业的敲门砖，有的读书是为了认识社会，剖释社会、推动社会发展、前进。虽然，当时理解是很肤浅的，但第一次启发了我们要想一想这个问题。

　　梁老师对我们关心，平易近人。课余时间，有时他谈到劳动人民是创造社会、创造财富的动力，但工人、农民是受剥削、受压迫的。他问我读什么书，当他知道我读过些进步文艺书籍时，一次谈到丁玲作品，他说胡也频是主张改变不合理的旧社会的。问我“你想当胡也频吗?”我既惊讶，但又受到鼓舞和启发。

　　梁老师在上作文课时，凡是写歌颂劳动人民、暴露社会黑暗或对现实社会提出疑问、不满的文章，他都加以称赞，表示欣赏，如我写了一篇描写一位农民伯伯的文章，描写他被生活压迫、煎熬，在饥饿线、死亡线上挣扎，使他虽然仅四十多岁，而额上已刻满深深的皱纹……。他给这篇作文九十八分，贴堂。在美术课里，我刻了一幅河南“水灾图”的木刻，在一片汪洋中，灾民逃到屋顶，在绝望中等待救援。梁老师看了，连连称赞。

　　梁劲夫一九三五年秋离开增城中学，曾写一信给徐辛雷、张城(原名张成美)和我等五人，内容大意是：“你们要关心社会生活，我在任教中在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只是偶然有某些流露，未能给你们帮助，深感内疚。”并介绍我们读几本书：李达的《社会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沈志远的《政治经济学》和订阅《读书生活》等期刊，最后，嘱咐我们传阅，阅后烧毁。这封信是进一步给我们正面的、明朗的教育指导，使我们明确了读进步书的方向。

　　嗣后，我们串连了七、八个同学，经常互相借书，传阅一些进步书刊，后来相约分别订阅、交换阅读文艺书刊，进步社会科学书籍，如《文学》、韬奋的《萍踪寄语》、平心的《青年自学与修养》、《青年自学丛书》、及巴比塞描写斯大林的《从一个人看到一个新世界》、田军的《八月的乡村》、肖红的《生死场》等等。

　　一九三六秋，我初中毕业后，有徐辛雷、张城、曾映华、曾伯昌和我等六、七人，自动组织了个读书会，以后还有汤自持等人参加，第一个学习计划是学《政治经济学》，订出阅读的书目，以自学为主，定期集中讨论座谈，在读书过程中，要求尽量能记笔记和提出问题，以便讨论，第一次讨论的内容为：“为什么要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意义。”讨论地点是在距离县城二公里的槎岗曾伯昌同学的家里。由于国民党政府逮捕“七君子”一事给予我们以反面教育，我们意识到自己搞的好象是秘密组织。

　　过了一个时期，由于各个人的兴趣不同，爱好文艺的与爱好社会科学的分别进行联系和对一些问题交谈探讨，如徐辛雷喜欢文艺，就与吴介民(原名吴杰明)、黄轶球等联系，交谈文艺方面的问题。这些都为当时参加救亡运动及后来参加革命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二、救亡吼声振荡增江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日寇更疯狂进迫，一场暴风雨即临增城。中华民族的睡狮要怒吼了。

　　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有热血的青年，个个象热锅上的蚂蚊，忧心如焚，那种深沉、恐怖、徬徨、紧张的气氛，象一簇黑云把增城重重的笼罩着，民族的出路在那里?国家的希望在何方?千万人都注视着寰宇，渴望透过黑云寻找着那怕是微弱的闪烁的曙光。

　　一九三七年春，徐辛雷在增城县永和区矮岗村任县立第二十七短期小学校长，我在该校协助教书，虽然自学一些进步书，也参加一些当地的救亡活动，但整个气氛是深沉、死寂、闷热，使人透不过气来，处在暴风雨的前夜。

　　十一月，原在朱村当教师的张城同学，调到中山县任教，(解放后知道他在中山县入党)他邀请徐辛雷到朱村代课，我仍留在廿七短期小学，辛雷去朱村后，与朱村的抗日力量结合，发动了群众性的救亡活动，工作发展很快，很活跃。我便到朱村参观他们的活动，一进村，映入我眼帘的是到处贴了耀眼的救亡标语，下面署名为“朱村抗日御侮救亡协会”，街巷里学生大唱抗日救亡歌曲，使我茅塞顿开，大开眼界，大受鼓舞;还有大办民众夜校，讲抗日救亡的道理。从该村情况看：一、成立了抗日御侮救亡协会，有了组织领导;二、大办夜校，进行爱国教育，教唱救亡歌曲，抗日气氛很浓;三、群众开始发动起来，大长中华民族的志气，我觉得如果到处一样，抗日有希望了，民族有希望了。

　　在朱村流行最早、最广的抗战歌曲是《全国总动员歌》、《民众起来打倒日本仔》二首，是人所共晓的：

　　《全国总动员》的歌词是：

　　“动员!动员!要全国总动员;

　　反对暴力侵占，挣脱压迫锁链，

　　要联成铁阵线，

　　民族出路只一条，生存唯有抗战，

　　大家奋斗到底，枪口齐向前，

　　民族出路只一条，生存唯有抗战!”

　　《民众起来打倒日本仔》的歌词是：

　　“民众起来打倒日本仔呀!

　　民众起来打倒日本仔呀!

　　打!打!打打打!”

　　这首方言歌更是连几岁的村童也会哼哼，街头巷尾到处可闻。

　　我回到第廿七短期小学后，也在学校里教唱救亡歌曲，一面探索酝酿办民众夜校的可能性，一面与常驻在学校的更练(村地方武装)多接触，向他们宣传抗战形势和抗日救亡的道理。

　　一九三八年一月，徐辛雷、张城和我等放寒假回到县城，串连发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得到廖朝钧、汤伯宁、黎振华、黄丽棠、曾映华……等同学的响应和支持，后来，以我们这几个人为基础，进一步动员、团结了一部份增中毕业的同学，还有部分在校的同学汤自持……等，报名的有八十多人，能经常参加活动的有二十人左右。我们用“增城县抗日御侮救亡协会”的名义活动，得到当时国民党驻军一五八师政治部的支持，原中学老师梁劲夫这时担任了政治部宣传科科员，通过他，我们认识了政治部主任郭翘然及其夫人高梅昭和黄锦翔、廖劲荪(注)，他们对我们演出宣传活动给予指导和帮助。这时，国民党县党部在群众及各方面的压力下，也不得不作出同情和支持的姿态。

　　由于国情的危急，国破家亡的威胁，使我们这群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同学，觉醒起来，本来见到男同学都会脸红的女同学们，纷纷冲破家庭的阻挠，冲破封建习惯势力，毅然勇敢地投入救亡运动的洪流。男女会员们，不分白天黑夜，没有人想、更不要说提出什么报酬，积极参加宣传，有的排练节目，有的背诵口头宣传的演说词，有的准备道具，很快登上了舞台、走上了街头，与千百观众见面。

　　演出的内容，包括独幕剧、活报剧、哑剧、合唱、二重唱、独唱、口琴合奏、拉洋片……，曾经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游击队歌”。……歌咏有：毕业歌、流亡曲、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开路先锋、铁蹄下的歌女、五月的鲜花、渔光曲、码头工人……，有一次演出一个揭露日寇暴行的活报剧，其中有一段是揭露敌人的烧杀奸淫妇女，需要找一个女角，做了许多工作，都没有人肯演，最后有一位女同学还是担任起来了。每次演出前及演出中，都插入一些口头宣传，讲日寇的侵略野心，在东北、华北的蹂躏、暴行惨状。使群众认识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不能做羊羔，不能任人宰割，要加强全民团结，树立必胜信心，

　　演出场地，前期都在万寿寺的大雄宝殿前，有个大土台，观众都站在台下观看，会场可容纳五、六百人。

　　经费，在建立增城县抗日御侮救亡协会初期，国民党县党部迫于群众压力，每月拨给十元宣传费，该款只能订报、购些文具、印刷宣传品用，所有化妆品、租汽灯、一一都是同学们自筹，自己拿钱出来购买的，有几次，在演出前二小时，才临时凑钱租汽灯，至于道具，除了有些大件的大批的如军装、步枪、手枪……道具由同学分工负责去筹借外，一般都自演、自筹、自借、自用、自还，演“放下你的鞭子”中的鞭子，就请女同学找一些黑褐色的碎布，缝成一条象鞭子的长管，装进木糠，大力鞭打也不痛。

　　这样的演出，一般一周一次，坚持了三、四个月，但这种宣传，只在县城，还没有普及到全县农村。有见及此，有的同学提议要到农村去。约三月间，第一次到农村是到罗岗去，共八人，徐辛雷、张城、廖朝钧、黄丽棠、曾映华和我，还有梁劲夫、廖劲荪，在出发前，有同学提出，到农村去用什么名义呢?跟着有的建议用“流动剧团”名义，后用一块三角形白布，写上了上述四个大字。在罗岗，当我们在农民中，演完了“放下你的鞭子”等节目后，农民群众把我们团团围住，问长问短，问这问那，他(她)们关心国家兴亡，爱国爱乡的深厚而朴实的感情，溢于言表，他们第一次听到抗日救亡的宣传和呼音。以后剧团还去过派潭、腊布等地演出和宣传。

　　三、救亡阅览室

　　演出节目和口头宣传，虽然规模大，能吸引较广泛的群众，从老年到少年儿童，从有文化的到文盲，都可以看懂听懂，但作为经常的向群众宣传的阵地，还是需要多作文字的、漫画的宣传，以补不足，为此，我们同时在县城的中心，借了“字祖庙”有一百来平方米，作为抗日救亡宣传阅览室，同时“增城县抗日御侮救亡协会”也在这里挂牌办公。

　　阅览室办起墙报，这是增城街头上第一张抗日的墙报，刊头画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是一幅我国英雄儿女骑着战马，紧握手中大刀，冒着敌人的红色炮火，冲锋陷阵的壮烈图。它吸引着许许多多的行人。墙报宣传了当前的时局，增城人民喊出了自己的呼声，并定期出版。

　　阅览室除了筹集少量款项订阅了几份报纸外，绝大多数都是同学们捐赠的、或借出的进步报刊、杂志和图书。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还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解放周刊上刊登的毛泽东《论持久战》等等。每天定期开放。

　　在阅览室内，筹办过小规模的抗日救亡漫画展览，展出漫画、连环画一百多幅，同时将一些重要消息、文章，剪贴成专辑展出，受到群众的欢迎。整个阅览室，每日都有好些市民群众进来看书报。

　　有一天，有个国民党基干队的队长(姓赵)，闯进阅览室来，看到我们的进步报刊、图书，气势汹汹地提出质问，语言间似乎怀疑我们有政治背景。过了不久，国民党县党部就停发宣传费了。

　　在这半年多的救亡工作中，我们亲身感到国民党县党部对抗日救亡活动的限制、刁难、扼杀。使我们懂得不能把民族的前途、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身上，为了求民族的解放，追求光明，学习抗日救亡本领，徐辛雷、吴介民、王彦鸿(原名王燕鸿)、甘霖(原名甘志民)和我等五人，经过串连，作了准备，加紧锻练身体，每天清晨锻炼长跑，筹了点路费，带着一颗向往光明与希望的炽热的红心，下了不怕牺牲、不怕艰难困苦的决心，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初，告别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踏上了征途，奔赴延安。

　　注：郭翘然同志(现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付主席、民盟省委付主委)今年七月十七日来函称：“当时梁、黄(指梁劲夫、黄锦翔)都是第三党人，即现在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疗劲荪是党员，梁在解放后在北京参加了党。”梁劲夫在解放前曾在香港达德学院任教，解放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执教，并任《哲学研究》季刊的编辑委员，著有《从实际出发》等书，一九六八年病逝。

责任编辑：叶子 最后更新：2018-10-27 09: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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